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者

得獎紀錄：奪下 10 座文學桂冠──

普立茲小說獎

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愛倫坡獎最佳新人小說

美國圖書館協會安德魯．卡內基優秀小説獎

戴頓文學和平獎

麥克阿瑟獎

美籍亞太文學獎

亞美研究協會最佳圖書獎

加州書獎小說新人獎

小説中心小説新人獎

法國最佳外國小說獎

入圍 6 項圖書獎──

國際都柏林文學獎

筆會/福克納小說獎

筆會/賓厄姆小說新人獎

美國獨立書商協會選書獎

洛杉磯時報書獎

梅迪奇圖書俱樂部獎

多家媒體年度最佳圖書──

紐約時報

華爾街日報

華盛頓郵報

西雅圖時報

堪薩斯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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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我是間諜，是臥底，是特務，是雙面人。我也是雙心人，這或許並不令人意外。雖然有人把我當成漫畫書或恐怖片中某種受誤解的突變人，但其實不然，我只是能夠看到任何一個問題的兩面。偶爾我會沾沾自喜地視之為一種天分，儘管無可否認地，這種天分微不足道，卻可能也是我的僅有。但又有些時候當我細細思索，發現自己不得不以這種方式觀察世界，便不禁納悶我所擁有的真能稱為天分嗎？畢竟天分應該為你所用，而不是被它所用。你無法不使用的天分，主宰著你的天分──我必須承認，那是一種風險。不過開始這番自白的那個月裡，我看世界的方式似乎仍是利多於弊，有些危險一開始總是這樣。

我要談的是四月，最殘酷的一個月。在這個月裡，已經持續許久的一場戰爭終將結束，戰爭的方式亦然。這一個月，對於只占世界一小部分的我國人民至關重要，對世界上其餘的大多數人卻毫無意義。這一個月，結束了一場戰爭也展開了……怎麼說呢？說「和平」不太對，不是嗎，親愛的司令？這一個月，我關在已經住了五年的別墅裡等待尾聲，別墅的牆頭嵌著褐色玻璃碎片閃閃爍爍，上頭纏著生鏽的蛇籠網。司令，我在別墅裡有自己的房間，就像我在您的營區也有自己的房間。當然，我那房間有個正式名稱叫「隔離牢房」，而您提供給我的不是每天來打掃的清潔工，而是一個完全不打掃衛生的娃娃臉警衛。但我不是抱怨。寫這份自白唯一的必要條件是隱密，不是整潔。

雖然晚上在將軍的別墅享有足夠的隱私，白天裡卻幾乎談不上。我是將軍手下唯一住在他家的軍官、唯一單身的幹部，也是他最信賴的助手。早上，在我開車送他到距離不遠的辦公室以前，我們會共進早餐，在柚木餐桌的一頭分析戰報，他妻子則在另一頭照看四個教養良好的小孩，年紀分別為十八、十六、十四和十二歲，還有一個空位是為了在美國讀書的女兒留下。或許不是每個人都害怕死亡，將軍卻是明顯害怕。精瘦英挺的他是個沙場老將，曾經獲頒許多勳章，都是實至名歸。雖然被子彈與榴霰彈奪走三根指頭，如今只剩九隻手指與八隻腳趾，但只有家人與親信知道他左腳的狀況。他野心勃勃，幾乎什麼都阻擋不了他，只是很喜歡弄一瓶上等的勃艮地紅酒，找幾個不至於笨到在酒裡加冰塊的同伴一起享用。他依序是個美食主義者與基督徒，是個相信美食與上帝、相信妻子與兒女、相信法國人與美國人的信徒。在他看來，法美人士為我們提供的指導協助，遠多於其他那些以妖言魅惑我們北方友邦與幾個南方友邦的邪惡外國人士，諸如馬克思、列寧與毛主席等。其實他從未拜讀過這些哲人的著作！身為副官兼低階情報官的我，職責就是為他準備關於《共產黨宣言》或《毛語錄》之類的小抄，他自己會找機會炫耀他對敵人思想的了解，而他最愛引用列寧提出的問題，一有需要便加以剽竊。他會用金剛石般堅硬的指節敲打著剛好在面前的桌子，說道：各位，該怎麼辦？即便告訴將軍其實車爾尼雪夫斯基也提出過同樣的問題，還以此為名寫了一本小說，似乎也無關緊要。現在還有多少人記得車爾尼雪夫斯基？重要的是列寧，是將這個問題納為己有的那位行動派人物。

