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份：用中國的官方權威文獻明證（精裝）

挑戰中共西藏觀點的歷史巨著——讀劉漢城教授的《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撰文: 程翔 
前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劉漢城先生窮十年的心血寫成的、厚達832頁的巨著《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以下簡稱《劉著》）終於在2019年（西藏事件60周年）面世了。在今時今日香港的政治環境，已經無法在此出版這本書，所以唯有改在臺北出版。回想大概六、七年前，劉教授在城市大學悄悄舉辦了一個範圍非常小的座談會，把他的初步發現公諸對西藏問題有興趣的朋友，沒有大事宣傳，連單張也不能出，可見他的研究有多敏感。
《劉著》之所以敏感，就是它是正面地、毫不含糊地挑戰中共歷年發表的西藏《白皮書》（自1992年以來至今已經發表了12份）中必有的一句話「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直言指出1951年的「和平解放」的性質是中共入侵並以武力征服西藏。在華人社會，出版這樣一本書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氣，因為劉教授不但要面對當權派的打壓，也要面對很多「大中華主義者」的批判（例如「鼓吹分裂國家」等罪名）。沒有強大的政治膽識，沒有過硬的研究功底，是絕對辦不到的。

《劉著》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不引外國材料，不引藏族材料（全書只有一處引用了達賴喇嘛的資料，見頁645），只引用中國歷代官方撰述的歷史，而且這些官方文獻的權威性又得到1949年中共掌權後的認可（即中共重印這些資料時保留了其原貌）。因此他的論證方法，是用古代中國人記錄下來的文獻駁斥現代中國人的論述。

現在面世的這本書，只集中在明清兩朝的歷史文獻，至於元朝及民國時期的文獻則要留待下一冊，對此筆者引頸以待，因為此兩段期間在西藏同中國關係史上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元朝時，西藏首次納入蒙古帝國的版圖（注意：筆者強調的是「蒙古帝國的版圖」，不是「中國版圖」）；而民國則是西藏嘗試獨立不果。所以這兩個時期的文獻資料對理解西藏是否中國一部分，應該也是十分重要的。

《劉著》在旁徵博引、扒梳資料方面用功極深，筆者相信，若果要論證「西藏自古以來不是中國一部分」此一命題，則當代人（無論是外國學者或是藏族學者，更遑論漢族學者）無能出其右者。

《劉著》採取的論證方法，先是看看中國明清兩代有沒有主觀聲稱擁有西藏的主權和疆域的文獻，然後看看中國明清兩代有沒有任何在西藏地區行使主權的客觀例證，最後就漢藏之間處理具體事務的過程中分析其當時兩者的關係。

第一，主觀聲稱主權的證據（這部分主要考察明、清兩朝的典籍）
《劉著》翻查了明、清兩朝的官方和民間修訂的史地文獻超過50多種[1]，均找不到西藏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記載。這些文獻涉及中國明清兩朝的郡縣建制、官制、武備、天文地理、地名釋義等等，都未有涉及西藏。很多文獻都把西藏地區列為「外國」或者好像日本一樣，屬於「四夷」之一。很多文獻還附有地圖，清楚界定明朝的西部邊界止於「黃河源、星宿海」（即今天西藏之東）。

《劉著》所引述的這些文獻，都是十分權威的原始資料，也都是公開可以查閱得到的。從這些文獻可以看出，明清兩朝時的中國並沒有主觀上聲稱對西藏擁有主權，因為西藏根本不存在於當年的「皇明」或「皇清」的版圖之內。中共如果認為這些資料不足以說明問題，則它必須拿出證據證明這些當時人的記載或撰述有什麼錯誤或缺失。

《劉著》對古籍特別是古地圖的引用有其十分嚴格的要求。例如他對康熙朝的《皇輿全覽圖》（據說成於18世紀初）就提出很多批判性的意見。該圖顯示清朝的版圖不但包括西藏、朝鮮、蒙古，還包括今天俄國和印度的部分領土。但由於該圖製成後一直秘而不宣，直到1929年才在瀋陽故宮被發現，要待清朝遺老、考古學家羅振玉去鑒定其真偽。羅氏考證後說：「案《皇朝文獻通考》......諸書載欽定敕撰圖書甚詳，而均不載此圖。是此圖不但為人間所罕見，即乾嘉以降，文學近臣亦不得寓目」。《劉著》認為，一份重要檔案要被公開頒發，其內容才能視為反映該國的立場。鑒於該圖被深藏宮內，製成後過百餘年原銅版才被發現，還要勞煩考古學家考證，所以他不採納為證據。就此一例，足以說明作者在引用古籍時態度之嚴謹。

