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伊斯蘭：西方主流觀點外的另類思索

導讀　「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或「伊斯蘭政治」（Islamic Politics）？（林長寬）
第一章　以屠殺為樂
第二章　伊斯蘭是「特例」嗎？
第三章　伊斯蘭的宗教改革
第四章　穆斯林兄弟會：從改革到革命
第五章　土耳其模式：掌權的伊斯蘭主義者
第六章　突尼西亞：在信仰上讓步的伊斯蘭主義者
第七章　伊斯蘭國：國家失靈之後
第八章　伊斯蘭、自由主義與國家：出口？
誌謝
註釋

導讀
「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或「伊斯蘭政治」（Islamic Politics）？
林長寬（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埃及裔的美國中東政治研究學者夏迪．哈彌德（Shadi Hamid）其新作Islamic Exceptionalism: How the Struggle over Islam Is Reshaping the World乃是歐美新生代研究者對傳統西方伊斯蘭運動之研究重新提出了較中立客觀的檢討，以及詮釋解析伊斯蘭運動對整個中東區域發展所扮演的角色。本書的標題取得相當中肯，Islamic Exceptionalism乃對應一般所謂的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國的特殊、優越性）的用詞。的確，相較於基督宗教或其他世界宗教，伊斯蘭有其特殊性與優異性；伊斯蘭本質或體制並非如一般刻板印象的認知：是落伍的，且與暴力脫離不了關係。
　　哈彌德這本書探討了「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或「伊斯蘭政治」（Islamic Politics）的意義與其實踐應用。宗教信仰與政治活動的關係一向是伊斯蘭文明體制結構的核心，因為伊斯蘭文明建立在伊斯蘭教義的基礎上，而文明發展的推手乃是穆斯林統治者。傳統的伊斯蘭政體即是信仰引導政治體制的建構，以及穆斯林社群律法的制訂與執行皆以伊斯蘭教義為基準，這種體制規範全以所謂的「神聖經典」──《古蘭經》、先知穆罕默德行誼（Sunnah）為依歸。這也是西元七世紀時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島提倡宗教、社會改革的必然結果。先知歸真後，穆斯林社群所締造的國家體制承繼了先知的教化（teachings），採取全然的政教合一制度，即所謂的「哈里發體制」（Caliphate），此體制以伊斯蘭法為基礎去運作落實真主阿拉（Allah）的旨意，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當伊斯蘭國家受到歐洲帝國殖民勢力的入侵與民族主義的引入之後方被廢除。
　　中東地區的順尼（Sunni）（編按：坊間或譯為遜尼）伊斯蘭國家在歐洲殖民勢力退出後，建立了民族國家，並對傳統古典伊斯蘭體制遺緒提出了檢討；大部分阿拉伯國家的發展朝向政教分離的世俗化體制，並以軍事強權獨裁掌控國家權力。此發展路線對於傳統伊斯蘭主義者（Islamist）而言，有如對文化認同與信仰價值的扼殺，因而激發了各式各樣的伊斯蘭運動（Harakat Islamiyyah, Islamic Movements）。作者列舉了幾個國家如埃及、土耳其、突尼西亞、「伊斯蘭國」（ISIS）深入分析、詮釋當代伊斯蘭主義運動的內涵與其不同層面的運作。而作者也檢視了歷史上伊斯蘭哈里發政權、體制的本質，即一般中文書籍常不當翻譯的「哈里發國」。所謂的Caliphate即是以哈里發（Khalifah, Caliph）為國家領導者之政體的稱呼，亦即在先知之後其繼承者（Khalifah）的門徒們所建立的「正統哈里發」（the Rightly Guided Caliph, Khulafa’ al-Rashidin）體制，意謂他們繼承了先知在麥地那所建立的政治與宗教合一政權，並嚴格遵守伊斯蘭法（Shari‘ah）的執行。之後，Caliphate一直被順尼穆斯林認知為國家當然體制。