在這有史以來最陰鬱的四月，面對這個「該怎麼辦」的問題，向來總能找到解決之道的將軍也無計可施了。一個相信「文明使命」與美國作風的人，內心終於受到懷疑啃噬。突然間夜不成眠的他開始在別墅裡四下遊蕩，臉色慘白泛青，宛如瘧疾病患。自從數星期前的三月裡，我們的北方防線失守後，他便會冷不防地出現在我辦公室或是我別墅房間門口，傳達一些零星消息，而且總是令人鬱悶的消息。你相信嗎？他會如此問道，而我只會有兩種回答，一是「不相信，長官！」，一是「不敢置信！」。我們無法相信那個氣候宜人、風景如畫的「咖啡城邦」美蜀，我的高地家鄉，竟在三月初遭到劫掠。無法相信總統阮文紹（這名字的發音彷彿巴不得說得人咬牙切齒）不明所以地下令防守高地的部隊撤退。無法相信峴港與芽莊失陷，也不敢相信當老百姓拚命瘋狂地逃上駁船與船隻時，我方士兵竟然從背後開槍射擊，死亡人數成千上萬。我獨自在辦公室時，盡責地偷偷拍下這些報告的照片，與我接頭的阿敏應該會滿意。這些情況象徵著無可避免的政權腐敗，我看了也高興，但仍難免為這些窮苦民眾的困境感到不忍。就政治而言，我同情他們或許是不對的，但倘若母親還活著，她也會是他們其中之一。她是個窮苦人，我是她窮苦的孩子，沒有人會問窮人想不想打仗，也從來沒有人問過這些窮人是想渴死後暴屍近海，還是想讓自己國家的軍人打劫強暴。假如那數千人還活著，他們不會相信自己是怎麼死的，就像我們也不敢相信美國人（我們的盟友、恩人、保護者）拒絕了我們的要求，不再送錢過來。要是真有了那筆錢，我們會用來做什麼？就用來買當初美國人免費贈送的那些彈藥、汽油、武器零件、飛機與坦克。給了我們針頭之後，如今他們故意不再供藥。（將軍喃喃地說，這世上最貴的莫過於免費的東西了。）

每當談話用餐過後，我會為將軍點上一支菸，而他往往凝視著前方忘了抽他的「鴻運」菸，任由香菸在指間慢慢燃盡。到了四月中，他被菸灰的刺痛驚醒過來，說了一句不該說的話，夫人立刻制止孩子們的吃吃竊笑，說道：你要是再等下去，我們就出不去了。你現在就該吩咐克勞德準備飛機。將軍假裝沒聽見。夫人的心思精明得像裝了算盤，脊梁骨硬得像個教育班長，即使生了五個孩子，身材依然宛如處子。而包覆著這一切的外表，在我們受過美術專業訓練的畫家筆下，總會以最柔和的水彩與最模糊的筆觸來呈現。簡言之，她就是個典型的越南女子。將軍對於這樣的好運氣，始終是既感激又惶恐。他揉著被燙傷的指尖，看著我說：我想也該吩咐克勞德準備飛機了。直到他重新端詳受傷的手指，我才覷了夫人一眼，她只挑起一邊眉毛。我於是說道：好主意，長官。

克勞德是我們最信任的美國友人，關係親密到他曾偷偷向我透露他有十六分之一的黑人血統。當時同樣喝了田納西威士忌而酒醉的我說，啊，所以你的頭髮是黑色的，也容易晒黑，還能像我們一樣跳恰恰。他說，貝多芬也同樣有十六分之一的血統。我說，難怪你可以把〈生日快樂歌〉唱得神乎其技。自從一九五四年他在難民船上見到我並注意到我的才華，至今我們已相識二十多年。當時我才九歲，卻很早熟，已經向一位早期的美國傳教士學會不少英語。克勞德的工作應該是救助難民，現在他在美國大使館上班，表面上負責為我們這個慘遭戰爭蹂躪的國家推廣觀光事業。不難想像，做這份工作必須擰乾他秉持著充滿幹勁的美國精神所流下的每一滴汗水。事實上，克勞德是中情局幹員，早在法國人仍統治帝國的時期便來到這個國家。當年的中情局還稱為戰略情報處，胡志明指望他們能幫忙打法國人，甚至在我國的獨立宣言中引述美國開國元老的話。胡伯伯的敵人說他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但克勞德認為他是同時看到一體兩面。我從辦公室（位在將軍書房走廊的另一頭）打電話給克勞德，用英語告訴他將軍已經絕望了。克勞德的越南話說得很差，法語更差，但英語程度絕佳。我之所以特別指出這點是因為他的同胞不見得每個人的英語程度都好。

