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清流：那些遠去的大師們

第一章民國六年（1917）
陳獨秀、胡適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邀，分別出任該校文科學長和教授。二人先後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率先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一個嶄新的《新青年》時代呼之欲出。暮氣沉沉的北大逐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高地。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識精英，也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開創以現代文明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

第二章民國七年（1918）
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艱難之時，北京的新文化運動，卻有一抹春色。《新青年》改組為同人刊物，由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輪流編輯，請撰稿人周氏兄弟、劉半農等人協助辦刊。周樹人以魯迅筆名發表《狂人日記》等小說，我們民族文學的面貌、氣象、精神、靈魂，煥然一新。胡適、魯迅成為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學史上並峙的雙峰。
毛澤東創辦《湘江評論》，寫《民眾大聯合》，胡適對此高度評價：「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重要文字。」
李大釗與胡適開展「問題與主義」的學術討論，陳獨秀、毛澤東、魯迅旗幟鮮明地站在胡適這邊。
陳獨秀、李大釗辦《每週評論》，有良知和正義感的報人章士釗、邵飄萍等，辦《京報》、《時報》等，掀起輿論波瀾，給中國言論史留下一筆豐厚的遺產。

第三章民國八年（1919）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中國依然是獨裁者橫行的屠場和煉獄。新文化運動合乎邏輯地催生了五四愛國學生運動。那些從黑暗中突圍出來的知識分子，集體亮相，以啟蒙者和革命家的膽魄，繼續奮力開啟新時代的閘門，一路高歌猛進，為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譜寫了新的序言。

第四章民國九年（1920）
民國九年（一九二○），比起波瀾壯闊的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少了些紅火，但並不沉寂，「五四」餘波仍在蕩漾。各種政治派別博弈的同時，知識分子關於新舊之爭，也日趨激烈。
陳獨秀、李大釗等傾向政治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秘密醞釀成立共產黨。胡適出版新詩《嘗試集》，成為「新詩老祖宗」，他還與高一涵等人發起《爭自由的宣言》，為爭自由而戰。魯迅進北大當講師，講授《中國小說史略》。他對盲目引進「俄國思潮」，有振聾發聵的回答：「中國人無感染性，他國的思潮，甚難移殖（《致宋崇義》一九二○年五月四日）。」周作人作《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思想革命》，提倡「為人生的文學」，贏得遠遠超過魯迅的聲譽。
道不同，不相為謀，《新青年》時代接近尾聲。

第五章民國十年（1921）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是中國社會劇烈震動的一年，也是民國清流激蕩分化的歲月。大多數知識分子繼續高舉「個性解放與自由」的旗幟，而部分人放棄「五四」個性主義，走向無產階級戰鬥集體主義，創立了中國共產黨。民國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歷史角色，青史留名。

第六章民國十一年（1922）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是個天災兵禍頻仍的年頭。一月十九日，武漢酷寒，天降大雪，凍死很多人。四月，直奉戰爭爆發，在這場血戰中，百姓生命慘遭屠戮。六月十六日，南方陳炯明兵變，炮轟總統府，局勢動盪混亂。同時，文化界和輿論界，爭取言論自由的鬥爭，卻是這一年的主題。一個以歐美派留學生為主的文人集體，在他們的精神領袖群體的帶領下，繼續向武人的專制統治，莊嚴地宣告他們的政治主張。

第七章民國十二年（1923）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的第一天，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發國民黨改組之先聲。二十六天後，蘇俄表示傾力支持孫中山。孫中山與蘇俄代表聯合會發表聲明表示：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雙方認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
六月十二日，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中共決定與國民黨合作。十月二十八日，孫中山任命廖仲愷、李大釗、汪精衛、張繼、戴季陶五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著手籌備改組國民黨。
北洋政府的反動統治更加黑暗且風雨飄搖，通過「取締新思想」議案，控制輿論。二月七日，吳佩孚武力鎮壓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殺害共產黨人施洋等五十餘人，製造了血腥的二七慘案。慘案發生第二天，吳佩孚就以「鼓動罷工，擾亂社會秩序」罪名，查封了漢口《真報》。二月十六日，中共的《嚮導》遭查封。四月因林白水在《社會日報》揭露曹錕賄選總統醜聞，該報被封，林被監禁三個月。八月二十七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報》也因反對曹錕賄選，被禁止在租界外發行。十月，上海的《時報》因發表反對直系軍閥的新聞被禁郵……
一九二三年，知識分子與當局的「不合作宣言」，成了主旋律。

第八章民國十三年（1924）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大小軍閥為繼續分割山河而使得烽煙四起——齊盧之戰，直奉火拚……百姓飽受戰亂之苦。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經歷了漫長痛苦的奮鬥和摸索之後，局勢出現了新的轉機。他在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終於改組了國民黨，確定了「新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在年初順利地召開國民黨的一大，咄咄逼人地在南方崛起。
是年的民國清流，除共產黨人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有明確政治理想外，更多人也懷著希冀，以文學為武器，繼續尋求各自的改造社會之路，他們沒有忘記自己的理性良知和社會責任。可悲的是，因為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價值選擇，陷入了無休止的混戰。

