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教導任何人任何事之前,至少得要先認識他。今天,出現在小學、中學、高中、大學裡的,是誰?」
《拇指姑娘》一書於2012在法國出版,至今已經銷售超過30萬冊,並且引發一波對於新世代教育構想的熱烈討論。作者Michel Serres(米榭‧塞荷)是史丹福大學教授、法蘭西文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是在大西洋兩岸都名重士林、又廣受一般讀者喜愛的當代哲學家。
Michel Serres認為,我們的社會已然經歷了兩次革命:先是從口傳到書寫,然後是從書寫過渡到印刷。現在這第三次革命,是因為新興科技的出現,催生了一種新的人類:他們如炫技般舞動著拇指,就可以通達上下古今的所有知識。作者暱稱這種新人類為「拇指姑娘」。
「拇指姑娘」的世界經歷了這麼巨大的變化,跟前兩次革命一樣,政治、社會以及認知方面的種種病變也將隨之而來。這就是危機浮現的時刻。拇指姑娘必須再去發明一種新的共同生活方式、新的機構、一種新的存在與認識的方法……必須開創一個新的時代,其中可預期的勝負結果,是不具名的複數人群,將凌駕在聲名顯赫的領導菁英之上;討論出來的知識,將凌駕在老師傳授的教條之上;一個去物質化、自由連接的社會,將凌駕在那單一方向的表演社會之上……
法國當代哲學大家,以他倍受愛戴的親切,生花妙筆下的睿智,向拇指姑娘提議一個跨世代的合作,一起去開創實踐這個烏托邦,那唯一有希望的現實。
法國在臺協會學術合作與文化處長Nicolas Bauquet(博凱)專文推薦。
作者簡介:
Michel Serres 米榭‧塞荷
史丹福大學教授,法蘭西文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米榭‧塞荷出版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哲學散文及科學史的著作。他不僅在法國家喻戶曉,譯成英文的作品也常常成為暢銷書。是少數能夠兼具科學以及文化的思考,對我們的世界提出深刻而白話的觀察,而在大西洋兩岸都名重士林又讓一般讀者喜愛的當代哲學家。
譯者簡介:
尉遲秀
以翻譯為正業,從上世紀末工讀至今。
不務正業時,做過報社文化版記者、出版社主編、輔大譯研所講師、政府駐外人員。
譯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笑忘書》、《雅克和他的主人》、《不朽》、《戀酒事典》、《渴望之書》(合譯)、《HQ事件的真相》、《馬塞林為什麼會臉紅?》、《哈伍勒的秘密》、《童年》等書,近年開始投入童書及人文科學類的翻譯。
章節試閱
1. 拇指姑娘
要教導任何人任何事之前,至少得要先認識他。今天,出現在小學、中學、高中、大學裡的,是誰?
I
新
這個新來的小學生,這個年輕的女大學生,他們從沒見過小牛犢、牛、豬,也不曾見過一整窩剛孵化的小雞。一九〇〇年,地球上大多數人的工作都是農耕和放牧;二〇一一年,法國和其他情況相似國家一樣,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是農民。這肯定是新石器時代以來,歷史最大的斷裂之一。從前,我們的文化指涉的是農務,如今,情況已驟然改變,沒變的是,在這個星球上,我們的吃食依舊仰賴土地。
我向各位介紹的女學生或男學生所過的生活不再有動物為伴,不再居住於相同的土地,和世界的關係也不一樣了。她或他所讚美的是世外桃源般的大自然,一個屬於休閒或觀光的大自然。
他住在城市。他的前代人半數以上出沒於田野。可是,他對環境議題敏感,謹慎且心懷敬意,相較於我們這些不自覺又自以為是的成人,他較少汙染環境。
他的身體生活已然不同,以數字呈現的世界也不一樣了,人口就在人的一生的時間裡,突然從二十億跳到七十億;他居住在一個滿滿的世界。
此刻,他的預期壽命大約是八十歲。他的曾祖父母結婚時誓言忠誠,相守十來年足矣。如果他和她打算一起生活,他們是否能立下相同的誓約,相守六十五年?他們的父母約莫在三十歲時繼承遺產,而他們要到老了才會收到這項餽贈。他們對年齡的感受不再相同,對婚姻、財產傳承的感受也不再相同。
他們的父母上戰場,天真無畏,將短暫的預期壽命獻給祖國;他們是否也會將眼前可見的六十年,以同樣的禮讚獻給祖國?
