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學者：常燕生教育政治論文集

【三民主義批判】

一、總評

凡一種學說有被批評的價值，必定是已經具備了兩種條件：一，該學說之本身，確有一部分顛撲不破，可以站得住的理論根據。二，該學說在一時代已有相當的勢力，可以影響於實際政治或社會。倘若是毫無根據的信口瞎談，譬如說八月十五要天昏地暗，則我們只可一笑置之， 絕無批駁的必要，因為這種胡說是不足辯駁的。又如有人閉著大門創出一種學說，並不給他人知道，也無人加以信奉，則我們倘非閒著沒事幹的人，誰也沒有那許多工夫去讀到牛角裡開心。故此，凡是可以值得批評的東西，必定是合乎以上二種條件的，但雖合乎以上二種條件；而亦有不能批評的學說，即該學說已在社會上占有獨尊的地位，有實際的威權來保護他，有神祕的儀式來裝點他，這樣，這種學說便脫離了理論的性質，而變為含有宗教性的神祕信條了。

在宗教信條之下，是只有信仰，只有服從，而絕無自由批評的餘地的。譬如已往在中國的孔教，在歐洲的基督教，在西亞諸國的回教，以及現在在蘇俄的布爾錫維克主義，在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都是從學說宣傳變為宗教信仰的榜樣。但是在現代和古時不同的地方，便是自從文藝復興以後，人類思想解放的運動已經成熟，數百年來，人們在比較良好的立憲政體之下，有自由言論，自由批評的權利，這種權利不能不說是人類的幸福。這種權利一經得到，而且確實享受過多少年之後，只有一天比一天更擴張，決無再加減變弱的可能。譬如一向解放慣了的人， 要他再加上鎖鍊，重作牢獄的生活，那是萬萬不能忍受的。因此在目前，無論是布爾錫維克主義，或法西斯主義，都不過是一時的反動，絕不能如中古基督教那樣長久的維持威權。

因為現代的人已不是古代那樣奴隸慣的人了，而且即使在現在，也只有在俄、義等民智低下，向來遵信宗教（如俄），崇拜英雄（如義） 的國家，才會發生那樣反動專制的主義。至於若在民智較高，享慣自由的國家，如英、美、德、法諸國，是絕不能讓這種反動思想成功的。即如我們中國，雖然民智低下，容易煽惑，然因向來民族浸淫於老莊思想，政治上以此為放任為主，人民享慣消極的自由，欲想由專制的手段，去整齊畫一人民的思想行動，也是萬不可能的。近來共產黨在中國的失敗，未始不是吃虧了不了解這種實際的思想背景的緣故。

國民黨所標榜的三民主義，在今日可說已構成了上述的值得被批評的兩個條件了。第一，三民主義雖然理論上之缺漏尚多，但究不失為一種有理性的主義，至少有一部分理論是可以站得住腳的。第二，三民主義在目前中國，發生較大的勢力，自不必說。照以上兩點看來，我們不是很可以將三民主義拿來作對象以詳細解剖批評嗎？但是同時自國民黨勢力擴張以來，三民主義已完全變為宗教信條，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之下，對於三民主義是只許頂禮膜拜，絕對不許退有後言。「反三民主義即反革命」，請看這句標語是何等威嚴利害啊！

如此，三民主義即已脫離了理論的根據，而變成神祕的信仰了，我們那裡還有批評的餘地哩？不過，照前節所說，這種專制反動的思想， 不過一時的變態，終久不會成功。本來照國民黨原始的性質，以及三民主義內民權主義的正當解釋，都是與箝制言論，一黨專制等思想，絕對不相容的。現今國民黨政府的專制反動行為，乃是一部分受了共產黨思想的影響，而他一部分則發於幼稚的誇大狂。目下國民黨中明達之士， 已漸漸覺悟了此種壟斷政策，不但有背於三民主義的本旨，也無益於國事，而且對於該黨本身，也是有害無利的。我想國民黨不久可毅然覺悟，將此種自殺政策取消。倘若始終執迷不悟，則我們可以大胆說一句話，國民黨的將來終必因此種愚拙政策，而自斷絕其政治生命的。閒話少提，我們既認為三民主義不應當變為宗教的信條，則我們自當還他一個理論的本來面目，就他的本身主張，切切實實，給他一個批評。