第九章民國十四年（1925）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孫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包括李大釗在內的北京十萬各界群眾的熱烈歡迎。其入京後發表《入京宣言》，稱「乃為救國」，但並沒給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帶來變化，遭到國民黨反對的「善後會議」如期舉行。
三月十二日孫中山逝世，國民黨成立治喪委員會，李大釗擔任秘書股中文主稿。
巨星隕落，舉國哀慟。反動軍閥依然我行我素。四月，京師警廳發布新制定的《管理新聞營業規則》控制言論，遭到胡適、陳西瀅、錢玄同等十八位知識分子抵制。他們聯名致函司法總長章士釗，提出閣議撤銷這一規則，以維護言論出版自由。
是年五月三十日，爆發五卅慘案，激發了洶湧澎湃的民族浪潮。六月三日，鄭振鐸、茅盾、葉聖陶、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瞿秋白主編的《熱血日報》面世，邵飄萍也從六月起在《京報》推出清華學子王造時主編的《京報副刊》，連續報導了五卅慘案，進行反帝宣傳。
知識分子反專制，爭自由，仍是該年思想文化戰線的主流。而五月十一日發生的北京女師大驅逐校長楊蔭榆出校運動，和該年底十一月二十九日，「認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務中的急務」的《晨報》被暴徒縱火焚毀疑案，讓知識界變得撲朔迷離。
當我們悵望民國十四年那紛亂的文化星空，你會悲哀地發現，透過曾經同是新文化的主將，陳獨秀、胡適、周作人等人圍繞著上述兩案的紛爭，及其關於政治、思想、文化的紛爭，深刻地反映出知識分子內部分裂已越來越嚴重。

第十章民國十五年（1926）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依然是北洋軍閥橫行肆虐、充滿肅殺之氣的一年，慘案繼續不斷發生。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悍然槍殺四十七名、傷二百多名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邵飄萍、成舍我主辦的《京報》、《世界日報》等紛紛報導事件真相，嚴厲譴責這場殺戮。朱自清、魯迅、周作人、林語堂等作家也紛紛發表文章抨擊反動政權；王世傑、高一涵、許士康、陳翰生等在《現代評論》週刊發出抗議聲討之聲；上海的葉聖陶、鄭振鐸等以文學形式發出怒吼。
張作霖、張宗昌等在段祺瑞垮臺後，殺氣騰騰入京，先後殺死民初新聞史上熠熠閃光的邵飄萍和林白水，《京報》、《社會日報》隨之被查封，魯迅、蔣夢麟、李大釗等都上了黑名單。共產黨人李大釗面對黑暗和殺戮，勇敢地率領民眾衝鋒陷陣，無私無畏。知識分子站在民眾一邊，表達道義立場。梁啟超、胡適、徐志摩、陳寅恪等於春秋更替、風雨晨昏中，繼續追逐新文化之夢……

第十一章民國十六年（1927）
一九二七年，從北京到南方，中華大地瀰漫著血腥猙獰和死亡的氣息。
義士喋血，大師殞命。
在軍閥張作霖統治下的北京，共產黨人李大釗被推上絞刑架，英勇就義；白髮書生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國之魂消；戊戌變法首領康有為病死青島。三位文人精魂美魄，如火如炬。
空前屠殺，鮮血成河。
北伐軍席捲江南。「四一二」，上海寶山路再次被鮮血染紅。國民黨軍隊悍然向徒手民眾開槍，「傷斃至百餘人」。鄭振鐸、胡愈之、章錫琛等人，聯名致信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吳稚暉等，發出抗議之聲，並於四月十五日在《商報》發表。
廣州的共產黨人蕭楚女四月被殺獄中，趙世炎、陳延年被殺於上海，共產黨人李漢俊、《大江報》創始者詹大悲遇難於武漢。
作家郭沫若、郁達夫、成舍我、章乃器、周作人都以筆為武器，批評時政，激濁揚清。
四月二十六日，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寫信給胡適：「時局混亂已極，國共與北方鼎足而三，兵禍黨禍，幾成恐怖世界，言論尤不能自由。」
是年，中國政局發生巨變，「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國共兩黨分裂也成事實，國民黨通過軍事手段建立了一黨專政的南京政府。而文化界卻依然是紛紛亂象，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的論戰，魯迅與其他學者、作家的爭鬥也從未停止。

