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工作論：勞工被人工智慧取代，我們的工作、生活與社會將往哪裡去？會變得更糟或是更好？

名人推薦：「艾文是很優秀的作家，我深信這本書一定會非常成功。」

──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

「艾文是思緒極敏銳又很聰穎的作家。沒有人比他更適合告訴我們，技術正在如何影響我們的經濟與生活。」

──提姆．哈福德（Tim Harford），《親愛的臥底經濟學家》作者

「很多世界頂尖的經濟學家經常閱讀艾文的文章，與他互動與辯論，議題涵蓋勞動市場與科技。」

──泰勒．柯文（Tyler Cowen），《再見，平庸世代》作者

「雄心勃勃、見解獨到、引人深思的好書……作者廣泛探討經濟學通常互不相通的...

【摘錄1】_前言_二十一世紀的生活與勞動

◎勞動力過剩的原因

數位革命從三方面改變了工作。第一是透過自動化。新技術取代了（從職員到焊接工等）各種勞工，未來還會取代更多人（從司機到律師助理）。機器變得更靈巧，軟體更聰明，這些進步使得人類愈來愈多的工作可以低價地進行自動化。

同時間，數位革命強化了第二股力量：全球化。如果沒有強大的資訊科技，過去二十年富裕的西方企業幾乎不可能管理龐大的全球供應鏈。即使沒有蘋果這類公司將生產線散布到全球，中國與其他新興市場可能也會更加融入世界經濟，但這樣的成長會緩慢許多，平淡許多。

事實是過去一個世代裡，全球增加超過十億個就業機會，多數都發生在新興經濟體。整體而言，在那些地方的勞工擁有的技能低於富裕世界，中等技能的製造工或後勤辦公職員會比白領專業人士更深刻感受到融入全球經濟。但這種情況將來未必不會改變；開發中國家有幾百萬優秀的工程師、醫師、財務專業人員等等，服務客戶的能力較諸歐美同儕絲毫不遜色。

第三，技術的進步讓一些高技能勞工的生產力大幅提升，能夠勝任過去需要更多人員才能完成的工作。小小的財務管理團隊因而能掌管龐大的基金；高技能的講師能設計課程，供數百萬學生一次又一次地學習，也就可能取代成千成百的講師。新的技術讓更少的醫護人員能觀察和治療更多的病患，更少的律師可以研究更多與審判相關的證據，更少的研究人員可以篩檢大量的資料，更快速測試更多的假設。

這三大趨勢——自動化、全球化和少數高技能勞工的生產力提高——聯合起來產生勞動力過剩的現象：人力資源過於豐富。因不知如何消化準備投入工作的人海（數量堪稱前所未有），全球經濟正逐漸失靈，情況讓人憂心。工作制度是除了家庭之外最重要的社會基礎，但原本的許多重要功能現在都已無法發揮——例如生活的安排、購買力的分配、社會凝聚力的強化等等（社會凝聚力是人們感覺對社會能有正面貢獻時所培養出來的）。

◎管理勞力過剩的難題

當一個人說，有太多人要做社會需要做的工作，其實是受到「勞動總合謬誤」（lump of labour fallacy）影響：亦即認為工作就這麼多，總合是固定的。這個觀點促成一些政策的制定，例如降低退休年齡，以便為年輕人創造更多工作。如果我們相信這個基本理論，那麼我們當然應該擔憂機器的崛起。

但經濟學家通常認為經濟的運作方式很不一樣。他們有時會提到十八世紀法國經濟學家賽伊（Jean-Baptiste Say）的「賽伊法則」（Say’s Law），通常簡述為「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因此，當較年長的勞工在職場待更久，便會賺更多錢，花錢時就會創造出對其他產品與服務的需求，造就支持那些產品與服務的工作。就節省勞力的技術改變而論，經濟學家相信，當一個人因機器而丟掉工作，結果便會促成某個人得以節省資源——可能是公司的老闆或享受更低價格的消費者。這又會讓他們有較多錢可以花在別的地方，這些支出應該會為那些被取代的勞工創造就業。

這套理論認為，之所以會發生此神奇的重分配（reallocation），是因為彈性的價格和薪資發揮了絕佳的效果。一個失業者在找工作時就像商人要銷售產品。如果商人的產品賣不出去，代表價格太高。這時他有兩個選擇：他可以改善產品的品質或降低價格。

想想十九世紀紡織品的手工生產者：一個具備些許技能的勞工，收入還不錯，直到出現工廠與他競爭。假設此勞工做為自雇工匠一週賺三美元。然後工廠來了，以一‧五美元的週薪雇用無技能的勞工，可以大量生產布匹。工匠繼續嘗試銷售他的產品一陣子，但最後放棄了。大量生產的布匹太便宜，他的售價較高，無法賣出足夠的數量來養活自己。他只好認命到工廠去，向經理自薦勞務，一週三美元。經理聽了當然會笑出來，請他回去。那個勞工會踏著沉重的腳步失望而歸，一個因新技術而失業的受害者。

也許那個勞工之後便稍微懶散，若是在現代就是白天在家看電視，同時一心希望工廠被隕石擊中。等他錢用完了，他去別家工廠看看是否剛好需要他這種技能而願意一週付三美元。但一個人必須是積極想要找工作而找不到才叫失業，如果他真的有興趣找工作，終究會明白該怎麼做。他到各家工廠時會注意到有些工廠在徵工程師維護設備，一週五美元。然後他可以投資時間與資源學習技能，以便應徵那份工作，或者他可以接受一‧五美元的週薪，找一份無技能的作業員工作。

經濟學家不相信存在勞動總合的問題——這個觀念認為任何經濟體裡只有固定數量的工作。但他們確實承認，當個別勞工被新技術取代時會承受嚴重的衝擊。這個勞工有兩個選擇：學著靠較低的薪資過活，或想辦法學到更有價值的技能。

當然，是否能輕鬆完成轉型，與多少人嘗試立即開始適應很有關係。重新訓練幾百名勞工會比幾百萬名勞工更容易。聘雇要花時間，當每個工作機會的應徵人數大增，雇主就可以精挑細選。到最後會有公司想到聰明的新方法來運用這龐大的低度就業勞工（under-employed workers），因為便宜的勞工就是生產機會，但這個過程可能耗費很長的時間。

