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

第一章 微生物由強而弱 衛生專家由弱而強

1. 我們有必要談論「巴斯德」，甚或巴斯德嗎？

顯然，我選擇來研究的反例，之所以變得無可爭議，是因為人們把它描述成：「由巴斯德引入醫界的革命」。這句話關乎原由與時期的認定。我們也可以說，這句話呼應了某個主流的觀點；這觀點在一場戰役裡脫穎而出，其他在不同時候追求不同目標的行動者最後落敗了。當我們談到該世紀末的衛生與醫療的時候，是否一定要談到巴斯德呢？這一切並非如此理所當然。在《戰爭與和平》當中，托爾斯泰對政治哲學有著一番論述，而巴斯德在這裡，就好比書中描繪的拿破崙。

在書中，托爾斯泰喚來了好些人物，以深入探討一個對他而言是關鍵的問題：一個人能夠做到什麼？偉人，如拿破崙或庫圖佐夫（法俄戰爭時統領俄軍的將軍），到底做到些什麼？托爾斯泰花了快八百頁，才把功勞重新歸還給人群，反觀當時的歷史學家，卻只把功勞歸給某些人的品德與才華，整場運動遭到收割，被呈現為少數偉人的創舉。但托爾斯泰成功了，現代歷史學都支持他的理論，認為偉人只有相對的重要性。至少，對於政治人物來說這是真的。但是談到科學人物的時候，我們還是照樣崇拜一個人物的長處與天賦，而不去思索讓他平步青雲的「力量」有多麼重要。

我們頂多會承認，在科技或科學領域中的發現和［被發明的］機器，的確需要「人群」加以散播。至於科技創造，則跟人群毫無瓜葛。偉人獨自守在實驗室裡，單憑他的概念，以他個人的精神力量，獨力挑起改革社會的重擔。在政治偉人那裡，我們認為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怎麼到科學偉人的時候卻是這麼難以接受？

如果托爾斯泰對拿破崙聖傳義憤填膺，那麼當他看到我們在法國打從最初就賦予路易．巴斯德的東西，他又會說些什麼呢？巴斯德完成了一切，他革新、改革了醫學，創立了新醫學、新生物學、新衛生學。龍杜希（Landouzy）臨死前嚷道：「沒有一個時代會像巴斯德時代一樣，為同代所立功業之多，讓你們每天都歡迎晨曦的到來」（1885, 25.7, p. 107）。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一個時代，都能把名字掛在全法國城鄉的大街上，都能禁止人隨意吐痰，促使人去挖鑿排汙系統、接種疫苗、開啟血清療法等等。他，巴斯德，單憑一己之力，或至少，憑藉他思想的力量，就完成了一切。這種說法，就如同「庫圖佐夫打敗了拿破崙」一樣站不住腳。我們必須這樣去看待所有的「大人物」：

唯一能夠解釋火車頭運行的，是與所見運動相當的力量概念。而唯一能解釋群眾運動的，則是與群眾整體的運動相當之力量概念。（Tolstoy II, p. 710）

如果說，全歐洲在上世紀末的生存條件得以轉變，我們也不能把這豐功偉業全數歸給一個人的天才；反過來，我們可以理解這個人怎樣跟隨、陪同，並時而超前這轉變，然後，我們又怎樣授予他獨一無二的責任（至少在英倫海峽的這一邊─法國是如此）。

與巴斯德同時代的人、巴斯德的信眾、歷史學家並沒有忽視這問題。他們完全承認巴斯德並非「獨自」完成一切，但很快又回來同意這觀點：他們假設一切都是巴斯德的「潛移默化」，或者其他一切都「潛在地」存在於巴斯德思想之中。布雷（Bouley）便這樣奉承他：

出現了一位人物，而為了說出我想講的一件了不起的事，我樂於借用博絮埃（Bossuet）著名的辭鋒：出現了一位人物，才智過人，難以置信。（1881, 20.9., p. 546）

這幾乎是跪地膜拜，因為我們居然將整個社會的迅速轉變，歸因於一個人的「思想」。崔拉（Trélat）喊說：「天才的力量竟可贏得這樣的戰役，你們沒有感到驚訝嗎？」（1895, 10.8., p. 170）。沒錯，如果一個人借力於世人，卻被誤以為是他個人的力量，我們當然驚訝不已（1.5.1.）。這就是被同樣的名字混淆了：巴斯德與「巴斯德」不同，所以我才要放上一對引號。我們不再如此看待拿破崙，或者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的天賦，為什麼對巴斯德卻依舊如此？如果我們以社會學或經濟學角度來解釋俄國的戰役時沒有感到困難，為什麼不願將社會學運用到巴氏細菌學上？

我們猶豫的理由很簡單。分析家甚至不會猶豫。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可以分析的東西。實際上他們幾乎總是假設，科學的內容，還有觀念、動作、程序的傳播，都沒有特別的問題；只有觀念和動作的構成才是問題所在。他們對社會採用（古典）力學的觀念，授予［技術］一種慣性的力量，因此，一旦有人施力，就會一直維持下去，只有在連續碰撞之下力量才會消失。採用這種模型，便不得不把一切的力量都歸給巴氏實驗室，也不得不把所有的社會團體看作是慣性質量（masses inertes），只能把力量傳遞開來，或者吸收其中某個部分（我們會說他們「適應或抗拒進步」）。但我們必須明白，社會物理學中並不存在慣性定律。要說服別人某次實驗成功、某個方法奏效、某個證明具決定性，便需要至少兩個人。某個觀念或某項實踐，不會單單由於甲給予乙一股力量便從甲移轉至乙，還必須由乙奪取它，繼而調動（déplace）它。說到巴氏學說觀念的「散播」，倘若只有巴斯德和他同事的力量，這些觀念便永遠不會走出師範學院實驗室的圍牆，甚至，我將會證明，它們亦永遠都走不進去。觀念，即便是天才橫溢，即便能濟世救人，都不可能獨自移動（déplace）。必須要有某個力量進來，找到它，然後為其所需而奪取它、調動它，並且（或許）背叛它。

這觀點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只不過，若在哪裡看到某項實踐散播開來，我們就得要找到自主的行動者（acteur），而非認為是由慣性質量來被動地傳導力量。托爾斯泰想要把不屬於凱撒的東西從凱撒身上拿走，那就應該幫俄國社會重新定位，為所有角色重新訂立自主性。同樣地，我們必須把行動自由歸還給法國社會的一切行動者，把巴斯德的功績予以分解（décomposer）。問題接踵而至：要為細菌學成立一門社會學，就需要一個社會。

