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的亞洲外交：一位外交官的證言

台灣的走向

一、解嚴前後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

戒嚴令下的台灣

——池田先生進入外務省不久後的一九六二至六四年間，曾在台灣學習中文，能否說說當時的情況。之後，也曾在中華民國（台灣）的日本大使館工作過吧。

答：我進入外務省的那年夏天，以「外交官補」的資格派到台灣。這是我首度在駐外使館工作。研修期間的任務是學習語言，所以並未直接與大使館的業務有關。但是，有時聽聽大使館指導官（參事）的訓示，大使館有大型活動時，我也會去幫忙。在那樣的狀況下，我幾乎不知道當時的日本與中華民國（台灣）之間，一般的官方業務為何。

但是，對我而言，六○年代初期在台灣生活一事，是我在觀察後來台灣的變化時的寶貴經驗。回想當時的台灣與現在的台灣，有幾項很大的不同，在此我僅列舉兩項。

第一項是，當時的台灣處於戒嚴令下。台灣戒嚴令的實施長達三十八年，在世界上，除了共產國家之外，沒有像這樣實施戒嚴這麼長的。

與蔣介石總統一起從中國大陸遷移到台灣的國民黨實施一黨統治的時期，雖不如現今中國共產黨的極權主義那般徹底，但那還是個沒有充分自由的世界。例如，我們宿舍裡的學生若有七、八人聚集的話，就會有看似監視員的人到宿舍周邊徘徊察看。這樣的情況曾發生過幾次。

從日本寄來的報紙會被塗黑，從日本寄來的信也很明顯可看出被拆封過。在「漢賊不兩立」的時代，街上很多地方可看到掛著「反攻大陸」的標語。此外，搭巴士時，也可看到寫著「勿談論國家大事」的標語。那是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隔著臺灣海峽嚴重對峙的時代。

當時住在台灣的人民都以身為「中國人」為大前提受統治。今日，「台灣意識」、「中國意識」有多麼強，可從很多民調看出其變化，但當時是禁止實施那樣的民調的。

直到一九八七年，蔣經國總統才解除戒嚴令。一九八八年，蔣經國病逝之後，根據憲法規定，副總統李登輝就任為總統，之後台灣開始邁入民主化時代。亦即，台灣的民主化從開始至今，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歲月。

隨著民主主義的紮根，在台灣，擁有「台灣意識」的人逐漸增加，現在「自認是台灣人」的人數遠遠超過「自認是中國人」的人數（根據國立政治大學的調查）。

我在台灣研修的時期，蔣介石政權以「一個中國」為前提統治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誰才是「正統的中國」。蔣介石所留下的話當中有一句標語是「毋忘在莒」。這是中國戰國時代的一句話，意味著現在雖是困守台灣（莒城象徵台灣），但總有一天會「反攻復國」。當然，很多人都知道那是個幻想，但蔣介石政權是建立在那個幻想之上。

戒嚴時期的另一個特徵就是，在公開場合講日語是一個禁忌。回想我研修中文的六○年代初期的台灣，雖是戒嚴時期，但我在私人場合，不少台灣人會用日語和日本人交談，對日本人很親切、友善。但是，如果在公開場合講日語、對日本顯示特別親近感的話，形同政治上的禁忌。

蔣介石總統統治下的台灣，盡可能地希望消除日本統治時代的影響，因此當時社會科的教科書將日治時代的統治，僅以「殘暴的五十年」一語帶過。此外，教科書的內容，不教台灣四百年的歷史，而是教數千年來的中國的歷史、文化。

——所謂的戒嚴令，在台灣所產生的「國家認同」上，具有何種意義？此外，蔣介石政權下，對於五十年間的日治時代的評價如何？

答：現在以台灣的人口比例來說，日治時代住在台灣的民眾與其後代被稱為「本省人」，在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口當中占八五％。二次大戰後從中國大陸遷至台灣的人及後代則被稱為「外省人」，占十幾％。此外，原住民約占二％。

