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訴：如果不是冒著生命危險，你無法看到這部作品!第一位目前仍然生活在北韓的異議作家的血淚之作!冒險夾帶偷渡南韓，終於公諸於世!

秘話

北韓現役作家之北韓體制批判小說，是這樣傳到南韓的

　　作品比身體率先一步逃離

　　厲聲痛批、極力嘲諷北韓政府體制之北韓現役作家的小說在南韓出版是南、北韓分割六十八年以來第一次。來到自由世界的脫北者們，在融入南韓社會後針對北韓體制提出批判的作品雖不難見，但是像這次這樣，作者目前仍身處於北韓，卻不惜以自己的性命為擔保，向以高壓式手段壓制人民、反民主的北韓體制提出告發的作品，倒是頭一遭。

　　北韓作家潘迪在親友的幫忙之下輾轉帶到南韓的這本小說，它的書名便是《控訴》。《控訴》顧名思義是把一九九四年七月金日成死亡之前以及之後，社會上階級歧視、高壓統治下的北韓社會歪風，以及首領獨裁體制所帶來的社會上各種矛盾情結等，藉由尖酸嘲諷的手法將它告發於世。

　　《控訴》約有七百五十張二百字的手稿。或許是要告訴大家稿子是從很早已前開始起筆的，在褪色的原稿上不難看到作者親手用鉛筆一筆一筆留下強勁有力的筆跡。原稿是由〈脫北記〉、〈幽靈之都〉、〈駿馬的一生〉、〈咫尺萬里〉、〈伏魔殿〉、〈舞台〉、〈紅蘑菇〉等七部短篇小說集結而成。這些短篇小說雖然探討不同故事題材以及事件，但主體上，還是由批判金日成時代這個大主題串聯在一起，屬於短篇集形態。

　　在每部作品尾聲，也就是每則故事的最後分別記載著「一九九三年七月三日」等日期，據推測應該是稿子完成日期。以此研判，最早的作品〈脫北記〉應該是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完成的，由此可知，作者潘迪打從很早起便開始著手撰寫一些對抗體制的小說。

　　在這些短篇小說裡，若以時間點來看，最後完成的作品便是描述用假仁假義來包裝獨裁者金日成首領殘酷面的〈伏魔殿〉，也就是在金日成死後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由此可以得知作者潘迪身在北韓當地，不僅針對北韓金日成時代，甚至不曾停歇地針對緊隨其後的金正日以及金正恩時代繼續執筆寫下批判小說。

　　決定告發北韓體制的原因

　　潘迪所屬的北韓文人團體「朝鮮作家同盟中央委員會」是北韓公認的作家團體。負責管控包含北韓文學在內的所有藝文界最高管理單位，是金正日在上繼承者課程時，擔任部長的朝鮮勞動黨宣傳煽動部。義務加入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的作家們，一律得接受朝鮮勞動黨宣傳煽動部的指導與檢驗，朝鮮作家同盟中央委員會是隸屬於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的一個文學組織。

　　基於這個組織結構，在北韓並不是文筆好就能成為作家，出身成分也是考量的關鍵要素。此外，作品發表的機會和篇幅也很少，這也就是作家在北韓社會裡地位崇高的原因之一。

　　身在北韓時便是詩人兼劇作家，後來脫北來到南韓，並在二○○四年發表十二首詩，正式步入文壇的自由北韓廣播電台金聖珉先生也曾是朝鮮作家同盟中央委員會的一員。

　　二○○八年，因推出詩集《以百元販售我女兒》而引起廣大迴響的張鎮昇先生，在脫北前也曾是朝鮮作家同盟中央委員會成員。在北韓成為作家的傳統管道便是在中央所發行的報紙或雜誌裡發表自己的作品，而潘迪正是經由這個管道晉升為作家的。