跋

曾序 評跋清流著錦篇

序 汪兆騫先生《民國清流》

　　板蕩民初鼎革年，鷄鳴不已競高宣。誰人倜儻為國士，那個卑污成漢奸。
　　可嘆士夫爭側淺，仰瞻胡蔡識英賢。汪公巧運春秋筆，評跋清流著錦篇。

　　這首七律是讀了北京汪兆騫先生將在大旗出版社出版的《民國清流──那些遠去的大師們》後，順手寫下的。其中「奸」字借用鄰韻，民初指民國肇建至本書的斷限民國十六年。所謂「清流」，《三國志．魏書．桓二陳徐衞盧傳評》，有「陳群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之語，後人因用之以稱呼負有時望，不肯與權貴妥協而同流合污的古之士大夫、今之讀書人。因為這樣的士大夫與讀書人，其品格有如不混沾污泥的清澈水流一般。

　　我們知道，民國初年，洪憲竊國，軍閥爭戰，其亂象如同漢末群雄割據、晚唐藩鎮跋扈那樣的擾攘不休，但卻也因此產生許多志士仁人，他們無不懷抱滿腔熱血和赤誠，要為祖國「洗心革面」，要為祖國尋找和開啟可以向上而邁進的康莊大道，好能從抱殘守缺中「脫胎換骨」；使之無論在文學、科學、民主、自由、文化上，能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他們「各彈各的調，各吹各的號」，但也成社結黨，黑白同異，堅持己見，毫不相讓的、幾無底止的爭辯得口沫橫飛。其如火如荼，絕不下於先秦諸子，百家爭鳴。

　　被汪先生稱之以「清流」並譽之為「大師們」而登上這民初舞台的有：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周樹人（魯迅）、周作人、劉半農、沈尹默、鄭振鐸、茅盾、瞿秋白、邵飄萍、成舍我、朱自清、林語堂、徐志摩、陳寅恪、俞平伯、王雲五、郭沫若、郁達夫等等，另有康有為、梁啟超、辜鴻銘、章太炎、劉師培、黃侃等非白話文學派的名師。那時影響力較大的刊物，有《新青年》、《湘江評論》、《每周評論》、《新潮》、《小說月刊》、《創造》、《晨報副刊》、《現代評論》等等；為民喉舌的報紙，更有《京報》、《時報》、《世界日報》、《民生報》、《立報》、《社會日報》、《公理日報》、《熱血日報》、《商報》、《大江報》等等如雨後春筍。

　　以上登上民初舞台之人物、雜誌、報刊，不過舉其犖犖大者，但即此再加上其時代之政治、社會與國際背景，若欲將之著為篇章，則其相關之人事時地，紛至沓來，繁雜無端，真不知要教人如何執筆切入，如何鋪敘，如何拓展，如何轉折，如何別開生面；更不知如何將之鬚眉畢張的，如猛虎出谷、蛟龍騰雲，生鮮活現的重現昔年光華、當時場景。然而這些顧慮，在汪先生的如椽之筆下是如行雲流水的，一一隨著其筆觸所至，處處輕易的蹴開其朵朵之蓮花。而那種自然雅致，也如同水滸之表彰群豪，如同紅樓之艷寫眾芳，是教人興會淋漓、無法釋懷的。而更有進於此者，著名的作家王耀文先生說：

　　汪兆騫老師深諳《左傳》筆法，其《民國清流》依照編年剪裁民國歷史，將人物置於雲詭波譎的大事件大衝突中摹形刻畫，以史家手眼鉤沈實錄，以文學筆墨傳神寫照，於人物書寫中別嫌疑，於敘事中寓褒貶，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援史明志，其為士人清流招魂之深情苦心，令人感佩。

　　就因為汪先生此書，既具史筆而出之以文筆，所以能將恰似帝制寒冬過後之民國，其時英才輩出，逞智鬥奇之林林總總，寫得有如大地乍逢春暖，雜花滿樹、群鶯亂飛那樣，教人眼花撩亂，如過陰山之道，目不暇接。而也由於汪先生既具臧否是非的史識，更具洞燭人性的眼識；所以能「定猶疑，寓褒貶。」能勇於擺脫政治立場的是非偏頗，能「善善惡惡，援史明志」，從而看出誰人是倜儻的國士，那個是卑污的漢奸，而在其字裏行間，天衣無縫的流露出來。我想所謂「春秋之筆」也不過如此。但其中令我惆悵的是：民初耀如繁星的文學、文化界清流，能夠不私心自用，思想不偏執、見解不淺陋，而用此與人爭長論短者已屬鳳毛麟角；更何況其宅心仁厚，博大均衡，兼容並蓄，提攜後進，公義私誼皆得其宜者，則除蔡、胡二公外，似難覓其餘。因此使得民國清流，或各立山頭，對立紛爭；或黨同伐異，形同戰國；甚至不可化解，等同陌路而分道揚鑣，即如周氏兄弟，亦不能免。於是其所行所事，多半無益於己、無利於民，而於社會於國家卻每有所害。所幸其所倡導之白話文學運動，至今成績斐然；可是其對文化之過分刨根剉柢，恐怕萬劫難復。

　　若此，則汪先生此書又可使我們知古鑒今；而毫無疑問的，此書是文學與史學相得益彰的綜合體，是宜觀宜賞，宜於增廣見聞，宜於陶冶身心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