六十年來──西方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中場休息──他和她從來不識戰爭為何物,再過不久,連他們的政治領袖和教師也不會知道戰爭為何物了。
他們享用的醫療堪稱有效,而且在藥品方面,他們享有止痛劑、麻醉劑。就統計上來說,和先人們相比,他們的痛苦比較少。他們捱過餓嗎?可是,無論宗教或世俗的一切倫理,歸根結柢來說,都是以承受無可避免的日常痛苦(人世的病痛、飢餓、殘酷)為對象所做的練習。
他們的身體不再相同,舉止也不再相同;沒有任何成人可以給他們適合的倫理啓發。
他們的父母在盲目的情況下被孕育,而他們的誕生是計劃的結果。就以第一胎來看,產婦的平均年齡增加了十到十五歲,學生們的父母親老了一個世代。這些父母超過半數都離過婚。他們丟下了孩子嗎?
他或她不再有相同的家譜。
他們的先人集聚在文化同質的班級或階梯講堂裡,而他們學習的地方卻是諸多宗教、語言、籍貫、風俗從此並存的團體。對他們和他們的教師來說,多元文化是天經地義的。異邦人卑賤的「不純的血」,這種歌詞,他們在法國還能頌唱多久?
他們的全球世界不再相同,他們的人類世界不再相同。在他們身邊,有來自較不富裕國家的移民的子女,這些人的生命經驗和他們有天壤之別。
暫且做個小結。他們如此幸福,不識鄉野為何物,不曾與家畜共同生活,不曾參與夏季的收穫,不曾參與這麼多的戰役,不識墓地、傷者、饑民、祖國、染血的旗幟、死者的紀念碑……他們不曾在痛苦中經歷,攸關生死的,建立某種道德的迫切需要,那麼,他們所理解的文學、歷史是何等光景?
II
談完身體,來談知識
他們的祖先以數千年的時間為基礎,建立了他們的文化,其間綴飾著古希臘-羅馬文明、猶太教聖經、若干楔形文字石板、一個短暫的史前時代。如今,他們的時間以十億年計,上溯至普朗克的邊界(barrière de Planck),旁及行星的吸積(accrétion)和物種演化,是一種以百萬年為尺度的古人類學。
他們不再居住於相同的時間,而是活在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歷史裡。
他們被媒體格式化,他們的專注力被成人播放的媒體細心摧毀──根據官方數據,媒體將畫面縮減至七秒,將回答問題的時間縮減至十五秒;最常重複的字是「死」,最常出現的畫面是屍體。從十二歲開始,這些成人強迫他們看了超過兩萬起殺人案。
他們被廣告格式化:如果所有火車站的海報上印的都是英文的「relay」,我們要怎麼教他們,法文的「驛站」(relais)結尾是「-ais」?如果法國國鐵奇蠢無比地發送名為「S’Miles」的里程數,我們要怎麼教他們公制里程單位?
我們成人已經把我們的表演社會(société du spectacle)轉變成教學社會,浮誇而沒有文化的激烈競爭讓小學和大學黯然失色。在聆聽和觀看的時間上,就吸引力與重要性而言,媒體長久以來已經奪取了教學的功能。
儘管就人口比例來說,我們法國的教師是近年諾貝爾獎和菲爾茲獎(Fields Medal)獲獎人數的紀錄保持者,但他們既可憐又低調,飽受批評、輕視、嘲諷,成為這些宰制、富有又喧囂的媒體老師最少聽見的聲音
這些孩子居住在虛擬之中。認知科學顯示,使用網路,閱讀訊息或以拇指書寫訊息,查看「維基百科」或「臉書」,這些行為跟使用書本、黑板或筆記本所刺激的神經元和大腦皮質區是不同的。這些孩子可以同時處理好幾項資訊。他們不會像我們──他們的父祖輩──一樣去認識,去整併,去綜合。
他們的頭腦和我們的不再相同。
透過手機,他們可以連接到所有人;他們靠GP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到達所有地方;他們藉網路讀取所有知識:所以他們的出沒之處是由鄰域(voisinages)構成的拓樸空間(espace topologique),而我們生活的地方是一個以距離為參照的度量空間。
他們居住的空間和我們的不再相同。
在我們不曾察覺的情況下,在一九七〇年代與今日之間的一個短暫時期,一種新的人類誕生了。