本來批評是一件最難的事，而在現今政治競爭激烈的時候，對於異黨的批評更難下筆，稍一不慎，即不免以個人意氣參加到裡面，而失掉批評的真實性了。對於這一層，我自信還是一個能平心靜氣不為黨見所拘的人，對於所批評的對象，絕不肯隱善揚惡，專去吹毛求疵，至於一切謾罵之辭，更要極力避免的了。

說起三民主義這個名詞起來，就不免聯想到林肯的有名的三句話， 三民主義之最初是否即從林肯的話抄襲而來，不可得而知，但到後來的解釋，確已將「民族，民權，民生」，解作「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了。這種解釋確是很正當的，因為三民主義本來也不過就是實行林肯的那三句話，不過所不同者，林肯的話，是解釋一個整個的「全民政治」的意思，而三民主義在名詞上，卻將一個整個的東西分作三節。從林肯的話看來，我們所要求的只是一個東西，從三民主義的表面看來， 我們所要求的乃是三件東西。這樣便容易使人誤會這三件東西是本來毫不相干，硬扯來作一處的。所以非靠胡漢民先生來另做一部《三民主義之連環性》，不能將三民主義連貫起來。

其實照林肯的意思解釋起來，「三民」本來只是「一民」，三民主義的中心還只是一個「民權主義」。因為近代全民政治的運動，只是一個「民權」的運動，所謂「民族」、所謂「民生」，都是「民權」的附屬品。「民權主義」可以包括「民族」、「民生」，而「民族」、「民生」則無論何項，也絕不能包括了其他二項。何以說民權主義可以包括了民族主義呢？要知近代的民族主義運動，絕不是單純的種族分離運動，乃是要求民族獨立自決權的運動。他所要求的，不是如古代一樣單單根據於「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種族歧視心，而乃是根據於民族的自治權，這兩種性質是絕對不同的。

近代的民族運動，不是要求一個個民族，都獨立自建一國便算完了，他所要求的，乃是與其他民族有相等的權利。假如這個權利可以不用分裂的形式去得到，則雖與其他民族同建一國亦未始不可以。假如雖名義上獨立為一國，而實際上並沒有完全的主權，則其民族運動，仍不得謂之成功。故此，現代的所謂民族運動，實際上應當看作是民族自主權運動，這仍是民權運動之一種，不過普通民權運動的對象是同族的壓迫者，而民族的民權運動的對象，則是異族的壓迫者罷了。若如古代單純的民族運動，但求驅異族而戴本族，雖專制壓迫，亦忍受之，這種運動便與現今之所謂民族運動大不相同了。

何以說民權主義又可以包括了民生主義呢，近代的民生主義（按： 民生主義不成一名詞，應正其名曰「社會運動」，無論廣義的社會主義，狹義的社會政策，均包括在內），並不是單求吃飯穿衣的運動，而乃是要求這吃飯穿衣自決權的運動。因此現代的社會運動，斷不是如古代一單單用富國裕民的政策所能解決，最要緊的還是個爭經濟自決權的運動。譬如有些國家，如英、美等國，工人生活已經十分優裕，何以還要起什麼勞動者運動呢？可見勞動者所要求乃是權，而不是生活。俄國共產黨所以用一「階級專制」的名詞來鼓動無產階級，也就是利用這個爭權的心理的緣故。

不過俄國的現行政治，並不是真正的工人專政，而乃是少數智識階級假借工人專政的美名，以發揮其個人主張，所以大多數人不能贊成。並且即使真正的一階級專政告成，而其他階級仍受壓迫，仍不能謂之真正的全民政治罷了。除俄國以外，德國為什麼要設經濟議會！英國為什麼要有礦主和礦工的共同協議的機關，也無非是為的將生產分配等權， 公之於全民眾而已。剩下各國的社會政策，雖非達圓滿，然大致是向這一條路走的。故現代的民生運動，我們可以正其名曰：「民生的民權運動」；或曰「經濟的民權運動」更為明顯。

