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莫謂太監不殉國
上一部書說到,明英宗朱祁鎮親率六師北征,兵敗土木堡(今河北懷來境內),二十萬大軍一時解體崩潰,隨扈的百官大批死亡。事實上,橫屍荒野、殉於國難、魂不得歸者,除了文武將吏,還有眾多的宦官,只是他們從未得到關注,更無名分可言。
就我所知,在「土木之變」(正統十四年,一四四九年)當日,亂軍中被殺的大太監,除了被視為禍首的司禮監太監王振,其他有名有姓者,還有范弘、錢安等多人。
死於國難,即為殉國、為國捐軀,這是首先需要正名的!
范弘,原名安,弘是明宣宗替他改的。說起來,范弘還是一個「外國人」。哪一國呢?安南國。安國位於今天越南北部,本為明朝藩屬,永樂初年發生內亂,國王向宗主大明求救,永樂帝朱棣遂發大兵馳援。可等「天兵」降臨,發現國王滿門被弒,王族絕嗣,已無人可承王位。朱棣想起一句話,叫「天予弗取,反受其咎」,便不客氣,在平亂後,順手將安南納入版圖(史稱「郡縣之」),從此明朝又多了一個新的「省」:交阯布政司。
安南在明初時向明朝貢納一種特殊的「土產」—閹人,所進人數僅僅少於東北的朝鮮。吞併安南後,交阯成了內廷宦官的穩定供應地,大批交童受閹後被送進明宮。其人數沒有統計,但據我估計,至少有好幾千人。許多交阯籍的宦官在永樂及仁、宣、英之際非常活躍,不少人達到入選本書的標準,可躋身於「大太監」之列。
司禮監太監范弘,就是永樂中以交南閹童身分入宮的—當然,他來時已不是「外人」,而是大明交阯布政司人氏了。
明宮宦官,以在東宮服侍皇儲前程最好。范弘進宮後,就得到這樣的機會,他被調撥到東宮侍奉皇太子朱高熾,也就是後來的仁宗皇帝。這塊墊腳石相當高,之後范弘仕進順達,在宣德中已升任司禮太監。
司禮監相當於「御前辦公廳」,該監太監具有皇帝機要祕書的性質,是天子身邊近臣。范弘和皇上走得近,十分得寵,宣宗朱瞻基不僅親自替他改名,還在宣德七年賜予他和另一名司禮太監金英「免死詔」。
賜臣下免死詔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朕愛你,愛慕之情太深,已無法用金錢表達,那……那就免卿一死吧!」—這愛意,也只有皇帝給得起!
愛卿領了免死詔,從此盡可翻江倒海、為非作惡,放心,朕保證,不殺你!
是這邏輯嗎?
不然真沒法解釋賜免死詔的動機。
總之,皇帝做事太任性了。
范弘免死詔的內容,史書沒有記載,他的墓誌裡收錄了,但原文找不到了。幸虧明末掌故大家王世貞看到這份材料,並抄錄下來,只見得宣宗深情地對范弘說:
(弘呵,你)克勤夙夜,靡一事之後期;致謹言行,惟一心之在國。退不忍於欺蔽,進必務於忠誠。免爾死罪於將來,著朕至意於久遠。
說的是范太監日夜勤勉,從不誤事,真的,一件都沒誤過(「靡一事之後期」)!你為人謹言慎行,一心撲在國事上(「惟一心之在國」),全忠不欺(退不欺,進必忠)。故此,朕決定提前免除你將來的死罪,好使朕的美意傳諸久遠—果如《明史》所言,「辭極褒美」!
免死詔不是宣宗的發明。太祖朱元璋就給幫他打天下的老哥們發了不少,有免死一次、二次,還有三次的,都刻在鐵券上,文字還描著丹(紅漆)呢!
說來好笑,人怎麼能免死於將來呢?這東西不發還好,發了反而害人。想那勳戚大臣,自接奉恩詔,從此「左青龍,右白虎,免死詔在腰間」,樂滋滋做起了「打傘和尚」—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他不胡為,還對不起這份詔書呢!
