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小組的幹將：戚本禹與「文革」(II) (電子書)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體例說明 1967 戚本禹談北京市的幹部（1967.3.） 戚本禹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講話（1967.3.3.） 中央文革小組接見江蘇代表時的談話記錄整理（1967.3.3.）（存目） 戚本禹接見北京紅代會核心成員的講話（1967.3.4.） 謝富治、戚本禹在接見紅代會核心組成員及部分工作人員時的講話（1967.3.4.） 謝富治、戚本禹對北京各紅衛兵小報和印刷廠代表的講話（1967.3.4.） 戚本禹接見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部分同學的講話（1967.3.5.） 戚本禹、謝富治接見《北京日報》社群眾的講話（1967.3.9.） 中央首長第一次接見青海代表會議紀要（1967.3.13.） 戚本禹接見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代表講話（1967.3.16.） 戚本禹接見青海代表時的講話（1967.3.25.） 陳伯達、戚本禹與清華革命師生代表的談話（1967.3.26.）（存目） 陳伯達、戚本禹在國家計委的講話（1967.3.26.）（存目） 陳伯達、戚本禹與北京大學師生代表座談紀要（1967.3.27.）（存目） 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1967.3.30.） 戚本禹對中央音樂學院等院校組織的講話（1967.4.2.） 戚本禹關於《北京日報》的談話（1967.4.9.） 戚本禹在中央戲劇學院的講話（1967.4.9.） 戚本禹給地質部機關革命造反團的一封電話信（1967.4.10.） 戚本禹、張春橋、謝富治接見北京中學代表時的講話（1967.4.13.） 戚本禹接見中學代表時的講話（1967.4.14.） 戚本禹講話選登（1967.4.14.） 謝富治、戚本禹接見北京長途電訊局各組織代表的講話（1967.4.14.） 戚本禹在中國京劇院的講話（1967.4.16.）（存目） 陳伯達、戚本禹接見「批判陳毅聯絡站」等組織的談話（1967.4.17.）（存目） 戚本禹在中央樂團講話（1967.4.20.）（存目） 中央文革關於釋放「聯動」小頭目的指示（1967.4.22.）（存目） 關鋒、戚本禹關於解決青海問題的講話（1967.4.27.）（存目） 陳伯達、戚本禹對中央國務院聯合接待室全體人員的講話（1967.4.30.）（存目） 戚本禹談當前形勢（1967.4.30.） 陳伯達、戚本禹與北京師範大學師生代表座談紀要（1967.5.4.）（存目） 戚本禹在北京芭蕾舞蹈學校全體革命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5.9.） 戚本禹接見大學紅代會宣傳工作人員的講話（1967.5.10.） 戚本禹在中國人民大學附中的談話（1967.5.11.） 戚本禹在北京玉淵潭中學的講話（1967.5.12.） 戚本禹、王力接見湖北代表座談紀要（1967.5.15.）（存目） 戚本禹在接見首都鋼鐵公司群眾組織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5.15.） 戚本禹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67.5.23.） 戚本禹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討論會上的講話（1967.6.6.） 蕭華、楊成武、關鋒、戚本禹接見河南省部隊首長的談話（1967.6.10.） 戚本禹與電影界談話摘要（1967.6.22.） 中央首長接見河南省部隊首長的談話（1967.6.23.）（存目） 戚本禹接見首都鋼鐵公司代表的講話（1967.6.24.） 戚本禹對河南鄭州十大總部的講話（1967.6.28.） 戚本禹與河南「二七公社」代表的談話（1967.6.28.） 戚本禹研究文獻 「文革」研究文獻 後記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 體例說明 「文革」作為中國統一、浩大、群體的政治運動，捲入的階層、參與的人數很多，觸及的問題、採用的方式十分複雜。可以說，任何一個政治事件，動輒牽動著幾十、上百人，甚至成千上萬人的關注。正是由於每個事件、運動聚集了眾多參與者，會議記錄中的文獻也牽涉到很多人，因此，在以人物為核心整理史料的時候，某一個檔應該歸屬何人，或者說，史料在不同人物的分配上如何處理，是一個值得斟酌的問題。 本叢書由於包括大量現場的講話記錄，具有原生態的歷史形態，多人參與的談話形成了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文集編撰的總體原則是，無論人物、運動、事件還是思想，盡可能根據時間先後，組織、梳理出重要的資訊點，使讀者由每一篇文章的連續性閱讀，可以大體知道歷史事實的來龍去脈。具體來說，涉及到史料的編撰細節，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處理。根據編者對史料的總體把握，擬在下面對此做出原則性的說明，並根據重要性的優先順序，依次排列如下。 第一、 官位優先原則。在每一次集會或者內部會議中，官位高者所起的作用通常比較大，做出的講話也具有較大的效力。 第二、 篇幅優先原則。對於官位或者政治影響力大小差不多的情況，以講話篇幅最多者作為歸屬對象。 第三、 資訊求全原則。有些會議講話，每個人的官位差不多，講話的篇幅也差不多，而且每個人沒有大段文字自成獨立的一部分，而是簡短的對話交互參差，各自的關鍵資訊都不少，將這樣的檔歸屬於某一個人的話，對其他人都會有遺珠之憾。因此，這樣的檔將會保留在每個人的文集之中。 第四、 對於年月不詳的情況，一律置於該年月的最後，列入「本月」、「本年」之下。上述這樣編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節省每本書的篇幅，通過幾本書的對讀可以獲得的文獻一般不重複收錄。凡是在其他書本中已經收錄，而本書暫付闕如的情況，一律在目錄和正文中列出標題，並且在標題之後標記「（存目）」二字。好在每一本的史料都是按照時間順序編排而成，因此讀者可以根據目錄提供的線索，迅速在其他書本中找到相關內容。本叢書的不同文本之間史料高度混融，需要提醒的是，對於有些史實，讀者必須將多本書一起參照對讀，才能瞭解問題的全貌。 本叢書所收錄文字均來自於中國國內外檔案館、圖書館，中共黨政部門的內部資料，民間人士所收藏的第一手文獻，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的報刊與書籍，以及官方與民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部分文字來自民間印刷物的會議記錄，標點符號的使用很不規範。原因是：記錄者錄入匆忙難免錯謬；記錄稿未經講話者與與會者修正；記錄者水準參差不齊；所記錄的文字大多係速成之物，並未經過正規編輯部門細緻審校。鑒於上述情況，編者特此作如下說明。 如果對所有標點符號全部修改的話，恐怕對原貌影響甚大。因此，編者修改的原則是：對顯而易見的標點符號誤用、漏用、缺省等情況，編者予以補充修訂。在保證不影響閱讀和理解的前提下，秉持可以不改則儘量不改的原則。文字整理的具體辦法是：第一，最大可能保留文字和版面的原貌。避免添加、增刪文字，以及隨意改動段落關係。第二，簡體字轉化為繁體字之後，仍然保留簡體字的原貌。例如，有些人名轉化為繁體字之後，「赫魯曉夫」就變成了「赫魯雪夫」，「斯大林」變成了「史達林」，「文件」變成了「檔」。針對這些類似情況，編者一律在審校中保持史料原初的簡體字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