整個過程中，我們會愈來愈有能力運用技術性的解決方案，完成過去一直仰賴人力的工作。而且這個能力會不斷成長。

我們已經看到，過去一代裡全球勞動力成長超過十億人，未來一個世代將再增添將近十億。同時，拜新技術之賜，工廠、倉庫與商店裡的簡單工作會更容易自動化，而這些工作過去一直占全球就業人口很大的比例。技術也會改變教育、醫藥等領域，讓少數教師或醫師可以勝任以前很多人員才能做到的事。

經濟與社會自然會試著調適。調適意味著很多勞工的薪資會停滯，貧富不均的現象會惡化，還有很多人與職場的連結會變得很脆弱，甚至逐漸消失。勞工面對這些問題不太可能逆來順受。總有某些方面必須讓步。也許社會將找到方法改善工作或發展出替代方法，或者勞工會利用政治制度來削減那些讓他們的世界天翻地覆的力量。

◎追求繁榮的政治挑戰

對人類而言這應該是一個正面的挑戰。如果存在所謂的勞力過剩現象，理論上應該是導因於技術的進步，這表示我們將不再需要為了存活而辛勤工作。如果在一種制度下人們會積極尋求他們非常不想要做的工作——好比擔任客服人員處理不滿意的顧客抱怨，或是在酷熱的倉庫搬運包裹——這不應該是社會致力要保存的制度，除非是技術上不得不如此。如果社會可以找到方法將這些不愉快的工作自動化，或將工作分攤得更廣泛，讓個別勞工花更少的時間從事辛苦不愉快的工作，這當然代表人類的進步。

對於勞動力多到不知如何運用的現代經濟體，技術的富足創造了這種進步的可能性。就像發現大量的金礦或石油，強大的數位新技術可能帶來龐大的財富：不需要社會上每個人都工作就可以實現。然後我們或許會覺得烏托邦就等在不遠的未來〔如同最近一些書籍所主張的，如梅森（Paul Mason）所寫的《後資本主義》（Postcapitalism）〕；唯一要處理的問題是花在勞力工作的時間減少得太緩慢，以及高生產力的技術所產生的共同財富應如何分配給整個社會。

但這個工作更美好的世界是可以實現的嗎？幾個世代的學者都在想像這個世界。一九三○年，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寫了一篇文章，敘述他如何看待未來的經濟發展。當時全世界陷入深度蕭條。凱因斯在那篇〈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開頭指出：「此刻我們正承受經濟悲觀主義的嚴重襲擊。」

但他在文中邀請讀者將目光超越短程的困難，看到人類正投入了不起的長期成長與進步。經過數千年的漫長勞動——期間人類生活水準的成長緩慢到幾乎無法察覺——西北歐在經濟大蕭條之前的兩三百年裡，與過去的經濟產生清楚強烈的差異。主要拜技術進步之賜，這些社會得以享受財富的驚人增幅。儘管有大蕭條的陰影，凱因斯看不到有什麼跡象顯示背後的技術進步已經慢慢停止——而且他是對的。

凱因斯相信，這世界一旦走出大蕭條，便會恢復成長，生活水準會回到先前向上的軌跡。他承認快速的技術進步會造成短期的不安（「暫時適應不良期」），但鼓勵讀者不要忽略了整體局勢：

這一切表示，長期而言人類一直在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我預測一百年後，進步國家的生活水準會是今日的四到八倍。即使以現有的知識來看這也絲毫不值得驚訝，我們甚至可以想像進步的幅度比這個大許多，這絕非妄想。

他省思這樣的進步，認定如此可讓人類從滿足基本需求的煩惱釋放出來。工作時間可以縮減到也許一週十五小時，然後減到零。人類要面對的主要問題就只剩下在休閒時間太多的世界裡如何自處。

凱因斯關於生活水準的進步預測證明是正確的。如同他所預測的，依生活費用調整後的每人收入有很大的成長；富裕經濟體在生活水準上已有四倍以上的進步。看起來可能至少會有一些人到二○三○年會享受到八倍的成長。那麼富足的社會在哪裡？輕鬆的生活在哪裡？哪裡有人一週工作十五小時？

事實是他對人類經濟問題的描述並不完整。凱因斯擔憂在技術繁榮的時代人們會太無聊；卻沒有操心可能會有政治因素讓這個時代永遠不會到來。隨著時間過去，全球經濟持續成長，我們已可清楚看到，找尋烏托邦的最大困難不在於知道如何生產更多。這一點我們已經做到了，困難的是如何重新分配。

我們沒有做到的是將生產果實平均分配，平均到可以廣泛縮減工時，因為這在政治上非常困難。要讓工作與重新分配維持可持久的平衡極度困難。因為有錢有勢者不願意補助窮人，窮人則可能會認定，富人所提供的重分配會造成貧富之間極嚴重、甚至不公平的收入差距。窮人可能也不會滿足於這樣一個讓他們實質上失去作用、由政府藉由救濟以維持和平的經濟制度。如果重分配處理得太拙劣，聰明或有抱負的人可能便喪失努力工作改善經濟的誘因，導致成長停滯，社會剩餘（social surplus）太少，不足以讓社會上所有的成員享受生活水準的提升。

凱因斯應該也可以預見這些困難；在他的時代，他對政治情勢的觀察足夠敏銳。到一九三○年代，世界正蒙受「經濟悲觀主義的嚴重襲擊」，歐洲陷入爭奪工業經濟利益的激烈階級衝突已超過一世紀：在一百五十年間，勞工的動亂或革命的威脅一直讓精英階層憂心忡忡。但時代的進步似乎站在受薪勞工這一邊，勞工一次又一次主張權利並贏得勝利：包括爭取到組織工會權，投票權擴及無財產的男性以及（最終）擴及女性，建立勞工取向與社會主義的政黨。到二次大戰結束時，勞工對雇主的戰爭幾乎完全勝利。共產帝國在東歐與亞洲各地擴大勢力範圍，同時在戰後的西方，政府似乎也愈來愈強大，將大半經濟領域納入管理，以高稅率壓制富人，提供愈來愈周全而慷慨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

但其後政治風向改變了。共產主義證明是管理經濟的低劣方法。技術的進步與貿易的發展慢慢腐蝕工會的勢力。戰後數十年的繁榮造就了擁有資產的中產階級——教育程度更好，白領更多——這些人愈來愈不同情左派勞工黨所重視的價值。一九六○年代，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之類知識份子漸漸大聲呼籲採取不同的、更市場取向的經濟類型。其後因戰後前所未有的經濟榮景畫下句點，加上七○年代的成長幅度讓人失望，又有高通膨的問題，終於製造出政治劇變的條件。