主義雖有三，其實歸結總是一民權主義，而且是一政治自決權主義。中山用三民來列舉，反不如林肯以民有、民治、民享解釋一全民政治較為洽當的了。蓋從中山的主張，每易使人誤認，三民主義為三種毫不相干的主義拉來作伴的，結果同在三民主義之下，有的相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狹義民族主義，有的相信但求飽食煖衣的民生主義，結果都失了倡始者的本旨。如辛亥倒清之後，大半國民黨員即以為革命業已成功，即是誤認狹義的民族主義作中心的緣故，這不能不說是三民主義本身解釋易啟含混的缺點。

況且一黨只能有一主義，才能使信仰歸於一致，今「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三民主義的真正解釋，連老國民黨人也不能認得清楚，焉能不令共產黨人乘機上下其手呢？況且三民主義之中，民族、民權俱可成為主義，而民生主義根本不成一名詞。照孫中山的解釋看起來，所謂民生主義，實在只是一種民生政策，如正其名，應曰「社會政策」。政策之與主體截然不同，今不曰政策而曰主義，其初不過欲使和其他二主義並列，凑成三民之數而已，又誰知因此用名之不當，致使共產黨人乘機而入，演成篡黨的慘禍呢？然則中山先生當初何不即用民權主義，或另創一其他整個的名詞，而必用此支離破碎的三民主義以來號召呢？我推想起來，大約也有兩個緣故。

第一，因當時同盟會走奔革命的人們，大多數不過為了狹義的種族觀念，至多對於民族主義可以了解，對於民權的精義不知者尚多，甚至有主張只要趕走滿洲人，便是張三王八來坐皇帝也是可以的，在這樣空氣之下，主張民權的人，為提醒大家對於民權主義的觀念，解除狹義的民族革命思想起見，因此不得不特意提出一個民權主義來和民族主義並立，這是當時遷就事實的一番苦心，我們應當原諒。

第二，當時的革命黨對於民權主義的需要已不了解，對於民生政策的需要更不了解了，中山先生是個頭腦比較新的人，對於當時的社會主義潮流稍微知道一些，不過在那時的人的智識程度，對於社會主義和社會政策之分別尚未能得清楚，況且當時德國有一派號稱國家社會主義（又稱議壇社會主義）的學者，雖打著社會主義之名，其實也就是講社會政策的。因此中山先生所主張的，雖然不過仍是社會政策之一種，而也就糊裡糊塗用上民生主義的名詞，以便和其他二主義作配。而且照實說起來，恐怕中山先生最初的心理，是否就以主張社會政策為滿足，抑或要進而為主張社會主義的預備也是很難說的，這是民生主義之所以列於三民主義之一的原因。

三民主義之緣起既是如此，當然最初都是為遷就事實起見，其不合論理之處，我們應當為之原諒。不過因此卻為後來的三民主義信徒留下許多難題，卻是當初創始者所不及料的。我們常見外國人報紙上，常稱國民黨人為Nationalist（即國家主義者之意），國民黨人也居之不疑，孫中山先生也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可見照本來三民主義的用意論，不過就是一種變相的國家主義。倘使國民黨老早就採用國家主義的名字，則名正言順，何等自然？乃不此之圖，偏欲另創一個不經見的名詞，以致名實混淆，讓不知我國內情的外國人看起來，真是有點眼花撩亂，不知其所以然。

因為你若說他不是國家主義罷，他的本身確又含有國家主義的氣味很重，若說他是國家主義，他們卻又口口聲聲反對國家主義，不肯公然承認這個名詞。因此結果無法正名，只得糊裡糊塗給他安上一個西名， 叫做「Three Principle」。Three Principle者，正譯當作「三主義」，究竟這所謂「三主義」者，是三個什麼主義呢？為什麼一個黨的人，會信仰三個主義呢？這樣事實，就不是不通中國情形的外國人所能懂的了。原來中國人向來好用數目的字眼來撥弄花頭，從中國第一部古書《堯典》起，就有什麼「九族」、「五典」、「五教」、「五刑」、「七政」等花樣。以後什麼「九服」，什麼「四裔」，什麼「五行」，什麼「八卦」，什麼「三民」，什麼「五倫」等，鬧得「呀呀烏」，煞「像有介事」，其實不過幾個數目字在那裡作怪。