第二，客觀上行使主權的證據（這部分主要考察清朝的各項規章制度有沒有施行於西藏）
《劉著》設定了9個反映主權／統治的準則／象徵，然後看看有哪些準則在清朝期間得到滿足，這些準則是：
1) 有沒有可靠記錄顯示該朝有征服過西藏？
2) 該朝政府有沒有在西藏做過戶口田地調查或徵稅名冊？有沒有在西藏收過稅厘或行使過其他財政權力？
3) 西藏人民有沒有被該朝政府承認／指稱為該朝或中國的子民？
4) 中國的官方語文有沒有被西藏政府／民間使用？有沒有被列入學校教材？
5) 西藏人可否參加中國的科舉考試？該朝有沒有任命西藏人民為中國中央政府的官吏？
6) 西藏有沒有使用該朝的錢幣和郵票？
7) 該朝的中央政府有沒有權力任命／罷免／徵召西藏政府官員？
8) 該朝的律例和司法系統有沒有在西藏施行/運作？
9) 該朝政府能否在西藏徵兵？西藏人們有沒有體制性地構成該朝中國軍隊的一部分？該朝政府能否指揮／控制西藏的軍隊？

《劉著》根據對古籍的深入分析，作出以下結論：
一，清朝時西藏與英國、葡萄牙等被明確稱為「入貢國」，證明在清廷心目中他們都是「外國」；
二，清朝全國性人口和奴隸制度的記載不包括西藏；
三，清帝國從來沒有在西藏徵稅；
四，清帝國全國性政、學、經濟系統都不包括西藏（例如清全國性儲糧倉庫網路就不包括西藏）；
五，清朝體制下，西藏人不是清帝國人民；
六，清代全國性地方官的赴任期限規定證明當時西藏不在中國範圍內；
七，清朝郵政體制證明清帝國在西藏沒有主權；
八，「駐藏大臣」官銜證明西藏獨立於清廷之外；
九，「理藩院」體制證明清帝國視西藏為殖民地而不是天朝的一部分；
十，其他：如西藏不奉清朝正朔，不行清帝國刑法等等。

以上十例，均足以說明清朝的主權不延及西藏，所以無法從體制上證明「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一部分」這一觀點。

《劉著》（第440頁）還引述了清朝派駐西藏的駐藏大臣張蔭棠奏牘，記錄張蔭堂在光緒33年間（西元1907年）〈致外部電陳治藏芻議〉寫下：「……應亟籌收回西藏政權，練兵興學……。欲收政權，必趁達賴未回，得陸軍畢業百十人，密為佈置，事半功倍……。芻議如下：一、擬達賴、班禪優加封號，厚給歲俸，如印度各藩王之制。一、如印（度總）督用王禮，則主國名義自定。……藏屬縱橫七千里，礦產甲五洲，將來必為我絕好殖民地。經理得人，十年收效必倍，每歲商務所入，何啻千萬！」

從清朝駐藏大臣張蔭棠公文「亟籌收回西藏政權」、「將來必為我絕好殖民地」就可知直到1907年距離清朝覆滅（1911）前夕，西藏仍然不屬於中國一部分，乃至駐藏大臣要建議朝廷從速使其變成中國的殖民地。這一奏章本身就最能說明西藏當時並不是中國一部分。

第三，對西藏「善後章程」和「金瓶制簽選達賴」的分析
中共用來力證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證據是1793年前後制定的「善後章程」和至今沒有人看過真本的所謂《欽定藏內善後章程29條》。

中共學者陳慶英《西藏通史》說：「《欽定藏內善後章程29條》的頒行，是清中央政府......對西藏擁有完全主權的一個重要的法律文獻，......它標誌著清政府在西藏的施政達到了成熟和較完備的階段。章程事無巨細，集西藏地方一切權力——行政人事權、宗教監督權、軍事權、司法權、外事權、財稅權於駐藏大臣手中，使駐藏大臣的職權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和完善......自此之後，西藏相對平安無事。《章程》遵行直至清末」（頁389）。