都結束了，我對克勞德說這句話時，似乎終於有了真實感。本以為克勞德會反駁說我們的天空可能還會滿布美軍的轟炸機，或是美國空騎部隊很快就會架著砲艇機前來救援，但克勞德沒有令人失望。他說，我會盡量安排，他背後可以聽到細碎的人聲。我想像大使館一片亂糟糟，緊急電報往返於西貢與華盛頓，讓電傳打字機熱過了頭。使館人員毫不歇息地工作，打敗仗的恐懼氣息太過濃烈，連空調也失去作用。在一片火爆氣氛中，克勞德仍能保持冷靜，他在這裡生活太久了，即使置身於熱帶的悶熱氣候也鮮少流汗。他能在黑暗中悄悄潛伏欺近，但在我們的國家絕不可能隱形。他雖是知識分子，卻有獨特的美國人本色，是肌肉結實的划船隊員那一型，還能屈出壯碩的二頭肌。儘管我們這種學者型的人多半都是蒼白、近視、矮小，克勞德卻有一米八八，視力絕佳，每天早上還會讓男僕阿農跨坐在背上，做兩百個伏地挺身來維持身材。閒暇時候他會看書，每次到訪別墅，腋下也總會夾著一本書。幾天後他到來時，帶的是理查．賀德的《亞洲共產主義與東方破壞模式》的平裝本。

這本是送我的，將軍則收到一瓶傑克丹尼威士忌──讓我選的話，我寧可收到威士忌當禮物。不過我還是仔細閱讀封面上密密麻麻的字，那些誇張到令人屏息的推薦與簡介可能是從某個迷妹俱樂部的會議紀錄中摘錄而來，除此之外還有兩位國防部長、一位曾經為了找尋真相造訪我國兩星期的參議員，和一位播報新聞時總愛仿效卻爾登．希斯頓所扮演的摩西的知名電視主播，也興奮地嘰嘰咕咕了幾句。從意義重大的副標「了解進而打敗馬克思主義對亞洲的威脅」，便可得知他們興奮的原因。聽克勞德說每個人都在讀這本指導手冊，我便說我也會讀。已經開了酒的將軍卻無心討論書本或八卦，現在首都已經被敵軍十八個師給包圍了呢。他想討論飛機，克勞德一面用手搓著威士忌酒杯，一面說他頂多只能安排一架C-130運輸機暗中偷渡。機上可以容納九十二名傘兵與其跳傘配備，這點將軍應該十分清楚，因為受總統欽點負責領導國家警察之前，他正是服務於空降部隊。但問題是──他這麼向克勞德解釋──光是他的龐大家族就有五十八人，雖然有些人他不喜歡，甚至於鄙視，但倘若沒有將夫人的親戚全數救出，她永遠不會原諒他。

我的屬下呢，克勞德？他們怎麼辦？將軍以精確正式的英語問道。接著將軍和克勞德不約而同地覷著我。我盡可能顯得勇敢。我並非高階軍官，只不過身為副官又是最熟悉美國文化的軍官，因此每當將軍與美國人開會，我都會參與。我的同胞說英語多半略帶口音，即使有些人英語說得和我一樣好，卻幾乎沒有人能像我一樣談論棒球排名、珍芳達為何討人厭，或是滾石合唱團相較於披頭四的優缺點。如果美國人閉上眼聽我說話，會以為我是他的同鄉。的確，我講電話時很容易被誤認為美國人。見到面之後，對方無不對我的外表驚訝萬分，而且幾乎一定會問我怎麼能把英語學得這麼好。在我們這個受美國管轄的菠蘿蜜共和國，美國人自然預期我也像其他數百萬人一樣不諳英語，或者只會說洋涇浜英語或帶有口音的英語。我痛恨他們這種預期心態，因此總是迫不及待想證明自己對他們的語言無論說寫都同樣精通。比起一般受過教育的美國人，我辭彙懂得更多，文法也更精確。我是雅俗皆通，所以輕輕鬆鬆就能聽懂克勞德形容大使是個「putz」（白痴），是個「jerkoff with his head up his ass」（搞不清楚狀況的笨蛋），死都不肯承認這座城市馬上就要被攻陷。克勞德說，這不是正式撤退，因為我們暫時還不會退守。