如果我們理想的讀者由1870年戰敗後開始披閱《科學雜誌》，他將會意外地發現很少人談論巴斯德，也沒多少人討論他的想法。大家還沒過問他。他的名字尚未觸及（traduit）任何攸關疾病的事物。大家都在談別的事，大家發表的證據都不是得自他的實驗室。

2. 在健康與財富之間：無可爭議的衝突

如果雜誌作者沒有談到巴斯德，也沒有過問他的討論，有一樣東西倒是令他們感興趣，他們也把它變得如此無可爭議，以至於成為一切推論的前提；從巴黎圍城翌日，新系列的第一期直至我們研究過的最後一期（1919年12月），「革新為當務之急」的口號大量湧現、遍布各地。雜誌主任阿勒加夫（Algave）寫道：

若革新大業終能實現，大部分的成就非醫師莫屬，因為，國力首先取決於市民的數量與體格。（1872, 3.2., p. 102）

我們知道，自從1871年7月開始，巴斯德動員了科學來治療「普魯士下疳」（1871, 22.7., p. 73-77）。受到挫折與屈辱的不只是法國，更普遍來說還包括整個人類，尤其是城市居民，同樣需要革新。在1872年的長篇論文中，史多克（W. Stokes）爵士概述了已高度發展的英國新醫學現況。在一篇評語中，《雜誌》編輯部定義了那幾年間政治行動的新局面：

（英國人）這民族天生就有強烈的實用精神，他們不去討論原理，不去研究絕對，而是不屈不撓地豎立支柱，以支撐古老的社會大廈，把它變作可容新民居住之所。（1872, 6.7., p. 14）

我們無法把這改革大計（作者堅稱這是「社會」改革，而非「政治」改革）定義得更好。大眾醫學首先參與其中，再來是生物科學使其更進一步。史多克繼續寫道：

這是何等幸運的時刻啊！科學力量可以應用在預防醫學，繼而帶動社會秩序的進步！大英皇冠下的數百萬子民，居家習慣幾乎無異於下等禽畜，在一片悽慘廣漠之中，身體與道德墮落著；一個帶來毀滅的源頭，可能延伸到大地之極，並回到西方，對付那最高貴的人種。（同上，p. 20）

許多歷史學家已經強調，該時代正沉迷於追求人類的變革。《雜誌》的所有文章都是以此為前提，不但談論醫學，還在那幾年中間談到體操、殖民、國際貿易、教育、經濟、戰爭，尤其還談到法國的人口縮減。里歇（Richet）說這是「法國有史以來遭遇最大的危險」。每一篇文章都以不同的口吻，但重覆相同的旨要：我們需要強壯的人。

今日，國家政要心之所繫，莫過於人類生命的重構和重組。而獨立與生存，則是攸關國家不久的將來。（1875, 3.4., p. 933）

必須強調，我引述的作者，全都深深懷疑傳染理論，很少聽他們談到滅菌，而且，他們的寫作是早在細菌學應用到人體醫學以前，大概有十五年之久。

但這場運動又是從何而來？我有權不花時間去回答這問題，這並不會牴觸我的意圖，因為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比我研究的時期還要早，加上微生物還尚未成為勝負的關鍵。但與此同時，要對此作一般的解答並非難事；於是，我將會指出這件事的起源，好讓某些人不會因為看不到「下層建築」（infrastructures）而興味索然。不少歷史著作的直覺感知可從《雜誌》中的某些篇章得到證實，以此確認該時代所激發的力量到底來自何方。弗雷澤（Frazer）以三言兩語概述了該時代的發動者，那個「首動者」（primum movens），啟動了所有的能量，但自身卻不為所動，亦不為人知：時值十九世紀中葉，財富受到惡疾威脅，健康（Health）與財富（Wealth）之間產生了衝突，甚至達到決裂的地步。起先在英國的大城市、隨後則在歐洲大陸，「人類生命（它是生產財富之燃料）的耗損」，已導致名符其實的「能源危機」。全世界都不斷在說，人類的身子很差，快活不下去了。城市不能繼續做養老院和廢置場；窮人既悽慘又無知，身上滿是寄生蟲，常常是流浪漢或傳染病患。要重振並擴大剝削（或繁榮，隨你所願），就務必要搞衛生、辦教育、通風、洗滌、重建城市、挖下水道、裝置水池、學校、公園、運動館、診療所、托兒所。在我們感興趣的那個時代裡，這一切都不再引起爭議，也不再是有爭議的。他們便是從這裡動身去尋找力量，並實行特定的策略。

這場［運動］牽動的健康和財富遍及全歐洲，所動用能量之鉅，令人難以想像。這並非革命，而是如史多克所說的，這是「全國健康」的一心一德，以追求「國家的繁榮與道德」（1872, 6.7., p. 20）。這「勢差」（différence de potentiel）（我們重拾那個時代愛用的比喻）是所有行動者汲取能量的來源，在五十年間助建功立業；這便是托爾斯泰所需要的一種力量，實際上相當於社會體本身。巴派的人如同其他人，在此汲取能源，即便「巴斯德」這名字將會用來指稱這整場普遍的革新運動─我們將會看到理由為何。

3. 衛生專家：具爭議的革新運動詮釋者

我們不會再談這「下層建築」，畢竟它促成了眾多篇章問世，本身卻從未經過討論。相反，我們需要談一下衛生專家，針對健康與財富之間的激烈衝突，他們是首要的轉譯者（traducteurs）。老實說，《雜誌》沒有界定他們是誰。《雜誌》談到的是衛生，就像符號學家說的，它是關於一切健康行動的「發送者」。衛生的界限模糊不清，而我們將會看到，正是這樣，才讓他們乘虛而入，轉譯了幾乎每個人的利益，也很快地轉譯了巴派的利益。這裡，在文本研究的框架當中，我們還是不需要比《雜誌》更精確。對我們來說，衛生專家就是他們自己所說的樣子。稍後在第三章第九節，我們會看到其他的界限變得更加明確。