中共1992年《西藏白皮書》說：「為了完善西藏行政機構的職能，清朝多次頒下《章程》，整頓改革舊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1793年，頒佈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共二十九條。主要內容包括：清政府掌握確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去世後轉世靈童的大權。每逢一代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和西藏各大轉世活佛的轉世靈童覓到時，即將靈童姓名繕寫在簽上，納入中央頒發的金瓶，由駐藏大臣會集有關大活佛，掣簽確定（金瓶和簽現在仍保存在拉薩）。轉世靈童的剃髮、取法名、選定授戒的師傅和授經的師傅，也都須經過駐藏大臣奏報朝廷核准。當舉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坐床和親政典禮時，中央派大員親臨監視」。

對於中共這個說法，《劉著》作出詳細的批駁。他首先質疑《欽定藏內善後章程29條》的真假，因為：一，他在翻查所有1949年前的、可供公開查閱的官方文獻如《大清會典》、《東華續錄》、《清代藏事輯要》、《大清律例》、《清實錄》、《理藩院則例》等清廷的官方文獻，都未見有這份檔。二，傳說這份文件的藏文版藏在大昭寺和劄什倫布寺，但1983年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派人去西藏尋找這份文件的原件卻遍尋不獲。至今這份檔仍然沒有向公眾呈現出來，因此《劉著》認為這檔的可靠性存疑。由於這是一份被中共經常拿來證明對西藏主權的重要文件，中共有必要公開展示這份文件，否則無法釋疑。

雖然至今無人能夠看到文件的真本，但「善後章程」的一些制度卻的確存在。所謂「善後」，就是在清廷協助西藏擊退尼泊爾入侵之後制定的若干「善後」措施，其中包括「金瓶掣簽」確定轉世靈童等做法，這些措施都散見於《清實錄》、《東華續錄》等由請代君臣擬議的涉藏章程。但這些文獻卻恰恰證明，直到制定這些政策之前（即1793年前），清廷在西藏是沒有主權的，從而反駁了所謂「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一部分」的說法。劉教授還考證出，即使中共十分看重的體現中央權力的「金瓶掣簽」機制，也是時有時無。他的研究顯示，自從1808年9世達賴以來到1877年13世達賴這70年間，真正用這個方法選出的達賴只有第11和12世，而9世、10世、和13世喇嘛的認定過程（分別是1808年、1822年和1877年），都足以反映清帝國在西藏沒有實權。而從9-13世喇嘛都沒有遵行《章程29條》指定的儀禮（見《劉著》頁645）。根據劉教授的核查，民國以後，已經沒有制簽，因為1913年後，全體中國官兵已被西藏政府繳械後遣返內地。

如何看待這份中共十分重視的「善後章程」？筆者認為，這是清朝政府趁西藏政府有難時乘機把西藏納入保護國的一份城下之盟。在1788-1791年間廓爾喀（即今尼泊爾）兩度入侵西藏，西藏政府要求清廷出兵。清廷擊敗廓爾喀（這是乾隆皇帝十大武功中其中兩件），趁清軍仍然留守西藏時迫使西藏同意此「善後章程」，「自願」地把自己置於清廷的保護之下。有跡象顯示當時達賴不大情願，於是乾隆遂口出恐嚇：
「如達賴覺有礙難，不甚情願，福康安等即向告知：爾等既不能遵奉，應奏聞大皇帝將駐藏大臣及駐防官兵制回，以後藏內僧俗人等諸事，概置不管。倘廓爾喀再來侵擾欺淩爾等，大皇帝亦不復派兵前來為爾辦理，看爾等如何登答，再行具奏」（見《劉著》頁594引用清帝國軍機處《廓爾喀檔》第三冊）。這段話清楚表明，當時達賴不願意接受西藏淪為清廷的保護國，但乾隆威脅不再保護西藏來迫使其接受「善後章程」。

即使是這個達賴很不情願地接受的「善後章程」，也實施不了多久便被捨棄了。根據《清史稿》記載：「議定善後章程，駐藏大臣與達賴、班禪平等......至此，我國在藏始具有完全之主權......（至）道光24年【1844年】......乾隆所定制度，蕩然無存矣」（列傳312卷525. 藩部8西藏）。換言之，從1793年乾隆制定「善後章程」使西藏成為清朝保護國（即取得其主權）起到1844年其所定制定蕩然無存止，清廷實質擁有西藏主權不過50年左右而已。若果不是對西藏主權得而復失，就不會有本文（上）部分引用駐藏大臣張蔭棠在光緒33年間（西元1907年）〈致外部電陳治藏芻議〉 寫下：「……應亟籌收回西藏政權，練兵興學……。欲收政權，必趁達賴未回，得陸軍畢業百十人，密為佈置，事半功倍……藏屬縱橫七千里，礦產甲五洲，將來必為我絕好殖民地。經理得人，十年收效必倍，每歲商務所入，何啻千萬！」張蔭棠這種孜孜於變西藏為殖民地的思想就足以反映當時的西藏並沒有失去她的主權。