我不小心便想到歪裡去了:朱元璋頒發這樣的「護身符」,是不是故意鼓勵兄弟們犯事呢?這幫武人懷揣免死詔,胡鬧起來,忘乎所以,得意忘形,突然出其不意,殺其一槍,不撅他個四仰八叉才怪哩,而且殺之還有除害的名義,名正言順、正大光明!看官,可別怪我作小人之想,事實就擺在那裡:免死詔並不能讓它的主人免死,明初的功臣們,個個挾詔而亡。
儘管如此,免死詔仍作為皇帝表達「私愛」的一種特殊形式保留下來。永樂時,光祿寺(光祿寺管內府茶飯)卿井泉、張泌也得到免死詔。這兩位是朱家的私房大廚,從朱元璋起就給皇上做飯,他們只要不往飯裡下毒、吐口水,大概也犯不了啥死罪。皇帝給他們發免死詔,等於發個紅包,主要發揮籠絡作用。大概個別內臣也得到了,只是沒有記載。
除了免死詔,范弘還與御用監太監王瑾、司禮監太監金英一起得到御賜銀記。
銀記是銀製的小印章,可用它來封緘密奏。
向皇帝進密奏,是一種特權,也是一種政治待遇。有銀記的人,可以避人耳目,直接向皇帝進言奏事。
明代,只有極少數人得到銀記之賜,如仁宗時的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皆為親貴大臣。銀記上有刻字,文臣不說了,單說宦官。太監王瑾受賜的四枚銀記,記文分別是:忠肝義膽、金貂貴客、忠誠自勵、心跡雙清。這些詞應為宣宗親擬,除了「金貂貴客」是對宦官的美稱,其他三個均是有褒揚之意的評語。
王瑾原名陳蕪,他的名字也是宣宗給改的,他也是一位來自交阯的宦官寵兒。
王瑾任太監的御用監,一般人可能不太熟悉,我稍微說幾句—
御用御用,顧名思義,御用監當然是主管御用之物的機構。該監早在朱元璋稱吳王的「吳元年」(明朝建國的前一年,公元一三六七年)就已設立,當時吳王宮裡就兩個監,一個內使監,一個就是御用監,首領稱「監令」(後改稱「太監」),品級皆為正三品,相當於外朝的六部侍郎。
此時的御用監,並不全用閹人,而是宦官與外臣兼用。所謂「外臣」,不都是士人,凡襠中掛「槍」的官兒,皆稱外臣。外臣是相對內臣而言的。比如一個叫杜安道的「御用監令」,據宋濂介紹,此人自太祖起兵,即「持刀鑷侍左右,未嘗暫違」,其實就是個剃頭匠。作為朱元璋的御用美髮師,杜安道追隨多年,甚為親近,朱元璋一邊拔毛揪鬚,一邊聽臣子奏事,「帷幄計議皆與知」,並不令杜師傅迴避。杜安道為人亦好,「性縝密不洩」,所見所聞,絕不向外人洩一言,每每見大臣,只一揖而退。以此得到朱元璋的信任,從帶刀宿衛一直做到御用監令和光祿寺卿。
御用監設立雖早,但後來頗多變化,如它一度改為供奉司,又改御用司,至宣德元年六月才升為監,至此內府「二十四衙門」(十二監、四司、八局)正式配齊,遂為一代宦官定制。
能陪萬歲爺玩,便是在御用監做太監的好處,御用監在二十四衙門中,地位不輕。王瑾以宣宗親近內臣掌御用監,大概寫字畫畫,他都有一手。此人在前一部書裡出現過,我曾大膽猜測,永樂朝司禮監大太監孟驥,可能就是被他傾軋倒台的,他應該是宣宗東宮出身的舊人。
另一個獲得銀記的,是司禮監太監金英。
金英在「土木之變」後較為活躍,是明朝著名的大太監。據王世貞《中官考》所記,金英在正統中任司禮太監,王振死後,接掌司禮監事。
金英在正統元年親筆撰寫的《(北京)圓覺禪寺新建記》裡,談到了自己的出身,說他「生自南交,長於中夏」,南交就是交阯,金英也是交阯人!