為便於追蹤《科學雜誌》裡的衛生學，不妨把它界定為一種文體（style）。一篇論文，尤其是科學論文，就是一台挪動利益、信仰的小機器，把它們安排妥當，以令讀者轉向，而且幾乎可說是無可避免。科學修辭通常好比山中開鑿的河谷，把注意力引導至某個流向。但是，衛生專家的辭令卻不具這種方向，缺乏核心論旨；只是堆疊著建議、防範、藥方、見解、統計、療法、規章、軼事、研究個案。這就是堆疊。例如布夏達（Bouchardat），一位衛生專家，就是不停地疊加，從不刪減。古時候的評語會稱此風格為「胡亂錯綜」或「慎小事微」，之所以如此，理由很簡單。據那些衛生專家所言，幾乎一切都可能引起疾病。傷寒可能始於接觸，但也可能源於陽光、空氣、堵塞。每一樣東西都不能忽視、不能擱置。太多的原因混雜，讓人可以採取任何不同的立場，讓人必須考慮一切。「就傷寒種種成因的作用和差別，令人不得不以各種各樣的辦法來抑止它。」（Colin, 1882, 1.4., p. 397）。衛生專家的意見之所以堆積如山，並非由於無知，相反地，而是出於過度的知識。他們承認，沒有什麼是真正確定的，但也沒有什麼可以真正被棄之不顧。布夏達天真地坦言：「在霍亂極盛的溫床上，我絕不安寢」（1883, 11.8., p. 178）。他建議使用消毒劑，但又補充說：

這些東西不該令我們忽視種種跡象，這些跡象雖然尚未被理解，但仍是以嚴格而重複的觀察為基礎。（同上）

別再嘲笑這種作風了，否則我們無法理解「全方位戰鬥」的本質。如果什麼都會引起疾病，那麼任何事物都將變得不容忽視；必須同時在所有地方、針對一切進行行動。這風格展現出衛生專家準備作出的行動。許多所謂「巴斯德以前」的衛生學特色，都可由此得以說明。衛生學年會就是按布夏達的作風，如同糧倉般容納一切，因為隨時都會派上用場。比如在1876年，就談到水、救生員、體操、女性的工作、「在工人階級中，發展出節約精神和儲蓄習慣的方法」、工人酗酒和居所（1876, 22.6., p. 400）。這類年會成為堆積雜物的倉庫，因為一切都可能是病因，而科學家則必須用心準備好一切方針。

後果是可以預見的。《雜誌》上的衛生學論文從一開始便被攻佔，充斥著傲慢與氣餒的驚奇混合。不過，這種擺盪總是有相同和獨一的理由。既然什麼都會引起疾病，便需要同時針對一切行動，但在所有地方都行動，卻相當於不在任何地方行動。衛生專家遂從他的科學給出一個定義，剛好切合實情。在營養、城市規畫、性愛、教育、軍隊方面，他都打算有所行動。只要是人類的事，對他而言都不是新鮮事。甚至人類對他來說依然太過狹窄，他還需要照管風、光、熱、水、土（Trélat, 1890, 7.6., p. 705-711）。

但理解一切，就意味著什麼都不理解。在各地同時行動，則意味著無能為力。所以，在相同的篇章裡偶爾還有嘲弄與「屈辱」（Landouzy, 1885, 25.7, p. 100）。實際上，衛生專家的悲劇在於，這種吝於給出處方與細節的雜論，並沒有讓他免於失敗。大家提防一切，到處警惕，但終究徒然；疾病回來了，彷彿大家毫無確定肇因的辦法。它每一次回來，就需要再給另一個病因。外科醫師齊米松（Kirmisson）（在這段時期結束以後）寫道：

因此，我們累積一切普遍衛生學的防治措施，都是徒勞；我們沒辦法根絕手術室裡的化膿性感染……事實證明，一切醫院衛生學的討論都是無效的，醫院感染的預防手法也一樣，自此，外科醫師的誓言必然威信全無。（1888, 10.3., p. 296）

鑑於上述理由，迫使人談到「疾病自發論」（spontanéité morbide）。這個今天被人認為可笑的學說，卻恰巧與當時的風格、行動模式，以及實情有關，畢竟疾病的出現游移不定，季節無常，時而受制於療方，時而迅猛過後便消失無蹤。這怪異與飄忽的表現，正好掌握在統計學手裡；相應地，這些難以把握的現象，就是教給這門十九世紀中葉的主要科學來分析。

與上述問題相較之下，我們亦不難理解為何所有的傳染論、微生物的疾病「外因」論、「一微生物一疾病」的定律，在當時都不值一提。甚至是一個衛生學菜鳥都能為傳染論的全部說法，找到上百個反例。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傳染學說將事態簡單化的作法，與衛生專家面臨的難題是如此不相稱，以至於可以用這個例子去思考：巴斯德派需要花多少功夫「改造」微生物，才足以說服衛生專家。這些專家曾為一場巨大的運動打造了前線，他們的運動此前才剛進展了一個世紀之久，而這也早已轉變了英國的健康系統。他們企圖向外擴散，針對一切危害健康的因素施加行動。但這場運動的程度和雄心仍然很薄弱，就像打算分散開來以鎮守綿長邊疆的軍隊。

這場運動只在幾個地方缺少集中力量的方法。它沒辦法忽略細節，即使經過多年累積，還是排不出重要性的先後次序。衛生學一打算現代化（亦即，把先前的衛生學轉變為「過時」的衛生學），我們便從它如釋重負的樣子看出端倪：

如果說，在本世紀之初，大家都在衛生學中力求理解一切，那今天大家必須把大批的細節和雞肋歸諸不明，也不要再理會不可證明的事。（布夏達，由龍杜希引用，1885, 25.7, p. 100）

是否可能事先（以否定的方式）界定這股額外的力量，也就是這種衛生學付之闕如的東西（從後見之明來看）？要能事先定義，必須要找到某種力量，它是一切的源頭，能據以說明發病率的變化、疾病的自發性及其在地的特性。必須要有一門學說，和衛生專家所遇到的城市改造、生活方式改革的問題相容；以此，才足以解釋毒性（virulence）的變異（variation），才能令人關心這項社會運動，讓衛生專家成為發言人。在此，迫切需要的不僅僅是「學識」。在缺乏這種支點的時候，衛生專家所轉譯的一切社會運動能量就會稀釋，散佈在薄薄的網絡上，每一塊都差不多高，於是運動獻身的偉大目標尚未達成以前，能量早就消散殆盡了。在那時候，也就是在衛生專家眼中，巴斯德尚未變得不可或缺以前，有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傳染說」仍無足輕重。

第一章 微生物由強而弱 衛生專家由弱而強

1. 我們有必要談論「巴斯德」，甚或巴斯德嗎？

顯然，我選擇來研究的反例，之所以變得無可爭議，是因為人們把它描述成：「由巴斯德引入醫界的革命」。這句話關乎原由與時期的認定。我們也可以說，這句話呼應了某個主流的觀點；這觀點在一場戰役裡脫穎而出，其他在不同時候追求不同目標的行動者最後落敗了。當我們談到該世紀末的衛生與醫療的時候，是否一定要談到巴斯德呢？這一切並非如此理所當然。在《戰爭與和平》當中，托爾斯泰對政治哲學有著一番論述，而巴斯德在這裡，就好比書中描繪的拿破...