接受清廷保護，固然有可能喪失自己的主權，但也有可能夠維護自己的主權，這取決於清廷接下來有沒有強迫西藏改變自己的制度或硬性併入滿情的版圖。到清亡為止，清廷都沒有在西藏進行「改土歸流」的改革。我們知道，明清兩朝的皇帝都對自己國土版圖內部接近邊陲的少數民族土司（地方性政權）實行「改土歸流」的改革，即廢除原來世襲的土司，改派由中央政府委任的「流官」（指有任期制的如流水般去來的官員）出任地方首長，從而使中央權力伸延到邊陲地區。明清兩朝對與西藏接壤的雲貴川少數民族地區都實行「改土歸流」，獨獨未有對西藏進行同樣改革，所以理論上西藏雖然承認是清朝的保護國，卻並沒有失去自己的主權。

綜合上述，筆者認為《劉著》的上冊的確澄清了很多漢族歷史學者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見解的固定成見，能否更進一步否定這個觀點，則要等待下冊面世時的資料才能更好地作判斷。


註釋：
[1] 明代部分計有：《明史》、《大明一統志》、《廣輿圖》、《皇輿考》、《續文獻通考》、《廣輿記》、《方輿勝略》、《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新鍥華夷一統大明官制》、《武備志》、《國朝典匯》、《彙輯輿圖備考全書》、《皇明職方地圖》、《地圖綜要》、《輿地總圖》、《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明會要》、《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寰宇通衢》、《一統路程圖記》、《郡縣釋名》、《輿地圖考》、《肇域志》、《皇明四夷考》、《殊域周咨錄》、《咸賓錄》、《皇明像胥錄》、《裔乘》等共29種官修典籍，

清代部分計有：《清史稿》、《大清會典》、《清三通》、《大清一統志》、《籌辦夷務始末》、《東華錄》、《東華續錄》、《清代藏事輯要》、《清代藏事輯要續編》、《清代藏事奏牘》、《閲史津棣》、《增訂廣輿記》、《山河兩戒考》、《古今圖書整合》、《皇朝文獻通考》、《清朝通志》、《欽定皇朝通志》、《聖武記》、《今古地理述》等19種。