金英自稱為永樂皇帝「撫養訓誨,授以官職」,仁宗恩加深厚,宣宗信任委職,英宗益加重任,「四聖大恩,德同天地」。從其自述來看,金英出身仁宗東宮,與其父子關係密切,故能飛黃騰達,寵眷不衰。
在宣宗眼裡,這幾位三朝老太監,都是忠誠自勵、言行皆清的忠臣,該給他們按讚!事實是否真的如此,不是重點,看官只需想,宣宗心中的宦官形象如此,如果一位大臣忽地跑出班列,拿著古書,回憶古事,巴拉巴拉指責「宦官誤國」,他會怎麼想?他自然是難以認同的。
綜上所述,從王振到范弘、王瑾、金英,這些大太監在仁、宣、英三朝獲得極高的地位,與其出身密不可分:他們都是隨侍皇帝於潛邸的舊臣,有著多年服勞的感情底子,太子、太孫一登基,立馬發達起來。王振不必說了,單說金英吧,他在仁宗即位初,還只是司禮監右監丞,很快飆升做了太監,並得到大量田宅人口的賞賜(皆見《圓覺寺碑》)。
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考察英宗與王振的關係。過去人們指責王振專擅,說他以天子為「門生」,天子呼王振為「先生」,似乎是蠻大一樁罪。可論者是否想過,英宗真拿王振當師傅呢!沒有人像王振一樣,陪伴英宗二十多年,始終不離左右,這份情感是很深厚的。
許多時候,朝臣只顧忘情地表達自己的血忠,而很少設身處地、試著從皇帝的角度來理解政治,故總是不敵宦官,一敗再敗。
在「土木之變」中,還有一位罹難的大太監,名叫錢安,時任內官監太監。
錢安是怎樣「犧牲」的,沒有記載,無話好說,那我就來說說他的經歷與為人。
錢安是薊州西華鄉人,家住山海關。他爸爸名貴甫,死於洪武二十八年(西元一三九五年)。老錢生了三個兒子,長子早夭,次子叫錢聚,第三子就是錢安—錢聚而安,等於存銀行了,好名字!
老錢死時,年僅四十五歲,孩子們還小,母親養不活(我看不是養不活,而是貪圖活得滋潤),就把小哥倆兒送進宮做了宦官。那時是建文三年(西元一四○一年),燕王與朝廷兩家打得正熱鬧,老錢家在燕王的地盤,錢安「選入內庭」,應該是到「反王」府裡賣命,打終身的長工。
錢安生於洪武二十六年(西元一三九三年),入宮時還不到九歲。他長得漂亮,「自幼秀爽,體貌魁梧」,又懂禮數,「周旋殿陛,儀度肅然」,是個做內官的好材料。
燕王朱棣尤其喜歡他三樣:聰慧、惇厚篤實、慎重寡言。
在內庭行走供事,話多、多事,可不是好習慣。前面說的杜安道,服侍朱元璋三十幾年,他人紛紛失寵殞命,唯獨他聖眷不衰,這與其為人「縝密不洩」有莫大干係—奴才不亂說話,萬歲爺才放心嘛!錢安也是「寡言」之人,但寡言不是因為內向,不愛說話,八棍子打不出一個屁,而是他「慎重」。該說話時,比如皇上下問,「凡應對之間」,他能把話說到點子上,「動稱上意」,讓萬歲爺滿意。有一次永樂帝高興了,賞了他一個名:僧保。故錢安又稱「錢僧保」。
與所有大太監一樣,錢安也是從東宮發家,他是英宗東宮輔導班子的成員,與王振為同事。由於在潛邸時結恩深厚,英宗特別照顧他,為了方便他奉養寡居的老母,還專門讓工部在崇文門北的繁華大街上,給他造了一座私宅(見《內官監錢太監(安)瘞衣冠壙志》)。
范、錢、金這幾位,還有王振,在宣德爺時都是大紅人,有做司禮太監的,也有做內官太監和御用太監的,說明那時司禮監尚未取得一監獨霸的權勢,王振同儕濟濟,大太監並立,他也沒達到唯我獨尊的地位。
但在小英宗即位後的正統朝,一切都不同了。大太監之戰,已不可避免。王振與同列鬥法,首先打擊的是錢安與金英。
錢、金兩位都有小尾巴讓人揪:他們一個愛錢,一個好金,都是貪性很重的人。明朝制度,太監不許做生意,置辦產業。可二人硬頂著「詔禁」謀利,在北京「恃勢私創塌店(又稱塌房、邸店,是租賃給商人寄屯貨物的場所)十一處,各令無賴子弟霸集商貨」。錢、金兩家,利用權勢,試圖控制京城商貨流通,「甚為時害」,民憤非常大。
過去沒人敢追究,宣宗皇帝還當他們是德藝雙馨的好公公呢!現在換了天,就有人要對他們的行為說不了。
正統二年四月的一天,內廷突然傳旨,命錦衣衛會同監察御史徹查!
