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圍繞文藝營的傑出閱讀史暨閱讀市場論
臺灣文藝界裡有許多充滿活力的女性作家──李昂、施叔青、朱天文、朱天心等。也許是耳濡目染之故吧!研究臺灣文學的日本女性也充滿了朝氣。本書的作者赤松美和子博士就是其中一位學術界新秀。
二〇〇七年,赤松在御茶水女子大學研究所時期,便以論文《戒嚴時期臺灣『文學場域』構築之考察》(「戒厳令期の台湾における「文学場」構築への一考察」)在學術界嶄露頭角。此文副題為「救國團的文藝活動與編輯瘂弦」,甫在《日本中國學會報》第五十九號發表,迅即引起現代中國文學、臺灣文學研究者的注意。這並非由於「戒嚴令」、「救國團」等政治用語或「文學場域」等文藝研究術語而引人矚目,而是因為這作品是透過舊國民黨統治時期臺灣北京語文學的形成,以及黨國體制(即前國民黨獨裁體制)下之文藝政策及其施行,而分析出的傑出閱讀史暨閱讀市場論。
「文學場域」原為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術語,赤松將其定義為「受到所有與文學相關人士所構成的藝術、政治、市場及其相關組織、規則等影響而變貌的多層複合結構體」。
面對臺灣「文學場域」的研究,赤松關注的是救國團。和其顯示之正式名稱──「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恰恰相反,其背景為國民黨在中國大陸與共產黨內戰戰敗後逃亡到臺灣,一九五二年蔣經國(一九一〇~一九八八)為了菁英反共教育而成立的組織,用以對抗共產黨之共產主義青年團(共青團)。蔣經國藉由救國團,培植了臺灣本省人幹部為自家「班底」(technocrat)。
鑑於蔣經國將國共內戰失敗之部分原因歸咎於國民黨忽略了文藝政策及青年教育,為了反共與復興中華文化,救國團因而重視文藝活動。其後,臺灣經歷了六〇年代的高度經濟成長期及七〇年代的國際孤立期,救國團持續地實行思想統制,提供壟斷性的大規模文化活動,展開了鞏固菁英青年與學生階層對國民黨獨裁體制全力支持的方針。
在這樣的救國團運動實踐中,孕育出了擁有臺灣特有的讀者組織,即以青少年為讀者群的國策文藝雜誌《幼獅文藝》,以及藉由文藝來對反共的幼獅們洗腦之文藝營。然而,因著這些本身即為詩人或小說家的編輯之努力,再加上對文藝市場需求敏感的新聞媒體,以及不可或缺地、受到富有感受力及政治正義感的臺灣文藝青年的影響,如此有效率地建構的反共文藝體系也脫胎換骨,催生出想像民主化社會的臺灣文學。
在這篇饒富趣味的論考中,赤松以世界罕見的舊國民黨統治時期獨特的文藝制度史為討論中心,剖析了《幼獅文藝》兩代主編朱橋(一九三〇~一九六八)、瘂弦(本名王慶麟,一九三二~)的奮鬥歷程,她還指出了後者在七〇年代後半成為受舊國民黨派系影響的《聯合報》的副刊主編,八〇年代中期轉任聯合報系的文藝雜誌《聯合文學》主編,文學的政治宣傳色彩轉為淡薄,提高了藝術性與商業性,作為主流派的外省籍知識份子領導臺灣文學的戰略在其中成功地實踐。這些見解,實有快刀斬亂麻之概。
愛爾蘭籍的美國社會學家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名著《想像的共同體》中,論到在英、法等西歐及拉丁美洲各國,十七世紀工業社會化與市場的成熟促成了國語(national language)與出版業的出現,白話文學加速了產業社會化,國民市場因而成立。到了十九世紀,作為「想像的共同體」的民族國家於焉誕生。