　　雖然歐斯曼帝國（the Osmanlis, 1281-1924 AD）（編按：坊間或譯為奧斯曼帝國）在十九世紀初啟動了科技、經濟的現代化（歐洲化），但政治上仍維持著哈里發制度，一直到二十世初紀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革命成功後哈里發體制方被廢除，國家朝向全然的歐洲化與世俗化發展，伊斯蘭儀式被貶到私人生活空間，伊斯蘭律法與伊斯蘭經學院（Madrasah）亦被廢除。號稱中東第一個民主式國家（其實不然）的土耳其共和國在凱末爾的世俗化主義實行了五十年之後，幾乎將歐斯曼帝國的伊斯蘭文化遺緒掃空，人民的伊斯蘭認同與價值觀產生極大危機。一九七○年代起，凱末爾主義（Kemalism）開始受到檢討，而被認定失敗。隨之而來的是，普羅大眾開始反省「土耳其文化」的真諦，理解到歐斯曼帝國的遺緒與伊斯蘭價值觀無法全然拋棄，而逐漸有「伊斯蘭復興」思潮的醞釀發展，其中宗教分子不斷地思索如何恢復「歐斯曼伊斯蘭」的光榮，帶有伊斯蘭性質的政黨也因而產生，進入所謂世俗化體制內去挑戰「凱末爾主義」。「伊斯蘭意識」（Islamic awareness）開始茁壯發展，伊斯蘭主義分子不僅進入國會掌控政權，更試圖藉政策推行「再伊斯蘭化」運動，而且相當見效。然而，伊斯蘭主義分子掌權後卻在民主與獨裁之間擺盪，現今的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出身於右派伊斯蘭復興團體，在掌控大權後試圖以中央集權來落實保守伊斯蘭主義理念，其個人的野心造成了另一波極端主義統治者對溫和伊斯蘭主義者或世俗化主義者的迫害。艾爾多安無可否認地想建構現代哈里發制度，將總統職位轉成具「蘇丹」（Sultan）實質意涵的權位。如此激進伊斯蘭主義者的運作卻引發當前土耳其國家政治的動亂不安。
　　曾經是歐斯曼帝國領地的埃及在脫離歐斯曼帝國後，受到英國控管一段時間，也開啟了阿拉伯國家歐化之先驅。早在歐斯曼帝國末期哈里發政權式微時，埃及的宗教學者、知識分子即已呼籲哈里發體制的重建，這對阿拉伯穆斯林而言，有其特殊意義，因為古典時期的哈里發政權主控者一向是阿拉伯人。埃及伊斯蘭主義群體──穆斯林兄弟會（al-Ikhwan al-Muslimun, Muslim Brotherhood）在英國控管時期早已著手伊斯蘭復興改革運動，希望建立以伊斯蘭法為基礎的現代哈里發政權；但是其理念卻受到世俗統治者的批判排斥，進而受到打壓、屠殺，遂轉向以激進手段抗爭運作。經過長期的被迫害之後，兄弟會更加茁壯，開始檢討其運動途徑，亦試圖進入體制內進行改革，好不容易拿到政權後，卻被軍人發動政變推翻。埃及重回軍人獨裁的世俗化政治體制，伊斯蘭主義者在埃及被軍事政府大力掃蕩下，很多人被迫遠走他國。埃及伊斯蘭主義者的失敗，其造成原因相當複雜，最主要原因是執政後國家長久以來的經濟問題實無法純以宗教理想來解決，甚至伊斯蘭法的回復也急躁得不被人民接受。
　　突尼西亞的「阿拉伯之春」運動爆發後，表面上似乎已經轉向西方的民主制度，並被視為中東的民主模範生。透過民主選舉，伊斯蘭主義者進入了國會。突尼西亞在法國殖民勢力撤退後也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世俗化軍人獨裁統治，其間伊斯蘭主義者也積極提倡回歸伊斯蘭傳統，但成效不彰。在阿拉伯穆斯林國家中，受法國殖民影響較深的國家是突尼西亞，人民世俗化程度遠超過其他國家。也因為如此，普羅大眾較能接受西式的選舉制度。伊斯蘭主義者亦理解到這點，深覺若想全面執政必須修正其政治手段；甚至放棄「伊斯蘭主義」理念中較無法被一般大眾接納的意識形態。今日，突尼西亞的伊斯蘭主義也面臨了相當的困境；換言之，重新建立人民的伊斯蘭意識與價值觀不能以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經驗炮製之，而必須做相當的妥協，成為「不落實伊斯蘭理念的伊斯蘭主義者」。
