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史褶裡的真相（四）：知青紅淚•垂暮紅漪

無法照顧的傷感

紅衛兵一代正在漸漸退出歷史舞台。當各行各業出現一張張日益年輕的面孔，當各種可能與機遇漸行漸遠，紅衛兵一代清晰意識到歷史正在邀請新一代入席。學歷、文憑、外語、電腦，這些新時代的入門券，老紅衛兵一樣沒有。他們確為最倒楣的一代：該發育時吃不飽飯、該讀書時趕上文革、該戀愛時不懂愛情、該工作時下鄉了、該掙錢時下崗了。歷史對他們太不公正―「舊制度的犧牲品，新時代的處理品」，被剝奪得最澈底、嘲弄得最悲慘的一代。

上海師大知青教授楊劍龍（1952～ ）：

我們這一代，童年要長身體，碰上三年自然災害，沒得吃；少年時代要讀書，碰上文革，沒得學；青年時代要進入社會，碰上下鄉，沒得路；後來要回城了，碰上知識化，沒有文憑；社會轉軌，碰上下崗；進入中年身體多病，碰上醫改，要自己掏錢；最後，快到老年了，碰上房改，沒得錢。我們這一代最倒楣，不能升學、不能就業，又吃不上大鍋飯，從下鄉走到下崗，盡趕在時代的凹陷處。

最不可思議的是一些老紅衛兵仍呼口號「青春無悔」，自封「國家功臣」。兩位老知青如此評議上山下鄉：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是偉大的一代。這可不是自我安慰嘛的。當時，「文革」把國家經濟搞成那樣，幾乎崩潰，我們要是不下去，兩千萬人會給城市造成多大的壓力。儘管我們受騙我們受苦，但我們支撐這國家大廈幾乎坍塌的一角，是吧？應當說，是我們這代人承受著「文革」造成的惡果。可是至今對上山下鄉一直沒有一個正確的估價。

連國家也挑不動的擔子，叫我們十幾歲孩子們瘦弱的肩膀扛住了。是我們撐住這傾斜的柱子，才避免了國家大廈的坍塌。你說，難道我們不偉大、不是功臣、不是貨真價實的國家棟梁？

知青詩人李松濤：

反思歷史，無論心緒多麼複雜，有一條始終是明確的，我從不以控訴的態度對待往昔。對於知青歲月，我則報以永恆的感激。那段時光決定了我的現在，也決定了我的將來，讓我受用畢生。

另一位知青：

整整十年農村生活，是用人生最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度過的，是最有價值的十年。十年沒有虛度，十年學到了很多很多…… 如今回想起那十年，我無怨無悔，這是我一生中最充實的十年。

還有人為那些因婚戀被迫留下的「留守知青」尋找崇高：

在知青大返城的潮流中，他們能悲壯地守住自己的諾言。

「留守知青」說得最多的：

如果那些知青不返城的話，那該有多好。

「青春無悔」響徹一時，成了老知青「主旋律」。1998年版《廣闊天地備忘錄》，其中一冊《無悔年華》。這套叢書140篇文章，無一戳擊上山下鄉災難性，全停留在自我欣賞的陶醉中。這批老知青至少1998年還未意識到上山下鄉給國家造成的巨禍，最最倒楣的還是他們自己。阿Q悲劇的深廣性，再次凸顯。

那位老知青以支撐國家經濟坍塌、承受文革惡果，索要「正確估計」，自封「偉大一代」。依此邏輯，承受庚子之難、抗日戰爭的那幾代國人，難道就不是「偉大一代」？那幾代國人承受的國難遠遠大於上山下鄉吧？而且，八國聯軍、日寇犯華，那是外敵入侵，無法選擇的「外患」。上山下鄉則是國家走錯路，經濟凋敝，將下鄉當就業，完全可以避免的「人禍」。