某些國家改變的情況比較徹底。在英語系國家——美國、澳洲、英國、加拿大等——富人的稅負降低，國家讓經濟自由化並解除管制，勞工組織的勢力急遽縮減。在北歐國家，政府大力推動私有化和解除管制，但維持強大的福利制度，並以稅捐來支撐。歐陸國家如法國和德國規劃中間路線：經濟走向自由化，有些地方刪減福利制度，但也保留比英美更偏重干預主義和重分配的制度。

早在目前正值工作年齡的多數人出生時，這個改變已經開始。我們繼承的工作觀反映此漫長的鬥爭，亦即認同工作是好的：於經濟上不可或缺，於道德上也是有益的。我們明白，當工作能發揮效益時，便能提供社會秩序的穩定基礎。工作讓人們有事可做，讓勞工感覺他們對社會與家庭的福祉有貢獻。多數人認可透過工作來分配收入是資源分配的合理基礎（雖則未必每個人都認為公平）。工作能鼓勵人追求他們相對比較在行的事情並發展那些技能。工作是維持世界「運轉」的動力。

但在過去一代裡，可以明顯看出歷史並未劃下句點；爭奪經濟成長利益的政治鬥爭還未結束。過去幾十年來形成了自由化的共識並促成改變，同時，技術的進步與全球經濟的整合過程也改變了典型勞工的經濟角色。社會雖有潛力創造繁榮，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與社會的進步，目前的社會結構所能提供的繁榮與實現潛力之間還有一段落差。新的政治劇變隱然成形。

社會若要創造改變以吸收過剩的勞力，意味著將重啟歷史的戰爭。這一次將是觀念的戰爭——一邊是新的觀念，一邊是從歷史的垃圾桶裡找回來的舊觀念。這也會是個人的奮鬥——我的日子到底應該怎麼過？我要如何教導子女怎樣的生活才是好的？我如何養活家庭？此外，這也會帶來社會衝突——我們應該如何對超級富裕的人課稅？政府對於二十年來大半時候都沒有增加收入的中產階級虧欠了什麼？先進經濟體的居民對於想要追求更好生活的移民，或對於想要將產品與服務賣給富裕消費者的窮國，應該有多歡迎？〔同樣的，這世界上較貧窮的國家對於富國轉向孤立主義或民族主義（nationalist）應該多消極地接受？〕如果我們無法讓孩子在工作裡找到意義和認同，要如何將他們的精力導向其他健康的選擇，而不是意識形態的極端主義或社會虛無主義（social nihilism）？

我們已經看到極端民粹的候選人責怪移民，還愈來愈受到歡迎。在法國，由勒龐領導的反移民、反親歐派的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 正危險地悄悄接近法國總統的位子。匈牙利首相奧班（Viktor Orbán）雖有專制傾向，卻因為訴諸匈牙利民族主義而能維持人氣。在美國，川普提出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惡毒煽動性言論為政見，爭取在野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各個富裕國家的民族主義右派都是聲勢看漲。

較激進的左派也是。但這新左派在選舉成績上還不像激進右派那樣成功。 極左派的柯賓（Jeremy Corbyn）掌控英國工黨，震撼英國當局，但他還未能從保守黨奪下政權。來自佛蒙特的美國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是長期的社會主義者，爭奪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對希拉蕊形成讓人驚訝的巨大威脅，但終究未能達陣。有些激進的左派政黨表現好一些，例如希臘反撙節的左派激進左翼聯盟（Syriza party），他們在二○一五年初贏得議會掌控權，嘗試爭取歐洲債權人要求的撙節政策暫時緩解（那些債權國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協助希臘支付無力負擔的債務）。

左右派的激進運動目前訂定的目標都相對溫和。歐洲一些右派致力爭取擴大國家主權（或甚至要退出歐盟），以及更嚴格地控管移民。他們還未對自由主義和民主展開大規模攻擊——雖然這是有可能的。同時有些左派主張終結撙節政策，有些力主擴大福利制度。桑德斯的競選主張是大專免學費，創造單一保險人支付健康制度（single-payer health insurance system）。他們還未提出嚴苛的稅金以及將生產工具國家化的政見。

兩種政治極端可能永遠不會有機會追求他們的目標直到合理的結果。但激進主義將在全球政治舞台成為愈來愈真實與強大的力量——直到政府開始回應數位革命引發的艱難問題。當人們感到不滿和疏離，便會繼續要求更好的待遇。接著會發生激烈的觀念與意識形態之爭，激進派會從保守菁英份子手中奪取權力的操控桿，將他們的理念付諸實踐——不論結果更好或更壞。

雖然聽起來很不祥，稍微讓人安心的是，我們知道以前都已經歷過這些了。工業革命也是以類似的方式破壞舊有的社會秩序——消滅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以機器取代勞工，擴大貧富不均，導致過去很強大的政治與社會制度被邊緣化。然後激進的新政治運動趁勢而起：包括工會；進步的社會活動（追求擴大選舉權、教育投資、禁酒及其他各種目標）；激進的意識形態（如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經過這些團體之間的政治與社會競賽，終究促使人們對國家以及國家應在個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產生新的觀念。現在我們認為國家理應扮演廣泛的社會角色——包括普及教育、為窮人與失業者提供公共醫療衛生和財務支援、提供慷慨的退休金、興建與維護基礎設施網——這些在工業革命之前是無法想像的。

讓人擔憂的當然是整個世界從Ａ走到Ｂ的過程中幾乎四分五裂。從十九世紀初到二十世紀很長一段時間，很多富裕國家都經常在革命的威脅之下。政府費力地要馴服愈來愈可怕的金融與商業循環——這類循環往往在橫掃過進步經濟體的過程中摧毀了人民的生計和儲備金。一些國家發動昂貴到不可想像的激烈戰爭，最後演變成從一九三九年開始的意識形態大戰，造成數千萬人喪命。那場戰爭又促成一些國家發展出威脅人類存續的武器，可以說直到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這場戰爭才算真正結束。通往繁榮的道路漫長而殘酷。

