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天皇與戰爭世紀

序章 昭和天皇及其時代
  1 佇立焦土之人
  2 大陸之東
  3 太平洋之西
 
第一章大正期政治與宮內的活化
  1 在所謂明治時代成長
  2 大正期的宮內
  3 與國民直接連結的皇太子形象
  4 原敬時代之終焉
 
第二章昭和的出發與動盪的世界
  1 即位大典
  2 一九二０年代的國際情勢
  3 被輸出的革命
  4 東亞情勢與天皇
 
第三章內部的鬥爭
  1 面對已成常規的兩大政黨制
  2 軍中菁英的挑戰
  3 武裝政變與恐怖攻擊時代
  4 天皇機關說事件
  5 皇道派與二二六事件
 
第四章與大陸、太平洋的敵對
  1 中日戰爭及其特質
  2 戰爭與政治
  3 太平洋戰爭及其特質
  4 天皇與戰爭
 
終章戰爭結束後
  1 揮不去的「歷史」
  2 犧牲的狀況
  3 天皇的戰後
 
參考文獻
年表
歷代天皇一覽表
天皇家譜
索引
 

序言

無答責之傳統和帝室論

　　本書以昭和天皇為主題，昭和天皇並不是韋伯所期待那種面對客觀課題，具有能夠承擔完全責任之精神的政治人。我如此撰寫，既不是批判昭和天皇，也不是對其有所非難。因為在近代立憲制度下，天皇被禁止成為政治人。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三條規定「天皇為神聖而不可侵犯之存在」，而被置於可不必承擔法律責任的地位。一八八八（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翌年設置帝國議會，昭和天皇繼明治天皇、大正天皇而成為立憲國家的天皇，為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也是成為近代國家後的第三代天皇。

　　明治立憲制的創始者伊藤博文，持有堅定的天皇論理念。八八年六月十八日，在審議明治憲法草案的樞密院會議時，一開始伊藤就作了如此的演說：「可作為我國立國基礎的只是皇室」。無論是將國家宗教限定為一尊，或是以國家正式揭櫫宗教自由，伊藤深切理解日本和那些能夠以基督教作為國家基礎的歐洲諸國不一樣。日本沒有可作為依據的「人心歸一之基礎」的宗教，不得不以皇室作為基礎，伊藤如此冷靜地確信。

　　就韋伯的想法而言，伊藤認為皇室以及天皇就是一個客觀的課題。因此伊藤在同一場樞密院會議的其他討論部分，明確地敘述「所謂制定憲法以施政，就是將君主的大權明文記載於規定，同時限制其中的部分」、「憲法政治的意義，亦即明白限制君主的大權」。如瀧井一博先生所敘述，伊藤道破立憲制的本質就是限制君主恣意行使大權。帝國憲法中第五條到第十六條都是廣泛地限制天皇的大權，不過實際上運用起來，從國務大臣等的輔弼到統帥部的輔翼，天皇的大權全部得接受助言者的輔助，其結果就產生天皇的所有行為責任是由輔助者來承擔。立憲國家的君主可以不承擔法律責任，就是指上述立憲的機能和運作。又如坂本一登先生明白指出般，伊藤全力排除那些期待明治天皇親政的宮中親信企圖把宮中當成國家制度的一部分。

　　伊藤長期處於國家中樞地位，傾注心血賦予皇室以及天皇在國家和國民之間有一個適當的位置。長期處於言論和思想中心，跟伊藤從事相同活動的就是福澤諭吉。福澤在八二年出版的《帝室論》中，以「帝室為超出政治領域之存在」的巧妙文句為開頭。福澤說在日本談論政治或參與政治的人，不可濫用帝室的尊嚴與神聖，這是他自己一貫堅持的理念。談到前一年天皇頒布開設國會的詔書，福澤發出警告說，如果發生帝室和某一政黨結夥之類的事態的話，帝室一定會陷入「政治社會的塵埃」之中。福澤批判的對象並非國會論者或政黨論者，而是「皇學者流」。 福澤稱那群過於尊崇帝室到「期待舉凡社會百事，乃至政治最細微部分，全歸屬於帝室一處來執政」的人們為「皇學者流」。福澤同時批判皇學者流，由於他們的想法是希望讓帝室直接參與政治，那將會造成對國家不利的狀況。福澤主張皇室理應成為國民精神的總依託，這種想法可說是和伊藤所謂「人心歸於一之基礎」是相同的。

　　挑戰傳統的人

　　這個帶著權威主義氛圍，卻又巧妙控制皇室的明治立憲國家，面臨兩個挑戰。第一是大正民主主義（democracy）和政黨化的挑戰；第二是軍部政治化帶來的準戰時體制的進行。至今為止，原本不容參與國家意志形成的階級和政治主體，開始在政治上有所要求。就這一點來說，無論是第一的大正民主主義時期，還是第二的昭和戰前的準戰時體制時期，都有共通之處。