站在荒謬的論據上，以承擔完全可以避免的苦難為壓秤法碼，要求歷史「正確估計」，只能說明這些老知青的價值迷失與邏輯錯亂。很簡單，「支撐經濟坍塌」、「承受文革惡果」這些局部附效無法遮掩文革的整體罪惡。上山下鄉在支撐國家經濟坍塌的同時，也摧毀了現代化知識化的基礎，整個國家朝著歷史理性的反向倒行。

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

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過去我們搬用別國的模式，結果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思想上導致僵化，妨礙人民和基層積極性的發揮。……中國社會從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時間，實際上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

至少二十年「別國模式」（蘇聯）、「舊的一套」阻礙了生產力發展，方向路線性錯誤，這可是「總設計師」的權威結論。毛澤東晚年自詡「鶯歌燕舞、潺潺流水」，實則民窮國敝，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1976年初春，一位從上海押往青海的犯人記述：

越往西越窮困……人們都是挖洞而居，我們看到了身上一絲不掛的人。一次火車到站，站上很多要吃的，有犯人把自己帶的麵包、餅乾丟給他們，他們真像動物園裡被餵食的野獸，看了令人心酸，他們的生活竟不如犯人。

1999年，北京知青徐女士回到奮鬥十年的北大荒：

北大荒變化不大，而且比以前我感覺是破落了，我們剛一去就覺得挺淒涼。……老百姓連有線電視都沒有，安不起。我們這些「知識青年」回來以後給他們湊了十萬塊錢，給他們裝了有線電視。……我們現在都是50歲的人了，等於我們這一輩子都為這個社會主義拚命。現在（在北京），我們三口人，一間小平房，兒子19歲，上大學，我們睡吊床。

另一位北大荒知青劉先生：

當初那麼玩命建設北大荒，結果現在北大荒成這樣了，當年我們付出的那些努力好像都付之東流了似的。

這不，莫非理想大旗一招展，一切血淚、一切殘忍、一切荒唐就有了「正能量」？就能旋轉出「價值」？分泌出「意義」？「青春無悔」難道不是價值出偏？「知青情結」形成這部分老知青的認識局限，阻礙他們對上山下鄉的理性判認。只要他們還在用當年的知青眼光看待那段歷史、還在運行文革邏輯、還未走出紅色思維，紅衛兵一代的悲劇就還在繼續，沒有完，完不了。

怎能身在其中就如此弱智？如此自欺欺人？懷揣「無悔」情結，還能進行什麼反思？懷舊傷感遮蔽了這些老知青的理性，阻礙他們從歷史角度檢視「紅衛兵～上山下鄉」這場荒誕大鬧劇。

還有部分老紅衛兵要求社會重新評價紅衛兵運動，不滿將紅衛兵歸類納粹衝鋒隊，要求至少「局部肯定」：

想起文革，說老實話吧，我不後悔，我可以懺悔，但我不後悔。因為當時我們不是懷著卑鄙目的參加的，當時正經八板當革命來對待的。……一場戰爭指揮錯啦，戰士死了就不算烈士？

對這些無法釐清局部與整體的懷舊者，需要重新上課、從頭說起，從最基本的人文理念補課。知識底座的狹窄、價值邏輯的混亂、衡量尺規的倒持，這部分老紅衛兵已無力進行宏觀反思。如果武鬥死難者也是烈士，那得先承認武鬥的正當性，接著就得承認文革的正義性。否則，武鬥死難者何以成為烈士？他們可不是為了正義而死難，而是死於中央文革陰險的「挑動群眾鬥群眾」，其「烈」何在？其「義」何存？憑什麼去肯定他們的正義性？錯誤路線、荒謬運動的死難者，專用名詞只能是「炮灰」、「犧牲品」。這也是納粹、日寇不能尊為烈士的根柢，也是為什麼必須反對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的核心理據。否則，憑什麼去干涉人家參拜自己的「民族英雄」？

