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爭、黨爭及其他：劉少奇走向「文革」（上）

劉少奇同王光美談四清（1964.1.）

（1964年春節期間）

犯嚴重四不清的錯誤，根子在哪裡？我們說根子是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腐蝕和影響，如一般所說的「錯在幹部，根子在地、富」，這是下面的根子，這是基本的根子；群眾還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邊有根子沒有？要不要挖？應該切實查一下上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級機關的蛻化變質分子和一般幹部的不好作風的影響）。這就是說，地、富的影響，不獨在下級幹部中發生作用，而且在上級高級幹部中發生作用。犯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基層幹部，在公社、區、縣和地委有根子，要切實追查一下，要切實整一下。犯有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在上面大體都有根子。下面的幹部給上面幹部送禮物、請吃喝，甚至發展到相互勾結，上面就有人保護他了。很多事實說明，犯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如果沒有上面幹部的保護，就不敢犯那麼嚴重的錯誤，不敢犯大錯誤。科員不拉科長下水，就不敢亂搞、大搞；科長不拉處長下水，就不敢亂搞、大搞；處長不拉部長下水，也不敢亂搞、大搞。生產隊幹部，沒有大隊幹部撐腰，不敢胡搞；大隊幹部沒有公社幹部撐腰，不敢胡搞；公社幹部沒有上面幹部撐腰，也不敢胡搞。這些幹部犯錯誤的時候，以為有上面的幹部支援，用上面的根子壓群眾，可以控制群眾，這時候，他們不怕群眾。比如，吳臣（原文按：前已介紹吳臣是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的支部書記，有嚴重的經濟四不清和政治四不清錯誤，已撤職。）就已經發展成為群眾的統治者。當我們把黨的正確政策同廣大群眾見面，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以後，他才怕群眾了。

群眾對於幹部的監督要加強。同時，我們上級應該樹立一種勤勞、廉潔、樸素的作風。凡是蛻化變質分子和有嚴重四不清的幹部大都有一個或幾個享福的窩子，如蘇長吉（原文按：蘇係榆關區副區長，已調到縣裡反省）在桃園和牛頭崖都有享福的窩子。難道只有蘇長吉一個人？因此，要強調群眾的監督。群眾要監督大隊、公社和區、縣的幹部，上面的幹部也要接受監督。有的大隊，有的公社，蛻化變質了。封建勢力、資本主義勢力或者反革命勢力復辟了，就是因為這些幹部，有下面的根子，也有上面的根子。蛻化變質，就是這樣變的：有上面的保護，沒有群眾的監督。要澈底改變這種情況。只要上面不變，即使下面變了，問題不大，因為上面發現了下面的問題，可以下決心整好。真正發動群眾，就能整好。這裡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下面變了，上面敢不敢整？對下麵的錯誤，是庇護、掩護、保護？還是澈底革命？只要上面不變質，有澈底革命的決心，僅僅基層變質，好整，也能整好。上面幹部對下面幹部的庇護、掩護、保護，開始，可能是不自覺的，慢慢地變成自覺的了，不能澈底革命了，還有的變壞了。問題的嚴重性就在這裡。

可以提挖上面的根子，這是群眾提出的，是有事實根據的，要好好想一想。在什麼時候提，什麼時候往這方面引導，要看情況。現在就要搜集犯有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同上面聯繫的材料。在全縣搞完四清以後，再開一次縣的三級幹部會，公社、區委和縣的各部門幹部參加，幫助縣委、區委搞五反整風。同時揭露地委、省委某些人的問題。不把四清搞透，要把五反搞透相當困難。四清和五反以後，要制定出一些新的制度和規定。如：今後幹部下去應該如何工作，遵守什麼制度，以便於群眾監督，保證堅持勤勞、廉潔、樸素的作風。在你們那裡（指撫寧縣），如果其他大隊，其他公社的四不清，其嚴重和複雜的程度，也像你們盧王莊公社那樣，縣委就應該很好的檢討自己的責任。全縣搞了四清，縣委就清醒了。縣委不清醒，基層工作搞不好。