如今主義不用「一民」而用「三民」，也不過是數目字在那裡作怪罷了，讀者莫要以為這些話是有意輕薄三民主義，其實這種數目字作怪的事情，並不只是中國為然，「外夷之邦」也常有這種習慣，這乃是人類的通性，不過中國為特甚罷了。用數字來統攝事物，也自有整齊畫一的功效，不可一概抹殺。本來孫中山先生就是個傳統思想很重的人― 雖然不失其為革命家―他常常自以王道聖功自期。試看在民族主義第一講裡，拿什麼「王道」和「霸道」，來區別「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真要令人看得要笑掉牙齒，國民黨人至今還夢想什麼世界大同，援助弱小民族的空話，也是中了這股迂腐之氣。

所以他老先生死後，戴季陶要上以「道統直接孔子」的評話，中山因為有這一點中國士大夫的傳統思想，所以他的三民主義是用八股式的作法，一扇一扇作起來的，拿八股文章的眼光去看是盡善盡美，拿三段論法的眼光去看，就不能盡善盡美了。因為名詞先有這些毛病，所以內容無論怎樣精美，也禁不住他人拿來牽強附會，吳稚暉先生說：共產黨拿什麼左派右派等術語當法寶去牢籠人心，猶如古代專制帝王拿什麼忠孝等術語當法寶去牢籠人心一樣，都是騙人的把戲。這誠然是看穿事理之談，然而法寶的使用，並不始於共產黨，這就是吳先生雖知之，而不肯說穿的了。

三民主義的名詞，和三民主義的內容，這兩件事我們應當分別來看。雖然三民主義的名詞，是傳統思想下的名詞―尤其如民生主義的字樣之使用―但三民主義的內容，是否含有傳統意味？傳統與非傳統的意味孰多？這就不是單看名詞所能了解的，所以便有進而研究內容的必要。好在孫中山先生給我們留下一本書，這本書現在已成中國全體人民的聖典，這部聖典是否具有聖典的價值，他所代表的是些什麼東西？ 確是很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的。

【三民主義批判】

一、總評

凡一種學說有被批評的價值，必定是已經具備了兩種條件：一，該學說之本身，確有一部分顛撲不破，可以站得住的理論根據。二，該學說在一時代已有相當的勢力，可以影響於實際政治或社會。倘若是毫無根據的信口瞎談，譬如說八月十五要天昏地暗，則我們只可一笑置之， 絕無批駁的必要，因為這種胡說是不足辯駁的。又如有人閉著大門創出一種學說，並不給他人知道，也無人加以信奉，則我們倘非閒著沒事幹的人，誰也沒有那許多工夫去讀到牛角裡開心。故此，凡是可以值得批評的東西，必定是合乎以上二種條件的，但雖合...

代序： 孤寂的思想家―常燕生及其教育思想／陳正茂

一、生平：半百人生歲月

民國36年4月，政府改組，青年黨參加政府，常燕生初被提名為行政院政務委員，繼又入選國府委員，正圖有以報國之際，豈料是年6 月，常由滬返蓉，適逢水災，不意染病，雖緊急送醫，仍藥石罔效，竟致不起，於7月26日晨，因腦炎病逝於華西大學醫院，享年僅50歲。常以未及半百之齡，遽歸道山，實是青年黨和國家莫大的損失，但在國、共劍拔弩張的那個年代，常之去世，並未引起太多注意，亂世浮生，些許是動盪離亂時代使然。

常為青年黨領袖之一，亦是積極提倡「哲學有機論」的理論大師， 畢生以宣揚「生物史觀」為己任，其「生物史觀」之主張，曾與國民黨的「唯生史觀」、共產黨的「唯物史觀」鼎足而三。不僅如此，常於國家主義思想的闡揚、對三民主義之批判、對全民教育之論述，亦皆有其深刻可觀之處。惜此一思想深邃的理論大師，在逝世近70年後的今天，兩岸三地對其了解仍不多，學界研究者亦少，此或與其青年黨背景有關。編者過去研究青年黨多年，對青年黨歷史人物也多所著墨，現特別針對常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作一梗概介紹，裨使國人對這位在歷史上，應該占有一席之地的常燕生，有更全面清楚的了解。