但在路的盡頭確實可以看到繁榮——至少對世界上很多人而言是如此。百年前——當世界已進入工業革命超過百年——工業革命的很多益處還未觸及我的曾祖父，南維吉尼亞州一個辛苦而貧窮的鐵匠。當時美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二十世紀前十年依通膨調整後的每人收入超越英國），但很多地方仍然沒有水電，很多人的收入與中世紀的歐洲勞工差不多。我不確定我的曾祖是否會相信，不過八十年後，他的兒孫與曾孫享受的生活水準會讓古代的帝王艷羨（對二十世紀末的美國中產階級而言卻是再尋常不過）——可以在空調的住家坐在沙發上觀看大型彩色電視，車庫裡有兩輛車，食品儲藏櫃裝得滿滿的，冰箱裡塞滿冷飲。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這麼多人像這個時期這麼富裕。

但不可避免的事終將發生。在我們到達Ｃ點之前——亦即世人能廣泛和平地共享數位革命的益處之前——可以預期會遇到困難。事實上困難已經發生了。

關於數位經濟裡的工作發展已有很多人討論──見諸嚴肅的雜誌（包括但當然不限於我的雇主《經濟學人》）以及愈來愈多重要的書籍。二○一一年布林優夫森（Erik Brynjolfsson）和麥克費（Andrew McAfee）發表《和機器賽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清楚詳細地解釋聰明的軟體和機器人將有多麼驚人的進步，從那之後人們愈來愈強力而頻繁地表達憂慮和揣測 。福特（Martin Ford）二○一五年出版《被科技威脅的未來》（Rise of the Robots），描述後工作時代的前景。他和其他作者認為，機器人和機器智能將創造出與過去截然不同的世界，必須採取某種技術社會主義（techno-socialism）才能讓社會維持順利運作。前面提到經濟學家皮凱提的大作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書中提出貧富不均的大膽理論，預測將出現種種問題。海斯（Chris Hayes）的著作《菁英的黃昏》（Twilight of the Elites），精闢解析面對最近的經濟變局，菁英制度與技術官僚是如何的力有未逮，讓人失去信心。

但大家對於應該多慎重看待自動化所引起的憂慮、將如何過渡到無工作的未來、應該如何因應等問題，目前都沒有什麼共識。科技樂觀主義者如創業投資者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嘲弄擔憂的人是盧德派（luddites），指出全世界就業率提高的現象恰可證明他們的憂慮太誇大其詞。同時很多左傾思想家繼續主張富國的工資停滯和愈來愈嚴重的貧富不均並不是因為機器人，而應怪罪全球化以及勞工的協商權被腐蝕。有些作家如布林優夫森和麥克費，還有柯文——他於二○一三年所出版的《再見，平庸世代》（Average is Over）探討美國經濟的可能發展——預期未來會漸進發生廣泛的經濟與社會變遷，縱使因技術導致勞力的需求減少，明智的政策改革（如教育改革）也會讓家庭較容易因應。

各派的主張就像寓言裡的盲人摸象：每個人各有自己的見解，但互相衝突的敘述還有待調和。本書便是要提供這個調和的功能。各方的對話並未針對一個問題提出清楚的解釋：技術的變化如此快速，為什麼全球的就業機會增加了，但薪資及生產力的成長卻讓人失望。也許就像後工作時代的預言者如福特所預見的，技術繁榮與富足的世界將在不久的未來等待我們，但我很確定不應該將數位革命描述成與過去發生過的任何事完全不同。

相反的，如同本書將論證的，數位革命和工業革命非常相像。工業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社會必須經歷一段痛苦的政治改變，才能達成共識，明白應建立何種廣泛被接受的社會制度來分享此科技新世界的果實。遺憾的是，從變動的經濟中獲益最大的人通常不願意分享他們的財富；當失落的族群想辦法展現社會與政治力量要求分享更多，便會造成社會動盪。現在我們應該擔憂的問題不只是應採取何種政策，讓這個科技新未來的生活過得更好，而是如何因應激烈的社會鬥爭——這場鬥爭才剛開始，最後將決定哪些人透過何種機制得到什麼。

【摘錄2】_第2章_管理過剩的勞力

◎過剩時代的薪資下跌

二○○八年世界陷入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消費者對各方面的支出——從買車到吃餐廳——都失去興趣。需求大減迫使企業勒緊腰帶；面對艱難的經營環境，他們若繼續以前的生產方式，難保不會倒閉。美國公司的因應方式是大量裁員。從二○○八到二○一○年減少了將近九百萬份工作（超過六％）。相反的，英國的公司也裁員，但不像美國那麼嚴重：約二％。

英國可以讓較少的勞工回家吃自己，並不是因為衰退程度較輕微。相反的，英國的GDP跌幅比美國嚴重得多：約七％，美國則是衰退四％。那麼為什麼英國的企業可以那麼容易留住勞工？

歸根究底，答案和工資有關。在英國，實質薪資大跳水，從衰退期間到復甦初期大約跌了八％。相較之下，從二○○七年到二○一三年美國的薪資成長急遽趨緩，但平均仍維持正的。在英國，隨著銷售大減，勞工變得便宜很多，老闆還能留人，讓他們少做一些；英國的生產力也隨著銷售與薪資一起大跌。但在美國，儘管業務量大減，勞工並沒有變便宜。老闆因此別無選擇只好裁掉很多人，才能生存下去，讓留下來的人盡可能做很多事；在衰退期間與復甦初期，美國的生產力還急遽上升。

當勞工很便宜，公司在選擇要聘僱與留任哪些人員以及採取何種用人方式時會比較有彈性。當勞工手頭拮据——因為衰退導致經濟活動減少，或因為新技術導致競爭工作的勞工大量增加——工資下跌便成為多數有意願的勞工能找到工作或維持就業的最重要原因。從勞工的觀點來看，薪資下跌決不是理想狀況。工資太低或下跌都讓人氣餒，這會迫使家庭做出艱難的選擇，導致生活水準降低。事實上這可能會造成長期的經濟成長趨緩。但當勞工實在太多，且又別無選擇必須尋求工作來養活自己和家人，工資下調的壓力就會變得很強烈。

便宜的勞工能夠從幾個不同的方面促成就業的成長。低薪可以鼓勵人多使用一些類型的體力或服務性勞動。舉例來說，當低技能勞工的工資停滯，可能會有更多家庭願意聘雇打掃服務的人員或景觀美化公司，或到美容院修指甲，或繼續聘用個人健身教練。很低薪的勞工愈多，這些低薪服務的經濟活動會變得愈普遍。事實上，我們對於低技能服務工作的大量就業並不陌生，因為我們都看過貧窮國家的飯店和餐館僱用大批的服務人員（他們的生產力很可疑）；又例如在十八、十九世紀，像唐頓莊園那種規格的家庭支出吸收了大批的勞工。