布魯諾•拉圖的巴斯德／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巴斯德（Louis Pasteur）何許人也？

在法國社會，幾乎無人不知巴斯德這位民族英雄等級的科學家，書店、圖書館裡有一大堆他的傳記，他的事蹟是兒童讀物的熱門主題，他的名字被用來為法國大小城鎮的街道廣場命名。如果在google map裡搜尋rue Pasteur、avenue Pasteur、Boulevard Pasteur或Place Pasteur，會得到一大串結果，甚至在加拿大魁北克、過往為法國殖民地的一些非洲國家，也到處都可以見到巴斯德這個名詞。「巴斯德」一詞已經成為法國文化中，代表著現代安全社會的象徵。而位於巴黎十五區的巴斯德研究院，也成為見證巴斯德傳奇的所在。這樣一位人物，確實值得拿來作為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對象。

作者拉圖（Bruno Latour）又是誰？

作者拉圖是哲學家、社會學家，或者就他自己的論點來看，也可以說他什麼家都不是。雖然一般人也許不認識他，但拉圖這個名字已經是科技與社會研究（STS）領域的響亮名號，在台灣STS社群內也相當為人熟知。他在里爾（Lille）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經過在非洲和北美的多年田野經歷（這對哲學家而言是相當罕見的經歷），於1982年起任職於巴黎高等礦冶學院的創新社會學研究中心（CSI）。在CSI他與同僚發展並奠定「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基礎。在2005年底從CSI轉至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的組織社會學研究中心（CSO），並2013年起擔任巴黎政治大學媒體實驗室（Medialab）的負責人。從拉圖的簡短經歷中，可以看出他自己就是一位擅長運用支點來傳播理念的學者。於是，當拉圖遇上巴斯德，就產生了這本有趣的書。

行動者網絡理論

透過拉圖持續的筆耕，分析各種不同領域中的建構現象，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已成為STS領域的顯學。但在台灣除了少數翻譯文章或二手介紹，迄今只有一本拉圖完整書作的翻譯，是2012年群學出版的《我們從未現代過》（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拉圖早期出名的著作是以英文出版的《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和《行動中的科學》（Science in action）等作品。而第一本完整的法文著作，是1984年的《微生物：戰爭與和平》，也就是各位手上這本《巴斯德的實驗室》的初版。此書是拉圖重要的著作之一，其中有一部分後來也曾獨立發表， 並且已經在台灣翻譯收錄在群學出版的「科技渴望」系列專書之中， 成為台灣STS學界的經典文本。這篇經典文章的標題是〈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這段文字不僅是STS名言，並且也在許多本土STS研究裡面被廣泛使用，作為描繪某種特定科技現象的基本句型，例如「給我A，我將B起C」。在台灣社會中，對於「行動者網絡理論」或「轉譯社會學」（或譯「轉變社會學」，sociologie de la traduction）的認識，長久以來多只靠這一篇文本，甚少有其他中文譯文本可以參酌，實在是很大的缺憾。

拉圖的《我們從未現代過》一書主要是基於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立場，用來與社會學主流的「現代」與「後現代」重要文獻進行對話。由於該書是以法文寫作，原初設想應是偏重以法語世界的讀者為對象，如果欠缺法國思想文化的相關知識背景，這本書閱讀起來並不容易。以活生生的巴斯德作為主題，相對來講就比較容易為讀者接受。此次《巴斯德的實驗室》可以翻譯成中文出版，是相當值得慶賀的事。但讀者不能高興得太早。人們會在這部著作裡面發現，拉圖絲毫不以巴斯德的生平為主軸，反而以一個時代，以一群人（甚至不只是人），來重新讓人認識「巴斯德」的現象。拉圖透過托爾斯泰的名著《戰爭與和平》作為對照，如同《戰爭與和平》一書不談論拿破崙的英雄事蹟，這部著作也不在談英雄巴斯德。拉圖談的是在科學戰場中的人物、在戰亂中的無名小卒，甚至是細菌病毒，是因為他們才有微生物學歷史戰役中的戰爭與和平。

理解巴斯德的幾種方式

前述的說明可能還是很模糊。希望透過接下來介紹幾種認識巴斯德的方式，讓讀者可以更進一步瞭解這本書的特殊之處。

理解巴斯德的第一種方式，就是把他視為一位十九世紀法國代表性的科學家，以他的生平事蹟作為現代社會進步的象徵。現代科學是重要科學家的貢獻所致，由於巴斯德是科學家的典範，理解巴斯德就等於理解人類文明如何經由少數科學偉人的貢獻，而得以從十九世紀進入到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的時代。這是傳統上認識巴斯德的方式，標準手法就是讓巴斯德成為一位英雄。過往關於巴斯德有許多的英雄傳奇版本，其中尤其是他操作鵝頸瓶的實驗特別令人津津樂道。巴斯德主張的「細菌說」，透過將肉汁裝在鵝頸瓶中進行公開的實驗，在現場觀眾、記者與官員的見證下，完勝當時主流的「內源說」。看似僅僅透過他一個人完成的這場實驗，就奠定了現代細菌學說的基礎。

第二種理解巴斯德的方式，也是認識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一種方式。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一種精神表現，必須跨過許多的障礙。巴斯德的精神就是科學理性的精神，代表著科學的進步。他的成就是現代科學發展的必然路徑，巴斯德正好擔綱連結傳統生物學和現代生物學的這一棒。這類的主張並不少見。巴斯德的科學精神使得人類文明得以跨越各種非理性的障礙，進入到科學時代。將人類精神狀態區隔出時代分野的階段論是這類主張的典型。階段論不僅用來解釋科學發展，也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甚至在社會學自身源頭的理解上面，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例如孔德的三階段論）。因此，當人們進入到科學時代，科學可以超越社會以及其他的外部因素，成為一個高貴神聖的領域。

第三種認識巴斯德的方式，就是忘掉巴斯德這個人，而只是把巴斯德當成一個名詞。在談巴斯德的科學工作之前，我們不要預設巴斯德會有多麼大的成就。而且，不管誰是巴斯德，若只有他一個人，也實現不了科學成就。這就是本書的基調。拉圖並不認同前面兩種認識巴斯德的方式。對拉圖而言，與其稱「巴斯德」，不如稱之「巴斯德派」，並且這樣一群行動者是不斷透過結盟而擴展開來，斷不是巴斯德一個人的獨立貢獻。這也是本書題名「戰爭與和平」之源由，是以托爾斯泰同名的鉅著來指稱英雄之不足，而有賴更多不同的人物，甚至那些默默無聞者，才有戰爭與和平的「偉大」故事。

