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新自由主義化下的族群性

導論

族群這個概念在1960年代以後才開始在國際學界廣泛使用。它不僅涉及二次戰後殖民地地區被殖民者爭取獨立的過程所產生的群體意識，也因Fredrik Barth在他所編的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Barth 1969）一書中，提出「族群邊界」的概念來界定族群，因能有效再現社會群體外，更能在當時資本主義經濟逐漸復甦的政經條件下，凸顯了社會群體間的不平等關係，成為當時顯學。在此趨勢下，台灣卻因為國民黨政府施行戒嚴而甚少使用族群這個概念，直到1987年解嚴之後，因其能有效再現當時的社會群體及其間的不平等關係，致使族群研究迅速成為台灣學界的熱門課題。

但進入21世紀之後，台灣族群的現象產生了根本的改變。讓筆者先從個人的經驗開始談起（黃應貴2012c）。筆者在2006年重新回到東埔社從事田野工作，為的是去瞭解地方社會在這世紀以來的改變。其中相當明顯的一項改變，就是當地布農人娶入外籍配偶，兩位是越南籍，一位是高棉籍。一名由布農父親與越南母親所生育的孩子，雖生活在當地卻不會講布農語，反而會講一些越南語。當時，筆者半開玩笑地問小孩的父親：「小孩算是布農人？還是越南人？」對於筆者的疑問，孩子父親面有慍色地回答說是「不滿族」，接著反問筆者:「你為什麼認為族群那麼重要？我家是聯合國！」事實上，這名布農人的家中，除了他娶越南人之外，其他兄弟娶阿里山鄒族與仁愛鄉泰雅族的女性，更有兩位姊妹嫁給平地漢人。這是筆者第一次被人挑戰「族群的重要性」。後來，筆者在偶然間參與了撒奇萊雅族的正名運動，知道一位原籍為阿美族的年輕領導人，在正名成功後就改登記為撒奇萊雅族。然而不久之後，他又改回阿美族。他所持的理由是，登記為撒奇萊雅族的人數才八百多人，因此該族的民意代表僅能被分配到一席，但是擁有阿美族身份的居民人數有二十萬出頭，其民意代表的席次，往往是撒奇萊雅族的數倍。加以，他並非撒奇萊雅族的正名運動中最主要的領導人，因此不可能被選為民意代表；若擁有阿美族身份，他當選上的機率很高，因此才改回阿美族的身份。由此可見，他選擇族群身份的動機是政治利益導向的。到了筆者連續六年返回東埔社進行田野的2012年時，筆者發現聚落中那些在靠近阿里山的沙里仙地區從事溫室種植的布農人，與在當地投資的漢人資本家之間的互動往來與關係，遠比他們與同聚落布農人之間的關係，更來得緊密。甚至，這些成功的布農人打算與這些漢人資本家共同投資，開發沙里仙地區為森林遊樂區，進而與主導日月潭高空纜車的財團合作，在森林遊樂區中架設直通阿里山的高山纜車，以便將大陸遊客最喜歡的日月潭及阿里山兩個風景區，連接起來，使這些布農人與漢人財團及資本家能共享觀光旅遊帶來的經濟利益。顯然，這些經濟利益不可能為當地其他布農人所分享，因而造成東埔社當地布農人之間的利益衝突。這讓筆者不禁思索：能夠有效再現當代台灣社會不平等問題的，究竟是族群，還是階級？猶有進之，台灣的原住民的族群數，從2000年就開始不斷增加，到了2016年已從九族增加到十六族。顯然，這些新出現的族群，與以往所說的族群，性質上有所不同。但是，他們究竟如何不同？

……

由上述分析與討論，族群（性）視為國家治理的手段時，就必須面對國家性質的不同勢必導致不同的治理方式，更讓我們看到不同的族群（性）。在前現代民族國家或傳統帝國，係以代表政權的君王（皇帝）或首都擁有絕對權威的「皇權」為中心的垂直性關係，來構成國家整體，統治者在意的是政權的維護與持續，避免國內的叛亂與社會混亂或不安，是以，它對於人民及官員忠誠的重視，往往超越其他道德規範上的要求。因此，傳統中國治理的主要興趣，係藉儒家化來培養（邊陲的異族對於皇權的）忠誠，而非全面漢化。在清廷治理台灣的過程中，對異族的治理手段著重在尋找那些對皇權忠誠的人們以進行結盟或合作，甚至造成那些操持同一語言或文化群體中的人，相互牽制，達成維持社會秩序與皇權的目的。更重要的是，當時台灣原住民（生番與熟番）的主要社會單位是社，既沒有現代「族群」的意識與認同，其參與集體行動亦不是基於共同的族群身份，迥異於現代性對於族群意識及其行動的概念化。由此觀之，研究者以現代性的族群概念來解讀歷史材料，甚至當成解釋歷史何以如此發展的概念，恐淪為概念錯置（conceptual anachorism）。