劇情的發展有些狗血。如何狗血,請看—
錦衣衛和都察院得旨後,分別委派千戶李得和御史孫睿偵辦此案。
二人經過調查,認為錢、金二監霸集商貨的情況屬實,建議將所占貨物發還原主,賒負的,由錦衣衛代為徵收究問。
朝廷同意了,這二人就拿著批文找到錦衣衛指揮馬順,請他落實。
馬順卻不願摻和這種事,還怪御史多事,當場將文書擲還,而且態度很不好。這下激怒了孫御史。他們做監察御史,是人間的獨角獸(獬豸),從來都是威風八面,以頂人為樂,哪曾將錦衣衛武夫放在眼裡,孫睿一著惱,就在錦衣衛堂上破口大罵起來。一旁的指揮徐恭見了,心中大忿,也加進來,和御史對吵。徐恭不敢拿御史怎麼樣,就在屬下身上撒氣,將李千戶杖責了二十棍。
孫睿、李得不服,上奏叫屈。旨意下來,馬順和徐恭雙雙落獄。都察院說他們「壞亂朝政」(擲朝廷文書、不執行朝命,是對朝廷的大不敬),應判斬刑!
兩位指揮嚇壞了,忙上疏鳴冤。宮中再傳旨,遂將御史孫睿一併下獄。孫睿告發馬順擅自杖死火者張谷,經審為不實之詞。
經過反覆鞫問,法司最後定讞:馬順仍處斬刑,徐恭從輕改流刑(流放),孫睿以妄告判徒刑(有期徒刑)—兩家都沒討到好,一齊獲罪!
這樣的處分是很嚴厲的,可是法司奏請後,朝廷卻遲遲不批准判決,只將他們監著。過了段時間,打發他們出獄復職,塌店的事也不了了之了。
這個事件的背後,肯定有外人看不見的內廷博弈。
正統五年三月,錦衣衛指揮王裕、馬順因事下獄,還是與錢安有關。
起因是一個叫張能的內使,因揭發錢安違法,被捕入獄,在錦衣衛獄裡被人打死了。
內使官不大,到底也是宮裡人。王裕見打死內使,不敢說是打死的,就以病死上報。英宗不信,派御史徐郁驗屍,於是真相大白,王裕和馬順跟著就「進去」了。
這個案子與正統二年之事一樣,都是因太監而發,但板子全打在下人屁股上,對王裕、馬順的處理也與上次如出一轍,吃了幾天牢飯後,出獄繼續幹本職工作。
錢、金二監雖有驚無險,平安過關,但屢遭告訐,還是讓他們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這兩個讓人莫名其妙的狗血案件,透露出背後隱祕的宮廷角力:一方是太監王振,另一方則是錢安和金英。王振通過各種「琢磨」,向昔日同僚顯露威權,他的劍風讓老太監們枕席難安。
正統初年,王振要出頭,司禮監要張權,前朝的太監紅人們日子便不好過。對錢安、金英等人違法行為的打擊,含有明顯的政爭意圖,其目的只在給對手洩火,而不在建立一個清朗的乾坤世界—王振本人就很不清廉。
這是一場目的明確的低烈度戰爭,對手臣服,他們就安全了。很快我們看到一個其樂融融的和諧世界:正統十一年正月大祀禮成,這大概是二十歲的英宗第一次親祭天地,在完成典禮後,他親御奉天殿(即今故宮太和殿),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司禮太監王振併各監太監錢安、高讓、曹吉祥、蔡忠等都有特別獎勵,他們不僅得到金楮彩幣的賞賜,王振之侄王林還被授予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錢安侄亮、高讓侄玉、曹吉祥弟整、蔡忠侄英俱為錦衣衛世襲副千戶—史稱「中官世襲,實始於此」,這是宦官子弟第一次得到武官的恩蔭世職,還都是錦衣衛的中高級職位。在內臣排名中,錢安僅次於王振。他在屢遭打擊後,還能保住其地位,說明他已經屈服於王振,向其輸款投誠了。