一八八五年以後,在橫跨半個世紀的日本統治期下,所謂的「國語」是日語;日本戰敗後到一九八〇年代後半的四十餘年間,舊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國語」則是北京話──近代臺灣從未以自有的臺語作為「國語」,反而體驗了兩代外來政權的「國語」。在臺灣民主社會確立後,尊重閩南語、客家語還有原住民語言的同時,仍延續以北京語為「國語」。這樣的後殖民臺灣是如何地被想像呢?──本書正是以救國團為線索,試圖藉著文學制度來揭開「國家」誕生的神秘儀式。如此這般,不僅在日本和臺灣,赤松也成為世界性的臺灣文學研究先驅之一。
今日的日本,已將一九三五年創設的芥川獎定位為「純文學」,而直木獎則是所謂「通俗文學」的代表。赤松指出,七〇年代的臺灣,也有就《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兩大報,各自標榜含有政治文學特色的「時報文學獎」以及描繪「性」的「聯合報小說獎」。這是只有從臺灣文學制度形成史的視角來鳥瞰,才能得到的卓見。
本書從第一章到第三章,主要是從文學的基礎面展開論證。到了第四章,在談論文學制度所培育的世代之後,轉而講述反抗文學制度的一群活力充沛的女性作家。例如針對李昂(一九五二~)的代表作《迷園》、《自傳の小說》以及朱天心(一九五八~)的代表作《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之研究,誠然饒富趣味。
對於臺灣以及臺灣文學,最讓人感受到赤松氣魄的,就是第二章之後附錄的「文學營」,也就是文藝營體驗記。這個擁有半個世紀以上歷史的文學營,自一九五五年起戰鬥文藝大隊(乍看是具有魔幻寫實主義風格的名稱)加入了救國團夏季青年戰鬥訓練以來,單單在二〇〇五年的夏天,就有二十二個團體主辦了為期二至五天的文藝營、參加人數為三十至六百位不等,成了一年一度的夏日文學祭典。行動派的赤松,在那年的夏天,竟然「突襲」參加了其中三個文藝營,還收到同營隊文藝少女的情書、志願擔任志工等不凡的經歷,實在飽嘗了擁有奇特歷史之臺灣文藝營的神髓。
也許是作者過於精力旺盛地蹦蹦跳跳的緣故,本書的原稿階段,在邏輯上欠缺連貫性或是文章的變調也隨處可見。然而在中國相關書籍的名編輯──朝浩之先生的熟練教導下,得以淬鍊為精簡的學術書籍。
由衷祝賀新的文學研究、令人樂在其中之臺灣文學研究書誕生。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於本鄉赤門樓
藤井省三
推薦序
臺灣文學在夏天誕生
布迪厄的「文學場域」論,透過旅美的張誦聖教授對臺灣報紙副刊、現代主義論述與文學生產關係的研究,在一九九〇年代後進入臺灣文學研究者的視野,與立基於殖民史觀的國族意識形態論法並立,「場域」與「國家」遂成為觀察臺灣文學的主要概念範圍。在「文學場域」論的啟發下,文學研究者看待研究對象的角度改變了,作品不只是作家苦心孤詣下的結晶,更可以是個人以書寫行為回應社會中種種力學向量的方式。臺灣的研究者首先注意到的,是與歐美共通的媒體出版、競賽獎項等鮮明可視的機制;而來自日本漢學界的赤松美和子教授,則更注意到了臺灣特有的「文藝營」。
從「文藝營」的形成歷史與運作方式來想像「文學場域」的建構──在這部改寫自二〇〇七年完成之博士論文的著作中,作者把理論還原至「場域」的物理性空間特質,不僅是透過紙上想像遠端存在的抽象空間,而是提供一群人、在一段時間之內、聚在一起活動的實體空間。而能夠發現這實體空間對於西方的文學場域論述,以及東方的臺灣文學研究,都具備觀察與對話甚至修正能量的條件,卻是身為日本人的赤松美和子在序言中表明的「困惑」──雙重「外來性」的位置所致。