《劉著》引述的民間的資料則從略。

他用權威歷史文獻澄清西藏的歷史真相
——讀劉漢城教授的《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 蔡詠梅
我是在2014年認識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劉漢城先生。當年香港朋友舉辦系列關於西藏問題的講座，劉教授和本人都是其中的講者，但因為參加的是不同的講座，彼此未見面，但知道對方的名字。他在該年4月寫了一封信給我，與我討論西藏問題，信寄到了灣仔的開放雜誌社地址，但我已有兩年是在家中上班，很少到雜誌社，直到該年12月，開放雜誌停刊，辦公室要騰空退租，我回雜誌社收拾東西，才發現劉教授的來信，而這時退休的劉教授在7月與太太已離開香港定居美國。好在他信中留下了美國的電話，我們才開始電郵聯絡。
他告訴我，他個人獨自研究西藏歷史已好多年，很希望與同道的朋友磋商討論。並隨電郵寄來他的一些研究論文。說實話，我對西藏歷史認識非常膚淺，完全不是劉教授的討論對手，於是將他的論文轉寄給有研究的藏人朋友。
劉漢城教授本身的學術專業是管理科學，退休前為城市大學管理科學講座教授，西藏史研究是他的業餘愛好。劉教授從小就對中國歷史有很大興趣，閒暇空餘時間就埋首於中國浩瀚史料讀得不亦樂乎。而劉教授會關注到西藏歷史，據他自己說，源於20多年前一次與一個英國人爭論西藏問題。劉教授是出生於新加坡的華人，當時他同華人社會的絕大多數人一樣，從小被灌輸“西藏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的扭曲歷史觀，並對此深信不疑。當時他無法說服這個英國人，於是就到史料中去查找證據。結果不查不知，越查越覺得所謂西藏自古屬於中國之說根本就是一套謊言。2012年退休後，他開始一心一意皓首窮經於中國龐大的史料中，查詢西藏歷史真相，並決心將他的研究公諸於世。
2016年4月我和劉漢城教授均受邀參加在台北舉行的漢藏友好會議。劉教授在會上做了關於西藏歷史真相的專題報導。這一演講讓我大開眼界，尤其是他對中國元明清時代有關西藏歷史史料的介紹和分析，史料證據如此之雄辯無礙，我猶如上了一堂前所未有的文獻學課程。而在坐的藏人也佩服得五體投地，因為他引用中國史料所作的論述，有些連這些藏人也是聞所未聞的。
在劉教授的專題演講中，劉教授尖銳地批判了中共的西藏自古屬於中國的無稽謬說。他指出，中共最先稱，西藏成為中原王朝一部分始自唐文成公主入藏，因此說太過荒誕，中共自己也覺得說不過去，後來不得不將這個“自古”的時間點修正到元朝。他說，其實自元到民國，西藏從來未被中國真正統治過，但基於時間所限，在這次演講中，他主要談明朝時期。
劉教授首先批評中國歷史地理學權威譚其驤編寫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明朝地圖將西藏納入明朝版圖毫無任何歷史文獻可作依據，是典型的用今天的現實來改寫歷史真實的惡劣例子。他說，明朝時皇帝下令官修的地理書《敕修大明一統志》，明英宗作序，聲稱是要宣示“我國家一統之盛”，但卻沒有把西藏納入其統轄之中，而是將西蕃（即西藏）列入七十多個國家的外夷名單，附於《大明一統志》的明帝國版圖《大明一統之圖》也顯示，西藏的標註是在明帝國大一統的版圖之外，劉教授在會議上出示了這份地圖。劉教授問道，如果連明朝皇帝本人都沒有將西藏視為自己統治之地，後人又如何能夠將西藏添加到明朝版圖之中？
在劉教授對明史文獻的廣徵博引中，還提到了明朝時期的一些稱之為類書的民間通俗百科全書類的書籍，其記錄的明朝行政區，全部都沒有包括西藏在內，他特別以類書《萬用正宗不求人》為例。會後我們聊天，劉教授還談到唐朝文成公主、清朝時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金瓶掣籤認證，以及清朝駐藏大臣等歷史，他都有很深的研究，可以駁倒中國官方及其御用學者的說法。
我當時的感覺是，劉漢城教授對西藏和中國關係史的研究可以說具有前所未有的開創性。
記得2003年我前往西藏訪問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告訴我說，他們不追求西藏獨立，但他們不可能因此而接受所謂西藏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這樣的中共歷史觀，因為歷史的真相只有一個，不能因為遷就現實而扭曲真相。
但要說明真相就需史料來證明。有關歷史真相的論述，中共和藏人現是各說各話。藏民族是宗教民族，其文化傳統更多專注於精神和心靈層面，歷史記載比較薄弱，相比於最重視歷史，有兩千多年寫史傳統，史書史料數量全球第一的世俗性漢民族，無疑是比較吃虧的。再加上語言的隔閡，藏人要在浩如煙海的中文史料中挖掘真相，反駁中共之論述，難度也很大。而在中國境內，有關西藏歷史的研究有很多無法突破的禁區，有實力的西藏歷史研究者卻被綁手綁腳，無法講出真相，敢於講出真相的會受到打壓和迫害。中國著名的藏人學者降邊嘉措在1989年六四之前（趙紫陽執政時候）曾寫了一本十世班禪喇嘛的傳記，因為披露了中共佔領西藏後的一些歷史真相，此書在六四之後隨即被禁。
當然西方藏學家沒有這樣的政治禁忌，但浩瀚而艱澀的古代中文史料對於他們來說，卻是很大的難關。
但所有以上的困難，對於劉漢城教授都不存在。他受過嚴格的西方學術訓練，精通中英文，還懂德語，並熟悉古漢語和中國古代史料，而更重要的是，他生活在自由世界，服膺學術自由，而且敢於面對真相，不受大中華意識形態束縛。以上種種，讓他在西藏歷史研究中能脫穎而出，開拓出一片新的空間。而他的研究特點是用中國自己的史料來反駁中國政府的西藏自古屬於中國的偽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最近，劉教授20年西藏史研究部分心血已寫成一本800頁的煌煌巨著《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雪域出版社出版）。此書主要是分析明清兩朝史料。而他對唐、元兩個朝代，以及民國時期的研究，將會在他第二部待出版的著作中公之於眾。
在這部巨著中，劉教授廣徵博引，幾乎引用分析了所有能夠收集到的權威明清史料，其中包括官修、半官修典籍，明清公文檔案、士大夫學者的歷史地理著作、民間通俗百科全書性質的類書，以及西方的有關史料等。所涉及的領域也非常之廣泛，如明清兩朝的歷史地理、典章官職制度、行政體制、人口統計、土地和戶口政策、學政科舉、稅賦、法制、對外關係、朝貢制度等。而他由這些廣泛資料的分析所得結論只有一個：西藏並非明清兩朝的領土。
 