他或她不再有相同的身體,不再有相同的預期壽命,不再以相同的方式聯絡,不再看見相同的世界,不再生活於相同的自然環境,不再居住於相同的空間。
他或她在計劃下孕育,在減痛分娩中誕生,因為有了安寧療護,他或她不再恐懼相同的死亡。
他或她和父母的頭腦不再相同,他或她以不同的方式認識事物。
他或她以不同的方式書寫。我滿懷讚歎看著他/她以兩個拇指發送簡訊,這是我笨拙的手指永遠無法企及的,於是我懷抱著一個祖父所能表達的最多的溫柔,將他們命名為「拇指姑娘」或「拇指少年」。他們的名字就是這麼來的,比那個假學究的舊字眼「dactylo」漂亮多了。
他們不再說相同的語言。從黎胥留的時代開始,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大約每二十年出版一次我們的《詞典》作為參照。在前幾個世紀,前後兩個版本的差異只有四、五千字左右,數字幾乎維持常態;到了現在,前一版和下一版的差異會有三萬五千字。
依此節奏,可想而知,很快地,明日我們後代的語言和我們的語言之間的距離,有可能就像今日的我們和克雷提安‧德‧特魯瓦或莊衛勒使用的古法文之間同樣遙遠。這樣的梯度為我所描繪的變化做了某種近似圖像的說明。
這個巨大的差異發生在大多數的語言裡,究其原因,部分在於前些年的職業類別與今日的職業類別之間的斷裂。拇指姑娘和拇指少年投入的不再是相同的工作。
語言改變,工作也產生了質變。
III
個體
而且,更好的是,現在這兩位都是個體了。聖保羅在耶穌紀元之初所發明的個體,近日才剛剛誕生。從前,我們的生命一直都與我們的屬性緊緊相依:法國人、天主教徒、猶太人、新教徒、穆斯林、無神論者、加斯科涅人(gascons)或皮卡第人(picards)、女人或男性、貧民或富人……,我們從屬於地域、宗教、文化(農村的或城市的)、團隊、市鎮、性別、方言、政黨、祖國。透過旅行、影像、網路和可惡的戰爭,這些群體幾乎全都炸開了。
剩下的散成絲縷。
個體不再明白如何共度伴侶生活,於是離婚;他不再知道在課堂上要循規蹈矩,於是四處走動,聊天;他不再上教區的教堂祈禱。去年夏天,我們的足球隊員不知團隊如何運作;我們的政治人物還有能力組成可靠的政黨或穩定的政府嗎?眾人皆曰意識形態已死,其實是意識形態徵召的那些屬性消散了。
這個新生的個體,說來是個好消息,他們讓嘮叨老人所謂「自私」的壞處得以平反。相較於那些因為(而且也是為了)各種屬性的慾力(libido)而犯下的罪行──造成數億人的死亡──我衷心喜愛這些年輕人。
話雖如此,新的關係仍有待創造。臉書加朋友的運作方式見證的就是這個,它的範圍與全球人口幾乎是等位的(équipotent)。
拇指姑娘就像一個沒有原子價的原子,光裸裸的。我們成人並沒有創造出任何新的社會關係。普遍化的懷疑、批評和憤怒其實是在摧毀社會關係。
我稱為「初成人」的這種轉變在歷史上極為罕見,在我們的時代,在我們的各種群體中,這些轉變造成如此寬闊、如此明顯的裂縫,卻鮮少有目光將之與顯而易見的那些時期相提並論──諸如新石器時代、基督教年代的初啟、中世紀的終結和文藝復興。
在這斷層的側翼,出現的是一些我們聲稱要教育的年輕人,而我們的教學框架年代久遠,年輕人已經不認識了:包括樓房、操場、教室、階梯講堂、校園、圖書館、實驗室,甚至知識本身……,這些教學框架,我的說法是,年代久遠,它們適合過去的那個年代,而現在的人和世界已不復如是。
譬如這三個問題。
1. 拇指姑娘
要教導任何人任何事之前,至少得要先認識他。今天,出現在小學、中學、高中、大學裡的,是誰?
I
新
這個新來的小學生,這個年輕的女大學生,他們從沒見過小牛犢、牛、豬,也不曾見過一整窩剛孵化的小雞。一九〇〇年,地球上大多數人的工作都是農耕和放牧;二〇一一年,法國和其他情況相似國家一樣,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是農民。這肯定是新石器時代以來,歷史最大的斷裂之一。從前,我們的文化指涉的是農務,如今,情況已驟然改變,沒變的是,在這個星球上,我們的吃食依舊仰賴土地。
我向各位介紹的女學生或男學生所過...