日本敗戰，剛好是五十年的日治時代結束時，在台灣的人民因認為可回歸「祖國中國」而感到歡欣。但那樣的歡欣卻沒能維持太久。

實際上，從中國大陸遷來的外省人的軍隊當中，有很多是在中國大陸與共產黨內戰時打敗仗，「提著鍋釜」那樣的烏合之眾的殘兵。一九四七年二月，發生了「二二八事件」，一起攤販的取締爭議成為導火線，蔣介石的先遣部隊殘殺台灣人。

有關「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所帶來的衝擊，前台灣大學教授彭明敏曾指出，原因在於「文明的衝突」。他表示，「對比五十年間的日本統治的結果，在台灣已根深蒂固的『文明、進步、純樸、清廉』的各項特徵，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人代表著『野蠻、落後、奸計、貪污』的人。當時，台灣社會與大陸來的軍隊之間存在著『文明的衝突』」。

的確，「二二八事件」令「本省人」對中國人的觀感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巷弄之間有人說「狗去豬來」，這樣的「本省人」的反應，說明了他們內心的掙扎與衝擊有多麼大。

台灣的行政院所彙整的「二二八事件」報告書記載，推估這事件的罹難者約一萬八千人至二萬八千人。罹難者當中大部分是接受日式高等教育的「本省人」菁英。「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在戒嚴令之下，對於受日式教育的民眾的監視更為嚴峻，他們成了「沈默的世代」。在我研修中文時期的台灣，政治、經濟幾乎所有的方面，都是由「外省人」在掌控。

李登輝總統執政以後，政治上逐漸民主化，台灣人民變得可以自由地談論日治時代五十年間的事。一九九七年，對日治時代的評價有了根本性改變的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出版。

——李登輝總統時代，如何評價過去日本的統治？

答：現在台灣的各種社會科教科書，即使之後課綱標準有所改變，但基本上也都是延襲這本《認識台灣》教科書的內容。這教科書詳述日本統治時期日本對於反日運動嚴加打壓，也將一九三○年的「霧社事件」視為「義民們的武裝抗日事件」。但同時，對於鐵路、道路、港灣、農業灌溉用水的建設、治安的維護、製糖業等的產業開發、衛生觀念的養成等，對於日本在台灣「積極推動經濟改革及建設」的正面評價，也做了具體的描述。

《認識台灣》的陳述當中，值得一提的是書中明載，雖然是實施日語教育，但二次大戰結束當年，台灣的初等義務教育的就學率是八○％，達相當高的程度。這相較於當時亞洲被英國、法國、荷蘭所殖民的地方，數字相當高。

另外，與中國（清朝）實際統治台灣的二百多年相較，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間，台灣整體的治安情況是如何維護、公共衛生水準如何提升，使得死亡率下降等，《認識台灣》教科書也都有所記載。

如果知道蔣介石時代的教科書，將日治時代很簡化地概括為「殘暴統治的五十年」的話，對於《認識台灣》的評價的改變一定會備感驚訝。

一般而言，當時的國際環境中，要將日本過去的歷史做平衡的觀察是很困難的，新的執政者一定會謹慎處理，而不能將殖民統治時代一味地美化。殖民統治的一方與被殖民統治的一方看法不同，這是難以避免的。不過，《認識台灣》教科書整體而言，對於日本在台灣近代化基礎的形成上所扮演的角色，給予了肯定、正面的評價。

二○○七年，李登輝前總統訪日時所發表的演講當中，曾對日治初期一八九九年起的八年八個月的時間，當時的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事蹟有一番陳述。「當時，在盜匪橫行、疫病蔓延的未開發地台灣，後藤新平奠定了近代化的基礎……對我而言，後藤新平是偉大的精神導師。」