　　潘迪在幼年時期經歷過六二五南侵戰爭。文筆不錯的潘迪在二十多歲時便開始嶄露頭角，繼而在北韓雜誌發表過他的文章。有一段時間他曾放棄文學之路投身於勞動現場，然而始終無法放棄夢想的他，只要有空便執筆撰寫文學作品。可謂是囊中之錐，他的才華逐漸為周遭人所發覺，繼而受到認可，並成為朝鮮作家同盟中央委員會的一員，曾經有多部作品刊登在朝鮮作家同盟中央委員會的期刊裡。

　　一九八○年代末到一九九○年代中，他曾經歷所謂的「苦難的行軍」，親眼目睹身邊許多親朋好友相繼死去的慘狀。見到這種情景，身為作家不禁對自己所處的北韓社會產生深深省思，而作家所擁有的武器無非就是文筆。

　　從此之後，他開始把深受飢渴所苦、因體制矛盾而面臨死亡或為了餬口飯吃而離鄉背井者的慘酷情景一一記錄下來。為了告發這個體制而提起筆桿。

　　讀者只有一人

　　有感於北韓式社會主義矛盾以及憑藉出身成分來區分人民，眼見因人類史上最可惡的連坐罪而深受其苦呻吟不斷的北韓居民的慘狀，作者決定把自己的角色定位為北韓居民的代言人，將所見所聞告諸於世。眼見北韓居民生活在慘不忍睹的現實生活中，卻無法向任何人訴苦，於是將一個個真實案例收集起來，再將它們融入自己的作品裡，開始提筆書寫「現場告發」之文學作品。若要同時兼顧作品性以及事實之告發，其實有相當大的難度。但他身為作家，在不偏離事實的情況下傾全力完成的這部作品，不僅具有高完成度，同時也兼顧到作品性，整個過程可謂是伴隨著分娩時必經的產痛，相當艱辛。

　　隨著時間流逝，一件件作品相繼完成，然而讀者始終只有一人，也就是作者本人。潘迪清楚明白在自己所處的北韓社會裡，他所寫的小說讀者只能有他一人。於是靜候良機，期許有那麼一天自己為了告發北韓體制而寫的作品，將得以在自由世界裡流傳。而這一天則是從一名近親決定逃離北韓時開始的。有關潘迪的作品手稿取得過程，根據取得原稿的「被綁架者人權與北韓難民市民聯盟」（Citizens Coalition for Human Rights of Abductees and North Korean Refugees）都希侖代表的證詞，整理如下：

　　從北到南，手稿取得過程

　　某天，與潘迪頗有交情的一名女性親屬前來找潘迪，小心翼翼地向他透露三天後即將逃離北韓前往中國。潘迪並不是沒有考慮過逃離北韓，只是考量到攜家帶眷將伴隨諸多束縛。但他退而求其次，認為這名親人的脫北或許是把自己的作品公諸於世的大好機會，於是向她提起自己在過去所寫的作品。由於對方下定決心逃離北韓，因此認定向她提起自己的作品應該也無妨，況且兩人還是值得信賴的近親。

　　潘迪把批判北韓體制的小說和詩詞原稿交給打算孑然一身離開北韓的這名女性親屬，接到原稿的親人表示自己目前還不能確信是否能安然逃離北韓，等她找到萬無一失的逃脫路線之後再回來拿稿子，留下這一句承諾後便離開了。

　　期許有那麼一天勢必要把它公諸於世所寫下的作品，而今潘迪卻得再次把它藏在無人知曉的隱密之處，然後就這樣過了好幾個月。

　　另一方面，潘迪的親人固然成功跨越邊境來到中國，卻不幸被中國邊防軍所逮捕。值得慶幸的是這個部隊根據潘迪親人的衣著，認為她有別於其他脫北者，或許出身於有錢人家，並研判她是幹部家婦女，因此沒將她遣返，反倒是要她付出人民幣五萬元相當於韓幣一千萬圜的紅包。

　　眼下暫且免於被遣返的這名女性表示手頭上沒有這麼大筆錢，於是拜託對方讓她與外部聯絡以方便籌錢，於是就這樣過了一個星期。期間，該部隊的副隊長因公前往延吉之際，與他相識的一名脫北偷渡掮客見了面。副隊長向掮客表示自己的部隊逮捕到一名女子，請他代為聯繫，若有人願意為她付出這筆錢就會釋放她。