幾乎從未拉高嗓門的將軍，此時破例了。他大吼道，私底下你們卻捨棄了我們。日日夜夜都有飛機從機場起飛，所有為美國人工作的人都想辦出境簽證，他們都上你們大使館去申請了。你們撤退了自己的婦女同胞，也撤退了幼兒和孤兒。怎麼反而是美國人自己不知道美國人正在退守？克勞德還算懂世故，一臉尷尬地解釋假如宣布撤退，整個城市會暴動，說不定還會對留下來的美國人不利。峴港和芽莊就是這樣的情形，當地的美國人自顧自地逃命去了，留下居民互相攻擊。但儘管有此先例，西貢的氣氛卻異常平靜，大多數西貢市民表現得就像婚姻觸礁的夫妻，只要沒有人明說外遇的事實，就寧可頑強地抱著對方，一直浸在水裡。而這裡的事實是，至少有上百萬人正在或曾經以某種能力為美國人工作，無論是擦鞋或是指揮一支由美國人設計、猶如美軍翻版的軍隊，又或是以（在伊利諾州皮奧里亞或紐約州波基普西）一份漢堡的代價為他們口交。他們當中有不少人認為一旦共產黨獲勝（只是他們都不肯相信會發生這種事），等著他們的不是牢獄之災就是被勒殺的命運，至於處女則會被迫嫁給野蠻人。怎麼不會呢？這些都是中情局人員散布的謠言。

所以……將軍話聲未畢，就被克勞德打斷。將軍，你有一架飛機，就應該覺得幸運了。將軍不善於求人。他乾了威士忌，克勞德也是，然後兩人握手道別，從頭到尾他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過克勞德的雙眼。將軍對我說過，美國人喜歡和人四目相對，尤其是從後面捅你一刀的時候。克勞德卻不這麼看待當前局勢。他臨行前對我們說，其他將軍都只設法替近親找機位，即便是上帝和諾亞也救不了所有的人。或者也可以說是不救，反正就是這樣。

他們真的救不了嗎？父親會怎麼說呢？他以前是天主教教士，我卻不記得這個可憐的神職人員曾經在講道時提過諾亞，不過坦白說，我去做彌撒時都只顧著作白日夢。然而不管上帝或諾亞能做什麼，但凡是將軍手下的人，只要一有機會，都會拯救自己的上百名血親，外加任何一個付得起錢賄賂的紙上親戚。越南家族的事處理起來複雜又棘手，雖然我偶爾也渴望有個家，可是母親被逐出家門，而我又是獨子，現在還不是時候。

當天稍晚，總統辭職下臺。早在數星期前，我就料到總統會以獨裁者該有的姿態拋棄這個國家，因此在擬定撤離名單時，我幾乎想都沒有想到他。將軍向來挑剔又注重細節，也很習慣迅速做出艱難的決定，但他卻將這項任務交給了我，自己則忙著處理辦公室事務：閱讀上午的審訊報告、到基地參加將領聯席會議、打電話給心腹討論如何在守住城市的同時做好拋棄它的準備，這狡猾的計謀就好像聽著自己最喜愛的歌曲玩搶座位遊戲。音樂讓我掛心，因為夜裡處理名單時，我都會用別墅房間裡的Sony收音機聽美國廣播電臺。通常，誘惑合唱團、珍妮絲．賈普林和馬文．蓋伊的歌總能讓壞事變得可堪忍受、好事變得更美好，然而在這樣的時刻卻不然。我的筆每劃過一個名字，便有如宣判死刑。我們的名字，從最低階軍官到將軍，都列在一張名單上，三年前當我們破門而入，名單擁有者剛剛把紙塞進嘴裡。我向阿敏提出的警告沒能及時轉達給她。當警察將她扭壓在地，我也只得將手伸進這名共產黨特務嘴裡，掏出那張被口水浸溼的名單。這張「口水紙」的存在，證明了習慣監視人的政治保安處人員本身也受到監視。儘管曾有一刻與她獨處，我也不能冒著身分曝光的危險告訴她我們是同一邊的。我知道她將面臨什麼樣的命運。凡是進到政治保安處審訊室的人都會吐實，她也會不由自主地說出我的祕密。她比我年輕，但已經夠聰明，同樣知道自己即將面臨的命運。在短短的一剎那，我在她眼中看見事實，而事實就是她痛恨她所認為的我──一個壓迫體制的幹員。緊接著，她和我一樣，想起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於是呼喊道：求求你們了，長官！我是清白的！我發誓！

