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小老百姓：陳伯達與「文革」（I）

【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5.24.）】

林彪同志的講話，是近幾年來最重要的講話。一切階級鬥爭的核心問題是政權問題。這次對四大家族的鬥爭，是防止反革命復辟，政變的大事。四大家族是地主、資產階級搞反革命復辟的性質。反對四大家族是主席英明偉大的決策。

資產階級復辟的歷史，英國的克倫威爾，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在幾百年的時間內，封建復辟過多少次。文化革命，資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前就在進行著，大體搞了七百年（十二世紀到十八世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奪取政權之後解決的。要看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要經過長時期的。是不是比資產階級用的時間短一些？我看可以短一些，我們是依靠工農兵群眾大搞群眾運動。在性質上不同於資產階級文化革命，因為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個剝削階級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我們是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剝削階級幾千年來的習慣勢力是不能輕視的。

這次我們同「四大家族」的鬥爭，他們是搞地下活動，是他們自己挑起來的。高饒也是背後搞地下活動。搞政變的，沒有長期的地下活動是搞不起來的，我們不能有太平觀念。列寧說的兩條：被推翻的剝削階級還沒死，新的資產階級又在生長新的反革命分子。彭真在公布《二十三條》以後作了兩次報告，是包庇一切壞人，地、富、反、壞、右反攻倒算。在社教運動中，存在著兩種尖銳的世界觀的鬥爭，他用生產的大帽子壓人，說生產搞壞了，是保護四類分子，保護一切壞人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從馬列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來看，確是這樣的。主席經歷過的事情，比馬、恩、列經過的要多，列寧只有三十年的工作經驗，主席有五十年的經驗。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主席的著作滲透著辯證法，不用辯證法是讀不懂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文章很短，概括得很集中，很精闢，最集中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主席的哲學思想最根本的是對立的統一。列寧也講過，但是毛主席闡述得更明確，更通俗，更容易為工農兵看懂。主席說：《共產黨宣言》很大的缺點是對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估計不足。當然那時有侷限性，是從歐洲的情況出發的，沒有估計到亞洲的局面。工農聯盟的問題。農村包圍城市的問題，寫過也不系統。馬、恩、列、斯是主張武裝暴動，都是講的城市，很少說農村包圍城市。（周總理插話：斯大林講過建立根據地是指的黑海克朗、克德兩個海口的小城市）（林總插活：南昌暴動以後，朱德看見山多樹多，說我是拜山教。）沒有人民軍隊就沒有一切。《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很重要，闡述了主席思想，要很好地、認真地讀，多宣傳。今後世界革命走我們的道路更普遍了，有普遍意義，包括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革命的武裝，在農村容易存在。這篇文章很重要。

在社會主義時期，存在階級鬥爭，發展了列寧的觀點。列寧講到資產階級有很大的反對力量，小生產者時刻產生出資產階級分子。主席講的更加理論化，系統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重視農業，但以農業為基礎是主席發展了。一九五七年，主席在莫斯科向各國黨講過，要注意農業，不然打起仗來沒有飯吃。科學社會主義有了重大發展。主席給林彪同志的信，很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將來要按主席這封信來編制計畫，作為編制計畫的綱要。

「文人無行」，道德品質不好，很值得知識份子警惕。乾隆時有一部《貳臣傳》講的是東林黨的事。蘇斯洛夫、米丁、尤金是「貳臣」，是斯大林培養起來的，後來跟著赫魯曉夫走了。有些人一到利祿薰心的時候，一切都忘掉了。彭真就是給這些人封官許願，為他奔走。（林總插話：寧可叫修正主義殺掉頭，也要千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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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在中央文革接待室對同學們的講話（1966.8.5.）】

同志們：

辛苦了，我向大家問好！剛才我看見一張大字報批評我，我說這種做法很好！我的話是可以批評的，我也經常說錯話，不是每一句話都是正確的，所以我歡迎大家批評。大家贊成不贊成？

……昨天晚上在清華大學開大會，開會中間我去廁所，清華大學同學就包圍了我。也是問這個問題，我就把我在師大一附中的話重新說了一遍。我還聽說有一個工人改的對聯是：「老子革命兒爭好漢，老子反革命兒應背叛」，橫批是「紅心向黨」。我對他們說，有這樣一副對聯，大家可以討論，大家可以統一，也可以各寫各的。

今天早晨四、五點鐘，我就曉得我闖了亂子。有些學生批評我的意見，我說我的意見是可以批評的。這個對聯不是我改的，有兩個字是我改的，就是「造反」二字。毛主席說「造反有理」，老子反動兒子是應該造反的。因為我說了這些話，引起大家要和我大辯論，大概大家都是反對我的吧。可以反對，可以批判！

我有這樣一個建議：不管是哪個機關，還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都不能在思想上對同學施加壓力，不能把意見強加給別人。大家可以反對我，可以批評我，不管是不是我自己的意見，只要是從我嘴裡說出來的，就可以批評我。我不會說話，我不會辯論。有人擔心我和大家辯論辯不贏，辯輸了怎麼辦？我說，罷官。如果你們對了，那就你們對了。我講的這些是事實，沒有封大家的嘴，如果我的話不對頭，是完全可以提出來的。最後有兩句話：原來的對聯，誰想貼，照舊可以到處貼；誰想改，也可以改，如果有第三種意見也可以，有第四種不同意見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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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給毛澤東主席的報告（1966.8.13.）】