從細菌到巴斯德的實驗室

基本上，拉圖是先在英美世界取得成功，再回到法國建立起他的地位。他幾本重要的著作，像是前述的《實驗室生活》、《行動中的科學》等，都是先以英文著作出版，再由他人翻譯成法文，回到法國出版。但巴斯德這本書卻是先以法文出版，再由他人翻成英文（英文標題是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所以，拉圖著作這本書顯然有不同的對話對象。另外，本書1984年初版的書名是《微生物：戰爭與和平》（Les Microbes: guerre et paix），但在2001年的新版改為《巴斯德：微生物的戰爭與和平》。此變化主要在回應這十多年間對本書的批評，尤其如Karin Knorr-Cetina指出的，本書雖把細菌微生物當成重要的行動者，卻未曾討論微生物到底是什麼。如果把巴斯德，特別是加上引號的「巴斯德」作為標題，可能比起「微生物」作為標題還來得有意義。而且相較於「微生物」，以「巴斯德」之名理當更能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

雖然拉圖希望讀者以不同的世界觀來看待他在書中處理的主題，但是對於本地的讀者而言，由於不像一般法國人有著關於巴斯德的背景知識，反而更不容易理解拉圖到底在談些什麼，這樣談又有何意義。雖然書名是巴斯德，但如果讀者事先不太認識巴斯德，讀完之後還是不知道誰是巴斯德。另外，若是讀者欠缺科技與社會或科學史的知識背景，也不容易掌握這本書的價值。為此，這裡要向讀者推薦一部法國電視台France 2籌製的單集電視影片，是2011年由Alain Brunard導演的Pasteur。影片不同於過往對巴斯德的英雄崇拜式觀點，雖然同樣有描寫巴斯德個人特質的元素，但已不再忽略當時各路不同行動者的在場，以及如何形成「巴斯德們」的歷程。咸信此影片的拍攝多少也受到拉圖著作的影響，對於建立相關背景知識略有幫助。

拉圖在「巴斯德」這部著作中有明顯的意圖，就是利用巴斯德的事蹟來驗證行動者網絡理論。這是拉圖對巴斯德的轉譯。故此，書中的一些關鍵詞，像是非人行動者、網絡、聯盟或同盟等，不僅非常不同於過往人們熟知的巴斯德故事，也與傳統理解科技發展過程的用法很不一樣。這部書的結構也相當有趣。拉圖是分三章來討論巴斯德的「戰爭與和平」，並在講完故事之後，用抽象方式，以一種維根斯坦式的風格來主張故事中的理論意涵。書的結構因此分成兩部分：主題故事的部分和一個「後附的」（suivi）理論部分。後附部分的核心主張概念是不可化約論，分別以「力量」、「社會－邏輯」（socio-logie）、「人類－邏輯」（anthropo-logie）和「科學」主題分四大段來討論圍繞在巴斯德案例中的現象。不過，英文翻譯把這書的結構命名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似有更對等的看待兩部分的意味。

行動者網絡理論相當重視案例的資料。拉圖這個研究是以科學文獻為基礎，有別於更早之前的《實驗室生活》這本書。在該書中，拉圖發揮民族誌的長處，從參與觀察建立實驗室裡面的各種同盟關係。但巴斯德已經是作古的人物，這份研究的分析進路只能從文獻著手。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對照巴斯德的生存年代（1822-1895），本書所採用的研究資料是在1870年到1914年之間，是巴斯德四十八歲以後，一直到他過世之後的二十年間。一方面，我們可以說以巴斯德為標題的這份研究，在資料處理上似乎是有偏誤的，並沒有與巴斯德的生平對準；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這正是行動者網絡理論在處理議題對象上的偏好：透過更多關於主題的資料，更少關於個人屬性的關照，使得建構科學的歷程可以被看到，也因此驗證了行動中的科學其實無異於其他的集體行動，特別是具有政治性而且是屬性混亂的活動。

「巴斯德」不是一個人，細菌卻是行動者

這本書論述的結構也多有讓人不解之處。通常人們在閱讀故事的時候，會企圖尋找故事敘述中的時空座標，透過在心中建立起來的座標來掌握整個故事的發展脈絡，這是一種令人心安的講故事的方式。但是拉圖在這本書卻不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講論巴斯德。他放棄了固有的敘述框架，而進入到許多過往人們認為微不足道的細節裡面，而這些細節卻是連結「巴斯德」與其他行動者，使得同盟可以發生的關鍵。即使巴斯德這個人已經不在世上，但「巴斯德」依舊在發生效果，從巴黎到遠東和非洲。顯見拉圖的策略並不是巴斯德這個人，而是以他的細菌戰場為中心的行動者聯盟。因此，「巴斯德」不是一個人，這個詞代表一群行動者，甚至是一個支點，用以撐起整個細菌論所維繫的世界。以這種方式來理解巴斯德現象，就更能清楚掌握所謂「巴斯德化」（法文動詞pasteuriser，或英文名詞之pasteurization）的意義。

拉圖透過巴斯德的實驗室來主張科學是網絡的結果。拉圖從文獻中重建巴斯德派的擴散軌跡。這軌跡並不是一條直線，而是看到不同類型的行動者在可能不同的時間點，以不同的旨趣考量而投入到巴斯德陣營，形成向外擴張卻向內聚合的行動者網絡。雖稱之網絡，但行動者卻未必有直接的、點對點的連結，只要是參與同盟就可以說是加入到行動者網絡。因此，行動者網絡的形式是聯盟（alliance）或組合（assemblage），而不是連結（link或tie）。行動者是考量細菌說解釋如何可以滿足各自的需要，也就是符合各自的旨趣或利益，因此成為巴斯德派同盟的一分子，也可以說是透過旨趣的連結，而不是屬性或互動的連結。這是行動者網絡理論不同於一般社會網絡之處。

在同盟中，除了人以外，細菌也很重要。細菌必須要在關鍵的時刻出現，並且有所作為，使他的存在發生效果。也才能夠「把新行動者（微生物）和舊行動者（疾病）連結起來」（p.126）。換句話說，細菌也是同盟的一分子。另外還有「蚯蚓！又要考慮另一位出乎意料的新行動者了」（p.128），像這樣的描述是拉圖分析中常有的風格。細菌微生物和蚯蚓，甚至是疾病，都是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的「非人行動者」。非人行動者的設定，使行動者網絡理論打破科學與社會的二分，沒有所謂科學與社會的界線，科學是行動者網絡的結果，社會也是一樣。這也是拉圖所說的對稱性在行動者網絡理論中說不通的原因。