至今三年了，這個共產黨特務還關在牢裡。我把她的檔案放在桌上，提醒自己當初沒能救她。阿敏曾說：那也是我的錯，等到解放那天到來，我會親手打開她的牢門。她被逮捕時二十二歲，檔案資料中有一張她被捕時的照片，和另一張幾個月前的照片，眼神已失去光彩，頭髮也變得稀疏。我們的牢房有如時光機器，關在裡頭的人會比平常老得快。看著她今昔對比的容貌，讓我更能下定決心選出幾個可以得救的人，並讓更多人陷於不幸，其中包括一些我喜歡的人。幾天下來，我將名單一擬再擬，而同一時間裡，春祿的守衛軍被消滅了，國界另一邊的金邊也落入赤棉手中。幾夜過後，我們的前總統便悄悄飛往臺灣。載他前往機場的克勞德注意到總統的行李格外沉重，還發出類似金屬碰撞的匡噹聲，可能是大量的國庫黃金。這是他第二天來電告知我們的飛機將在兩天後起飛時，順便告訴我的。當天傍晚我終於完成了名單，告訴將軍說我決定一視同仁，以具有代表性為考量，選擇最高階的軍官、人人都認為最正直的軍官，還有我最喜歡與之為伍的軍官等等。他接受了我的說詞與其無可避免的後果，於是有不少知道最多政治保安處工作內情、罪行也最重大的資深軍官會被留下。我最後選出一名上校、一名少校、另一名上尉和兩名中尉。至於我自己，我保留了一個位子，還替阿邦、他老婆和他兒子（我的乾兒子）留了三個位子。

那天晚上，將軍拎著已經半空的威士忌酒瓶來找我表達慰問，我趁機請求他答應讓阿邦同行。阿邦雖不是我的親兄弟，卻是我學生時代兩個歃血為盟的兄弟之一，另一個是阿敏，我們三人劃開自己青春的手掌，以握手儀式混合彼此的血，發誓忠誠不渝。我的皮夾裡放了一張阿邦與他家人的黑白照片。阿邦看起來像個長得不錯卻被狠狠揍了一頓的人，其實他天生就長這樣。即使戴上傘兵貝雷帽、穿上虎紋迷彩服，都無法讓人不注意到他那對招風耳、那副始終藏在脖子皺褶中的下巴，和那個明顯歪向右邊（與他的政治傾向相同）的塌鼻子。至於他的妻子阿鈴，詩人可能會將她的臉比擬為滿月，不只暗喻她臉蛋的豐滿渾圓，也影射她臉上那些斑斑點點、坑坑洞洞的痘疤。這兩個人怎麼能生出阿德這麼可愛的孩子？這是個謎，但也或許就像負負得正一樣合乎邏輯。將軍把照片還給我說道：我最起碼還能幫上這個忙，他是空降部隊的，如果我們的軍隊全是空降兵，早就打贏這場仗了。

如果……只可惜沒有如果，只有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將軍正貼著我的椅子邊緣坐，我則站在窗邊小口小口喝著威士忌。院子裡，將軍命人將一批批機密文件丟進一只五十五加侖的汽油桶燒毀，熊熊大火讓炙熱的夜晚更加炙熱。將軍起身在我的小房間裡踱起步來，手裡端著酒杯，身上只穿著四角短褲和內衣背心，下巴隱隱可見午夜冒出的鬍碴。只有他的管家、家人還有我，看過他這副模樣。白天無論何時有客到訪，他都是頭髮抹得油亮，穿著上漿的卡其制服，別在胸前的勳章飾帶比選美皇后的髮飾還要多。但今晚，別墅裡一片靜悄，只偶爾傳來一記槍砲響聲，他忍不住抱怨起美國人當初承諾過，只要我們聽命行事，就會救我們脫離共產主義。這場仗是他們開始的，如今他們打累了，就出賣我們，他說著又給我倒了一杯酒。可是我們除了怪自己還能怪誰？是我們自己太笨，竟以為他們會信守承諾。現在除了美國，已無處可去。我說，還有更糟的地方呢。他說，也許吧，至少可以活下來東山再起。可是眼下我們是徹底完蛋了。這種時候乾杯該說些什麼呢？