　　第一的大正民主主義時期，不僅是在政治上有所要求的階層多樣化，也是皇室和民眾緊密形成一體感，頗值得注目。一九二一（大正十）年九月，從歐州歸國的裕仁皇太子受到民眾熱烈的迎接。關東大地震發生時，當時的東京市長永田秀次郎在皇太子歸國之際，略帶興奮地寫道：「吾之皇室，屬於吾人之所有。（中略）直接屬於吾等七千萬同胞之皇室。吾人所親愛的皇太子殿下直接屬於吾等之皇太子」。暗殺安田善次郎的朝日平吾，也在他的遺書裡談及皇太子歸國之事及其歸國日期。 當時的社會狀況就是對政治要求的多樣化以及宮中和民眾一體化的高昂，對於大正民主主義時期所產生的衝擊，元老山縣有朋和屬於政友會的原敬也有所對應。他們彼此之間的默契，就是宮中由元老來處理，政治則由政友會來對付。原敬在政治上承繼福澤《帝室論》的想法，認為「皇室為賞賜恩賜等之府」為理想，企圖將宮中非政治化以及宮中非活性化。然而，因為原敬和山縣的死去，這個企圖受到挫折。

　　第二的昭和戰前準戰時體制時期，軍部急速成為一個政治集團，其影響力也大增。在原敬和山縣死後的立憲國家，如何面對這個衝擊呢？在這段時期，不僅軍部急速成為政治集團且影響力大增，同樣在擴大政治力和影響力的還有宮中的親信集團。內大臣牧野伸顯、宮內大臣一木喜德郎、宮內次官關屋貞三郎、侍從長鈴木貫太郎、侍從次長河井彌八等這群親信集團，企圖擴大宮中和民眾的一體感，以緩和苦於經濟不景氣和失業狀況下民眾的不滿。

　　他們所採取的策略，從二八年完成即位大典的裕仁天皇，受到民眾狂熱愛戴的情景看來，不得不說他們選擇的策略未必是錯誤的。原敬對於政治要求多樣化的第一個考驗，就是以小選舉區制度贏得選舉的大勝利，政友會成為絕對多數並順利掌控貴族院和眾議院。與此大相徑庭，宮中的親信集團無法掌控軍部的政治力和影響力。軍部的激進派和民間國家主義勢力合作，攻擊宮中親信集團為「君側奸佞」，直到二．二六事件的過程中，不但自己被趕出去，同時宮中親信也被趕出去。

　　獨立的個人

　　一九三七（昭和十二）年七月，中日戰爭爆發後，軍部肯定大為驚愕。昭和初年以來，由於恐怖攻擊和軍事政變，以致井上準之助、團琢磨、犬養毅、永田鐵山、齋藤實、高橋是清、渡邊錠太郎等人相繼被殺害。能夠掌管經濟、掌管軍部，以及能夠掌管御前議會的人通通被趕出去。從長期觀點看來，在政治上可以輔弼天皇的首相候補只剩近衛文麻呂，而以「常侍輔弼」形式來支撐宮中和政府的內大臣候補只剩木戶幸一。因此，演變成御座周邊能夠在政治上輔弼天皇的人才極為稀少的狀態。另一方面，雖然統帥部的輔翼功能日漸擴大，戰爭的狀況並非順利進行中。

　　豈止如此，在各個戰爭的方針上，天皇以垂詢各個作戰內容的形式來對統帥部作批判，成為直擊核心的做法。例如：三七年八月，對於想要將戰線侷限在華北地區而逐次投入兵力的參謀本部作戰的批判，或是四二年八月，對於當初不敢派遣航空部隊到新幾內亞島東部作戰的參謀本部的批判，以及四三年七月，更對於不積極決戰所羅門中部的軍令部的批判等。如此之下，身為大元帥的天皇確實在培養勢力，有時更做出超越統帥部輔翼的判斷。御座周邊，統帥輔翼者也演變成稀少的狀態了。

　　雖然昭和天皇並非如韋伯在展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意涵的政治人（＝具有對客觀課題勇於承擔完全責任之精神的人），不過至少還是武田泰淳展望太平洋戰爭當中所意涵的政治人（＝成為歷史動力的人）。筆者認為最後的元老西園寺公望，在四０年死去以後尤其是如此。關於此事在歷史的意義上，我想留在以下的章節來探討。在序章裡，我將以「三次佇立在焦土的人」這個觀點，來回顧昭和戰前時期的昭和天皇前半生。另外，也將從國家和戰爭的關係，來探討大陸和太平洋對日本的國家形成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