低薪資也會抑制公司自動化，從而提升就業。以同樣的工業製造流程來說，中國和印度一些地區的業者雇用的勞工會比歐洲或日本的多很多，因為後者的勞工成本高出許多。當薪資低到一個程度，便沒有道理以自動結帳系統取代收銀員，或在倉庫使用機器人負責後勤任務。的確，如果薪資跌夠多，公司真的可能以人類取代一些自動化的流程。有證據顯示，在經濟衰退期間英國便發生過這種情況，尤其是服務業：公司會讓勞工去做那些可能透過維護與升級電腦軟硬體設備就可管理的工作。例如法律事務所可能會延遲投資數位文件管理系統，因為可以花很少的錢留任富有技能的法務助理；與昂貴的資料處理公司簽訂的合約可以不再續約，因為可以改為聘請便宜的分析師在公司裡做就好了。

當東西太多，大家便會用得漫不經心。當水很充沛，人們會任由水龍頭開著，暴雨之後照樣為大片草地灌溉。當勞工很充沛，可以請三個人倒茶。如果勞動力過剩誇張到一個程度，且延續的時間夠長，那麼公司會讓人們做那些低價值的工作，整個經濟結構都可能扭曲。投資的誘因會改變，成長的模式也會改變。有些人會從事必要的工作，有些人會降低薪資的需求直到找到工作（例如招呼購物的客人），這兩種人的收入與滿足感會出現愈來愈大的差距。

證據顯示，被數位革命取代的勞工正被擠進新的職業，而在這個過程中第三種機制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在多數工業國家，勞工的收入在一八七○年到一九七○年之間有極大的增幅。以美國為例，從一九四七到七二年，實質薪資每年成長二‧五％到三％，照這樣的速度，（依通膨調整後的）工資大約每三十年增加一倍。但從一九七○年代之後，實質工資的增幅讓人失望。美國實質薪資從那之後平均每年成長不到一％，依這個速度要七十年多一點才能增加一倍。即使在一九九四到二○○五年之間的大繁榮期，薪資成長（依通膨調整後）每年也不超過二％左右。

生產力的成長依循類似的軌跡——快速成長直到一九七○年代，之後表現欠佳，直到一九九四到二○○五年之間急遽上升，但還是比薪資好一些。一九七○年代初期之前，生產力成長快速，且實質工資的成長大抵與生產力的提升維持同步。也就是說，當勞工創造產出的能力獲得提升，那些進步的果實會以提高工資的形式歸諸勞工本身。其後生產力的成長趨緩，而勞工甚至未能分得緩慢成長的益處；例如從二○○五年到二○一四年，生產力每年成長約一‧四％，大約比實質薪資的成長快一倍。

儘管這些數字很黯淡，把重點放在平均值仍會呈現出太美好的景象。中位數薪資成長的狀況糟糕得多（美國勞工薪資成長分布的中間值）。的確，自從二○○○年，典型美國人的實質薪資完全沒有提高。若更往前推，所呈現的情況也沒有好多少；自一九八○年，中位數實質薪資只提高大約四％。不是每年，而是那整段時期。如果把焦點只放在中位數男性勞工的實質薪資，停滯的期間更往前延長到一九六○年代。美國並不是特例；相反的，美國的表現看起來優於一些富裕經濟體。例如典型英國人的實質薪資大約到二○○八年之前的表現好多了，但從那之後便急遽下降，程度是其他大型富裕經濟體無法比擬的。從一九九五年到二○一二年，德國、義大利、日本的平均實質薪資都不及美國；事實上，義大利典型勞工的實質工資其實是下降的。

如此慘淡的表現不容易輕描淡寫解釋過去。當然，就像有些人所說的， 在過去半世紀裡，時薪計與月薪計的工資占薪酬的比例確實變小了，因為總體薪酬（compensation package）裡有更大的部分是福利，如退休金提撥和醫療保險。在美國，那些福利在二○一三年占總薪酬近四分之一，相較之下一九五○年大約只有七％。但這並沒有真地改變整體狀況。一方面，福利的成長很大部分是因為醫療保險的分擔額提高，這是導因於醫療成本大增，因此依通膨調整後的薪酬實在算不上有多少改善。更重要的是，總福利的成長在過去二十年大半也是停滯的。勞工的辛苦也顯現在其他讓人憂心的趨勢上。其中之一是收入不均愈來愈嚴重——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平均收入比中位數增加更快，因為最高收入者增加最多。收入不均偶爾被輕忽為美國獨有的問題，事實上收入歧異的現象很普遍。一九八○年，美國最高一○％的收入占總收入約三分之一，過去三十年增加到今日的五○％。其他很多經濟體——英國、德國、義大利、日本、瑞典等——也是更多收入流向最高收入者，只是增幅不及美國那麼戲劇化。也許最值得注意的是，收入不均在快速成長的新興市場如中國和印度也是向上攀升。不過最近幾十年裡因為窮國比富國成長更快，全球的收入不均程度已下降，但無論窮國或富國，收入不均的程度多數時候都是惡化的，且沒有什麼趨緩的跡象。同樣讓人憂心的一個普遍現象是，相較於其他要素如資產和土地的所有者，流向勞工的收入比例下降。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候，經濟學家都以為這個「勞動份額」（labor share）長期來看大抵是固定的。穩定的勞動份額是劍橋知名經濟學家卡爾多（Nicholas Kaldor）在一九五七年列出的六項「成長的典型化事實」（stylized facts of growth）之一。

但自一九九○年之後，全球的勞動份額都呈現向下走的趨勢。有些研究顯示，若不是因為最高收入快速增加，此衰減的幅度其實還會更大。順帶一提，當生產力的成長比薪資更快時，這種衰減的現象是可以預期的。兩者的差異會讓某些人得利，如果不是勞工，那就會是爭取一國經濟產出的某個其他族群。

這些趨勢會全部約略在同樣的時間（一九七○年代與一九八○年代）發生並不是巧合，代表與過去相較的明顯改變。在那之前幾十年裡，實質薪資與生產力大抵同步成長，後者比先前任何時期都增加得更快速。收入不均在二十世紀初非常嚴重，從一九三○年代到一九五○年代大為緩和，其後二十年都維持低檔。在這段時期之前，勞動份額「上下起伏」，但不像上個世代那樣呈現明顯的趨勢。