不一會兒我便想到一句。

為你眼中的血乾杯，我說道。

說得好。

這句乾杯時說的話，我忘了是從哪學來的，甚至忘了是什麼意思，只記得是在美國那幾年學會的。將軍也去過美國，不過只待了幾個月，那是一九五八年的事，他還是個低階軍官，連同一個排的弟兄被派到本寧堡受訓，當時他受「綠扁帽」特種部隊洗腦後，便終生對共產主義免疫。至於我，這樣的洗腦並未奏效。我已經是臥底人員，半靠著獎學金念書，半接受諜報訓練，是我方同志中唯一就讀於一所林木茂密、名為「西方」，並以「Occidens Proximus Orienti」（西方最接近東方）為校訓的小學院。我在那裡，在六○年代如夢似幻、陽光燦爛的南加州度過美好的六年。但不是鑽研高速公路、下水道系統或類似的實用事業，我的臥底夥伴阿敏分派給我的任務是學習美國人的思考模式。我負責的是心理戰。因此，我閱讀美國歷史與文學，加強文法也吸收俚語，吸食大麻並獻出我的處男貞操。總之，我不僅讀完大學還取得碩士學位，成了各種美國文化研究的專家。直到今天，我還能清楚看見自己坐在一片光輝燦爛的藍花楹樹叢旁的草地上，第一次讀到美國最偉大哲學家愛默生寫的句子。當時我的心思一分為二，一半留意著充滿熱帶風情的古銅膚色女同學，穿著袒肩露背的上衣和熱褲，躺在六月草的草地上做日光浴，一半放在那句印在赤裸白紙上顯得格外墨黑而顯眼的話語：「一貫的堅持是心胸狹窄者的心魔」。用愛默生的話來形容美國再真實不過，但我會在這句話底下畫上一條、兩條、三條線，不單只是為了這個原因。當時令我深受打擊，現在依然震撼我的是，同一句話也適用於我們祖國，我們可是善變到了極點。

最後一天早上，我開車送將軍到他位於國家警察廳館區的辦公室。我的辦公室就在同一條走廊上，我在那裡一一私下召喚那五名被選中的軍官。今晚要離開？神色緊張的上校問道，大大的雙眼有些溼潤。是的。而經常在堤岸區中國餐館出沒、縱情美食的少校則問道，我爸媽呢？我妻子的爸媽呢？不行。兄弟姐妹、姪子姪女呢？不行。管家和保姆呢？不行。行李、衣物、瓷器收藏呢？不行。由於感染性病走起路來有些蹣跚的上尉，威脅我說若不多找幾個位子，他就要自殺。我遞上我的手槍，他隨即退縮。反觀那兩名年輕中尉倒是滿懷感激。他們的寶貴位階是靠長輩的關係得來，因此舉手投足都緊張得像傀儡一樣忽動忽停。

送走最後一人之後我關上門。遠方的轟炸聲晃得窗戶空隆作響，我看見東邊竄出濃濃的火與煙。敵軍的砲火點燃了隆平彈藥庫。我覺得既需要哀悼也需要慶祝，便走到抽屜前，那裡頭有一瓶五分之一加侖裝的金賓威士忌，還剩下幾盎司。我可憐的母親要是還活著，會對我說：兒子，少喝點，那對你沒好處。真的沒好處嗎，媽媽？當一個人像我這樣置身艱難處境，在將軍底下當間諜，只要一找到機會就會尋求慰藉。我把威士忌喝完後，載著將軍穿過暴風雨回家，如羊水般潑灑全市的大雨暗示著下個季節即將到來。有人期望雨季能讓北方部隊前進的速度放慢，但我認為不太可能。我沒吃晚餐，開始打包，往背包裡放入盥洗用具、在洛杉磯捷司平尼百貨買的一件斜紋褲和一件格紋襯衫、樂福鞋、三套替換的內衣褲、在賊市買的一支電動牙刷、一張裱框的母親照片、裝在幾個信封裡的這裡和美國的照片、我的柯達相機，還有《亞洲共產主義與東方破壞模式》。