最後，拉圖主張的轉譯社會學，所對抗的就是涂爾幹式的社會學傳統。涂爾幹的社會學提供一種社會實體的世界觀，讓社會事實成為解釋眾多現象的原因，社會於是先於個人而存在。拉圖2005年轉到巴黎政治大學任職的一個原因，除了著眼巴黎政治大學的資源，另就是該校有著豐富的塔德（Gabriel Tarde）手稿館藏。塔德是十九世紀末與涂爾幹相對的學者，主張個人先於社會，人與人的模仿即是社會。拉圖把行動者網絡理論與塔德的學說連結起來，視後者為根源。透過理論的認祖歸宗，拉圖因此主張傳統社會學是把問題丟給抽象的、摸不著的「社會」，是一種化約主義。行動者網絡理論卻是著眼於細節，可以去捕捉「行動」中真實的力量運作。於是，在本書的下篇，拉圖才會主張社會的（socio-）、人的（anthropo-）以及科學都是在行動中的知識或邏輯（-logy），也沒有一體適用的社會學（sociology）、人類學（anthropology）或化約的科學。故此，整個行動者網絡是反對化約主義的。這部分的討論可以參考《巴斯德實驗室》初版二十年之後，在2005年拉圖所寫的《再組社會》（reassembling the social）一書。

這部書是拉圖最早的著作之一，透過這本書的翻譯，能夠還原拉圖持續到今天還在徵召同盟的理念，且不論關於行動者網絡理論、轉譯社會學或甚至科技與社會中的持續爭論議題，都可以作為一種較早期文獻的補充，非常值得一讀。

布魯諾•拉圖的巴斯德／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巴斯德（Louis Pasteur）何許人也？

在法國社會，幾乎無人不知巴斯德這位民族英雄等級的科學家，書店、圖書館裡有一大堆他的傳記，他的事蹟是兒童讀物的熱門主題，他的名字被用來為法國大小城鎮的街道廣場命名。如果在google map裡搜尋rue Pasteur、avenue Pasteur、Boulevard Pasteur或Place Pasteur，會得到一大串結果，甚至在加拿大魁北克、過往為法國殖民地的一些非洲國家，也到處都可以見到巴斯德這個名詞。「巴斯德」一詞已經成為法國文化中，代表著現代安全社會的象徵。...

前言

材料與方法

1. 如何對無可爭議的科學提出異議？

我們情願不談政治。我們情願一切的決定都不需經過妥協與拼湊。我們情願有某個地方，除了力量（force）的影響以外，還有理性的作用。我們一向都需要這樣的縫隙，繼昔日的神壇廟宇之後，我們今天還可以在科技的成效與科學的精準裡找到它。除了喋喋不休的討論、不著邊際的推測、陰謀詭計與鞠躬敬禮，我們還有無可辯駁的鐵證。這是我們唯一的超越性，它把我們居住的世界變成異常奇特的樣子：到處都有一些些暴力與爭執，然後，因為奇蹟的作用，我們從時而散亂、時而集中的錦囊裡找到妙計，使我們終於達到無庸置疑的效率。就這樣，我們以同樣的運動，一方面創造了政治，另一方面則創造了科學與技術。啟蒙時代便在於增加這些錦囊，直到佈滿整個世界為止。

甚少人依然相信啟蒙。至少有一個理由。我們看到，從那些相當程度被啟蒙的壁壘中，誕下了成批的爭辯、暴力與政治。它們帶來令人驚嘆的產出，亦到達危險的異地。於是，對啟蒙時代的到來，仍然深信不疑的人很少。但是，還沒有人從這失望當中平復。不相信啟蒙，如同被擲回黑暗時代的懷抱。我們就像信心不堅定的信徒，非常不好受。

為了改變思維，我們有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其實，在區辨「政治」和「科學」時，我們大概就已經犯下某些錯誤。我們常常試著回頭去看這個區分。我們過去曾致力指出，社會、文化、政治偏好，可能對科學理論或科技進步造成「影響」。雖然這些研究的品質都不錯，但都有著相同的形式：表格的右邊有個學科，左邊則是社會。我們偶爾會在那裡插入橫向的箭頭，或推溯的迴轉線，但無論如何，都依然是兩行的表格。不論我們把心放在左邊，抑或右邊，以社會因素所作的「解釋」都是如此無力，解釋不了科學事實或機械﹝的層面﹞，以至於我們竟然只能從這些研究中得出一個結論：我們必須要盡量把「科學」和「政治」區分開來。

我們早已誤入歧途。其實，我們必須要追溯到更遠的地方。既非回到歷史學，也非回到經濟學，亦非回到社會學，而是回到哲學。就是在這一開始的時候，在我們區別力量與理性時，我們就搞錯了。所以，倘若我們否定這差別，並且全力追蹤力量的運作，那將會如何？是否會陷入混沌？是否會引發野蠻人入侵？是否世界末日降臨？一旦我們不再相信科學與政治截然有別，我們便總是覺得若有所失，覺得天要塌下來了。如果要說明，天並沒有塌下來，就需要在一門特別的學科當中，證明科學信仰如同過去的上帝信仰一樣，都是「多餘的假設」；此外，還需要逐步指出，「科學」與「社會」兩者，唯有依循力量的作用，才能得以妥善說明，而若勉強將兩者加以區別，對兩者而言，對方都難明而隱晦。用比較過時的字眼來講，我需要在「經驗」上證明我在下篇提出的「理論」。

要讓讀者相信我的證明，唯一的方法就是盡可能選擇一個特別的個案，而此個案看起來必須與我打算證明的論點風馬牛不相及。我需要談的是某場激進且無可爭議的科學革命，這場革命很少受到社會影響，同時卻有徹底扭轉整個社會的效果。除了「將路易．巴斯德的研究，引進醫療界、生物界、衛生界所帶來的革命」，很難再找到另一個更好的個案了。