任何生產關係中發生的問題。比如分配中的多吃多占，貪汙盜竊等，是要向上面找根子、找靠山的，就是要找上層建築來保護的。我們的上層建築（這裡指的主要是上級黨政和業務領導機構），一不是那樣純潔的，二不是很清醒的。要好好地為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服務，而不要為這些非社會主義的和反社會主義的事情服務，不保護它們，而且，要及時地反對它們，這並不是那樣容易和順利的。因此，單單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上面的有些幹部是不注意，有些幹部是不清醒、沒有覺悟到這一個問題；少數幹部就是不好，包庇壞人壞事。縣、地多數人可能沒有覺悟到這個問題，省是否覺悟到了？省委清醒，多數地、縣就不會變質，變了也可以變回來。縣委清醒，公社、大隊多數就不會變質，變了也可以變回來。事情就是這樣。如果公社是真正革命的，發現有的大隊變了質，公社就會有決心，堅決發動群眾，使大隊變成革命的。如果，縣委是真正革命的，發現有的公社、大隊變了質，縣委就會有決心，堅決發動群眾革命，把公社、大隊變成革命的。地委、省委也是一樣，一旦發現下面有嚴重問題，或變了質，就有決心去解決，去革命。有些大隊和公社、個別的縣，在一個時期內，變了質、變成修正主義，並不可怕，只要上面清醒，發現了這種情況，能夠下決心革命，就好了。危險的是上面不清醒，因此，要不犯反人民的錯誤，必須有省、地、縣委和政府來保證。這也就是列寧所說的，一切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政權問題。上級黨政機構的各個環節，都是堅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經常注意克服各個環節中的動搖分子、不清醒的盲目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這是經常要發生一些的），那它就能把一切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改變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並且不斷鞏固這個基礎。

不能借四清運動搞宗派鬥爭，也不能藉口有宗派鬥爭，就不能批評四不清。否則，也是宗派。

劉少奇同王光美談四清（1964.1.）

（1964年春節期間）

犯嚴重四不清的錯誤，根子在哪裡？我們說根子是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腐蝕和影響，如一般所說的「錯在幹部，根子在地、富」，這是下面的根子，這是基本的根子；群眾還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邊有根子沒有？要不要挖？應該切實查一下上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級機關的蛻化變質分子和一般幹部的不好作風的影響）。這就是說，地、富的影響，不獨在下級幹部中發生作用，而且在上級高級幹部中發生作用。犯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基層幹部，在公社、區、縣和地委有根子，要切實追查一下，...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體例說明

1964
劉少奇同王光美談四清（1964.1.）
劉少奇給王光美的一封信（1964.3.27.）
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王光美）（1964.7.5.）
劉少奇在湖南省直屬機關及地市委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4.8.10.）
劉少奇轉發《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批示（1964.9.1.）
劉少奇關於「四清」「五反」蹲點問題的報告（1964.9.16.）
劉少奇在國家經委黨組彙報工作時的講話（1964.9.23.）
劉少奇同朱理治的談話（1964.10.4.）

1965
劉少奇在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彙報工作時的講話（1965.2.23.）
劉少奇在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彙報工作時的講話（1965.2.24.）
劉少奇在全國農村半農半讀教育會議期間的談話（1965.3.31.）
劉少奇、鄧小平在工交系統四清試點座談會上的講話（1965.7.5.）
劉少奇答宋亮的來信（1965.7.13.）
劉少奇關於半工半讀和幹部參加勞動的講話（1965.7.17.）
劉少奇關於農業教育工作的講話（1965.7.20.）
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5.11.6.）
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5.11.15.）
劉少奇同何偉等人的談話紀要（1965.11.19.）
吳法憲回憶劉少奇關於四清工作的指示（1965.12.11.）

劉少奇研究文獻
「文革」研究文獻
後記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體例說明

1964
劉少奇同王光美談四清（1964.1.）
劉少奇給王光美的一封信（1964.3.27.）
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王光美）（1964.7.5.）
劉少奇在湖南省直屬機關及地市委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4.8.10.）
劉少奇轉發《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批示（1964.9.1.）
劉少奇關於「四清」「五反」蹲點問題的報告（1964.9.16.）
劉少奇在國家經委黨組彙報工作時的講話（1964.9.23.）
劉少奇同朱理治的談話（1964.10.4.）

1965
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