常燕生（1898-1947），初名乃英，改名乃瑛，復改名乃悳，別號士忱，字燕生，以生於燕京故也，後以字行。常為山西省榆次縣車輞村劉家寨人，生於清光緒24年（1898）10月22日，常氏為榆次望族，當清末光、宣之際，全國財富大都集中於山西票號、而山西財富又集中於平遙、祁、太谷、榆次4縣，榆次的富戶常家即居其一。辛亥革命後，因受時局影響，常家開設於各地之商號紛紛倒閉，債臺高築，家道由是中落。

常父親為常運藻（鑑堂），清末曾任詹事府主簿、河南商城縣知縣等職。民國後，被選為山西省議會議員、候補參議員，後又出任縣財政局局長及縣立女子小學校長多年，為人性情鯁直，思想開明通達，在清末民初即主張推行剪髮、放足、禁煙等新政。常的太夫人乃禮部主事韓大鏞（序東）之女，其外祖據聞係「讀書務博覽，不拘於一格，亦不效他人之矻矻窮年，觀其大略而已。為文辭操筆即成，若不經意，而辭意俊邁，風格遒上。」常爾後之才華性行，多半得自母系遺傳。光緒29年（1903）至宣統3年（1911），常隨父宦游河南，先後旅居開封、鞏縣、周家口、清化鎮等地，因父管教甚嚴，常6歲即啟蒙識字，7歲閱《三字經》、《百家姓》，8歲從關雁秋學，讀《孟子》。14歲時， 於中國經史之學，已奠良好基礎。民國元年，常撰〈孔子之道非宗教議〉，啼聲初試，已不同凡響，其後在《新青年》上刊載之〈我之孔教觀〉，即脫胎於此。5年春，山西各中等學校舉行國文會試，常拔得頭籌，高中榜首，時人譽為「山西狀元」。

是年夏，常負笈北京，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部，以其之才，來到人文薈萃古都，受西潮新學激盪，學問猛進；尤與博學碩儒者遊，更是獲益匪淺。期間曾與《新青年》主編陳獨秀通信多次，討論孔教問題。民8，五四運動爆發，常參加「北京學生聯合會」，與孟壽樁、周長憲、黃日葵3人合編《國民雜誌》。9年，常於《國民雜誌》2卷4期發表〈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一文，為其首篇公開探討文化問題之文章； 此外，他還致書張東蓀，討論佛教問題，文章亦刊於上海《時事新報》之副刊〈學燈〉上。民國10年秋，常接受吳淞中國公學附屬中學之聘， 南下上海，擔任西洋史課程。抵滬後，因交遊日廣，為文漸多，在《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愛的進化論〉、〈北京與上海〉、〈反動中的思想界〉、〈虛無主義與中國青年〉、〈對於反宗教大同盟之諍言〉等文。而有關於教育制度問題之論文，則披載於《民鐸》雜誌，後彙集為《全民教育論發凡》一書；另有〈教育上的理想國〉論文3篇，刊於《教育雜誌》，後亦編為「教育小叢書」之一。

12年夏，常回籍山西休養，期間完成《社會學要旨》一書。13年秋，接受燕京大學聘，教授歷史，編《中國史鳥瞰》，後易名為《中華民族小史》，交上海愛文書局出版。民14年，常開始其政黨和社會活動，曾組織「青年山西學會」，發行《山西週報》，對晉省提出興革建議。是年8月，陳啟天、余家菊2氏，至太原出席「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常與其晤談，雙方咸認為國家主義為最正確之救國主義，乃於11月中，在陳啟天的介紹下，正式加入中國青年黨。時蘇俄正推行東進政策，利用金錢和同情弱小民族之虛偽宣傳，收買大批知識青年和政客， 為其赤化中國的陰謀做先鋒。有鑒於此，常乃撰〈我反對蘇俄的一個最大的理由〉，刊於14年11月16日《晨報》副刊1306號，此文後收入《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在90年前，中國正開始瀰漫著親俄迎共的氣氛時，常已然體認到蘇俄共產主義亡我民族之可怕，其目光和卓識，堪稱為反共先知。

