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創傷與療癒之路
飛來橫禍
二○○七年,在大陸的一場車禍,引領我走上了一條創傷與療癒的道路。
那時候在一家日商公司工作的我,跟著日籍的老闆以及高級幹部們去設在中國大陸的協力廠商工廠進行訪視、稽核,本來的目的地是東莞,下了飛機,上了公司準備的小巴士。車子上了深圳的高速公路,一路前行,冷不防地在交流道撞上一台迎面而來的大巴士。
當時我坐在司機的正後方,身體順著慣性作用往前衝,直接撞到司機的座位後方,造成左腦和膝蓋部分受到嚴重的衝擊。可是坐在我旁邊的老闆,因為他前面沒有屏障,整個身子直接往前撞上車子的擋風玻璃,左眼因此失明。車上其他的日本籍幹部則分別受到粉碎性骨折等輕重不等的傷害。
車禍發生後,因為整個車子上只有我一個人會講中文和日文,於是我開始打電話聯絡日本總公司,請他們聯絡中國當地的協力商出面處理。由於出車禍的當下,我的老闆正在跟台灣分公司講電話,所以公司管理部的小姐聽到我們出車禍的聲音,直到手機斷訊。因此,當我用手機打回去跟公司聯絡時,像是從電話裡得知了什麼消息,接電話的人就在哭,倔強的我硬撐著受傷的身體跟他們說:「沒關係!我會處理,但可不可以請你先幫我聯絡那個協力商的人……」。等到救護車陸續抵達現場,把我們送往附近醫院,
剛進醫院的時候,要先做斷層掃描,因為搬動的時候傷口會疼很痛,當時外派的社長就還開玩笑地鼓勵大家說:「好啦!哀號完以後就有蛋糕可以吃喔……」。可是,等到掃描做完以後,第一家醫院就告訴我們,他們決定不接這群傷患,因為擔心外國人會死在這裡。
於是我們馬上轉到第二家醫院,雖然我自己本身左側腦部有長達一個手指長的外傷,並且有腫脹,內部還有血腫塊,我還是把自己挺住,面對當下這個需要極高的抗壓性來進行重大危機處理的情境,主動地承擔起各項協調聯絡的事情。因為傷者大部分都是日本人,醫院方面要我簽署手術同意書,當時的我一下子猶豫了起來,因為我不是社長的家人,而醫生們似乎正在討論決定要摘除什麼東西。所以,我馬上打電話回去請示總公司,是不是能請社長的太太來這裡一趟。還記得當時我的身體由內向外不由自主地在顫抖。
車禍發生後的當天晚上,醫院召開醫療會議,討論車禍傷患的狀況,這裡最嚴重的是老闆的X光片結果,當時判斷可能有腦水腫,恐怕沒辦法處理。由於這個時候日本總社已經派代表過來,香港分公司的社長幹部也抵達了醫院,就向院方要求說能不能轉到香港的醫院,經過院方以及地方長官的同意後,很快安排救護車把所有的傷患都送到香港,到香港時候已經是半夜兩、三點了。從發生車禍一直到香港,我整個人都感覺到頭暈目眩,但是還是努力地負責聯絡以及安撫大家。一直到抵達香港,確認老闆以及同事們都安頓好以後,我整個人就暈過去了,也不確定是暈倒在手術台還是床上,等到我醒來時,人就已經躺在病房裡了。
進入最低潮狀態的身體與心靈
昏倒一天後在病床上醒來,有更嚴重的事情發生了,我發現我的身體只有右手可以動,其他三肢都癱瘓了。現在回想起來,車禍發生後,我還可以運用自己的身體進行那麼多協調聯絡事情,大概是當時的壓力促使腎上腺素升高,硬撐出來的生理狀態。等到一切穩定下來,我在車禍中受到的傷害也就全部迸發出來,讓我的身體完全不聽使喚。但是我還是得要趕緊聯絡我的家人,我努力掙扎著用僅能動彈的右手摸到電話機,用吃奶的力氣撥通電話給台灣公司,麻煩他們聯絡我的家人。我先生接到通知之後非常緊張,立刻趕來香港聖母醫院照顧我。
我的身體不能動彈的狀況持續了兩天以後,我才能下床走路,只是左半邊身體還是癱瘓麻痺的狀態,還有一些說不上來的怪異感受。但是香港當地除了進行一些基礎的檢查之外,完全找不出原因,於是醫生要我趕快回臺灣,進行更完整的檢查。於是我先生就陪我搭機回臺灣,進了萬芳醫院從頭到尾徹底檢查一遍。在檢查的時候,醫生知道我是搭飛機回來,馬上臉色大變,問我怎麼可以搭飛機回台?我當時反問:「為什麼不行?」醫生解釋:「因為妳的腦部受到車禍衝擊而有嚴重的外傷,腦壓很不穩定,應該要坐專門的醫療飛機回台,安全又能有保險給付。腦部受傷的人如果還坐一般的飛機回來,一不小心很容易會因為機艙壓力問題死在飛機上。」我和先生彼此互望了一眼,嘴角微微上揚了,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夠安全回國檢查。
