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 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戰後日本和中華民國的關係,如同一部以近現代外交史發展為劇情,闡述東亞國際關係的時代劇。由於國民黨政權在國共內戰中失利,時任黨總裁蔣介石乃於1949 年12 月從中國大陸退守臺灣,至今中華民國也以國家的型態波瀾壯闊地存在超過一個甲子。而戰後60 多年來的日華關係,若從兩國的政治外交關係層面來看,以1972 年日華斷絕外交關係為分段點,分為有邦交與無邦交兩個時期。日華雙方在有邦交時期(1952–1972),日本政府將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國府或國民黨政府)承認為中國的正統政府,而在1972 年9 月之後,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下簡稱中共政府或北京政府)為中國合法的政府,日華雙方在無邦交時期,則採取經貿和文化等非外交關係,以維持兩國實質上的雙邊交流。
在政治外交層面上,國民黨主政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政府都各自主張自己才是擁有「合法且正統」的中國代表權。 但是,美蘇冷戰等的國際情勢變化和國共內戰的雙重影響下,1950 年代初期以後,中國事實上已分裂成「兩個中國」,而這在戰後東亞國際關係史當中,形成冷戰和內戰交錯且複雜的歷史結構。若從戰後東亞國際關係史的視角來看,美國為防止中國共產主義勢力擴張,在東亞採取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特別是在西太平洋建構第一島鏈防衛線,同時構想讓日本及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成為自由主義陣營的一員。
另外,日本在1951 年9 月締結舊金山和約之後,便逐漸脫離盟軍最高總司令部(GHQ)的占領控制而恢復獨立,並且回歸國際社會。這個舊金山和約的簽訂,被稱為是一種「片面媾和」,締約的國家基本上是以自由主義陣營的國家為主,當然這是深受冷戰影響所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條約的簽訂,不只欠缺被視為全體另一部分的社會主義國家,當時的中華民國及南韓等,部分被視為自由主義陣營的分裂國家,也並沒有參與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簽訂;日本並非社會主義國家,然而被要求進行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同時所有這個條約的締約國原則上都被要求放棄對日賠償,但還是保留了讓日本和各該戰勝當事國有進行兩國間交涉的餘地,特別是為了解決賠償等相關問題,盡可能樹立與東南亞各國的外交關係。
就戰後日本對「中」外交而言,將已退守臺灣且為自由主義陣營一員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視為代表全中國的政府,而給予外交上的承認乃至簽訂日華和平條約,另一方面又不能無視控制支配廣大的中國大陸的中共政權之事實上的存在,這已然陷入到現實面上的兩難境地,而且在優先對美協調外交和對「中」外交政策的取捨之間,如何建構互不矛盾衝突,更是困擾著日本的外交決策圈。從國際政治的層面來看,日本努力於對「中」關係正常化的同時,對美關係的並進調整也是在現實上必須正視的外交課題。
關於戰後日「中」關係有很多的先行研究,是以日本和中共政府間的關係為中心,同時嘗試據以闡明「兩個中國」的政治性解釋。然而,就國際政治現實而言,當時日本政府不只要面對中共,同時必須面對做為中國問題的一環,並扮演重要角色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及互相之間所產生日華或日中關係種種外交上的課題,但從研究的角度卻未必給予重視。甚至,戰後日華關係研究常常被當作日中關係研究面向上的附屬位置。
晚近的研究,關於1950 年代日本對中國政策的摸索之議論受到學界的關注,特別是以「政經分離」為討論中心的研究書刊或論文也已經相繼發表問世。日本東京大學畢業的在日中國學者陳肇斌教授的研究認為,當時吉田首相為實現「兩個中國」的戰略目的,而利用所謂「政經分離」的方法,甚至他強調日本政府以「兩個中國」政策,希望能同時實現「確保」臺灣和「打開」日中關係的政治期待。對於陳教授的論點,同樣是留日中國學者畢業於日本京都大學的王偉彬教授則持不同的見解,他主張認為,即使吉田首相希望同時維持和臺灣與中國之間的兩兩交流,如果同時採取承認中國或是承認臺灣獨立的「兩個中國」政策的話,其實不用採取「政經分離」的方法也是可以操作運用的。
兩人的觀點都各自對於「政經分離」表達了兩種不同面向的立場、主張與見解。而「政經分離」是否就是為實現「兩個中國」的論爭,被戰後冷戰體制規範所拘束的日本政府,在對外關係上,特別是在對「中」問題上,已然明顯出現外交上的困境與兩難的局勢。
另一方面,戰後的臺灣,正值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之際,臺灣和日本的關係透過東亞國際秩序重組的過程,從「內國(做為帝國體制的領地)關係」轉換到「準外國(帝國體制的崩解、GHQ 頒布一般命令第一號)關係」。在日臺關係重新建構的過程當中,日臺間本來的經濟貿易往來雖然一時停止,但是在50 年代初期,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退守到臺灣之際,透過GHQ 的媒介,日臺之間得以通商貿易的形式再度恢復交流,而日臺間恢復交流一事,凸顯出戰後日臺關係的雙重構造發展,亦即戰敗國日本和戰勝國中華民國之間建立新的政治外交關係,以及宗主國日本和殖民地臺灣之間脫殖民地化的過程。以往,關於日華關係的研究實績不少,但論及日臺關係的研究卻是不多。本書則試圖將日臺關係放到美國亞洲政策架構一環的國際視野上,重新捕捉在冷戰架構下,戰後日臺關係在新的東亞國際關係當中,其所扮演的雙重結構角色與戰略性的地位。
再者,戰後日本,被美國拉攏而進入冷戰體制,當時在國力虛弱尚未恢復的情勢之下,必須追求國家最大利益。因此,不得不在政治層面以外,另闢經濟層面為主的外交途徑。是以,處在變動時期的日本外交,可說是從戰前主要考慮政治與軍事層面的外交方針,轉換到建構戰後以「經濟先行」然後「政治承認」之所謂「先經後政」為主軸構想的外交形態。
因此,筆者關注到以經濟關係先行,然後再漸進轉換到政治外交關係鋪陳的過程,同時也顯現出戰後的日華.日臺在政治上深具雙重結構的外交性格。在這研究領域上,已有許多的國際關係史和外交史相關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基本上大都依據美國或是日本外交文書,或是日後以日中關係為研究主流,而1950 年代的日華(或稱日中)外交關係的研究面向,更一時成為這個研究領域的主旋律。例如,袁克勤、陳肇斌等所謂留日中國學者,更在日後成為此一研究領域的優秀學者。他們能從這個研究領域,找到新的研究方向與途徑,決不會是一蹴可成。特別是有關「兩個中國」課題的研究狀況,不僅從日本,也有從中國的立場來看日本外交「觀」,而為這一研究領域的學術討論更加客觀與多元,本書從臺灣的立場,將該研究課題客體化、相對化,以力求針對此一課題討論的學術客觀性。
再者,袁克勤、陳肇斌或王偉彬等在日中國學者,在努力成為研究者的時代,當時相關各國外交文書的公開狀況大不相同。因此,為力求學術客觀性,本書盡可能不過度強調臺灣的立場,但為避免太過淡化,也會適度地讓外交史料「自己說話」。本書主要以日本當時最新公開的外交文書,輔以美國與臺灣方面已公開的外交史料強化本書的論證依據,則可以和以往從在日中國學者的立場所反映的外交「史觀」之間進行對話,也給予東亞國際關係一個新的「歷史詮釋」對話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