首先，這場革命的發生，正值「科學之宗教」極盛之時。在兩次世界大戰的幾十年間，事實上有充足理由相信，人們正期待科學﹝的崛起﹞能消弭政界的紛爭。再者，沒有人會懷疑巴斯德先生引入醫療界的革新是否真的有用─除了擺出犬儒姿態，一切聽任自然的人。至於其他一切被科技征服的地方，都遇到尖銳的批評和不滿，輻射的暴露正是如此；但說到嬰兒可以免於致命惡疾，大家的看法卻從來都是正面的─當然，那些帶來惡疾的微生物除外。時至今日，這種對健康的影響使生物學聲名大噪，加上社會保險制度，又為這門學科帶來極大的收益。第三，我們從未看過一種科學或科技的改革，讓最基礎的研究和應用連結得如此迅速，如此深遠，就像是捷徑一般。就這樣，我們極有理由懷疑，這大概是唯一可被擴大的案例，讓我們依照它來建立一條普遍定律。其他一切的科學都只對社會造成部分影響，或需要冗長的媒合過程，直到工業或軍方最終都介入其中。最後，第四，就一個人們摸索過久的領域來說，我們彷彿不能否認，巴斯德的成就應歸功

於科學的方法。我們通常會說，醫療的技藝乃多虧巴氏，才晉升成為科學。差別是如此明顯：在其中一邊，醫生與外科醫師盲目地對抗一位隱形的敵人；但在另外一方，卻是巴斯德的閃電行動，讓人實際看到科學態度的最佳例子，令人嘆服，毫無妥協、拼湊、爭議可言。這絕對是無可爭議的案例，因而正合我意。然而，什麼叫做「解釋」這一個案例？我們將會明白，「解釋」的意思，並不限於分析：哪些「影響」施加在巴斯德「之上」，或有哪些「社會因素」令他成功的腳步「加快」或「減慢」。這種作法又把科學的內容給過濾掉了，僅僅保留它的社會「環境」。正如單靠複製或覆誦，我們無法解釋傳說、儀式或狩獵的習俗，同樣地，單靠改寫科學的結果，並不足以解釋科學。換言之，用部落用語，是無

法解釋巴氏科學的。

但我要到哪裡去找概念、字詞、工具，好讓我的解釋可以獨立於我將要研究的科學？我必須坦承，我們找不到現成的一套概念；尤其無法在所謂的人文科學裡找到；尤其無法在社會學裡找到。發明科學主義的人，在同一時間也發明了社會學，而經歷如此長久的區隔以後，社會學根本無力去理解實踐知識（savoir-faire）（4.6.2.）。所以，談到科學社會學，我會說：「幫我提防朋友，我去對付敵人」。因為一旦著手解釋科學，那麼首先遭殃的大概是社會科學。我們不用社會學的字眼去解釋細菌學，而是要把這兩門學問變得難以辨認。



為了搬出我的證明，我將主動立足於站不住腳之地。我將要解釋科學史上爭議最少的一個片段，不會擱置它的技術面，也不會借力於社會科學。至少，我失敗的情況是很清楚的。我之所以可能失敗，不外乎：（一）有人發現，我的分析根本就是社會學主義，我所做的也不過是把一門科學還原成「社會因素」；（二）有人發現，我所做的分析不論怎樣令人滿意，也不過是針對巴斯德科學的應用而為，而非其技術內容；（三）有人發現，我在解釋中求助的字眼（如：證明、真理、效率、論證、實情、革命，等等），正是我打算研究的人群所使用的。

2. 構成我們世界的方法

我們不需要事先知道從何開始。我們並不知道構成我們世界的東西是什麼，誰在其中行動，他們又在互相考驗什麼。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次要的，什麼造成我們在四周觀察到的位移（déplacement）（1.2.10.）。我們更不知道發生過的事、將會發生的事，又或者，行動者和其試驗的優先順序（1.2.2.）。我們將會談論到什麼？我們將會從哪些行動者開始？我們將會賦予他們怎樣的意向、怎樣的利益？譚達（Tyndall）寫道：想一想，有史以來，甚至打從史前時代，這些懸浮粒子對人類造成的一切危害（⋯⋯）。這種破壞行動今天還在延續，一如過去一個又一個世紀持續不斷，卻絲毫不允許這世界臆測它受苦的原因。我們曾一次次地受到隱形災害的打擊，一次次地掉落圈套，直到今天，科學之光才深入瞭解這些可怕的入侵者。（1877, 17.2., p. 800）

從一開始，我們就不需要任何其他的預設。行動者就在那裡。它們是人抑或不是人？不是人。它們打著什麼算盤？作惡。它們做了什麼？圈套。從何時開始？一直以來都是。剛才發生了什麼事？一件事發生了，之後，它們就變得可見了。誰把它們變成這樣？科學，另一個行動者，我們現在就要用同樣的字眼來記錄它、定義它。我們不知道世界是由什麼組成的。但這不是我們止步的理由。因為，其他人好像知道，並且老是在定義那些行動者是誰、什麼東西圍繞著它們、它們想要些什麼、它們的成因，還有削弱或連結它們的方法。我們將要研究的那些作者會給出原因、訂出事發日期、給他們的存在物配上性質、把行動者分門別類。除此以外，分析者本人不需要知道更多，他只需要從某一點開始記錄，不用特別去理解每一個行動者對另一個所說的話。﹝戰後的隔天﹞一位編輯說：

戰勝我們的，是科學以及科學精神。如果不能復興法國往日的偉大科學，我們也就不可能得到救贖。（1872, 3.2., p. 102）

這是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就像我們近來常說的？這是不是一種「虛假」的描述？這是不是科學主義？分析者不需要知道。這位作者在1872 年把挫敗歸咎於科學落後。這樣的歸因便足以讓我們追蹤編輯部的位移。他問，你們想要報復嗎？若要報復，你們就需要士兵。但要有士兵，法國人就得要有好身體。但誰會去照顧身體？醫學。但醫學本身又依靠什麼？科學。那麼，科學本身又跟什麼扯上關係？金錢。那麼，金錢又是怎樣來的？國家預算。就這樣，順理成章，議員討論研究津貼，並堅決地裁減預算：「最不會出聲的，往往是遭到開刀的對象」，我們這位編輯寫下這些。從而他建議：向你們的議員寫信，好讓他們不去裁撤預算，好讓我們有實驗室，好讓我們有科學，好讓我們有醫學，好讓⋯⋯好讓⋯⋯好讓⋯⋯我們最終一雪前恥。我們並不需要知道這位先生「真正」想要什麼。我們知道他刊登了他的文章，讓全心想要報復的讀者最後跑去向議員請願，這樣就夠了。我們知道這個位移（déplacement）就夠了。你們的目光盯緊在孚日山脈的藍線上。但你們把焦點鎖緊在文件上，就會更快收復失地。