台灣大學名譽教授何瑞藤曾在一份投書中寫著：「被清朝割讓給日本的台灣，在那之前是被視為『化外之地』，不僅是不衛生，也是傳染病蔓延、連小學都沒有的不文明之地。但日本施政僅五年（一八九五至一九○○）之間，已創設了一一二間小學，奠定了教育的基礎。」此文中所謂的「化外之地」，指的是未受到中華文明洗禮的未開化的地方。

回顧過去，在我研修中文時期的台灣，是尚未開始民主化之前、蔣介石執政的時代。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尚處於關係不睦的情況，但學生之間彼此都盡量抑制那樣的關係，我與我外省人、本省人的友人之間，都能毫無隔閡地交往，這可說是年輕人的特權。

當時，中文的老師全都是中國大陸來的、講標準中文（國語）的「外省人」老師。年長的「本省人」基本上是講方言台灣話（閩南語或客家話），受過日本教育的「本省人」在私人場合仍會講日語。我當時覺得中文好像還是一種「外來語」。

如今歷經五十年後的台灣，外省人與本省人幾乎都講中文了，尤其是年輕人之間已沒有語言的隔閡。

——研修時期是在台灣的大學學習的嗎？

答：我每天去台灣省立師範大學（目前已改為國立）這所教中文的學校學習，但我學籍是在國立台灣大學的歷史系。

——研修時期所認識的同學，包括台灣大學和師範大學的老師們，之後仍有交往嗎？這對於池田先生人脈的建立有助益嗎？

答：這點就是台灣很好的地方。現在的台灣是個開放、正常的民主社會，所以我和六○年代結識的友人，之後也有很多機會聯絡。我在擔任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的二○○五年至○八年之間，曾與友人在暌違幾十年的情況重逢。雖然並不是很多人，但其中本省人、外省人的朋友都有。

名字我不一一詳述，其中有上述的前台灣大學教授，起草《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後來逃亡到美國的彭明敏，以及李登輝前總統的心腹、之後擔任亞東關係協會（交流協會的對口機關）會長的彭榮次，還有清華大學前物理系教授劉遠中，撰寫《流月》、《皇帝變》的作家何偉康。這些都是我在台灣研修中文的六○年代，所結識的少數知己。

我長年從事與中國有關的工作，所以結識的中國人（此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也不少。但是，中國人有別於台灣人，即使有官方的互動，卻不能有私人的交往。舉例而言，我和中國人之間，一定要避免寫私人的信件。有人想打擊特定的人士時，如果有留下信件的話，可能會被利用來當成「與外國私通」的證據。如果不想添對方的麻煩，最好克制與對方交流。

台灣的走向

一、解嚴前後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

戒嚴令下的台灣

——池田先生進入外務省不久後的一九六二至六四年間，曾在台灣學習中文，能否說說當時的情況。之後，也曾在中華民國（台灣）的日本大使館工作過吧。

答：我進入外務省的那年夏天，以「外交官補」的資格派到台灣。這是我首度在駐外使館工作。研修期間的任務是學習語言，所以並未直接與大使館的業務有關。但是，有時聽聽大使館指導官（參事）的訓示，大使館有大型活動時，我也會去幫忙。在那樣的狀況下，我幾乎不知道當時的日本與中華民國（台灣）之間，一般的官方業務為何。...

推薦序1

⊙陳唐山（遠景基金會董事長）

池田大使於2005年到2008年出任駐台代表，當時我歷任外交部長、總統府秘書長和國安會秘書長等職務，彼此經常接觸。2007年底，大使緊急來訪，說要傳達政府訓令，但見他神情肅然，緩緩從西裝口袋拿出一紙文件，逐字唸出日本政府對台灣舉行「入聯公投」的立場；猶記大使語氣平緩，不卑不亢，充分展現出多年外交歷練的沉穩與內斂。