一、 昨晚中央文革小組討論了問題，主要意見是強調各校各單位，認真學習十六條，掌握十六條，按十六條辦事。擬用《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幾篇社論。周總理說：學習才能熟悉，掌握才能應用，要狠抓學抓用才能掌握好。

二、 自然科學技術各單位，都要高舉文化大革命的綱，但要適當分工和大家布置，一部分人直接搞文化大革命，一部分人處理日常工作，個別一些尖端要害科研部門，要保證不得中斷，保證如期完成並高品質。

周總 理說：現在全世界都望著北京，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推動世界革命，把中國建設更好。搞革命要以雙倍工作的精神，把工作搞好。

【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5.24.）】

林彪同志的講話，是近幾年來最重要的講話。一切階級鬥爭的核心問題是政權問題。這次對四大家族的鬥爭，是防止反革命復辟，政變的大事。四大家族是地主、資產階級搞反革命復辟的性質。反對四大家族是主席英明偉大的決策。

資產階級復辟的歷史，英國的克倫威爾，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在幾百年的時間內，封建復辟過多少次。文化革命，資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前就在進行著，大體搞了七百年（十二世紀到十八世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奪取政權之後解決的。要看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要...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體例說明

1966
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5.24.）
陳伯達、康生等關於北京廣播學院文化革命的談話（1966.7.14.）
陳伯達、康生在對外文委的講話（1966.7.14.）
陳伯達、康生等對北京廣播學院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6.7.16.）
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7.22.）
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7.23.）
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在北京廣播學院的講話（1966.7.24.）
陳伯達在北京大學師生員工大會上的講話（1966.7.25.）
中央首長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7.26.）
康生、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師範大學的講話（1966.7.27.）
江青、陳伯達在撤銷北京輕工業學院工作隊大會上的講話（1966.7.29.）（存目）
江青、康生、陶鑄、陳伯達在中國科學院萬人大會上的講話（1966.7.30.）（存目）
陳伯達在中央文革接待室對同學們的講話（1966.8.5.）
陳伯達給毛澤東主席的報告（1966.8.13.）
陳伯達在外地來京學生群眾會上的講話（1966.8.16.）
陳伯達在北京大學的談話（1966.8.24.）
江青、陳伯達、康生在中國科學院的講話（1966.8.30.）
本月
陳伯達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的大字報（1966.8.）
陳伯達在中國科學院的講話（1966.9.16.）
陳伯達接見重慶及西南地區師生的講話（1966.9.25.）
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10.16.）
陳伯達對北京市部分學生的講話（1966.10.24.）
陳伯達對兩個月運動的總結（1966.10.24.）
陳伯達、戚本禹、關鋒接見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同學時的講話（1966.10.25.）
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10.25.）
陳伯達、王力同福建惠安一中二十五名戰士座談紀要（1966.10.29）
陳伯達在紀念魯迅大會上的閉幕詞（1966.11.1.）
陳伯達在接見外地師生時的講話（1966.11.4.）
陳伯達對國防部大樓前軍事院校造反派的書面講話（1966.11.8.）
陳伯達給在上海安亭火車站的工人的電報（1966.11.12.）
陳伯達關於紅衛兵在孔廟造反給山東省委的電報（1966.11.12.）
陳伯達和首都職工造反派代表座談紀錄（1966.11.12.）
陳伯達、王力與北京工礦企業職工少數派代表的座談記錄（1966.11.17.）
陳伯達等和北京第一機床廠各派代表談話紀要（1966.11.18.）
陳伯達、江青對北京航空學院同學的講話（1966.11.19.）
陳伯達、王力、關鋒、劉建勳、胡癡等與商業部各地上訪群眾的談話（1966.11.22.）
陳伯達與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同志的談話（1966.11.27.）
陳伯達、江青、周恩來、謝鏜忠、吳德在文藝界大會上的講話（1966.11.28.）
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1966.12.4.）
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1966.12.6.）
中央文革與一司三司北航礦院等代表座談時的講話（1966.12.14.）
中央首長在北京市中學批判反動路線大會上的講話（1966.12.16.）（存目）
中央首長對做接待來京師生工作的幹部的講話（1966.12.19）（存目）
陳伯達談關於澈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標準（1966.12.22.）
中央首長接見首都紅衛兵代表的講話（1966.12.23.）
陳伯達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966.12.25.）
江青、陳伯達與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代表的談話（1966.12.26）（存目）
陳伯達、江青與北京紅衛兵座談紀要（1966.12.27.）

陳伯達研究文獻
「文革」研究文獻
後記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體例說明

1966
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5.24.）
陳伯達、康生等關於北京廣播學院文化革命的談話（1966.7.14.）
陳伯達、康生在對外文委的講話（1966.7.14.）
陳伯達、康生等對北京廣播學院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6.7.16.）
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7.22.）
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7.23.）
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在北京廣播學院的講話（1966.7.24.）
陳伯達在北京大學師生員工大會上的講話（1966.7.25.）
中央首長在北京大學的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