那麼這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當勞工從某類工作被取代，有些人會繼續和其他高技能勞工競爭需要複雜認知能力的工作——但多數不會。事實是，雖然有很多富挑戰性的工作是人類具有明顯優勢的（從寫詩到建立新的經濟理論都是），但多數勞工都無法有效地做這些工作。大力投資教育也許能改善一些勞工的就業前景，但再多的教育也無法讓典型的勞工在科學發現的新領域有所貢獻。

反之，多數被取代的勞工會變成去競爭只需低技能的工作。當尋求這類工作的勞工愈來愈多，薪資便會下降。那又會鼓勵公司僱用更多勞工——弔詭的是，也就因而比較不會好好把握自動化的機會。換句話說，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成長會自我設限；當經濟的某些部分快速改變，會有數百萬勞工被取代，使得較低技能工作的薪資變低，就業增加，經濟停滯，這部分的活動會像海綿一樣吸收愈來愈多的便宜勞工而更加擴充範圍。

【摘錄3】_第3章_尋找更好的海綿

◎新經濟，低薪資的基礎

這個世界是否明顯需要大量就業的來源，才能讓想要工作的人能有好工作？你可能以為，數位革命或許能提供優於一兩代之前略具技能的人能夠從事的工作。也許三難困境能夠完全免除？（三難困境：新形式的工作可能最多只能滿足下列三個條件的兩個：一、高生產力和高薪資，二、抗自動化，三、有潛力雇用大量的勞動力。）

網路確實創造了有趣的新經濟利基，不但擴充了市場的規模，同時也讓人們更容易在這市場裡找到自己確切想要的。隨著市場的擴大，可以專門化的經濟領域會增多；如果有更多潛在顧客，生產者便不需要吸引整體市場的一大部分消費者才能賺錢——只要人們有好的方法可以找到專門的產品在哪裡銷售。

試考量下面的例子。幾年前，麻省理工學院的兩位經濟學家，艾利森（Glenn Ellison）和費雪（Sara Fisher），想要找一本書。那本書籍名不見經傳——三十年前分析醫藥市場的書——（讓人驚訝的是）已經絕版，麻省理工學院的圖書館裡也沒有收藏。那兩人做了現代經濟學家都會做的事：上網。查詢某網路二手書網站後找到一本，售價僅二十美元。

他們收到書時發現，封頁內側沒有擦乾淨的鉛筆筆跡寫著另一個價格：○‧七五美元。那本舊書顯然無人聞問地躺在某二手書店積塵的架上，徒勞地等待某位利基消費者（niche audience）偶然看到它。書商樂觀地將價格訂在比零多一點，希望對路過的顧客至少值那麼多。但在網路上，書商發現有人真地要這本書，而且很急迫。正因急迫想要，他們願意付出比○‧七五美元，甚至比二十美元，高很多的價錢。網路促成了對二手書商和買方都有利——非常有利——的交易。

我們是否可能建立一個勞動市場，讓勞工專業化到很高的程度，然後仰賴網路創造的大眾市場，讓他們找到顧客或雇主，願意為那項特別的專門技能付出高價。勞工是否可以和那本醫藥書一樣？

有些情況下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專門化的效果很容易在YouTube上看到，據說那裡有遊戲玩家可以透過個人頻道提供視頻為玩家示範新遊戲，創造驚人的流量，靠這樣賺進六七位數。在沒有網路的世界，這些電玩明星可能進入傳統的媒體，或者停留在大學室友的記憶裡——大家都記得那個小子超會打電玩，比誰都更快搞懂如何征服最新發行的遊戲，讓大家都很興奮。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另一個市場——業餘者製作的各種工藝品。工藝品製作者的網路市集非常多，例如網站Etsy直接雇用的人不到一千人，多數在紐約布魯克林的總部。但該網站有超過一百萬合作的賣家：藝術品、衣服、珠寶、工藝品、各種小飾品和其他奇珍異品的獨立製作者，聯合起來的銷售額在二○一三年高達一三‧五億美元。某人可能嗜好製作附有搖滾歌詞的刺繡壁掛，Etsy讓他可能找到願意為這個特定產品掏錢的人，甚至因為賣的量夠大，還能賺到不錯的收入。

有分析師認為，這類利基工作可能成為「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一部分，為很多人提供額外的收入和工作。意思是由於「正規」工作──受雇於大企業、從事定義清楚的工作——工資成長變慢，工時變短，他們將愈來愈想要尋求別的管道增加收入：例如開幾個小時的優步，或賣工藝品當副業。也許一段時間後零工經濟會變成正規經濟；賺錢機會的流動會成長到足以讓勞工有信心可以藉由計件工作維生。在新興經濟體，零工經濟可以讓勞工從開發中世界的貧窮直接跳躍到充分參與全球市場。孟買貧民窟的一些居民便是參與eBay提供的計畫而大幅增加收入，該計畫讓他們可以將商品（如手作皮製品）賣給全世界的顧客，而不只是鄰近地區的顧客。

這個零工經濟可以變得多強大？事實上每天都在成長，雖則是從很小的基礎開始。其中對零工經濟貢獻較大的優步在全世界已有數十萬司機。但以全球數十億勞動力來說，這個數字微不足道。在二○○八至二○○九年的經濟危機時期，兼職變得更重要，但隨著經濟情況改善，熱潮已經減退。然而無可否認，未來還是有明顯成長的機會。問題在於零工經濟是否會導向三難困境的暫時解除。三難困境意味著，若要勉強激發消費者對「零工服務」產生足夠的需求，價格必須降低——例如優步的車資或Task-Rabbit的跑腿費。這又代表工資必須降低。優步司機的薪資不能漲太高，否則優步會加速自動化。同樣的，TaskRabbit的收費不能太貴，否則人們將只有在少數較高價值的情況下才會使用他們的服務，從而使得該服務吸收勞工的能力降低。

三難困境的暫時解除意味著我們將進入高度專門化的世界，網路會有很強大的力量可以擴充市場與進行配對。全世界十億勞工多數可以找到一個小利基，雖然小，但獲利足以讓他們吃住不成問題，且那些工作終究無法以軟體做到。我們可以為這吸引人的奇特世界抱持希望，但可能不能期待短期內發生。

