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論:韓國人的自殺或許是他殺
又一個人死了!確切地說,韓國社會死了一名韓國人。
2015年6月10日,韓國爆發MERS疫情,確診病例人數達全球第二高。早在6日釜山市爆出第一起MERS病例後,市政府就緊急成立應變本部,分配一名身強體壯的體育局組長到相關防疫單位。就在疫情逐漸擴大之際,這名55歲正值壯年的防疫官員,卻在10日被人發現在山區上吊自殺,他的車上留有寫著「對不起」的遺言紙條。
很難說這不是偶然的。
防疫MERS政府官員的自殺,會讓大家聯想到誰呢?恐怕是最高層級的長官—盧武鉉(노무현)前總統。
當年盧武鉉一卸任,馬上面臨被指認收賄一事,正所謂無風不起浪,早在盧武鉉五年總統任期(2003-2008年)內,其兄盧建平已經兩次捲入賄賂案—2003年9月,盧建平收賄3,000萬韓圜(新臺幣約85萬元),協助大宇建設社長南相國連任,此案被地方法院判刑一年、緩刑兩年,而南相國於隔年3月投漢江自殺;三年後,在2006年參與全國農協中央會收購世宗證券公司過程中,盧建平又被人查出涉嫌收受29億韓圜(新臺幣約8,300萬元),判刑四年,罰款5.7億韓圜(新臺幣約1,600萬元);2009年,盧武鉉和夫人權良淑、兒子盧建昊,也紛紛捲入收賄醜聞案,社會輿論沸沸揚揚,最終,盧武鉉未進法院辯護自身清白,而是選擇留下遺書,於2009年5月23日自殺—為什麼呢?
「我們」的特性
金文學、金兩基等文化學者們經常使用「我們」(우리)來說明韓國人的特性。
對韓國人來說,「我們」的用法再自然不過了,韓國人提到國家,不說「南韓」,而是說「我們的國家」(우리나라);提到父母親或老師,也會說「我們的爸爸」(우리아버지)、「我們的老師」(우리선생님)。在這種語言架構與思維下,這些輕生者生前聽到的指責,恐怕是「你做為『我們』國家『我們』的總統,竟然敢貪污『我們』國民的錢!」、「你還有臉做『我們』國家的總統嗎?」等言論——「我們」就像顆巨岩,壓在他身上。
即使是謠言,也讓「我們」的總統有口難辯吧?同樣地,MERS的官員也有相同遭遇,「你做為『我們』國家的疫情防護官,竟然無法阻止MERS來到『我們』釜山,『我們』居民又該怎麼生活啊?」
許多文化學者想透過「我們」語言特性,來探討韓國人的自殺問題,在我看來,情況比他們想像的還要嚴重與複雜。
首先,「我們」一詞已經帶出了「他者」的面向。沒有他人、與社會格格不入的他者,如何成就「我們」呢?因此,不僅僅是語言思維造就自殺的盛行,我們必須要放大到韓國社會整體結構、社會的公審,與他人的目光等,才有可能揭露韓國人自殺的真正面貌。
再者,韓國人發達的「被害意識」下,誰都不想被他人瞧不起,在此間差社會內,只有努力往上爬,才能逃避被害意識的陰影。
一犯錯。他人的目光就來了。
但韓國人在選擇極端的自殺手段前,其實早已在日常生活裡練習死亡。
過度飲酒是練習自殺的入門儀式
韓國人愛喝酒,且當地酒席文化(술자리)中,喝酒是不能自己倒的,更有自己倒酒會讓坐在對面的人倒楣三年的諺語,不讓對方幫自己倒酒,也有表達不滿之意,即「你不用幫我倒,我自己來——就當做我自己一個人在喝酒就好」。入夜後的韓國街頭,經常可見三五好友結伴相約到酒吧喝酒聊天,互相倒酒。若是一個人在家喝悶酒,無疑是韓國人最寂寞、最失落、沒有朋友的時候——對韓國人而言,酒不只是酒,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承受挫折、練習死亡的儀式—暫時麻醉自己身處現實困境之解藥。