從感情上，我理解「紅衛兵情結」、「知青情結」：短暫的青春激揚成為一生最值得留戀的瞬間，「青春無悔」只是留戀風流年華，生命中惟一可資回憶的輝煌。為什麼還要剝奪他們這點可憐的自慰？為什麼硬要戳刺他們最痛的傷口？為什麼不能寬容一點？為什麼不能……如果僅僅個人傷感個人自慰，確可放一碼。自迷自醉，既是他們的自由，也是他們的權利。但問題是他們要將「青春無悔」上升為集體符號，要求對紅衛兵運動、上山下鄉的整體價值有所肯定，從而撼動對文革的澈底否定，為上山下鄉尋找所謂歷史價值！這一步無法退，無法仁慈，無法「放一碼」。

個人犧牲無法遮掩整體荒謬，歷史無法照顧個人傷感，不可能根據當事人的眼淚改變價值判認。這也是為什麼需要國務民主化，即最大限度杜絕這種全局性荒謬，及時糾正政治領導人的各種偏誤，避免積小誤為大錯，從而避免第二次文革。當然，「60後」一代就已覺醒了。1986年，幾位江西泰和師校應屆畢業生評點紅衛兵運動：

太不可理解太恐怖了。他們真傻真蠢，怎麼就那麼固執地相信呢？老實說，現在要我們相信什麼，太難了。……紅衛兵為了雲裡霧裡的東西，毀了別人的生活，也毀了自己的生活。我們這代人絕不會這樣，在學校好好學習，走上社會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既對得起別人，也不要虧了自己，旅遊、照相、跳舞……

初稿：2004-9-16，略增補

原載：《民主與科學》（北京）2012年第3期

無法照顧的傷感

紅衛兵一代正在漸漸退出歷史舞台。當各行各業出現一張張日益年輕的面孔，當各種可能與機遇漸行漸遠，紅衛兵一代清晰意識到歷史正在邀請新一代入席。學歷、文憑、外語、電腦，這些新時代的入門券，老紅衛兵一樣沒有。他們確為最倒楣的一代：該發育時吃不飽飯、該讀書時趕上文革、該戀愛時不懂愛情、該工作時下鄉了、該掙錢時下崗了。歷史對他們太不公正―「舊制度的犧牲品，新時代的處理品」，被剝奪得最澈底、嘲弄得最悲慘的一代。

上海師大知青教授楊劍龍（1952～ ）：

我們這一代，童年要長身體，碰上三年自然災害，沒得...

誰願虛度一生？走過價值低微或無價值甚至反價值的一生？出生1945～1960年的知青一代，被毛澤東忽悠為「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似乎生當其時，趕上好時代，必能成就一番大事業。如今，知青一代歲近遲暮，精華已盡，發現一生盡落在時代凹陷處―叫一聲知青真沉重！

本集以知青為軸，實錄筆者上山下鄉，列示「深遠歷史影響」，多陳事實，少發議論。

筆者「上山」大興安嶺八年（1970～1978），顧城〈一代人〉簡括知青一代宿命―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羅瑞卿之子羅宇（1944～ ），文革蹲獄近五年，才明白「告訴你什麼就是什麼」的紅色教育實為規定思維不准思考。1979年，他向胡耀邦吐槽：

你們把我們都教傻了，還得我自己在共產黨的監獄裡想清楚共產黨。

2016年11月9日，一位「支邊」浙江老知青函告筆者：

我們這一代經歷了不許思考、不想思考、到不會思考。

上山下鄉使我早早了解國情。每年探親回杭，八千里路雲和月，饑貧現實當然比紅頭文件更教育我。眼見為實的「局部」使我本能地質疑報刊上的「整體」，反骨漸凸。一心為共產主義「時刻準備著」的青年，竟萌生「不同政見」。迫於紅色恐怖，所有不滿50歲前只敢暗存於心，不敢發露於外。同時囿於學力，五旬之前看到的赤難尚浮淺表，真正的國家內傷，很晚才知道。撮述一例――