這只背包是克勞德送我的禮物，祝賀我大學畢業。這是我所擁有最帥氣的東西，可以背在背上，也可以把這裡和那裡的帶子一拉，變成手提行李袋。背包是由新英格蘭一家老牌製造商以柔軟的棕色皮革製成，散發出一種濃烈神祕的氣味，彷彿揉合了秋葉、烤龍蝦，以及男子寄宿學校裡的汗水與精液等等味道。袋子側面印有我姓名縮寫的花押字，但最特別的是它底部有個夾層。克勞德說過，每個男人的行李箱都應該有活動夾層，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上。我瞞著他，用這夾層來藏我的米諾克斯迷你相機。這部相機是阿敏送我的，價錢是我一年薪水的好幾倍。以前我就是用它來拍攝我能取得的一些機密文件，心想也許將來還能派上用場。最後，我把剩餘的書本和唱片整理了一下，多數都是在美國買的，而且全都留有記憶的指紋。無論是貓王或巴布．狄倫、福克納或馬克．吐溫，都放不下了，雖然還可以再買新的，但在裝書與唱片的箱子外面寫上阿敏的名字時，我內心仍十分沉重。它們超出了我的負荷，一如我的吉他，我離開時，它那對充滿怨氣的豐臀就攤在我床上。

打包完畢，我借了雪鐵龍去接阿邦出來。查哨的憲兵看見車身上有將軍的星級標誌，手一揮便讓我通過。我的目的地在河對岸，這是一條髒兮兮的水道，兩旁林立著鄉下難民居住的簡陋棚屋，他們的家和農場都被毀了，下手的除了有縱火癖的士兵，還有將丟擲炸彈視為天職、事實上根本就是縱火犯的投彈手。經過這一大片亂糟糟的破屋，深入第四郡，阿邦和阿敏正在一間啤酒園等我，我們三人在這裡度過的酒醉時刻比我記憶中要多得多。每張桌旁擠滿了陸海軍士兵，步槍就放在凳子底下，頭髮短得緊貼頭皮，只因那些有虐待狂的軍中理髮師為了某種邪惡的骨相學目的，故意讓他們頭顱的輪廓一覽無遺。我一坐下阿邦就替我倒了一杯啤酒，但在他說乾杯之前不許我喝。他舉起自己的杯子說，祝早日重聚，我們下次菲律賓見！我說其實會在關島，因為獨裁者馬可仕受夠了難民，不願意再接收了。阿邦哀嘆一聲，拿杯子磨蹭著額頭說，沒想到情況還能更糟，現在連菲律賓人都瞧不起我們了？阿敏說，別想菲律賓人了，還是為關島乾杯吧，聽說那裡是美國一天開始的地方。阿邦嘟噥道，也是我們日子結束的地方。

阿邦和我還有阿敏不一樣，他是個道地的愛國分子，自從地方上的共產黨幹部鼓動他當村長的父親跪在村中廣場上認罪，然後狠狠地朝他耳後開了一槍，阿邦就恨死共產黨了，不但支持南越還自願上戰場。要是由著他，阿邦肯定會效法日本人戰到最後一刻，甚至往自己的腦袋開槍，於是我和阿敏說服他要為妻兒著想。我們說，前往美國不是拋棄祖國，而是策略性的撤退。我們告訴阿邦說阿敏明天也要帶家人逃亡，但事實上阿敏會留下來見證阿邦厭恨無比的北方共產黨解放南方。此刻，阿敏用修長纖細的手指捏著他的肩膀說，我們三個是血盟兄弟，就算戰敗，就算失去國家，我們也還是血盟兄弟。他看著我，眼眶微溼。我們的情誼永無終點。

你說得對，阿邦一面說一面猛搖頭，以掩飾眼中的淚水。那就別再悲傷愁悶了，讓我們為希望乾杯，我們會回來收復祖國的，對吧？他也看著我。我卻不以自己眼中的淚為恥。就算親兄弟也比不上他們倆，因為我們選擇了彼此。我舉起啤酒杯說，祝早日歸來，也為永無終點的兄弟情乾杯。我們乾了杯裡的酒，嚷嚷著再來一杯，張開雙臂互相勾肩搭背，一整個小時都沉浸在兄弟之愛與歌曲中，音樂由花園另一頭的雙人樂團提供。吉他手是個逃避兵役的長髮男子，過去十年來，白天都待在酒吧老闆的屋內，晚上才出來活動，因此膚色慘白。與他合作的女歌手也留長髮，嗓音甜美，如嬌羞處子般的粉紅絲質奧黛讓她的苗條身材展露無遺。她正在唱鄭公山的抒情歌，這位民謠歌手連空降部隊的傘兵都喜愛不已。「親愛的，明天我將離去……」她的歌聲壓過了嘈嘈話語聲和雨聲。「別忘了喚我回家……」我的心在顫抖。我們不是一聽到軍號或小號聲就立刻衝鋒陷陣的民族。不，我們是應和著情歌旋律作戰，因為我們是亞洲的義大利人。