輕微失敗者,一個人喝悶酒。嚴重的,則是靜謐步上自殺之門前。韓國人的死是沒有聲響的,完全異於日本人的自殺,因為日本人平日安分守己地生活,幾點上班、幾點下班、人與人的位階、物品的設計等,都被完整地規劃出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定位點,不輕易與他人起衝突,安安靜靜、不強出頭地生活著。但當日本人決定要自殺時,選擇的往往是「聒噪的死亡」,即要引起他人注目的自殺,選擇場所往往是地鐵站,跳軌自殺的人數也最多,選擇的月台一定是交通量、乘客最多的地鐵站,如赤羽地區。
日本人自殺,必求讓自己的死成為公眾事件,哪怕是對社會的反諷、指控也好,尤其是日本人跳軌自殺,充滿了極度諷刺感。之所以諷刺,在於日本人生前一直不喜歡給他人添麻煩,若當他們要麻煩他人、引起他人注意之際,就是要帶給別人巨大的「迷惑」(めいわく)。
這巨大的迷惑就發生在那一跳,務必使自己的死成為公眾事件,讓當天的交通大亂。
但韓國人喝了酒,不論是在家上吊自殺、燒炭自殺,或是從漢江橋上縱身一跳,抑或是前往深山自盡、跳崖等死法,完全異於生前吵吵鬧鬧、急性子、情緒化的生存樣態,韓國人在選擇結束自己生命時,竟是如此安靜的。
易言之,韓國人生前大聲喧嘩、引人注目地活著,如整形、注重外在打扮,以及服裝設計等,都可看出這一點;他們死時卻是悶不吭聲,私想韓國人在死亡前刻是否意識著要躲避他人視線,找一個地方安靜死去呢?
不論是在釜山地區自殺的防疫官員,或是盧武鉉前總統等人,他們會走向絕路並非偶然,除了責任感、自愧之外,他人的目光正緊盯著他們的錯誤,社會公審也讓他們喘不過氣、張不了口、伸不出手、抬不起腿來了
是啊,在韓國,他人即地獄……
二論:他人即地獄——韓國人的「出世」教育
補習費不是問題,無法「出世」才是。
韓語有個特殊單詞,即有著漢字「出世」的「출세」,多用來稱讚他人升官發達賺大錢等成功之際。韓國人第一次聽到這個稱讚詞,應該是在高中參加完一試定終身的「大學修學能力試驗」(대학수학능력시험,即「大學聯考」)後,考上三大名校S.K.Y.(註:國立首爾大學(서울국립대학교)、高麗大學(고려대학교),與延世大學(연세대학교),S.K.Y.為三者學校英文名稱縮寫)時,家人對自家孩子終於可以「出世」,感到欣慰的稱讚吧。
強調嚴格階級之分的韓國間差社會,「錢力等於學歷」,父母親為了不讓小孩子輸在起跑點上,對其教育投資可說不遺餘力,甚至可說是「耗盡家產」。
早在2004年,韓國導演金智英(김지영)便針對此社會現象,拍了一部《孟父三遷之教》(맹부삼천지교)電影,諷刺家中父親為了讓小孩能考上國立首爾大學,努力地賺錢,與兒子一同搬入一間位於地價昂貴江南區小小套房,為的就是提供給小孩子優良的讀書環境:讓孩子距離名校近一點,考上的機會就越大,「出世」的成功率也就越高。
為什麼要堅持搬到江南區呢?無非是那邊讀書風氣鼎盛:補習班林立、一流的解題名師都在那。韓國的「私教育」(「사교육」,即「上補習班」)狂熱程度在亞洲地區數一數二。我還記得,十幾年前在語學堂學習韓語時,韓語老師還特別用「炙熱」(지열하다)這個形容詞來描述補習班盛況。
根據韓國中央銀行統計數據顯示,韓國人在2008年度的國民教育總支出,創下歷史新高,達到39.9兆韓圜(新臺幣約1兆1,000億元),比起2007年增加了三兆韓圜(新臺幣約8,000萬元),更是2000年國民教育總支出17.5兆韓圜(新臺幣約四億兩千萬元)的2.28倍;其中私人補習教育的金額,自2000年到2008年,八年期間,快速地增漲了三倍,達到19兆韓圜(新臺幣約五億四千萬元),占2008年國民教育總支出的47.61%,而相較於2000年度,私人補習教育金額占當年國民教育總支出的百分比為35.1%,又增加了一成多。
另一方面,若從2008年韓國家庭平均支出額度來看,每戶家庭花在小孩子身上,包含正規學校與課後輔導補習班等費用,總支出約為240萬韓圜(新臺幣約68,000元),約占家庭平均支出總額的7.5%,相較2000年的5.4%,也增加了不少。2009年韓國整年度花在小孩子的補習費用竟高達190億美元(新臺幣約5,700億元),相當於韓國政府教育經費一半以上。但值得思考的是,若以美國為對比值,美國人口是韓國的六倍,但美國補習業全年營收卻只有韓國的四分之一,由此看來,韓國補習班的確是「顯道」、熱門行業之一。