大使和台灣特別有緣，他的外交生涯起點就是日本駐中華民國大使館；數十年後，從外務省退休的他又被派赴台灣，出任日本交流協會代表。再度出使台灣，兩國雖已沒有外交關係，但他深厚的外交功力非但不受拘束，反而益見精湛。

承蒙大使抬愛，特囑我為中文版作序，實深感榮幸。綜覽全書後發現，池田大使不愧是資深的外交家，不僅觀察力敏銳，而且論述精闢；他擁有豐富的國際視野和紮實的外交經驗，透過冷靜觀察後的分析，能讓我們從不同角度來審視過往的發展歷程，以及未來的可能走向。

本書是由口述歷史彙集而成，時間軸從大使進入外務省開始，一路延伸到出任交流協會代表；空間軸則擴及外交生涯的服務區域，但以涉及亞洲關係的國家為講述重點。大使將鮮明的記憶透過口語化為文本，讓讀者從他的角度回顧超過半世紀的歷史，本書或可視為日本外交家針對當代部份東亞史的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讓我們有機會重新耙梳歷史，思考歷史事件的多重意義。以下謹從本書勾勒出來的歷史脈絡和思考角度加以析論，用做台灣讀者閱讀本書的參考。

第一，身歷其境的證言，引領讀者重回歷史現場進行考察。

本書日文原名是「激動のアジア外交とともに」，副標是「外交官の証言」，閱畢全書第一個感受就是，不論是柬埔寨問題或日中台三角關係的變遷，池田大使都置身其間，在東亞的歷史場景中扮演參與者、協調者和觀察者的角色，對重大議題提供珍貴的第一手資訊。

大使夙有遠見，初任外交官即主動走訪東南亞各國，觀察區域情勢，體認戰後日本除了經濟發展，亦需積極承擔國際責任。擔任駐泰大使兼柬埔寨臨時代理大使期間，他更穿梭烽火，在施亞努國王與三派間進行調解。施亞努推崇日本是誠實的仲介者，大使的人格特質備受信賴。

第二，國際局勢瞬息萬變，親密盟友都可能有意外之舉。

田中角榮上台後與中國建交，原因之一就是對美國的反彈。季辛吉和尼克森先後訪中，日本人驚覺戰後興築的防波堤突然潰堤，日本前駐美大使朝海浩一郎曾說：「很擔心有一天醒來，看到美國與中國握手。」當時用「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來形容這種變化，顯見衝擊力道之大。所以，美國從訪中到建交尚遷延六年，日本人一受「震撼」就跑到前頭。

大使深知美日關係的重要性，但應謹記盟友也會做出意外舉動。面對詭譎多變的國際形勢，台灣的感受何嘗不然？

第三，中國反覆不定，擅於把議題操作成對自己有利的形勢。

日中建交前，北京政府常指控《美日安保條約》是敵視中國的侵略性軍事同盟，但中國變臉速度很快，建交聲明不但隻字未提《美日安保條約》，還認為該條約的存在是理所當然。

當時中國的優先考量是聯美日抗蘇聯，蘇聯瓦解後，又走回牽制日本的方向。現在中國面對美國貿易戰的龐大壓力，或認為離間美日才符合中國利益，從而開始修復對日關係，但什麼才是中國的「真意」？恐怕有待斟酌。

大使擔任外務省亞洲局長期間，實際參與1992年天皇訪中的交涉過程。出訪前幾年，中國力勸日本，天皇若能成行，橫亙在兩國間的戰爭情結將可告一段落。訪中時，天皇誠摯表達日本曾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苦難，兩國關係看似修好，但後來江澤民訪日，卻在皇宮的國宴上訓斥日本人，讓池田大使對共黨高層的出爾反爾深感憤怒。後來中國前外長錢其琛又在回憶錄中提及，為了化解國際社會對天安門事件的制裁，「天皇訪中」便成為中國突破國際包圍網的戰略，更讓日本人跌落被利用的悵然。