在現代民族國家，強調每個公民都能直接接觸到國家整體及其資源，毋需其他的關係或媒介，讓國家成了所有人共同效忠的客體。特別是公共領域、市場經濟以及公民權國家等制度設計，讓人民在平等及個人主義的立場，來想像或接觸國家。因此，所有公民都是一致的，那些因階序性歸屬而來的異質性，無從生存。由此觀之，現代民族國家中族群的形成與發展，往往是以「社會不平等」位置來結合人群，以集體力量來爭取應有的權利，例如台灣四大族群的出現。對此議題，台灣社會學界累積了紮實的研究成果。但我們必須留意，現代民族國家從事全景式的族群分類，往往借助科學的手段來進行分類。然而，現代的族群現象不僅是建構的，如四大族群的出現，族群意識與認同更是涉及文化主觀層面，甚至關乎非理性。例如鄭依憶（2004）研究的賽夏族，其族名一直到1911年才被正式使用；但對當地人而言，矮靈祭的實踐才是這群人建構族群意識與認同、分辨內外、凝聚群體向心力等的主要活動，精巧地例證了族群意識與認同有其主觀基礎。這不只涉及文化主觀層面的重要性，更涉及了現代性所依據的經驗論科學觀知識的限制與問題。

在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治理下，市場邏輯被當成主要依據，加上傅柯強調「常規化」生命政治學的再領域化，更造就了新的族群性。一方面，族群性不只充滿著政治經濟權力與利益，使族群文化與文化商品相互辯證、相互依存，更充滿著新種族主義的色彩，再加上個人認同與族群認同的複雜連結，讓人對當代族群性的性質與樣貌，困惑不已。另一方面，為了在國家政策及全球性資本市場的脈絡下尋找活路，當代人們往往踐行出前所未有的新族群新現象。去瞭解這些乍看之下難以定性的族群性時，不只讓我們重新瞭解傳統、也重新瞭解當代外，更讓我們瞭解到因認識世界的方式改變，及一個新的自我與社群性模式之浮現，將牽動新秩序的建構。這些將使原有的族群（性）現象，轉換成新的課題與領域，促使族群（性）研究不得不去面對新自由主義化對於既有現代性知識提出的挑戰，也使得專長田野工作且擅於探索未知的人類學，獲得了先前未曾意識到的發展空間。

是以，本書透過族群（性）做為國家治理的手段切入，不僅讓我們得以將過去不同學科如社會學、人類學與台灣史各自所做的族群（性）研究成果，相互連結一起，凸顯出各自擅長與優點，更讓我們有機會去深思不同歷史時代的人群、族群與族群性，瞭解不同時代的知識特性與學科之間的關係，以及個別學科知識的限制等。這聽起來頗類似傅柯的知識考古學式的反省，特別是反思現代性知識的限制與尋找新知識的可能性，對於我們未來去瞭解新的族群（性），相當具啟發性。

一方面，相對於Comaroff夫婦所描繪國際在新自由主義化下的普遍族群性，本書也指出，台灣當代族群（性）的新現象有其獨特之處。至少，台灣當代的族群（性）研究的獨特貢獻之一，是辨識出個人認同與族群認同的複雜連結，以及多重族群認同之出現。對照於當前國際學界的族群（性）研究，本論文集最突出之處在於，指出了當代族群研究研究者因為注意到認識世界的方式改變及自我與社群性新模式的浮現，所涉及之新秩序的建構，將當代族群（性）研究轉轍到此一新方向上。事實上，本論文集收錄的五篇論文中，有四篇皆以此為主題。相較於「新世紀的社會文化」系列叢書先前已出版的單元主題（家、宗教、地方社會以及金融經濟），前兩個單元（家及宗教）指出新自由主義下因政經條件的改變，使得人得以從既有的社會組織中解放出來，不僅凸顯出人的存在先於群體的存在，更強調了非理性的情感、情緒、乃至於潛意識，對於瞭解與解釋當代新現象，至關重大。事實上，這觸及了第二現代性（或反身現代性、液態現代性）對於現代性知識的挑戰。在第三及第四單元的地方社會與金融經濟，我們看到了跨族群、跨地域、跨社會文化的新秩序的浮現。本單元更直接討論新秩序如何被建構及其背後新知識的挑戰問題。在新知識的視野下，族群（性）問題不再是族群（性）問題，而是關乎認識世界的方式與自我及社群性的改變，以及新秩序的建構。這正是本單元最主要的貢獻。

導論

族群這個概念在1960年代以後才開始在國際學界廣泛使用。它不僅涉及二次戰後殖民地地區被殖民者爭取獨立的過程所產生的群體意識，也因Fredrik Barth在他所編的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Barth 1969）一書中，提出「族群邊界」的概念來界定族群，因能有效再現社會群體外，更能在當時資本主義經濟逐漸復甦的政經條件下，凸顯了社會群體間的不平等關係，成為當時顯學。在此趨勢下，台灣卻因為國民黨政府施行戒嚴而甚少使用族群這個概念，直到1987年解嚴之後，因其能有效再現當時的...