有關明朝部分，劉教授所引述的文獻有明代出版的14種地理典籍，分析非常之深入，除了前已提到過的明英宗作序的《敕修大明一統志》，我在這裡再簡單轉述劉教授提到的其中幾例資料。在明英宗之100年後的嘉靖年間，明狀元羅洪先所著的地圖集《廣輿圖》，受到後世很高評價，但這部被現代學者譽為“流傳甚廣，影響極大”的明代地圖集所稱的明帝國版圖只 “西至嘉峪”，即是說，明帝國西部國界到今天的甘肅嘉峪關即止，而嘉峪關離西藏東部邊界尚有上千里。到明朝末代皇帝崇禎一朝，進士陳組綬所著《皇明職方地圖》，西藏仍未在明帝國版圖中。
甚至明之後的清代官修明史和民間地理輿志之類，也沒有任何史料指西藏是明帝國的一部分。如清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圖》和《肇域記》所記載明代地理，國內領土並無西藏。而劉教授查閱了明代流行的十幾本通俗類書，均未將西藏列入國內行政區，而是將西藏或列入與日本、高麗、天竺、爪哇，甚至阿拉伯國家相類的外國、外夷或諸夷之列，或根本就未提到。
劉教授通過這些歷史地理史料，以及有關明朝的封贈、朝貢、戶口記錄、徵稅和執法等歷史記載，得出的結論是，明帝國不止是對西藏沒有主權，而且也毫無主權要求的野心。所謂明帝國的在藏主權，是400年後的中共強行追加給明帝國的。可以說，即或原懷疑者，讀了劉教授這本書，也會不得不承認明代時西藏不屬中國可說是定論。
但劉教授說，清朝比較複雜，因為清帝國有一些人在某段時間曾宣示西藏屬於清朝或說過想把西藏納入清朝的話，即清朝有明朝沒有的霸占西藏的野心，因此在清朝的歷史文獻中，有把西藏納入清帝國的歷史記載，但這些記載並未能真實反映清藏之間的關係，有非常之多相互矛盾無法自圓其說之處。劉教授認為，所謂對西藏的主權根本就是清政府的精神自慰。
清朝是在雍正5年（1727年）開始向西藏派駐駐藏大臣，但此時清廷對西藏還無領土野心。其野心是始於乾隆皇帝，這位痴迷於對外武力擴張，炫耀其十全武功的侵略者，其對西藏的野心擴張經過瞻對戰事的鬧劇般的失敗和平定大小金川的慘勝而僅止於今天川西的部分藏區，未能侵入西藏。
最早清楚地把西藏劃到清帝國版圖的文獻是在清嘉慶朝欽定官修的《大清會典‧嘉慶》中的《皇輿全圖》，而這時已是清朝中葉，離滿洲人入關，建立中原政權已160年有餘。
劉教授列表以出版時間排序清代官修和民修的16種權威典籍中，在《嘉慶會典》之前的10種清朝典籍，包括《雍正會典》、《乾隆會典》、《大清一統志》等，或未提到西藏，或是對西藏定位模糊不清。但《嘉慶會典》雖然把西藏劃入大清版圖，但對西藏主權的歸屬界定仍然很模糊，該典籍在有關入貢互市的外國記述中，又把西藏列入與西天（今印度）、暹羅（今泰國）、蘇祿（在今菲律賓）並列的“外夷各國”。而且《嘉慶會典》有關清帝國的戶口和賦稅記錄，也沒有西藏的資料。劉教授認為，其實西藏對於清政府就是外國，大筆一揮把西藏劃入清帝國版圖只是反映清廷想染指西藏的野心而已，而西藏那一方可能還蒙在鼓中。但這幅地圖就成了中共主張清一朝對西藏擁有主權的所謂鐵證之一，譚其驤的歷史地圖集的清朝版圖即聲明以此圖為據。但諷刺的是，隨後魏源在道光年出的刻本《聖武記》又把西藏歸類到蒙古、俄國、尼泊爾、阿富汗等“外藩”之中。
其後光緒3年（1877年）王子音的《今古地理述》的重刻本仍然把西藏列為“朝貢諸國”，將西藏、與蘇祿、荷蘭、緬甸、葡萄牙、義大利、英國等歸入同一類。甚至民國時清朝遺老、大清主義者趙爾巽的《清史稿》對西藏的定位也缺乏明確認知，有時歸類為中國各省範圍，有時又列入藩部，甚至還有“西藏蓋為中英兩屬國”之記述。劉教授認為，這些記述的內在矛盾可初步反映清帝國自嘉慶開始聲稱對西藏的主權實際只是自說自話。