未來比較可能發生的情境是：技術創造的新機會——透過壓裂法、服務業的瓦解或零工經濟——所摧毀的工作會多於創造的，但也會讓多數消費者得以享受重要產品與服務的較低價格。那個世界有可能是比較好的，即使勞工的工資停滯，實質的生活水準還是可以提升。

但這個世界的實現幾乎必然意味著社會安全制度必須發生明顯的改革。當更多的勞工競爭現有的工作，一個人若沒有特殊技能，薪資就會停滯或下降。到最後，他們會落到經濟學家所謂的「保留工資」（reservation wage）以下：人們認定不找工作還比較好的薪資水準。社會通常會提供收入門檻——透過福利制度，以及家人與慈善機構的支持。當現有的市場收入跌到那個門檻以下，人們便不再找工作。他們寧選擇與家人同住、領失業救濟金或政府的補助。隨著技術的進步降低了重要服務與娛樂的成本，這樣的選擇會變得更有吸引力。將人生耗在兄弟姊妹的沙發上看Netflix也許相當可悲，但如果唯一可以做的工作既僵化又工資很低，那麼失業可能還是比較有吸引力的選項。

在一個非常低薪的世界，會有更多人選擇不工作。那必然會對社會安全網造成壓力；社會將會愈來愈明顯分成兩種人，一種人工作以負擔社會福利，一種人靠社會福利維生。社會將在以下兩種判斷中選擇：一是這樣的發展模式無法避免，應該讓它盡可能有效運作，亦或是富人將減少對窮人的援助，導致貧富之間激烈的政治衝突。

哪一個族群最能有效掌權，將影響與決定衝突的結果。

【摘錄1】_前言_二十一世紀的生活與勞動

◎勞動力過剩的原因

數位革命從三方面改變了工作。第一是透過自動化。新技術取代了（從職員到焊接工等）各種勞工，未來還會取代更多人（從司機到律師助理）。機器變得更靈巧，軟體更聰明，這些進步使得人類愈來愈多的工作可以低價地進行自動化。

同時間，數位革命強化了第二股力量：全球化。如果沒有強大的資訊科技，過去二十年富裕的西方企業幾乎不可能管理龐大的全球供應鏈。即使沒有蘋果這類公司將生產線散布到全球，中國與其他新興市場可能也會更加融入世界經濟，但這樣的成長會緩慢許多，...

【導讀】文／劉瑞華（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

太陽花學運在二○一四年春天發生的時候，我所任教的大學因為有不少學生參與，所以校園的氣氛有很大的變化。經濟問題意外的成為學生課外活動的熱門話題，當時我因擔任經濟學系主任，經常受邀面對學生，試圖盡一分為人師應該「解惑」的責任。那些場合的聽眾有各種專業背景的學生，我看到的年輕面孔，有人興奮，有人焦慮，我知道我講的不會是他們要的答案。

我能講的是解釋問題為什麼發生，而學生想知道該怎麼做能排除問題。當我告訴學生：問題是世界趨勢無法避免，只能自己努力，最後給的答案是「好好念書」，可以想見他們多麼失望。念書當然是重要的，要看清問題的根源，理論分析與歷史經驗是正確政策的依據。不過，即使知道了原因，仍舊未必能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那可能還需要一些想像力和說服力。你現在正要看的這本書就是兼具知識與創意的著作。

台灣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年輕人遭遇的問題並不是特有的，平均薪資長期停滯、所得分配惡化、失業率攀升，這些問題隨著經濟全球化，成了全世界普遍的現象，很少地區能免於二○○九年的金融海嘯襲擊。我們政府的回應政策也沒有什麼特別，每個央行都在放寬貨幣數量，都在擴大政府支出。曾經被很多人譏諷的22K，其實就是本書中分析的薪資補貼政策。低薪問題無法解決，當然會找怪罪的對象，怪資本家、怪執政者、怪外在因素，從這本書可以看出來，台灣的反應和世界各國都差不多。

學運期間我向學生所說的原因，這本書解釋得更清楚，就是全球化與科技進步。難得的是本書作者依據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用他那種不會被機器人取代的文字書寫方式表達，結合了他個人的親身經驗與歷史知識，真的做到深入淺出，是我近年來讀過的傑作。而且，作者懷著想為下個世代美好生活建言的熱情，所提出的建議應該是經濟學家認真思考的課題。

本書的內容處處可見經濟分析能夠幫助讀者了解現實問題，一開始就直接指出，現今的問題乃是人類社會努力追求效率並成功地創造經濟成長後的結果。雖然勞動的生產力有顯著的提高，但是資本在技術進步的幫助之下，生產力增加得更快。再加上，全球化促進資本與產品的流動，讓任何一個地區的勞動更容易被取代。換句話說，經濟學強調的「稀少性」問題逐漸被解決之際，勞動的「稀少性」也跟著被處理，以至於可以被取代的勞動只能拿到很低的薪資。

這個問題早在古典經濟學家建立經濟學這門學問時就被發現，而且經歷過工業革命的驗證，在十九世紀已經清楚呈現，資本變成機器，雖然可以提高勞動的生產力，但是除了補助勞動，也可以代替勞動。馬克思甚至看出經濟學主張的市場制度只會加大階級的差距，認為唯一的解決方法是政治革命。然而，二十世紀根據他的理論所進行的社會主義實驗卻沒有實現他的預言，結果是促進了二十世紀末至今的全球化經濟發展。

進入二十一世紀，這個世界又重複了世界大戰之前的經濟成長過程，也產生了類似的危機，而且規模更大。要看出全球化與經濟危機的關係，可以想一下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時的中國。南京的國民政府剛剛北伐成功，完成統一，處於近代史上難得的「黃金十年」。為什麼全世界陷入經濟大蕭條，中國卻能免於災難？簡單的理由就是當時中國還沒搭上全球化，國外市場與外來資本都不多，而且還不夠格加入金本位的貨幣制度，所以沒有受到影響。加入全球化是有代價的，不過絕大部分的歷史經驗顯示那是值得的。想想戰後的台灣，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至少有半個世紀讓我們是全球化的勝利者。