2011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出韓國國中小學生,下課後上補習班的比例為88.8%,當地私人課外輔導(即「家教」)教育市場的規模,為三十三兆五千億韓圜(新臺幣約9,700億元),相當於韓國生產總值的3.95%,也超過了政府2011年審核通過的教育預算。2012年,韓國小學生下課後,不論是上安親班或是學音樂、美術、第二外語,抑或請家教的人數比例,已經高達90%以上,且聘請補習老師的費用,已經相當於政府公共教育支出的80%。
與其說韓國受到「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傳統儒家思想影響,學歷做為改變身分的最佳途徑外,韓國人更將「教育也是金錢打造出來」的資本主義精神,加以發揚光大。龐大的補習費用支出,讓韓國平均每戶人家的所得約有25-33%是花在孩子補習費用上,子女每週補八科算是家常便飯,補到11科算是正常,甚至有些家長還聘請「學業經紀人」,替孩子安排補習課程,其終極目的就是把家中的小孩送入一流大學,之後謀得一份好工作,順利出世。
「錢力就是學歷」這句話在當代韓國社會正血淋淋地被表現出來。
成績優秀的學生參與課外輔導的時間更長,且家裡支出的補習費用也就越高。連帶地,父母親所得也必須更高,才有可能負擔起昂貴的補習費用。擁有大學學歷的家長,有90%會讓孩子參加課外輔導班,而只有高中學歷的家長中僅有50%會讓子女接受課外輔導;月收入700萬韓圜(新臺幣約20萬元)的家庭,為子女支付的課外輔導費用,比月收入100萬韓圜(新臺幣約28,000元)的低收入家庭,相差近十倍。
透過上面的討論,可輕易看到韓國家庭是多麼熱衷投資小孩的「出世教育」。但家庭不惜重本,務求小孩順利出世的期待,也讓準備升大學的高三生承受無比巨大的壓力。
「差一點念到死掉。」
大家知道韓國靈異傳說、鬼怪最多的地方在哪嗎?即在高中校園。韓國恐怖電影,即所謂「鬼神電影」(귀신영화),經常以校園為主場景。如當地最有名且經典的恐怖電影系列,從1998年5月30日開始上映的「女高怪談」(여고괴담),到2013年為止,已經出了六集。類似題材能拍上一系列六集,必有其市場,而市場往往決定在消費者身上;換言之,必有大多數的韓國人意識與社會現況投射於其中。
如同片名,這六部怪談場景皆集中在(女子)高中學校。內容分述學生因為考試壓力大,或是芭蕾舞比賽競爭,第二名變成厲鬼來向第一名復仇(第一集《死亡教室》、第三集《斷魂梯》及第五集《結伴自殺》);又或是突顯出韓國學校霸凌問題(第四集《聲音》及第六集《血玉傳說》)。這些場景選定與情節設定絕非是偶然的,正是韓國高中校園競爭之下的殘酷寫照。
韓國學生升學壓力之大,一切只為了「出世」。這也難怪高三生參加完大學聯考後,全國高中學校幾乎都會舉辦一場燒書大會,應屆考生一班一班集合,然後學生們撕毀教科書,丟到學校早已準備好的大火爐焚燒,此焚書舉動年年登上新聞版面,是韓國高中生的壓力釋放。
我也曾好奇問過韓國友人炫炅(현경)的高中升學壓力,她不堪回首地說:「差一點念到死掉。」這句話隱約透露出,學生因升學競爭,最終受不了「出世」壓力而自殺,而死後的人,被敏銳的電影導演捕捉,以復仇者(鬼神)的形象重返人世、反諷韓國社會。
截至2018年,「女高怪談」尚未拍攝第七集,是否意味校園自殺現象趨緩了,還是說韓國人已經習慣學校就是有人會自殺了呢?當真實世界比電影更恐怖,這些故事,似乎也就沒有拍攝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