經過詳細的檢查後,萬芳醫院的醫生說我的左肩頸這邊有一個神經叢斷掉了,因此會影響到我的左下半腦及身體整個沒有知覺。當時教學醫院的實習醫師拿牙籤試著戳我的臉測試反射動作,我都沒有反應,也就是說我的臉左半邊都沒辦法動了,舌頭也歪一邊。大概是這樣的病患難得一見,經常有實習醫師來敲敲我的手肘,戳戳我的臉。事情已經嚴重到這個程度,我的情緒當然是非常的焦躁不安,對於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感到十分的茫然。
除了身體上的傷害外,每次只要做檢查,遇到不同的醫生就要重述車禍發生的情況。許多日本同事、長官基於禮儀頻頻來到醫院詢問關心,他們來訪時我又要再重新講一次,不斷重述那段可怕的過程,讓我因為身體半身不遂和左側癱瘓感到疲憊的心情更加的沈重。於是到後來我就請我先生回絕他們的探望,說心意已收到,謝謝他們的好意。可是,這樣拒絕幾次之後,公司內部難免就會有人有一些微詞了。當時整個人的情緒十分低潮,除了「重大創傷後症候群」(PTSD)以外,還有診斷出具有「重度憂鬱」、「器質性病變」……被醫生貼上很多標籤。
冷冰冰的醫療過程
雖然經過持續的治療,我身體上的傷害漸漸復原,但是我身體左側不能行動的問題,一直無法解決。醫生把我轉診到神經內科、骨科、腦神經科……,都找不出具體的原因。
為什麼明明肉體上的傷害已經慢慢復原,可是身體的行動能力卻無法恢復?一些醫生說我有心理障礙導致我不想動,所以腳不走了,手也沒力。我記得大概在我回到台灣兩、三天以後,有一位臨床心理師說,他在大學有學過催眠,可以幫我試做看看。於是讓我躺在小沙發,先叫我要放鬆,之後馬上引導我回到車禍的現場,去注意那些血跡,誰受傷了,幾點鐘方向有誰,也就是讓我再次去留意那些細節,再次承受撞擊的痛苦,所以我記得當時我整個身子都緊繃僵硬到非常不舒服,拳頭越握越緊,胸口很悶,身體顫抖到講不出話來,咬著牙身體很用力,緊繃得快要窒息……。
這位醫生整個引導完都問不出來東西,於是就把我老公叫進去,請我老公開車帶我去陽明山或是清境農場之類,有廣闊的大草原環境的地方,他認為這樣會讓我比較放鬆。可是,後來我才知道,從另外一個學派觀點來看,會認為他開這樣的處方並不恰當,因為我才剛出車禍,還沒恢復好就要坐車去山上,肯定要吐個半死。催眠後他還提醒我們說,經過引導後我接下來可能會做很多惡夢,希望我老公要多留意我。結果,我真的把他給我的負向指令全接收了,導致連續半年我都在做惡夢,晚上睡不好,早上精神也很差,甚至造成我對於晚上睡覺還會心生恐懼感,因為我覺得一睡下去就會接觸到一連串恐怖的事件而感到不安。對我而言,那些負面的訊息來得太快,快到讓我難以消化重整,所以,睡覺這件事不僅沒有讓我放鬆到,反而讓我的藥劑服用量越來越高。
因為有這段經歷,我後來接觸催眠的領域,成為一位催眠的講師後,特別強調同理心的重要。我現在教導學生催眠時,都會提醒學生要給對方「正向的暗示」,而不是「負向的引導」,或者不該因為自身的好奇,專注在太細節的過程。一般而言,我們在處理「重大創傷症候群」,或者是一些比較特殊的、使你恐懼、退卻、不願面對的事情,我們會先給他一個心理上的防護網、安全罩,先保護好這個人,然後再去面對那些恐懼。或是給他一個指令,告訴他:「你看得到外面,但別人看不到你,你穿著一個隱形的斗篷之類的……」。所以,當時那位臨床心理師之所以會在治療過程中帶給我更多壓力,是因為沒有給我一個安全的防護網,導致我在一種沒有防護的狀況下,又重新去經歷撞擊當時的感覺。在我的內在重複地刻畫這個印痕。這在「重大創傷症候群」的處理過程中,我現在認為是很殘忍的做法。當時那位醫生說他的做法是依循著大學時代學習的東西,我想這應該就是所謂理論和實務操作上的落差。
在那段時間,我每週星期一、三、五去做復健,除了復健也會去看不同的心理諮商,當時輪流看了三個醫師,其中有一位我覺得他特別好,我到現在都還會記得他的名字,叫游勝宏醫師。他不管你做什麼,都會很正向地支持你。比如我當時候特別迷惘,他都會說:「很棒啊!妳看這樣妳就擁有……」,不斷在強調我周遭有很多的資源。我除了身體不能動之外,我的視力也開始從原本的1.2,慢慢掉到0.8、0.7,然後只剩下0.3。我那時曾經從萬芳醫院轉到台大醫院,由於台大是一所教學醫院,主治醫生就直接向後面一堆的實習醫生說:「根據這些視力測驗的報告結果,這個病人在明年的這個時候應該是瞎了……。」那醫生不選擇私下講,當著病人和這麼多人的面前講,這個當下當然讓我很難堪,這樣子我的未來還有什麼希望可言?