15年3月10日，旅俄華僑因受到蘇俄的壓迫殺害，北京的青年黨人，聯合各愛國團體在北大召開「反俄援僑大會」，常和李璜、聞一多、彭昭賢等人登臺講演，不料俄國使館竟嗾使中共雇用流氓搗亂會場，雙方一陣混戰，卒將暴徒擊走。該年夏，常因對教育制度不滿，乃辭去教職，創辦「愛國中學」，自任校長。7月，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在滬召開第1次全國代表大會，常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16年7月，在參加國家主義青年團第2次「全代會」後，常留滬上，供職於中青總部，主編《醒獅週報》。他常用仲安（黨號）、惠之、平子、萍枝、平生、凡民等筆名，在《醒獅》上發表政論、時評、詩、劇作等作品；又撰《世界國家主義運動史》及《三民主義批判》等書。是年12 月，常撰〈中國民族與中國新文化之創造〉，刊於《東方雜誌》第24卷24號，此鞭辟入裡、擲地有聲之文章，即由今日觀之，仍跌宕有力意義非凡。

17年8月，常出席青年黨第3次「全代會」後，由滬返晉，埋首著述《中國文化小史》、《中國思想小史》、《中國政治制度小史》諸書。

該年秋，上海青年黨同志辦《長夜》半月刊，常撰〈關於真理問題的一些話〉、〈前期思想運動與後期思想運動〉、〈房龍的人類為思想的權利而奮鬥的故事〉、〈越過了阿Q的時代以後〉、〈荒原的夢〉等文章，刊於其上。18年春，《長夜》停刊，改出《長風》半月刊，常於《長風》上有〈民族精力與文化創造〉、〈蠻人之出現〉、〈悼梁任公先生〉、〈發思古之幽情〉、〈什麼是今日的反動思想〉等篇。同年春，尚編著《中國財政制度史》一書，事畢赴滬，擔任「知行學院」教授。常在「知行」執教，復兼大夏大學「歷史研究法」課程，因對當時的考據派歷史學頗不以為然，故為學生講授「歷史相對論」學說，惜未繼續發揮。本年，常尚有〈聯省自治之研究〉長文，連載於《醒獅》； 此外，亦撰《法蘭西大革命史》，交中華書局出版。民國19年8月，常先後完成幾部書初稿，如《西洋文學簡史》、《文藝復興小史》、《德國發達簡史》、《生物史觀與社會》。其中「生物史觀」學說，係針對共產黨的唯物史觀而發，其主旨以民族性來解釋歷史文化之發展，而歸結到以國族鬥爭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此外尚有論文若干篇，刊於《中華教育界》，為其闡述教育改造理念之作。

「9•18」事變起，常以國難嚴重至此，乃倡「野戰抗日」說，強調野戰是一切弱小國民抵抗強暴最有力的方法，可使日軍晝夜不能安枕，只要國人肯作長期犧牲，最後終能迫使敵人自動退出。本年，常尚有《社會科學通論》一書，翌年脫稿。21年「1•28」淞滬戰起，時駐守閘北的青年黨同志翁照垣、丘國珍和吳履遜等人，以一旅之眾，抵禦日寇三面夾擊，使敵人從此不敢輕視中國，世界各國對我國亦觀感一新。常認為這是現代民族的一首動人的史詩，因作〈翁將軍歌〉以記之，傳誦一時。吳宓曾評：此歌氣格高古，旨意正大，深厚而沉雄，通體精鍊，無懈可擊，綜觀「9•18」後兩年中，南北各地敘記國難之佳篇，應以常君此歌為首選。