本書主要依據「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計畫第五單元「是族群還是階級？當代新政經條件下的族群想像」的活動成果而來。照慣例，這個單元同樣經過了將近一年（2016.4.9-2017.1.14）的講論會活動，每次由一位參與者報告個人的研究個案，再由其他所有參與者一同討論。待所有人完成報告後，我們在2017年2月25日及26日，在清華人社院舉辦公開的正式學術研討會，邀請相關學者參與討論。結束後，八篇會議論文經過修改、審查、修改的繁複過程，最後，為了使本書主題更為聚焦，只通過了五篇。

本單元的主要成員來自人類學及社會學。這兩個學科研究族群的方式明顯不同：社會學研究往往是從鉅視的角度來談族群，以展現其宏大趨勢，卻容易缺乏血肉；而人類學者習慣對一個聚落或一個族群進行深入探討，較易忽略大趨勢。故這組合正可相互彌補。事實上，國內研究族群問題的學者當中，有一部份是來自台灣史研究，他們在當代相當活躍，其中不少人參與了當代的族群運動，特別是有關平埔族的正名運動。當初我們希望找這群人來共同參與，但因他們的研究重心是在台灣史，而非當代，自然不易與其他參與者對話，最後只得放棄。為此，我心中仍感遺憾，故在正式的學術研討會時，刻意邀請幾位研究專精台灣族群史的學者前來對話。他們真實的存在，多少影響到我們的討論，使我們有意無意間會顧及歷史的向度。

至少，筆者在撰寫導論時，就會思考要以怎樣的架構才可以將台灣人類學、社會學、以及台灣族群史的研究連結起來討論。最後，筆者選擇以國家治理做為切入點，依不同國家性質而來的不同治理方式，來連結台灣不同歷史發展時期的不同人群或族群現象。然而，筆者終究不是台灣史專家，更不熟悉清朝治理台灣時的歷史與社會文化脈絡。這使我花了比過去撰寫導論時更多的時間，來閱讀相關研究與文獻，就是為了掌握那個時代的時代感。若欠缺對那個時代的時代感，很難寫出不離譜的論點。即使最終完成了導論，筆者仍覺得有多處與那個時代不符，這些是在獲得許多參與者的協助下才得以克服。此一過程，就如同這論文集所有論文的定稿，若非許多參與者的協助，包括審稿、提供討論意見、乃至於精神上的支持等，是不可能完成的。在這裡我要特別謝謝所有的參與者，他們是：王甫昌、李文良、李廣均、沈筱綺、林開世、林曜同、夏曉鵑、康培德、許維德、陳文德、陳怡君、郭佩宜、黃宣衛、曾嬿芬、葉高華、詹素娟、趙中麒、鄭依憶、鄭瑋寧等，在此謹致謝忱。至於吳傑夫為本書的英文書名及英文摘要的貢獻，蔡英俊院長及吳俊業主任所提供的經費及人力的支援，研究群助理傅偉哲所提供的服務，以及本書編輯黃上銓先生與群學總編輯劉鈐佑先生的支持，在此一併致謝。最後特別謝謝鄭瑋寧，在筆者交出整本書書稿後的住院期間，幫我處理後續的瑣碎編輯工作。



黃應貴

本書主要依據「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計畫第五單元「是族群還是階級？當代新政經條件下的族群想像」的活動成果而來。照慣例，這個單元同樣經過了將近一年（2016.4.9-2017.1.14）的講論會活動，每次由一位參與者報告個人的研究個案，再由其他所有參與者一同討論。待所有人完成報告後，我們在2017年2月25日及26日，在清華人社院舉辦公開的正式學術研討會，邀請相關學者參與討論。結束後，八篇會議論文經過修改、審查、修改的繁複過程，最後，為了使本書主題更為聚焦，只通過了五篇。

本單元的主要成員來自人類學及社會學。這兩個學科研究族群...

導論　
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新自由主義下的族群性／黃應貴

第一章　
群體範圍、社會範圍、與理想關係：論台灣族群分類概念內涵的轉變／王甫昌

第二章　
從卡大地布（卑南族）部落到「斯卡羅（族）」？當代臺灣原住民族群認同的省思／陳文德

第三章　
「人不做，要做番？」從2016年屏東縣熟註記談起：屏東萬金的例子／陳怡君

第四章　
當代「族群現象」的在地運作與矛盾：恆春半島滿州地區的考察／林開世

第五章
解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第五大族群──新住民」論述／夏曉鵑
作者簡介

導論　
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新自由主義下的族群性／黃應貴

第一章　
群體範圍、社會範圍、與理想關係：論台灣族群分類概念內涵的轉變／王甫昌

第二章　
從卡大地布（卑南族）部落到「斯卡羅（族）」？當代臺灣原住民族群認同的省思／陳文德

第三章　
「人不做，要做番？」從2016年屏東縣熟註記談起：屏東萬金的例子／陳怡君

第四章　
當代「族群現象」的在地運作與矛盾：恆春半島滿州地區的考察／林開世

第五章
解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第五大族群──新住民」論述／夏曉鵑
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