　　而此人正巧是和都希侖代表頗有交情的一名朝鮮族掮客。這名掮客立即將此事告知都代表，表示金額方面他可以出面和對方再談談，就當作是救一個人，請他幫忙想想辦法。其實都代表所帶領的團隊也是阮囊羞澀資金緊缺，儘管如此，他幾經苦思決定去找一位偶爾會對「被綁架者人權與北韓難民市民聯盟」伸出援手的一位先生，並向他述說起整件事。這位先生叮嚀日後事情若有好轉務必要把這筆錢還給他，說完就交給他一千萬韓圜。藉由這筆錢，都代表把那名被關在中國部隊裡的潘迪脫北女性親人救出，並帶回南韓。而都代表就是這樣與潘迪輾轉聯繫上的。

　　來到韓國的那名脫北女性自進入脫北者教育機關Hana院以後，都代表便將此事忘得一乾二淨。除了這名女子之外，雖然曾為許多脫北者伸出過援手，但幾乎沒有人在離開Hana院之後與都代表聯繫。

　　用《金日成選集》掩人耳目，把稿子帶回南韓

　　但這次不同於以往，那名女子在離開Hana院之後主動聯絡都代表。經過多次聯繫，都代表為了見她一面而來到位於京畿道城南的女子家裡。那名女子拿出一個白色信封，表示那是她僅有的一切藉以表達她的感激之情。都代表將那個信封還給她，雖然只是一部分，但總不能收下政府為了幫助她在韓國定居而支付的這筆輔助金。

　　那名女子也是一意孤行，但在此同時，開口請他再幫忙一件事情。換言之，希望他能代為跑腿，而跑腿的代價便是請他收下那個信封袋。於是都代表開口問她究竟要他幫忙什麼，就在那個時候聽到潘迪這個名字。女子表示「當時我若帶著那份稿子出來，自己肯定是死路一條，此外潘迪也是難逃一死。」並表示「自己答應過他日後一定會回去把手稿帶出來，對方想必正在等著。」同時，她也把潘迪在北韓的身分地位等細節一一告訴他。

　　都代表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直覺告訴他這不是件小事。當時那名女子也把一封寫給潘迪的信交給都代表，表示只要把這封信交給潘迪，潘迪就會明白並將稿子交給前去找他的人。

　　都代表拿著那封信和白色信封袋，心想不妨放手一搏。但事情沒有預期那麼順利，當時邊界的情況不是特別好。要找到一個可以前往潘迪居住之地的人談何容易。但是，一個「必然的偶然」發生了，都代表的一名中國友人表示要去拜訪住在北韓的親人。詢問一下地點，發現潘迪居住的地方正巧包含在他的造訪區內。基於潘迪的社會地位，因此可以住在頗有規模的中小型都市裡，以距離而言，中國友人表示可以利用午餐或休息時間短暫造訪。都代表再三叮嚀中國友人，倘若潘迪把手稿交給他，務必要用《金日成選集》或《金日成力作》等北韓宣傳用冊子層層包好，將它偽裝好再帶出來。

　　那名中國友人在潘迪女性親人成功脫離北韓的好幾個月後前去造訪潘迪，並將裝在塑膠袋裡的信件交給他。

　　讀完信，潘迪沉思片刻，緊接著彷彿下了很大的決心，把深藏在唯有自己知道的隱密場所裡的一疊文稿取出來。根據中國友人日後轉述，當時他的表情似乎是訴說「不管怎麼做遲早都是一死，一副無路可退豁出去的模樣。」而潘迪的原稿就這樣在《金日成選集》的層層堆疊之下經由中國輾轉交到都代表手裡。