稍後，常又撰〈論新詩〉一文，贊成自由解放的新詩，但對於流行各派新詩，很多走入晦澀堆砌的魔道，他不甚喜歡。民國22年，正值日軍進逼北平，政府被迫簽訂《塘沽協定》之際，常憂國感時，作〈故都賦〉以明志。吳宓評「此賦有關於歷史國運者至重，蓋今之哀江南賦， 真切詳盡，包舉無遺矣。」23年初，常任山西教育學院講席，時北平《獨立評論》上，有蔣廷黻、吳景超等學者，發表專制與武力統一中國等論戰。常撰〈建國問題平議〉，批駁蔣、吳2人，贊同胡適的無為政治，此文刊於《獨立評論》，其中論點深獲胡適欣賞，胡適在〈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文中，提到「我絕對相信常燕生先生的從民權伸張做到國家統一的議論」，可見此文影響很大。

24年7月，常赴滬參加《國論月刊》籌備工作，其時，正值抗戰前夕，朝野亟需團結合作，故該刊立場較過去《醒獅》溫和得多。常在《國論》每期都有重要的政論或有關思想文化問題的文章發表，其文本「生物史觀」的觀點，竭力反對個人主義和階級主義的理論，積極提倡國族至上的思想，為即將面臨的國族生存鬥爭作精神準備，這些文章後來編入《歷史哲學論叢》及《生物史觀研究》2書。25、6年交，國內正展開人民陣線與國民陣線之爭，常在《青年陣線》上發表文章，指出人民陣線不過是共產黨的工具，國民陣線也只是法西斯黨的化身，前者是偽君子，後者是真小人。中國今天需要的，不是人民陣線，也不是國民陣線，而是舉國一致對外的全民救國聯合陣線，把全國愛國家、愛獨立、愛自由的人民團結於一條戰線之下，但親日、親俄的漢奸國賊必須除外，真是酣暢痛快之論。

26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展開，常內心悲憤，時思有以報國，然一介書生，請纓無路，不得不於啟發民智，激勵抗戰意志著手，於是發憤著書，撰就《老生常談》一書。27年春，常受聘四川大學，年底，青年黨機關報《新中國日報》遷蓉復刊，由常總主筆政。武漢、廣州失守後，汪精衛密謀與敵妥協之意已顯，時任國民政府中宣部長的周佛海，正釀製悲觀求和之低調，常對此和談濫調，於《新中國日報》發表〈此時還有徘徊瞻顧的餘地嗎？〉及〈正人心、息流言、拒邪說、惟有請政府立即正式宣布既定國策不變〉兩篇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的文章。基於中青和中共之長期鬥爭經驗，雖國難方殷，雙方暫時休兵言和，然常知道，一旦戰爭結束，鬥爭即起。為此，常決定赴延安一探究竟，在延安，常會晤中共首領毛澤東、張聞天、陳紹禹、王若飛、高崗、周揚等人，也參觀邊區政權機關，包括「抗大」、「魯迅藝術學院」在內，行程結束後，他批評延安的政治，始終是見小不見大，見近而不見遠；小處近處非常精明，但大者遠者則看不到了。

29年元月，《國論》復刊，改為半月刊，此刊物有幾大特點： 1、支持抗戰到底的國策；2、闡述「新戰國時代」或「大戰國時代」的理論；3、發行「憲政運動專號」；4、歐戰爆發後，發行《評論特輯》，這些特色都在常的鼓吹下，網羅一流的史學家或政論家所探索討論的文章。常對於抗戰，始終是樂觀的，任何前方失利的消息，均不足以動搖其最後勝利之信念。31年上半年，他寫了4篇探討戰後國策的文章，就整個世界戰局的觀察，民主國家勝利已不成問題，問題在戰後我們能否順利收復失地，確保勝利成果，展開和平建國工作，這就需要事前充分的研究和準備。而為了預防共產黨的借題發揮，常高瞻遠矚的提出「軍隊國家化」與「政治民主化」兩大訴求，曾撰〈軍隊國家化的意義〉、〈軍隊國家化的原則〉、〈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正確意義〉等3篇文章加以闡揚。34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常特於是日發表〈以憂勤迎接勝利〉一文，要國人在狂歡之餘，提高警覺，居安思危。35年元月，「政治協商會議」揭幕，常與曾琦、余家菊、陳啟天、楊永浚為中青代表赴會。是年5月4日，《中華時報》在滬創刊，常亦經常為該報撰寫社論，呼籲各方相忍為國，團結奮鬥。