　　伊斯蘭國的崛起見證、反映出極右激進伊斯蘭主義運動在諸多阿拉伯國家的被打壓與失敗。伊斯蘭國的領導者巴格達迪（al-Baghdadi）自稱為哈里發，他是伊拉克巴格達大學的伊斯蘭神學博士，具傳統宗教學者經學養成的背景。伊拉克獨立建國後歷經英國與美國的介入內政，本為歐斯曼帝國的屬地，獨立後成為世俗化的民族主義國家，伊斯蘭體制被破壞，伊斯蘭法無法落實。伊拉克境內的人民以什葉派穆斯林為主體，長期以來受到順尼穆斯林世俗化政府的打壓。在美國推翻沙達姆．胡笙（Sadam Husayn）（編按：坊間或譯為海珊）的政權後，扶持了什葉派穆斯林政權，進入新一波的政治與宗教的衝突。由於國家建設操在外國人手中，使得少數的順尼穆斯林激進分子結合了蓋達組織（al-Qa’idah）留下來的勢力，以武力對抗歐美支持的什葉派政權；這些激進分子更往西，挑戰敘利亞什葉派阿剌維政權（the Alawis）。從伊斯蘭國所顯示的文獻與網路聲明訊息觀之，巴格達迪企圖重建早期伍麥亞朝（the Umayyads, 661-750 AD）與阿巴斯朝（the Abbasids, 751-1258 AD）（編按：坊間或譯為阿拔斯朝）的哈里發體制，而他所秉持的理念正是中世紀神學家伊本．泰彌亞（Ibn Taymiyyah）的政治宗教理論；換言之，一切回歸到先知穆罕默德與正統哈里發時期的治國精神與體制，亦即伊斯蘭法必須嚴格的被執行。西方媒體對伊斯蘭國的報導極盡醜化，伊斯蘭國也藉西方媒體的報導突顯其自認的「伊斯蘭正統性」。而事實上，目前除了伊朗以外，幾乎所有的阿拉伯國家皆不能稱為Islamic State，因為最根本的伊斯蘭法並未全然落實。穆斯林國家統治者往往以國王（Malik）或部族首領（Amir, Shaykh）自居，宗教學者（‘Ulama’）並無發揮其應有功能以監督制衡統治者，甚至淪為統治者的工具。這也是巴格達迪以宗教學者身分挺身而出，推動他所信仰的哈里發體制之主要原因。
　　現今，當吾人在論述穆斯林國家的政治發展（即現代化運動）時，絕不能把宗教要素抽離。西方國家往往以其世俗政制的價值觀來看待當代穆斯林國家的發展，希望穆斯林國家能夠民主化，走西方的路線。穆斯林政治精英或知識分子不見得排斥民主制度，只不過伊斯蘭主義者強調「神意民主」（Theo-democracy），即民主制度必須建立在「神聖引導」（Divine Guidance）的基礎上。基於此，《古蘭經》、聖訓（al-Hadith）的教義必需被採納做為立法的基礎，這也是哈里發體制的真諦。哈彌德的書挑起了西方人處理伊斯蘭世界政治問題的神經。西方人喜歡談「政治伊斯蘭」，把政治置於伊斯蘭之上，甚至把政治從伊斯蘭全然生活之道的結構中抽離出來。《古蘭經》的教義規定了政治本為執行神旨意的手段，亦即伊斯蘭法必須以政治途徑來執行落實。因此我們可用「伊斯蘭政治」來說明當前伊斯蘭主義運動的本質，政治體制是其運動中的一個基礎面向。
　　Islamic Exceptionalism這本書檢視伊斯蘭在中東國家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重新解讀中東伊斯蘭主義運動，其所論述的例子呈現伊斯蘭運動的多元面貌。閱讀本書之後，吾人當可深入理解伊斯蘭主義運動並不能單純地與暴力畫上等號。事實上，作者也提出了中世紀、近代基督宗教運動所產生之惡劣鬥爭與暴力，非穆斯林在批判伊斯蘭主義為暴力前應檢討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在發展過程中，其鬥爭所產生的暴力與恐怖活動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總而言之，Islamic Exceptionalism論述了伊斯蘭主義運動正在改變中東國家的發展，其中文譯本的出版，當可增添台灣讀者對國際伊斯蘭運動的深入理解，並開拓世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