經歷了二○○九年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各國政府的寬鬆貨幣政策將資本成本降低，產業界也在技術創新方面努力，加速本書所說的「數位革命」，結果是全世界的經濟景氣逐漸復甦，可是勞動薪資卻幾乎沒增加。換句話說，市場愈發達，技術愈進步，人愈沒事做，愈賺不到錢。而且威脅還會加重，機器會做的會愈來愈多。「機器讓自己變聰明的能力比人類強太多了。」書中這一句話特別讓我這種在大學教書多年的老師感慨良多。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賺不到錢，資本家、創業家，以及那些身處有利環境的就業者，可以顯著的比其他人獲得更多的利益。這些人如果換個環境，生在其他社會，就未必如此。在這裡，本書作者提出了他的關鍵論點，他認為高生產力或高報酬的原因，雖然部分來自那些人的個人條件和努力，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所處環境的社會資本。因此，他主張依據生產力的利益分配原則並不合理。

還有更不合理的事。好的環境不僅提供增加生產力的社會資本，還賦予公民們特有的權力，讓他們可以排除外人分享社會資本。因此，與高所得經濟同在的自由民主政治可能成為一種維持差距、阻礙均富的工具。書中雖然沒提到，不過，早在一九四二年，熊彼得就認為民主會是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捷徑。資本主義的成長動力來自創新，創新是「創造性的毀壞」（creative destruction），當受到創新所毀壞的利益所及的人數愈多，民主的選擇就會是停止創新。

這本書的論點與熊彼得並不相同，在全球化的助力之下，科技創新不會被政治完全扼殺，而且政治還有其他施展的地方。更大的危機在於除了社會內部的階級對立與衝突之外，還有國家之間的差距導致排外、仇視。本書原文本出版於二○一六年九月，川普還未當選美國總統。現在看來，本書所擔心的問題已經在美國政治中成為現實。

怎麼辦呢？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也許不像狄更斯生活的年代，不過人類社會經歷的變化是類似的。本書的作者像是與馬克思同時代的社會改革者，雖然當時那些心懷理想卻無政治革命主張的言論被馬克思譏為「空想」，但在馬克思的革命已經不可行的年代，和平改革的理想也許更為實際。他提出的方法是改變工作的性質，以及改變報酬分配的原則。他的核心論點在於社會資本是生產力或創造獲利的來源，勞動的工作對社會資本的貢獻會間接實現在別人的生產力，因此報酬的分配不該只給那些高生產力的人，而應該分享給那些有助社會資本形成的人，讓他們得到鼓勵。

這並不是一套嚴謹的學術理論，讀者應該會有疑問，如何知道一個人的工作對社會資本有何貢獻？又該分多少利益呢？正因為這不是一本學術著作，這些問題應該留待學術界研究。只是，那要看這個世界有多重視當前的危機。所得分配問題惡化的衝擊下，各國的政治回應可能並不讓人樂觀。幸好，民主政治雖然不是完美的制度，卻像潘朵拉盒子一樣留住了希望。當更多的人觀念改變，學到歷史的教訓，就還有修正的機會。怎麼改變觀念？我的答案還是「好好念書」。先從這本書開始吧，我相信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導讀】文／劉瑞華（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

太陽花學運在二○一四年春天發生的時候，我所任教的大學因為有不少學生參與，所以校園的氣氛有很大的變化。經濟問題意外的成為學生課外活動的熱門話題，當時我因擔任經濟學系主任，經常受邀面對學生，試圖盡一分為人師應該「解惑」的責任。那些場合的聽眾有各種專業背景的學生，我看到的年輕面孔，有人興奮，有人焦慮，我知道我講的不會是他們要的答案。

我能講的是解釋問題為什麼發生，而學生想知道該怎麼做能排除問題。當我告訴學生：問題是世界趨勢無法避免，只能自己努力，最後給的答案是...

各界讚譽
導讀_劉瑞華（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前言_二十一世紀的生活與勞動
‧勞動力過剩的原因
‧管理勞力過剩的難題
‧追求繁榮的政治挑戰
‧生產者與獲取者
‧社會財富的起落
‧縮小的社會圈
第一部∥數位革命與勞力過剩
第1章_通用技術
‧革命機器
‧數位失望年代
‧潛力的弔詭
第2章_管理過剩的勞力
‧大量就業的時代一去不復返
‧因應改變的教育方案及其限制
‧過剩時代的薪資下跌
第3章_尋找更好的海綿
‧藍領機器人
‧成本病與創造就業的缺點
‧新經濟，低薪資的基礎
第二部∥數位經濟的發展模式
第4章_物以稀為貴
‧稀少性在經濟史與經濟思想裡的意義
‧引發勞動力短缺的因素
‧稀少性的政治效應
第5章_資訊處理的有機體：公司
‧公司的性質
‧文化與公司
‧暗物質與破壞
‧社會公司
第6章_二十一世紀的社會資本
‧資本與社會資本
‧資本的興起與馴化
‧社會資本再興起
‧超越公司的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的馴化
第三部∥當數位經濟出差錯
第7章_一％富人的遊戲場
‧距離的生與死
‧封閉之城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做為階級戰爭
第8章_零發展國家的超全球化
‧辛苦迎頭趕上
‧唯一重要的問題
‧過度全球化與新興市場的爆發性成長
‧數位落差
‧再次被排除在外
第9章_長期停滯的禍害
‧儲蓄過剩
‧債務做為快速解決方案
‧未來的危機
‧擴大的漩渦
‧正統的終結
第四部∥從過剩到繁榮
第10章_為什麼提高工資如此困難
‧提高工資的困難
‧聰明工作
‧資本利得
‧不易實現的移民潛力
‧靠近vs.排外
第11章_勞力過剩政治學
‧你的、我的和我們的
‧願景之爭
‧老化不能幫到我們
‧幽靈制度
第12章_財富論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人類的財富
後記_悲觀或樂觀

鳴謝
註釋

各界讚譽
導讀_劉瑞華（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前言_二十一世紀的生活與勞動
‧勞動力過剩的原因
‧管理勞力過剩的難題
‧追求繁榮的政治挑戰
‧生產者與獲取者
‧社會財富的起落
‧縮小的社會圈
第一部∥數位革命與勞力過剩
第1章_通用技術
‧革命機器
‧數位失望年代
‧潛力的弔詭
第2章_管理過剩的勞力
‧大量就業的時代一去不復返
‧因應改變的教育方案及其限制
‧過剩時代的薪資下跌
第3章_尋找更好的海綿
‧藍領機器人
‧成本病與創造就業的缺點
‧新經濟，低薪資的基礎
第二部∥數位經濟的發展模式
第4章_物以稀為貴
‧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