第四，真誠面對殖民及二戰歷史，積極化解戰爭情結。

大使坦言，要平衡觀察日本過去歷史並不容易，一定要謹慎處理，不能一味美化殖民時代。當然，他也不認同左派的自虐史觀，主張客觀看待所有歷史。

二戰時期，日本佔領印尼後，原殖民統治者荷蘭有眾多軍民被關入集中營，戰後這些擁有特殊「日本經驗」的荷蘭人回到母國，對日本從無好感，1971年昭和天皇出訪荷蘭便遭遇大規模抗議。2000年明仁天皇訪問荷蘭，日本擔心示威再起，當時駐荷的池田大使走訪各地尋求協助，最後僅見零星示威。

他積極拜會戰爭受害者團體，傾聽他們的心聲，誠心建立情誼，每年邀請受害者到日本訪問。後來荷蘭國王亞歷山大（Willem-Alexander）訪日，提到「和解」與「新的信賴關係」，雙方都竭力撫平傷痕，荷蘭社會終於跨越二戰情結。

相較於此，當中國需要日本的時候，日本就是和平主義國家，一旦中國有其他需求，日本就可能被扣上「軍國主義」的帽子，「歷史問題」顯然還是中國用來操作對日關係的外交工具。

第五，台日關係緊密，仍有脆弱一面。

大使任職交流協會第一件事，就是把事務所的名稱改為「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雖然只是一個小動作，但要取得交流協會總部所屬官廳（外務省及經產省）的同意就得耗費時日，再來就是將「所長」的頭銜變更為「代表」，增進實質關係。

雙方關係固然友好，卻有一條隨時可能被撥弄的敏感神經，就是釣魚台問題。湊巧的是，兩次重大釣魚台爭議剛好都發生在大使任內，一度劍拔弩張。大使說，台日關係從未如此緊張，釣魚台問題就是台日間的「阿基里斯鍵」。所幸2013年簽署漁業協定後，紛爭暫告底定。

第六，洞悉台灣政治現象，精闢析論微妙的兩岸關係。

1962年來台的池田大使深入了解不同族群的歷史文化和政治狀況，當時就觀察到戰前接受日本教育的民眾在戒嚴體制下處境艱難，成為「沉默世代」。這是我父執輩的生命經驗，當年他能清楚掌握台灣社會的脈動，令人佩服。

不僅如此，大使對台灣的政治現況更是觀察入微。他說，陳水扁贊成台灣獨立，取得政權後卻提出「四不一沒有」，這是附條件的維持現狀，束縛著陳水扁政府。馬英九雖懷有強烈的中國意識，主張「終極統一」，參選總統前則提出「不統、不獨、不武」，也是朝著維持現狀的軌道調整其政策。

他指出，一旦進入現實的政策面，維持現狀才是台灣總統的務實選項。陳、馬兩位總統在維持現狀的框架中分屬兩極，至於政治理念不同的領導人都採行維持現狀，其原因除了國際局勢，重點就是台灣要走向獨立、統一或其他選項，那是選民應該判斷的問題。談到這裏，本書雖未言明，但已觸及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就是只有台灣人民才能決定台灣前途，不是執政者所能越俎代庖。

大使兩年前就指出，蔡英文總統推動「維持現狀」政策，希望與中國保持和平穩定，中國如果無視其善意，恐將面臨很大的國際風險。事實證明，中國對台灣祭出外交壓迫與軍事恫嚇，確實加深台灣被迫害的國際形象，美國更持續強化支持台灣的力道；而今各國對中國的經貿和軍事威脅提高警戒，進而採取防範措施，按此國際趨勢，或將為台灣開啟新的窗扉也說不定。由此可見，池田大使對時局的洞見確實鞭辟入裡，發人深省。

不過，他也提醒我們，所謂的「維持現狀」只是一個曖昧概念，它代表雙方互鬥結果暫訂的均衡狀態，海峽兩岸並非什麼都不做就能維持現狀。這段話精準道出台海雙方在各種權力的作用下維護均衡狀態的難度，值得深思。