我當時就告訴醫生說:「不好意思,我從萬芳轉來,大家都說你很權威,我也相信你很專業,你能不能幫我保留這個0.3?」,他就回答說:「只能開開散瞳劑給妳,然後妳多看遠方。」得到這樣的回應,對一個病患來講,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黑暗中的光明
當然後來我還是領了藥,但心裡想散瞳劑能幹嘛?肌肉放鬆又能怎樣?去山上看看遠方好像也沒什麼效用。可是意外的是因為那段期間我有在學催眠,就為自己做一次催眠改善,發現我的視力恢復了,從0.3進步到0.6!
後來第二次進行催眠改善,我的視力進步到0.9,就讓我非常開心,畢竟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我的雙眼自從萬芳醫師說已達醫療極限、束手無策後,把我轉到台大看診,然後又在台大醫師宣判無救,要我自己試著去接受明年的這個時候左眼會瞎掉的事實,竟然在等待一週後,讓恐懼和無奈的悲傷得到釋放。
當時的催眠改善過程,在老師的幫忙下,首先讓我回溯到了車禍現場撞擊的場景,就像電影情節般地快速閃過我所經歷的事情,我先是說:「老公,對不起我先走了,孩子拜託你了!」然後表現出很安心離開而沒有遺憾的感覺。然後接著跳到了我的初戀,是狠狠地一巴掌打在我臉上,回到了那個初戀,我很清楚地看到他的臉,慢動作地舉起右手重重地揮下,我才發現原來當時我的左臉左眼都受傷了,在大陸的法醫曾經告訴我說其實我忽略我的眼睛很久了,在此之後的半年都沒有留意它,眼睛可能會憤怒地說:「妳這麼不注意我!我乾脆瞎掉算了!」我回說:「真是對不起了現在才注意到你,但是我很難過,也想好好待你啊!」
然後那條神經通往頭腦反應區的灰色管子斷了,看著那個斷掉的另一半,老師對我說:「試著修復它,或是幫它們打個結吧!」我竟然也回答:「嗯,可是好痛!」我想那應該是可以慢慢接上的,只是需要一點時間,想像著白色的光點用虛線的方式連接著對面斷掉的那一截,持續地進行在修復。後來,我跳到了綠色的青山,出現一個很舒服的畫面,有綠色的湖泊,美麗的山、樹葉,還看到白鷺鷥與其他不知名的鳥類正在飛,小鳥的移動是很快速的,但是我的眼睛卻看得很清楚。我很用心地記住了這個清晰的感覺,在跟老師做完了催眠之後,我慢慢地睜開眼,我四處張望,體驗到有些不一樣卻說不出的感受,最後我選定了屋裡的菩薩觀看,這是一尊木雕的菩薩,沒戴眼鏡的我原本看祂是很模糊的,只是一坨土黃色的物件,但是仔細地盯著瞧了以後,我從嘴角微笑著,到開懷大笑,驚奇地直呼怎麼會這樣!因為我慢慢地看到了菩薩的五官,看見祂在對我微笑著。當時,腦子裡就浮現了一個念頭,一定要趕快去驗眼睛的度數。
我把這段經歷和當時在眼鏡行測量的數據結果保留下來,在部落格上發表這段親身經歷分享給更多人知道,希望可以透過同理心的分享支持到更多人。
我那時候還在萬芳醫院遇到一位很好的復健師,我們都會叫這位復健師「小天使」。因為「重大創傷症候群」治療之初我們常會有忘東忘西的狀況,像是我忘了帶錢包,小天使會說:「沒關係,我先借妳,那妳至少要先買個喝的,然後掛號費先壓著,下次複診再給我。」有一次做牽引,我是要把神經接回來,需要拉脖子,拉一拉之後,突然覺得有點痛,是一種刺痛感,後來很痛很痛,痛到我流眼淚,然後她就把眼睛瞪得很大,然後說會痛喔。我說對啊,很痛耶,可不可以調整一下這樣。她說:「不不不,就是這樣,妳要感受一下那個痛。」我反問說為什麼,她說:「痛,就表示妳神經長出來了,妳才會感覺到痛啊!」
她說如果是有一點點痛,就一點一點地去喬(調整)那個方向,一點點去弄,我覺得她說得很有道理,我後來堅持下完成這段復健的過程。可是,那邊跟我一起做復健的阿嬤、阿公,如果一旦覺得痛,那就要過個幾天甚至是隔兩個禮拜才能再看到他們。有這樣的一段經歷,我覺得如果想要讓身體復健,「恆心」是最重要的,真的要有恆心維持一段時間,就算痛也要熬過那一小段,你就可能會慢慢發現身體在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