1958年初春，北京高校右派師生發配昌平農場勞動，與下放幹部同一食堂，但打飯不同窗口。幹部們打出香噴噴的紅燒肉、炸雞炸魚、肉包子、白饅頭，右派師生打出的卻是窩窩頭、鹹蘿蔔、無一星油水的菜湯，天天如此，頓頓如此。

最難受的是打得飯來，和幹部都站在一張八仙桌前吃，各吃各的。美味佳餚能看能聞卻只見它們被送進別人的口中大嚼，而自己吃進去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平時大家幹的是一樣的活兒，或抬著同一副筐。

「八九點鐘太陽」不知道校園外等著我們的竟是這樣的「新社會」。知青最終成「愚青」，相當一部分終身自錮「鐵屋」，自覺摒蔽「反動資訊」，思維嚴重歪擰，還自我感覺良好，自封「國家功臣」―上山下鄉為坍塌的國家經濟撐起一角。這批老知青成為標準文革遺民，至今承襲文革邏輯，還認為上山下鄉「很有必要」、「人生財富」，咒罵筆者「沒有靈魂」、「厚顏無恥」、「攻擊共和國」。紅袖章仍在箍束這批老知青，他們已無力走出文革泥淖，自願為毛共歲月殉葬。

本集〈老知青文化內傷〉，一位興安嶺老友（中國美院教授），2013年憤於筆者成了「反動港刊」的角兒，抹黑「共和國」，喝令我「走正道」―必須為中共「歌德」。這聲對我的咒罵再次印證思想之力，體現文革的「影響深遠」。

歷史很怕對比。杭州書香子弟夏衍（1900～1995），14歲公費入省立甲種工業學校，20歲公費留日（九州工大），深得政府恩澤。

1927年4月，夏衍學成回國，5月加入中共，破壞安定團結，成為政府掘墓人。知青一代大多初中畢業就被剝奪升學權利，趕入「廣闊天地」，還須時刻感恩「偉光正」，至今不許質疑「新社會」―觸犯天條的大逆不道！時代前進耶倒退耶？不該找找原因麼？

「對景傷前世，懷才誤此身。」（和珅絕筆）大部分知青生不逢時，抱憾而終。無論自覺不自覺，都無法掙脫歷史局限―終身攜帶文革底色，多少惆悵煙雨中。大多數老知青當然不同意中共的「淡化」，意識到有權利也有義務批判上山下鄉，為後代多少留下一點「千萬不要忘記」。

筆者最終還是成為「謬種」，台版拙著《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及本套叢書，為馬列主義送葬、為紅色革命送終。

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既傷身世，更悲國事，歲至暮齒，思緒遠馳。狐死首丘，代馬依風；自由民主，人類方向。惟願生入玉門關，能見民主大開張。即使未能及身而見，也堅信天安門前的紅旗打不久了，中國不能獨立全球文明之外，民主自由的旗幟一定會高高升起。難道中國還有別的選擇麼？

2017-8-8 　紐約

誰願虛度一生？走過價值低微或無價值甚至反價值的一生？出生1945～1960年的知青一代，被毛澤東忽悠為「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似乎生當其時，趕上好時代，必能成就一番大事業。如今，知青一代歲近遲暮，精華已盡，發現一生盡落在時代凹陷處―叫一聲知青真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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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輯　知青紅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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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興安嶺
老知青回嶺說真話
與杭州市委書記的知青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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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復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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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人生已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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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錢理群先生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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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楊麗坤
小鄧打敗老鄧─鄧麗君撬動大陸意識形態
「知青學」集大成專著─《失落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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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照顧的傷感

第八輯　垂暮紅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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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失誠信怪事多
看熱鬧之後─審薄觀感
「成名」之辯

結語─紅牆雖厚，風雨必入

跋

第七輯　知青紅淚

風雪興安嶺
重回興安嶺
老知青回嶺說真話
與杭州市委書記的知青緣
我的自學路
我的復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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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郵與求學
從八十年代文學走來
明白人生已半生
我與《開放》
我承受的「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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