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中國文學專攻的赤松美和子教授,對於臺灣社會而言是外國人研究者;對於日本學界而言,則是外國文學研究者,且是中國文學研究中的特殊領域──臺灣研究。第一層外來位置,使其能發現包括筆者在內的臺灣人可能都沒有察覺的現象:「文藝營」原來是臺灣獨有的產物。有團體訓練「合宿」傳統的日本沒有文藝營,而重視工作小隊的中國也沒有。但在臺灣,絕大部分的文學家,無論是文藝營的企劃、講師或學員,或身兼二、三者,都與「文藝營」有著血緣關聯。赤松美和子看到了這個特殊性,進而提出質問:訴諸個人性的文學創作,為何與訴諸集體性的營隊社團緊密相繫?外來者看到身在其中者沒有察覺的矛盾,從文學社會學的理論角度給予解釋。透過赤松美和子對於文藝營經驗的訪談資料,我們將領悟到,相較於以少數同人組織而發展的日本,臺灣文學其實是相當「集體性」的。從國民黨的青年反共救國團,到黨外時期即開始的鹽分地帶文藝營,其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可能是相反或對立,卻都長年經營著不同意識型態的文藝營。文藝營是組織更是儀式,使參與其中的創作者產生歸屬感與傳承使命;而作為臺灣文學場域外顯特徵的「集體性」,與創作者、評論者、讀者個體的書寫、解釋慾望呼應,造就了臺灣文學作品中對於「集體性」的欲求。
本書的第三章與第四章,則可以提供這誕生於這「集體性」中的「我們」臺灣讀者,用來理解作者的第二層「外來性」位置,進而思考「臺灣文學」的存在與研究行為對於日本、東亞地域的意義。赤松美和子教授在二〇〇七年畢業於御茶水女子大學中國語文學科,與筆者同屬於「東京臺灣文學研究會」,這是本書的日文版推薦序作者(也是筆者博論的指導教授)──東京大學中國語文研究科藤井省三先生主導創立的讀書會。當代日本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者,主要分為中國文學出身與日本國文學出身,研究者在已正式建制的學科分類中,發現難以編制歸類卻又與原來專業領域有所交涉的作品,於是成立編制外的讀書會,交流累積研究能量。十九世紀中葉之前,漢學是日本國學的一部份,但到了近現代,中國文學已是日本的外國文學,何況是臺灣文學。日本人文學界以歷史實證主義見長,對於臺灣文學的背景知識與認識架構,是建立在中國近現代史的基礎,進而比較異同。本書第三章的臺灣二大報副刊、文學獎部分,是針對僅知日本文學、中國文學,卻並不熟悉「臺灣文學」存在的日本讀者背景知識。
再談到延續至第四章的研究對象,也是以近年有多篇作品翻譯進入日本市場的作家為中心。當代臺灣文學的日文翻譯,從早期的黃春明、鄭清文,到張系國、李昂、朱天文、朱天心,近年則有原住民文學、酷兒文學、黃錦樹、甘耀明、吳明益等,在個人研究者者或臺灣政府的資金支持下,進入日本讀書市場。大抵而言,這些作家的被選擇翻譯,凸顯出臺灣文學與統獨國族認同、漢原華多元族群關係、性別取向的密合,而這些議題都是日本社會較少公開討論與進行文學性敘述的。本書作者這第二層「外來性」的存在,說明了日本學界與輿論,多從臺灣社會中的省籍身份、眷村空間、戒嚴解嚴、民主化與本土化出發,建構出日本社會得以認識、解釋臺灣文學文化現象的框架的傾向。
從人群關係較為淡漠的日本起步,看到臺灣文學的「集體性」彷如熱潮般,席捲每個對於社會議題、創作書寫抱持不同情懷的個體。這樣的溫度也傳染至原本困惑於自己「外來者」身份的本書作者,於是也縱入這文學場域──赤松美和子教授的文藝營體驗記是另一部充滿熱意的文本。「臺灣文學在夏天生成」──本書的序章之題、開篇首句,展露出一位日本研究者所敏銳觀測出的臺灣文學生產規則。在日本有「食慾之秋天」、「閱讀之秋天」的說法,而適合夏天的行為則是熱戀、以及一起去海邊。或許臺灣的文藝營多在夏季舉辦並非偶然,近百年前來到臺灣的日本文學大家佐藤春夫所記下的文章副題即是「一夏之記」。在赤松美和子的體驗與研究中,臺灣文學中青春奔放、放恣不羈的性格,也因為夏天的文藝營,得到了解釋。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張文薰
寫給臺灣的讀者們
親愛的臺灣朋友們:
初次見面。我是赤松美和子,在日本研究臺灣文學。本書根據二〇一二年十一月東方書店出版『台湾文学と文学キャンプ―読者と作家のインタラクティヴな創造空間』所翻譯,為繁體中文版,十分感謝各位的惠顧。
在臺灣,由於臺灣文學研究的高水準以及社會變遷之快速,各位如何閱讀以二〇〇五年臺灣文學場域為主題之拙著,老實說,我相當地忐忑不安。然而,對身為臺灣文學研究者的我而言,能夠在臺灣文學、臺灣文學研究的發源地出版拙著,是我長久以來的夢想。這次,能夠以這樣的方式和臺灣讀者見面,心中只有充滿喜悅、感激與榮幸。
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年間,我以交換學生的身分到國立臺灣大學留學。在臺灣的這一年,親眼見到臺灣文學的讀者階層之廣、有創作投稿經驗者之多、政治與文學關係之緊密、創作與批評之相近、文學研究水準之高、以及最重要的──對文學的熱忱,我在驚嘆不已的同時也感到困惑。身為在臺灣的外國人研究者,以及在日本作為研究臺灣文學的外國文學研究者,該如何面對臺灣文學實感不知所措。
然而,我對臺灣文學的樣貌感到困惑之因正是臺灣文學的特色,對身為外國人研究者的我而言,將臺灣的文學場可見化、前景化也許正是可行的研究。面對臺灣文學場域開啟了新的契機,讓我從比較文化的觀點重新尋問曾經視為理所當然的日本文學應有的樣貌。
在臺灣,作家是如何地被養成呢?由此疑問展開調查後,我才知道有文藝營及救國團的藝文活動。此外,我想,戒嚴時期的文學教育即使在解嚴後仍對臺灣文學的樣貌有深遠的影響,也可以說戒嚴時期的文學教育培養出臺灣的文藝青年文化。
其實,第一次聽到文藝營時,我完全無法想像,因為日本沒有像臺灣這樣的文藝營。文學是屬於個人的,在日本生長的我也深信,所謂的作家,就像村上春樹,不論在媒體或是現實中,都是無法遇見的存在。而且,屬個人的文學及團體的營隊經營是南轅北轍的概念,我怎麼也無法想像兩者之間的關聯性。我親愛的友人呂美親對滿是疑惑的我說:「那麼、去採訪吧!」從此,踏出了第一步。
一旦開始採訪調查,著實驚訝。因為在那裡,我所想像的臺灣文學世界──熱情、密切、政治性──一一實體化了。一方面,文藝營顯然打破了我對作家、文學的刻板印象。自此,臺灣文學之於我不再只存於書本中。透過研究文藝營,我認識了許多朋友,採訪了許多有名的作家和編輯,以及小作家、讀者們。
由衷感謝快然允諾採訪及問卷調查的各位,在此列上名單:王信允、尤靜嫺、司馬中原老師、白靈老師、羊子喬老師、林宗源老師、林佛兒老師、林瑞明老師、朱玉昌老師、宋澤萊老師、初安民老師、杜文靖老師、吳鈞堯老師、吳樹民老師、周馥儀、柏楊老師、封德屏老師、高嘉謙老師、張香華老師、梅家玲老師、陳允元、陳芳明老師、陳朝海先生、陳艷秋老師、黃勁連老師、黃崇雄老師 、劉碧菊女士、蓉子老師、楊佳嫻、趙立新、蔡聲謀老師、蔡蕙頻、鄭雅如、應鳳凰老師、聶華苓老師、羅門老師、二〇〇四年同在梅家玲老師課堂的臺大臺文所第一屆畢業生、二〇〇五年同在邱貴芬老師課堂的清大臺文所的各位、吳三連臺灣資料基金會的各位、救國團總團部的各位、二〇〇五年鹽分地帶文藝營參加者、二〇〇五年全國臺灣文學營參加者、二〇〇五年賴和高中生臺灣文學營參加者、二〇〇六年鹽分地帶文藝營參加者、二〇〇六年全國巡迴文藝營參加者等。非常感謝親愛的臺灣老師以及朋友們。
本書即將付梓,衷心感謝敬愛的張文薰老師和蘇碩斌老師鼎力相助,由衷致上感謝。
拙著得以在臺灣出版,要歸功於親愛的友人蔡蕙光博士謹慎且細心的翻譯。蔡蕙光,謝謝妳。同時,承蒙本書編輯王偉綱先生及洪偉傑先生,衷心地祝福二位。深深感謝群學出版社給予出版的機會。
最後,向視我為臺灣文學場域的研究者而接納我的蘇碩斌老師,再次由衷地致上謝意,感謝您。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
赤松美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