常一生著述甚勤，涉獵範圍至廣，其思想著述可分為4期：民國9年至12年，多著重教育問題，間亦涉及文化思想問題。主張廢止學校教育，推行社會化全民教育，要從社會學的立場，建設真正教育學，其言論見於《全民教育論發凡》、《教育上的理想國》等書。13年至17年， 致力於政治革命，尤注意聯省以建國的問題，間為各書局撰述有關史學之通俗著作，如《三民主義批判》、《聯省自治之研究》、《中國思想小史》等書。18年至26年，則專心致力於思想理論的建設與鼓吹，如國家主義之哲學基礎―「生物史觀」，主張民族性為決定歷史社會的因素，著有《生物史觀研究》、《生物史觀與社會》2書加以闡揚。27年迄於逝世，常更由社會科學的研究，進展到歷史哲學，尤重於人生觀與宇宙論二者間的論述。常平素研究以文史為主，他無意於支離破碎的考據之學，而要建立一套系統整然的歷史哲學，為新國家的創造指出積極的正確方向，常的歷史哲學觀點，乃為其體大思精的「生物史觀」。

代序： 孤寂的思想家―常燕生及其教育思想／陳正茂

一、生平：半百人生歲月

民國36年4月，政府改組，青年黨參加政府，常燕生初被提名為行政院政務委員，繼又入選國府委員，正圖有以報國之際，豈料是年6 月，常由滬返蓉，適逢水災，不意染病，雖緊急送醫，仍藥石罔效，竟致不起，於7月26日晨，因腦炎病逝於華西大學醫院，享年僅50歲。常以未及半百之齡，遽歸道山，實是青年黨和國家莫大的損失，但在國、共劍拔弩張的那個年代，常之去世，並未引起太多注意，亂世浮生，些許是動盪離亂時代使然。

常為青年黨領袖之一，亦是積極提倡「哲學有...

代序：孤寂的思想家―常燕生及其教育思想

上篇：論教育
讀鮑爾文（J.M. Baldwin）《發展與進化》（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毀校造校論
全民教育論發凡（上篇）
全民教育論發凡（中篇）
全民教育論發凡（下篇）
理想學校的先決問題
教育家懷疑的態度
我所望於（教育博物館）者
未來教育改造趨勢之觀察
打破隔閡人性的教育制度
怎樣建設新教育學
外患聲中教育界應有的覺悟
普及教育與平民生活
印象主義的歷史觀（歷史教學法的一章）
教育觀點上的歷史學科
新法考試的先決問題
讀塞耳博士演講錄的感想
對於杭州大學的希望
中等教育原理
教育上之理想國（上）
教育上之理想國（中）
教育上之理想國（下）
蒙特梭利之小學教育方法論
「道爾頓制」功課指定的一個實例
文化進步與教育宗旨
教育制度在人類社會進化史上之過去與將來

中篇：論政治
三民主義批判

下篇：雜感集
致陳獨秀函（一：古文與孔教）
致陳獨秀函（二：古文與孔教）
致陳獨秀函（三：儒教與家庭）
致陳獨秀函（四：孔教）
我之孔道觀
紀陳獨秀君演講辭
中國歷代政治權力之變遷
建設論
愛國―為什麼？
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
文化之橫展與豎進
常乃悳致李石岑函
對於「非宗教大同盟」之諍言
胡景翼先生的遺念
什麼叫做東方文化？
攙論雪恥與禦侮
東西文化問題質胡適之先生：讀〈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國家主義與非國家主義之區別安在？
《論語》與我

代序：孤寂的思想家―常燕生及其教育思想

上篇：論教育
讀鮑爾文（J.M. Baldwin）《發展與進化》（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毀校造校論
全民教育論發凡（上篇）
全民教育論發凡（中篇）
全民教育論發凡（下篇）
理想學校的先決問題
教育家懷疑的態度
我所望於（教育博物館）者
未來教育改造趨勢之觀察
打破隔閡人性的教育制度
怎樣建設新教育學
外患聲中教育界應有的覺悟
普及教育與平民生活
印象主義的歷史觀（歷史教學法的一章）
教育觀點上的歷史學科
新法考試的先決問題
讀塞耳博士演講錄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