　　若不是冒著性命危險，不可能寫出這樣的作品

　　目前南韓約有二萬五千多名脫北者，其中有相當多的脫北作家透過他們的作品對北韓世襲獨裁體制所破壞殆盡的北韓社會提出批判。

　　二○一二年加入國際筆會總會的「流亡北韓作家筆會」裡就有二十八名脫北作家加入。

　　二○一二年九月，於慶州舉行的第七十八屆國際筆會文化論壇裡，都明學先生把他在北韓從事文學作品時的寫作過程等親身經歷娓娓道來，並有如下描述。

　　「我想要寫一些充滿真實性、自己想要寫的題材和作品。二○○四年八月被保衛部員逮捕並強行拉到慈江道山中。明知道不可能在北韓出版，卻為了讓自己心安而寫下嘲諷現實生活的詩句，結果被冠上反動作品的帽子繼而引發問題。在牢房裡被軍靴踢到半死，晚上根本不得安眠。」

　　都先生不過是寫了諷刺詩而已，卻得承受在文明世界裡難以想像的巨大痛苦。而潘迪的作品已超越諷刺，直截了當地針對北韓體制提出近似告發狀的文章。不僅如此，一九九四年金日成死後，金正日下令北韓文人撰寫所謂的「首領永生文學」，於是乎，追悼金日成的詩詞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即便是在這段時期，潘迪不僅僅要告發金日成，甚至在自己的文學作品裡加入了嘲諷。

　　而這些作品若不是賭上自己的性命，否則根本無從下筆。不惜賭上自己的性命以對抗高壓暴政統治，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或許也意味著他已預感採高壓手段的政治體制，它的末日即將來到。從這個觀點來看，北韓內部現存的異議作家的文章出現在這個世上，便是前所未有的變革之始。在此同時，也可以把它視為牢不可破有如銅牆鐵壁般的世襲獨裁政權如今已產生龜裂，可謂是大事一樁。

　　以性命為擔保，讓作品率先逃離北韓

　　潘迪的北韓體制批判小說集在韓國國內出版，不免讓人聯想到舊蘇聯時期因撰寫批判蘇聯共產體制的小說並在國外發表為由，繼而遭到流放的一九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索忍尼辛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志願參軍赴前線擔任砲兵軍官，他寄給友人內容中批判史達林的信函被截獲，於是在一九四五年遭到逮捕，接下來在勞改營待了五年並流放三年，前後共度過八年流配生涯。一九五七年獲得平反後，於一九六二年發表以過去八年流放生活為素材而完成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從此晉升為世界級作家。換言之，他的處女作成了代表作。

　　但之後發表的所有作品因帶有反體制傾向而引發問題，導致他的作品在蘇聯國內出版受到層層阻撓。為抗議這一點，他甚至寫了一封信到一九六七年所舉行的蘇聯作家大會，號召廢止檢查制度。後來他的作品在國內出版終究還是受挫，於是繼《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之後，獲諾貝爾文學獎青睞的《癌症病房》等主要作品相繼在國外發表。隨著他的作品在海外出版，蘇聯作家協會於一九六九年將他除名。

　　之後，索忍尼辛因為將他的另一部代表作，亦即，把蘇聯集中營不為人知的內幕公諸於世的《古拉格群島》在國外出版為由，因此在一九七四年被自己的祖國蘇聯強制驅逐出境。

　　身為作家被迫離開祖國，它所帶來的創傷絲毫不亞於死亡。從某個角度來看，不是在祖國而是在海外出版自己的作品，這一點固然是他們兩人的共同點，但相較於冒著性命危險寫作的潘迪，索忍尼辛或許幸福一些。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索忍尼辛至少可以光明正大地公開使用自己的名字，反觀潘迪，他所處的境況卻非如此。

　　作家潘迪尚未逃離北韓，但在那之前，反倒是讓以自己性命為擔保的作品率先逃離，因為他深信相較於內部力量，來自外部的力量更能為自己所處的高壓式奴役制社會帶來變化。據說潘迪在交出自己的稿子時表示「我的作品若能在南韓出版，我便心滿意足矣！」這句話似乎在殷殷期盼世人能夠正視充滿暴力壓抑的北韓社會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