白白吃了兩回悶虧的錦衣衛指揮同知馬順,也學「聰明」了,看準了方向,從此投靠王振,成為他的忠實打手。於是在正統八年,發生了肢解翰林劉球的事件。
在上面兩個大案中,都看不到王振的身影,但王振無疑是最後的贏家,他隱在幕後,利用司禮監對聖旨和聖意的強大影響力,壓服了同列大佬,也加強了對朝廷爪牙錦衣衛的控制。
正統十四年(西元一四四九年)七月,英宗親征,范弘、錢安都在扈從名單裡,遂一起命喪土木堡。
土木之戰的遺址上,遺屍數萬,一直無人收葬。直到景泰二年(西元一四五一年),景帝朱祁鈺才差專使前往祭掃,並掩埋溝壑間眾多的枯骨。范弘、錢安二人之屍骨,已不知其葬地。他們在生前都為自己營建了墳墓,范弘墓在他捐資所建的北京香山永安寺,錢安的壽壙在順天府昌平縣清河東北之原,他們死後,家屬「以其生前所服衣冠招魂而葬」,屬於衣冠冢。
土木之敗,皇帝做了俘虜,隨扈官員將士死亡眾多,而所知殉難太監,僅王振、范弘、錢安三人而已。
我在閱讀朝鮮王朝實錄時,發現《文宗大王實錄》景泰元年九月有這樣的記載:文宗傳旨兵曹(相當於明朝的兵部),云我朝入華宦官,砥平崔真力、公州劉得、定寧金奉、鳳山張奉、永川李種等,皆死於土木之變,其父母皆當「復其戶」(即免除該戶的徭役負擔),如無父母,則以同產為首者一人復戶。
這條記載又為大明王朝這次天崩地坼的國難,補充了幾名死難宦官的姓名與籍貫。
第二章 公公一聲叱,汝休莫想逃!
明朝的精銳武備—京師三大營,在土木之役中損失殆盡,京城防守十分空虛。此時北京內外,人心惶惶,生怕京城守不住。有個叫徐珵的翰林官員,是個兼職的算命先生,喜歡談兵,擅長星卜。國難當頭,他掐指一算,發覺不好,再半夜登上屋頂仰觀天象,益發覺得時運不濟,認定北京無法防守!
這世上,有兩種算命先生,一種是學了點皮毛,專門唬人騙錢(街頭賣藝級);一種術學高深,手段高明,連自己都深信不疑(周旋於公卿名流間的「大師」,古今一例)。徐珵屬後者。他這麼一算一看,心裡便發毛,大起恐慌,趕緊將家屬祕密送到南方避難。說句題外的話,徐珵是南直隸蘇州人,他有一個外孫,姓祝名允明號枝山……。
好,還說回徐珵。他偷偷把家屬送走了,可他本人是朝廷命官,走不了。大概他是真急了,所以當朝廷向廷臣咨問防守之計時,竟公然鼓噪遷都,大言道:
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
他竟然胡說明朝大勢(天命)已去,唯有逃跑,才是活路!他自己逃跑不說,還要攜裹著朝廷一塊兒逃。若朝廷真聽信了他的邪,一旦開路,那從此就是「南明」了。
徐珵的危言,令輿論大嘩。
在大敵當前、局勢危如累卵的時刻,徐珵發表這樣的言論,可比動搖軍心。戲文裡不是唱,「動搖軍心者斬」嗎?徐珵就該斬!