「親愛的，明天我將離去，城裡的夜已不再美麗……」如果阿邦知道接下來許多年，也可能一輩子都再見不到阿敏，他絕不會踏上飛機。打從高中時期，我們就幻想自己是三劍客，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是阿敏介紹我們讀大仲馬，首先因為他是個了不起的小說家，其次因為他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統。因此他是我們的模範，雖然同樣受法國人殖民，他卻因為血統而更加受到歧視。阿敏嗜書如命也熱愛說故事，若是生在太平時期，可能會進我們的中學當文學老師。除了將賈德納的「梅森探案集」其中三冊翻譯成我們的母語，他還用筆名寫了一部難以令人留下印象的左拉式小說。他研究美國，卻從來沒去過，阿邦也是一樣，這時他又點了一杯酒，並問說美國有沒有啤酒園。我回說，那裡有酒吧和隨時可以買到啤酒的超市。他又問，可是有美女唱這樣的歌嗎？我重新替他斟滿，說道，那裡有美女，可是不唱這樣的歌。

吉他手又開始彈起另一首歌。阿敏說，他們還是會唱這樣的歌，像是披頭四的〈昨天〉。當我們三人一塊跟著唱，我的雙眼也漸漸溼潤。如果能生活在一個命中註定沒有戰爭的時代，不必受怯懦腐敗者領導，自己的祖國也不是個空殼子，只能藉由美國點點滴滴的幫助活命，那會是什麼樣子呢？身旁除了我的結拜兄弟之外，這些年輕士兵我一個也不認識，但坦白說我同情他們每一個人，同情他們因為直覺到再過幾天自己就會死去，或受傷，或被囚，或受辱，或被拋棄，或被遺忘，而感到迷惘。他們是我的敵人，卻也是我的作戰夥伴，他們心愛的城市即將淪陷，而我的很快就要被解放。這是他們世界的末日，但對我來說只是世界的變換。因此就在這短短兩分鐘內，我們全心全意地唱歌，只懷想過去，不看未來，彷彿一群泳者以仰式游向瀑布。

第1章

我是間諜，是臥底，是特務，是雙面人。我也是雙心人，這或許並不令人意外。雖然有人把我當成漫畫書或恐怖片中某種受誤解的突變人，但其實不然，我只是能夠看到任何一個問題的兩面。偶爾我會沾沾自喜地視之為一種天分，儘管無可否認地，這種天分微不足道，卻可能也是我的僅有。但又有些時候當我細細思索，發現自己不得不以這種方式觀察世界，便不禁納悶我所擁有的真能稱為天分嗎？畢竟天分應該為你所用，而不是被它所用。你無法不使用的天分，主宰著你的天分──我必須承認，那是一種風險。不過開始這番自白的那個月裡，我看世界的方...

【寫給台灣讀者】

如同越南，台灣在近代史上也曾因戰爭、分裂與占據，對人造成巨大傷害。人民與文學如何去面對這樣的過去呢？這是我在這本小說中試圖探討的問 題。

《同情者》是一部關於越戰的小說，但更廣泛地來說，書中談論的是關於戰爭與回憶、人性與不人道，以及人民藉偉大理想之名對彼此、對自己的殘 害。

這些主題是共通的，因為戰爭是共通的，試圖去記住與遺忘的努力也是共通的。但願對台灣讀者而言，本書至少具有部分特殊意義，因為這些主題是 二十與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與越南所共有的。

阮越清

【寫給台灣讀者】

如同越南，台灣在近代史上也曾因戰爭、分裂與占據，對人造成巨大傷害。人民與文學如何去面對這樣的過去呢？這是我在這本小說中試圖探討的問 題。

《同情者》是一部關於越戰的小說，但更廣泛地來說，書中談論的是關於戰爭與回憶、人性與不人道，以及人民藉偉大理想之名對彼此、對自己的殘 害。

這些主題是共通的，因為戰爭是共通的，試圖去記住與遺忘的努力也是共通的。但願對台灣讀者而言，本書至少具有部分特殊意義，因為這些主題是 二十與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與越南所共有的。

阮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