中共及其御用學者說，西藏在清一朝有向清廷入貢，所以是臣屬於清帝國。劉教授指出，清廷記載的朝貢國非常之廣泛。在清廷的歷史記載中，幾乎任何國家來使，都說成是來向清廷朝貢。《嘉慶會典》中提到的朝貢國有朝鮮、越南、琉球、荷蘭、西洋諸國（包括葡萄牙、義大利）。再如英使馬噶爾尼於乾隆58年訪華，民國成書的《清史稿》仍然說是“英吉利貢船”，“英吉利貢使”。
至於中共御用文人以駐藏大臣作為清廷在藏主權的證明，劉教授也作了有力反駁。清朝是在雍正5年（1727年）開始向西藏派遣駐藏大臣。劉教授指出，駐藏大臣不是清政府派到西藏的總督，而是派到西藏這個外國的外交使節，與清廷派往國外的“駐英大臣”、“駐美大臣”，或外國的“駐華大臣”類似。甚至清廷文書有時也會稱駐藏大臣是“藏使”。劉教授還指出清政府負責西藏事務的理藩院體制，只相當於西方國家的殖民地部門
但不論中國如何解釋駐藏大臣和理藩院的性質，但清朝政府未能實際擁有西藏主權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劉教授在他這本著作中，探討了清代在人口統計、戶籍制度、郵政、貨幣發行、賦稅、科舉、衣冠髮飾，以及國防外交等全方位的國家政策是否在西藏有所實際執行的情況，其結論都是否定的，均證明清廷未能對西藏實行其任何一項國家職能。比如，據清末光緒頒布的《大清會典》，清廷對全國實行的稅賦有地賦、丁賦和雜賦三項，一些少數民族政權，則以貢代賦，如貴州土司和四川某些藏區，但無論是賦還是貢，都沒有西藏噶廈政府的記錄。再如學政體系，作為清帝國臣民的權利之一是參加科舉考試，當時除漢地和八旗，雲南、貴州等邊疆，甚至新疆、蒙古都有參加科舉的學額，也獨缺少了西藏。
劉教授指，清廷未能統治西藏，但在其文獻和公文中有時卻將西藏視為其屬地，實際西藏只不過是清帝國想染指但卻未能成功染指的殖民地而已。到清朝末的光緒32年（1906年）任駐藏幫辦大臣的張蔭棠於次年上奏給朝廷的電文即明言清廷想以西藏為殖民地，電文說“藏屬地廣民稀，礦產豐富，他日當可資為殖民地。”“中國之治西藏，當如英之治印度。”
有關乾隆朝於1793年規定的選擇達賴喇嘛靈童的金瓶掣籤制度，劉教授引用大量資料證實，這只是清廷偽造對西藏有主權的自我欺騙手法。1793年後西藏一共產生了6位達賴喇嘛，但西藏政府從來沒有完全配合遵守過清廷的掣籤要求和儀禮，有好幾位甚至完全未經過掣籤，對此清廷並沒有要求嚴格執行的權力。相反，駐藏大臣還多次向朝廷上奏要求免於掣籤，顯然是無法做到，因此清政府的君臣要演一場免於掣籤的假戲。基本上，唯一可證實的是清廷送了個金瓶到西藏，至於是否以此金瓶來掣籤以認證達賴喇嘛，清廷對此可以說是悉聽尊便。
最有趣的是，乾隆皇帝引以為傲的十全武功，劉教授還以資料為證，揭露其中兩全，即兩平廓尔喀（尼泊爾）根本是乾隆和他的臣子互相作假，偽造清軍參戰並獲勝利的假消息，而且作偽內容和手法都十分拙劣可笑。第一次尼泊爾入侵西藏，參戰的只有尼泊爾和西藏兩方，最後藏人不敵，答應巨額賠款後，獲勝的尼泊爾軍隊撤退。清廷完全是未參戰的第三者，但乾隆派到西藏的幾位藏使卻報告朝廷說尼泊爾是因為被清軍擊敗而退軍，還稱尼泊爾向清廷入貢和接受清廷的冊封，並偽造尼泊爾降書。乾隆即以此作為自己的第9大武功，下令“方略館”編撰《欽定巴勒布紀略》，還稱巴勒布（即廓尔喀）為清番屬。直到22年後尼泊爾大軍第二次來犯，這個騙局才被揭破，當年派往西藏的特使巴忠聞訊後跳水自殺。但因事過年久，乾隆這個第9大武功記錄並未被消掉，仍然留載史冊，欺騙後人。