當時就有兩個人罵了徐珵,他們是一個太監和一位名臣。
這位名臣,是景泰年間朝廷的中流砥柱于謙(就是寫《石灰吟》的那位)。據實錄記載,京師戒嚴後,北京羸馬疲卒不滿十萬,人心洶洶,群臣聚哭於朝。徐珵公然倡議南遷,禮部尚書胡濙道:「文皇(朱棣)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以不拔之計。」他說先帝陵寢在此,不可遷。
兵部侍郎于謙的口氣嚴厲得多,他道:「再言南遷者,可斬也!」
他說:「京師乃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他提出,「為今之計,應速召天下勤王兵馬死守」。
閣臣陳循附議:「於侍郎言是。」
於是眾人皆道:「是!」
多虧于謙疾言厲色,疾呼「言南遷者斬」,才將遷都的謬論堅決壓制下來。不然,用詞稍緩,逃跑主義藉著「天象」煽風點火,恐慌情緒會像流感一樣迅速擴散,那真要大事不好了。
至於那位太監,記載不一,有說是金英,也有說是興安,兩位都是司禮監太監。
據《國朝獻徵錄》所收《金英傳》記載,當土木之變後,人心洶洶,徐珵「最有時名」,金英趨往問計,徐珵趁機托出南遷之計—之前他只是偷偷溜,在私室與人密議,這回當作政見公開提出來。
金英可能是奉景帝之命,私下瞭解各方輿情,他還去拜訪了成山侯王通。這位王侯爺也不是什麼名將,宣德年間棄交阯時,他是總兵大將,後來成為替罪羔羊,坐了十幾年的牢,正統四年獲釋後,一直在家閒住。這回國家又逢大難,金太監登門問計,可惜王侯爺的本領不見長,說來說去只有一計,那就是把京城的壕溝挖得深深的。
金英連問兩位當世「名臣」,才兼文武,卻都是這般「高見」,不由得大為鄙視,他慨然對眾人道:「此時當竭力固守,召勤王之師於四方,足以捍虜。有以遷都為言者,上必誅之無赦!」金英以「上意」為言,不知名地罵了徐珵,眾心乃定。
世人多知于謙說「再言南遷者可斬」,而不知金太監說「有以遷都為言者,上必誅之無赦」,其實金英這句話更重要,是真正的一錘定音。因為于謙只是兵部侍郎,還沒得到景泰帝的寵信,而金英是皇帝身邊近臣,又是代表皇上採擇輿情,輕重自不一樣。當時郕王剛剛被推上寶座,毫無政治經驗,而這寶座又搖搖晃晃不穩當,他除了幾個王府舊臣,更無大臣可以依靠,這時要他拿那麼大的主意,委實作難。金英採回來的意見就非常關鍵了,將直接影響景帝的決策。也可以這麼說,金英當眾表態,吐露的是聖意,而于謙只是發表個人意見。
可見金英在那個飄搖動盪的時刻,為國家的穩定,還是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也有一種記載,說斥責徐珵的,是司禮太監興安。如《明史.興安傳》載,「或曰叱徐珵者,金英也」。
據《明英宗實錄》,土木之變後,正是用人之時,有人向朝廷推薦徐珵,說此人有大才,景帝便將其召入問計。徐珵一邊哭一邊拿星象、曆數說話,稱天命已去,無能為矣,請皇上急幸南京。尚書胡濙、閣臣陳循等力稱不可,太監興安厲聲叱道:「祖宗陵寢宗廟在此,將誰與守?」徐珵乃大慚而出。不久傳詔:凡妄議南遷者,必處以死!
興安厲聲否決了遷都之議,他覺得持遷都觀點的人肯定不少,建議景帝下詔加以禁止,並向天下宣示朝廷堅守的決心。詔書還禁止京官送家屬離開北京—可見偷逃者絕不止徐珵一人。
實錄是明朝官修的國史,上述記載可信。其實,到底是誰嚴叱了徐珵,不必細究,只要是堅決反對逃跑,並且勇於明示堅守的態度,就等於「叱之」了。從這個角度來說,金英、興安和于謙都叱責了徐珵。
當時還有一位大太監,也為朝廷定策出了力。
郕王朱祁鈺初即位時,英宗之母孫太后對朝政也有一定發言權。當閣部齊心,表達了死守的態度後,禁中尚懷疑懼,孫太后便咨問司禮太監李永昌的意見。永昌道:「陵廟宮闕在此,倉廩府庫、百官萬姓在此,一旦朝廷播遷,大事去矣。南宋不正是前車之鑑嗎?」他用靖康之恥切諫,孫太后聽了,始斷絕了南遷的念頭。
這樣,由於外廷群臣和內廷大佬皆力主堅守,太后和景帝的意志也趨堅定—「由是中外始有固志」。
在興安的大力舉薦下,于謙得到重用,被擢升為兵部尚書。在他的主持下,選將練兵,嬰城固守,瓦剌大軍終不得逞,很快悻悻退去。而那位「徐大師」,因為荒謬的言論,從此壞了名聲。從此以後,他發現,每次有遷官的機會,他總升不了,機會跟他打起了擦邊球。好教人懊惱!打聽之後才知道,原來不是吏部不推舉他,而是他的名頭被景帝記住了,每次見到他的名字都厭惡,將其一筆抹去。看來這輩子別想陞官了!徐珵沒辦法,只好改名「有貞」,彷彿向天子喊話:「我是貞潔的!」
貞不貞,不是自己說了算,也不是名字裡帶貞就貞的。徐有貞後來成為「奪門之變」的主謀,真是一個不貞的小人!此節後文再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