推薦序
【推薦序】
Nicolas Bauquet 博凱
歷史學博士
法國在臺協會學術合作與文化處處長 (2014-2018)
我原本是學院的史學研究者,如今成為了一名外交官;在世界的另一端,代表著法國,代表法國的藝術家、學者及科學家們。打我從事這個新的職業起,就竭盡所能的拼:促進聯繫、建立合作、籌劃及鼓勵。而在這十到十五年間,種種新的通訊工具改變了這個職業:眼睛盯著螢幕、指頭滑在手機,我加速時間,我縮短距離,我讓點子、聯絡、創意都數以倍計 – 我,還有我的合作對象、我的工作伙伴、連我的家人都一樣,都被做(Faire)的眩目迷離給捲了進去。但其實,那我還算是知識分子的過往,只在不久以前……那時我花時間去思考。閱讀許多書籍的時間。那時我會對一個思想追根究柢,而不是撲撈那些一閃而逝的點子。
這放棄所為何來?的確,是因為做(faire) 要比存在(être)容易。但同時是因為,像我當初那樣、及現下我這樣子的知識分子,已經不再覺得自己有能力去思考今日的世界。任何一個在這世界的漩渦中間稍稍駐足的人,都要覺得天旋地轉。天旋地轉,因為我們所認識的世界,它的各個面向改變之迅速。而種種信念有如紙牌城堡般的崩塌,也叫人天旋地轉。天旋地轉於驅動這已經滯礙難行的世界之種種元素,那無止無休的複雜性;而要想開始去理解這極速衝刺的將來到底駛向何方,所需要的知識之廣博浩瀚,還是叫人天旋地轉。必得需要幾十位的專家,幾千頁的書寫,才能夠開始思考(penser),重新再來。
此刻在我們手中的這本小書,多麼細緻,它的作者既不是資訊工程師,不是金融專家,也不是個科學家或是搞政治的。這個人不是什麼什麼的權威。這位哲學家,從很就以前,就對於存在與對於思考做了基進的選擇,尤其深切的是他在授業的選擇。Michel Serres 米榭・塞荷從來不是個權勢者,也不是個學究。帶著那每個法國人都熟悉而喜愛的細緻微笑,那散放喜悅的明耀雙眼,那引領我們進入一種思想的清晰溫柔嗓音,他行走世界;而那最被孜孜不倦傳遞的,是對自由的欣慕,以及對學生們的愛。
米榭・塞荷首先是個老師,而這本小書被構成的像是對這個新世代的一闕歌詠;歌詠這「拇指姑娘」的世代,以及這我們還如此難以去理解、去生活、去思考,這正在形成的新世界。在知識之階層體系崩壞的年代,傳承會變成什麼?當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去檢視那些權勢者,去表達他們的好惡時,權力又變成什麼?而在所有個體都可以有如數位聯絡的迅捷去重組他們的屬性,在這種時刻,我們的那些群體性將變成什麼?
在這本那麼小的書裡,沒有這些問題的答案。但裡面有一股力量,推著我們去思考,去迎接這個新世界的挑戰,帶著喜悅、自信去檢視,重新再來。就有如偉大的航海家們出發去發現那些新的世界。沒成為哲學家之前,在他很年輕的時候,米榭・塞荷曾經跑過船,遨遊在地球的四海之上。其實他一直都是,而如今他邀我們奔向海洋,重新再來。
閱讀愉快,也祝一路順風。
(翻譯:吳坤墉)
【推薦序】
Nicolas Bauquet 博凱
歷史學博士
法國在臺協會學術合作與文化處處長 (2014-2018)
我原本是學院的史學研究者,如今成為了一名外交官;在世界的另一端,代表著法國,代表法國的藝術家、學者及科學家們。打我從事這個新的職業起,就竭盡所能的拼:促進聯繫、建立合作、籌劃及鼓勵。而在這十到十五年間,種種新的通訊工具改變了這個職業:眼睛盯著螢幕、指頭滑在手機,我加速時間,我縮短距離,我讓點子、聯絡、創意都數以倍計 – 我,還有我的合作對象、我的工作伙伴、連我的家人都一樣,都被做(Faire)的眩目迷離給捲了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