劉教授書中還提到了乾隆時清廷向今天甘孜藏區新龍縣的瞻對藏人部落發動戰爭，清軍將領因打不贏，假造戰果欺騙朝廷，但因為騙局很快被揭穿，所以未被乾隆算成他的武功。清朝對瞻對的戰爭前後打了三次，最後一次在同治年間，終清一朝始終無法征服這個地區。
走筆至此，我到網上去查了一下這個好大喜功侵略成性的皇帝所誇耀的十全武功，發現除了第9大武功是完全的捏造外，另外兩大武功，即所謂兩次平定（實際應該是侵犯）大小金川之戰也完全是吹牛皮，誇大戰功。地處今四川阿壩藏區的大小金川，當時人口僅4萬，兵力僅幾千，大清帝國兩次征伐，共出動大軍30萬，徵用民夫47萬，耗資1億白銀（相當於當時清朝13年的國庫收入），耗時近10年，竟損兵折將，死傷數萬，結果第一次是打成平手，第二次也只是慘勝。典型的勝之不武，乾隆以此誇耀為不世武功，簡直是恬不知恥。
乾隆平定金川之艱難，除了藏人的英勇反抗，也與川藏地理環境十分險要有關。川藏之地，海拔高空氣稀薄，崇山峻嶺，激流峽谷，道道山口都高達4000公尺以上。當時清軍要進軍金川，比走李白所謂“難於上青天”的蜀道還要難上加難，而且除了地理天險，八旗清軍和漢人綠營軍還需面臨高原反應的生理天險。
全球生活在缺氧的高海拔地區的人類主要是兩個民族，一是西藏高原的藏人，一是南美洲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但令人嘖嘖稱奇的是，生活在西藏高原已有上萬年歷史的藏人（科學家在西藏高原發現1萬年前的人類手印化石），和生活在安第斯山的印第安人適應高海拔缺氧生態的生理機能是不同的，甚至剛剛相反。
BBC一篇報導說，安第斯高原居民的血液中充滿了紅細胞和能夠輸送氧氣的血紅蛋白，當空氣變得稀薄，人的血液就會變得更粘厚，增加其能夠向身體各處細胞運送的含氧量。但奇怪的是，科學家發現藏人的血紅蛋白則低到驚人的程度，意味藏人在高海拔會降低血液送氧的量。科學家認為這會減少血管受損和心臟的負荷。因此安第斯山的秘魯人和玻利維亞人會患一種慢性高山病，這是一種因為血液粘厚造成的血管受損和心臟負荷過重所致的一種疾病，但藏人不會。所以藏人是全世界唯一適合高海拔生活的人類。我們漢人上到高原，身體發生的變化是和安第斯山人的反應相同，即血液中的的紅血球和血紅蛋白會增加，以適應高海拔。這即是說，我們漢人到高海拔地區，即使一時沒有很強的高原反應，但生活久了，也會患上慢性高原症。因此在科技醫學發達之前的前現代時候，生活在低海拔的民族是無法征服，也無法統治西藏的。
我想，金川兩戰可能打消了乾隆，以及其後歷代清帝想以武力征服西藏的念頭，但他們對西藏的殖民野心又不死，自然只好玩金瓶掣籤，或一些自欺欺人的公文遊戲來精神自慰了。因此研究清朝時候的清藏關係史，不能只在清廷自相矛盾的檔案記錄中摘取清廷自稱對西藏有主權的記述，而應該像劉教授那樣對歷史資料作全面認真的考證分析，這樣才能釐清史實，還原歷史的真相。
劉教授這部著作還大量披露了中共御用學者是如何明目張膽篡改史料，比如牙含章的《達賴喇嘛傳》強行將《西藏誌》、《聖武記》中記載無誤的“百姓”一詞篡改成“農奴”一詞，以此來配合中共官方捏造的西藏農奴制度偽史。
我期待劉教授關於西藏歷史真相第二部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