無論我怎樣努力，我還是無法找到一個更複雜的方法來達到我的目的。如果需要佐證，符號學將會助我一臂之力。但符號學的方法還是太仔細了，對於一本可輕易追蹤五十年和幾千頁的文字來說，我會以剽竊和拼湊的手法（學術工作的一對乳房），嚴格地限制它，讓它的使用降到最低。我們不需要知道誰是行動者，我們大可讓他們互為定義，並追蹤他們每一方是如何調動對方的意向，建構一連串的轉譯（traduction），就像我剛才所展示的那樣。我選擇探討的材料全部都是期刊文章。實際上，我從另一部更為厚重的著作得益匪淺，就是薩洛蒙巴耶（Claire

Salomon-Bayet）所著的《巴斯德與巴氏革命》（Pasteur et la Révolution pastorienne）。 在這部作品中，我們將會看到普遍的架構，以及一般來說關於巴斯德學說的歷史問題。我只想在這裡處理三本期刊，並僅限於回應較早之前提出的那個問題：能夠理解並解釋細菌學的一門社會學，會像是什麼樣子呢？

以下是我選來分析的三本期刊：

（一）《科學雜誌》（Revue Scientifique，後簡稱為《雜誌》），這是一本由學者自己為文化大眾而寫的普遍性期刊。我瀏覽了這期刊整整五十年來刊登的文章，不限於任何一門特定科學，而是看那些作者如何面對疾病、健康、巴斯德、微生物、醫師、衛生，記錄他們一切可能的立場，至於是哪些作者，我亦不刻意挑選，或事先限定。雖然絕不能說是囊括無遺，我相信已經記錄到這本期刊所有關於巴斯德以及關於微生物的暗示（即使是極微小的暗示）。假定有一位理想讀者，他僅翻閱這期刊五十年來的文章，那麼我可以相當肯定地知道，他將會怎樣去構想巴斯德的故事。除此之外，我則一無所知。

（二）第二個來源是《巴斯德學會年鑑》（Annalesde I’Institut Pasteur），這是該學會的官方期刊，創刊於1887 年。因為只有三十年的文章可供研究，我又借用符號學的獨特描述方式，對這些文章全部加以處理和編碼，比起《科學雜誌》，這種描述的同質性更高。這一次，我徹底地研究了全部資料，但將會在別的地方更詳盡地發表這研究的結果。

（三）最後，我選擇研究《醫學總匯》（Concours Médical），一本由工會醫師發起的行為主義期刊；但我進行得更加迅速，並且只截取1885 至1905 年間的文章。我這次只記錄了明確提到巴斯德學說的地方，而不像第一本期刊那樣盡力去辨認隱藏的轉譯途徑。這三本期刊便是我的文獻基礎；而我想要說明細菌學的企圖，也只能在此基礎上接受檢視。正如巴斯德不敢以醫師自居，我亦不能自譽為歷史學家，我不指望能對科學史貢獻分毫，更不要說對十九世紀的科學史有所補充。我們將會看到，現象的尺度是以下分析的最後一個限制。這是對於歷時半個世紀的研究。因此，我們不能要求它做到鉅細靡遺，就像科學的微觀社會學一樣。在另一項研究當中，我把層次放在實驗室，以及某些科學行為，亦得出了可以媲美本作的成果。由於我依據研究對象的不同，來調整研究尺度，本書在細節上有不及前作之處，還祈讀者見諒。

前言

材料與方法

1. 如何對無可爭議的科學提出異議？

我們情願不談政治。我們情願一切的決定都不需經過妥協與拼湊。我們情願有某個地方，除了力量（force）的影響以外，還有理性的作用。我們一向都需要這樣的縫隙，繼昔日的神壇廟宇之後，我們今天還可以在科技的成效與科學的精準裡找到它。除了喋喋不休的討論、不著邊際的推測、陰謀詭計與鞠躬敬禮，我們還有無可辯駁的鐵證。這是我們唯一的超越性，它把我們居住的世界變成異常奇特的樣子：到處都有一些些暴力與爭執，然後，因為奇蹟的作用，我們從時而散亂、時而集中的錦囊裡找到妙計...

導讀　布魯諾．拉圖的巴斯德／陳宗文

第二版序
第一版序

上篇　巴斯德：細菌的戰爭與和平

前言：材料與方法
如何對無可爭議的科學提出異議？／構成我們世界的方法

第一章　微生物由強而弱　衛生專家由弱而強
我們有必要談論「巴斯德」，甚或巴斯德嗎？／在健康與財富之間：無可爭議的衝突／衛生專家：具爭議的革新運動詮釋者／自生自滅的衛生學運動／衛生專家對巴斯德深信不疑／反對者：柯霍和佩特／我們當中有叛徒／「我們」的數目遠非我們所料／從社會的科學到聯結的科學／如何變成無可爭議／衛生學與必經關口／衛生專家為自己創造時勢／必須懂得如何完成一門科學／從無可爭議的新行動者，到權威而專制的新施為者

第二章　你們將成微生物眼中的巴斯德！
如何測量巴斯德派學者的位移？／毒性的變異／傳染環境，或背叛轉譯／巴斯德本人如何位移／實驗室作為無可爭議的支點／巴斯德派學者的彈簧跳／第二階段：返回實驗室／證據的劇場，或如何以最大多數形成無可爭議的局面／普儀堡，第三階段的開始／見微知著：第三階段的終止／巴斯德派就是風格／巴斯德學院的《年鑑》／《年鑑》的滑動進程

第三章　戰爭與和平
嚴酷的時勢／軍醫／醫師認為巴斯德具有爭議／如何捍衛醫病之間獨特的密談關係？／一位行動者把另一位變成病人／當被動的病人成為行動者／為防革命，我們來準備演變／勝人者人亦勝之，譯人者人亦譯之／最終達到的強制／熱帶的梭倫，巴斯德派的肖像

跋：過渡

下篇　不可化約論
導言
第一章　通往權勢之路
第二章　聯結的邏輯（社會學）
第三章　人類的邏輯（人類學）
第四章　非化約的「科學」

導讀　布魯諾．拉圖的巴斯德／陳宗文

第二版序
第一版序

上篇　巴斯德：細菌的戰爭與和平

前言：材料與方法
如何對無可爭議的科學提出異議？／構成我們世界的方法

第一章　微生物由強而弱　衛生專家由弱而強
我們有必要談論「巴斯德」，甚或巴斯德嗎？／在健康與財富之間：無可爭議的衝突／衛生專家：具爭議的革新運動詮釋者／自生自滅的衛生學運動／衛生專家對巴斯德深信不疑／反對者：柯霍和佩特／我們當中有叛徒／「我們」的數目遠非我們所料／從社會的科學到聯結的科學／如何變成無可爭議／衛生學與必經關口／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