綜上，做為熟稔亞洲政治的觀察家，池田大使直指鄧小平清楚闡明反霸權的立場，然而環視當前雲波詭譎的亞太情勢，中國當年的承諾安在？尤其，伴隨中國崛起而來的擴張作為與權力競逐，亞太局勢的演變將是國際社會的焦點所在。值此區域秩序變遷的當頭，這本兼具專業情懷和敏銳視見的外交證言，相信可以為亞太和平帶來正面思考。

推薦序2

⊙沈斯淳

池田維大使將其外交生涯與亞洲相關部份以訪談方式呈現在本書四個章節内，其中包含觀察外交事務的角度，也述及推動外交工作的方法，有助於讀者對日本外交實務的瞭解。

1962年池田大使進入外務省工作，初期曾到台灣修習中文，其後在外務省經濟局、條約局、情報調查局、亞洲局担任各項職務；駐外方面則歷經駐荷蘭、駐巴西大使等要職，2005至2008年間來到台北担任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綜觀其40餘年職業生涯，足跡遍及亞洲、美洲、歐洲及中南美洲，工作則涵蓋雙邊及多邊外交事務，資歷極為豐富，如今回憶記述，其内容自亦頗多可觀之處。

外交工作面向複雜，既有人際間複雜的關係與互動，復有國際間百繞千迴的高階矛盾與衝突；外交人員面對接踵而來的挑戰與難題，原已應接不暇，而隨著資訊技術的快速提昇及普及運用，加上氣候暖化、人口移動、恐怖主義等跨境議題之增加，各國面臨之外交挑戰難度提高了，對應挑戰的時限縮短了；在此時刻，對過往外交實務經驗進行省思，並習知熟稔其間富含之微妙，對未來外交事務之處理必有助益。

池田大使1989年到日本駐泰國大使館服務期間處理柬埔寨和平進程相關議題。當時柬埔寨與越南關係如何修復可說是推動和平進程之重要問題，池田大使則認為「柬埔寨紛爭本身就是世界强權政治的反映，所以在國際合作的架構中如何安定處理柬埔寨紛爭一事，比柬埔寨與某特定國家的關係修好還更重要」。外交關係可大略分為雙邊與多邊關係，前者意指兩個國家間的來往，後者則指在國際組織、公約、會議架構下國與國之間的互動。實務上，各國之政軍經貿等涉外關係在全球化現象顯著之現代無不錯綜複雜，兩個國家間的關係鮮少不受( 一個或一個以上)第三國之影響，故國際利害之衡量計算必須兼備雙邊與多邊角度，即使僅為增強兩國關係或解決兩國間爭議，跨越雙邊的視角不可或缺，國際現實對外交人員的要求日益增加。

2000年日本明仁天皇訪問荷蘭。德川幕府鎖國時期，荷蘭經由長崎出島得與日本貿易，蘭學則為近代日本接觸西方文明之通道，日荷交流至2000年已歷400年，日皇訪荷有助於推動雙方親善友好，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佔領印尼，在印尼之荷蘭軍民受害問題至今猶存，若在日皇訪問期間發生荷蘭民衆示威事件，外務省考慮以在荷召開記者會方式駁斥示威人士；池田大使駐節海牙，就此向外務省「坦率地」提出意見，外務省的觀㸃最终並未形成實際政策。駐外使館與本國涉外事務相關部門意見不同在外交實務上原已非罕見，成因在於決策過程中，資訊及意見來源益趨多元，角色扮演者為数益增，來自駐外使館之觀點及建議專業性雖較高，但在決策權逐漸分散之現代社會，駐外人員除與駐在國政府溝通交涉外，如何也能成功地與本國政府及公民社會相關部門協調商議，應時在念中。

1966年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事發初期，如何為該群衆運動定性，外務省内曾有討論。池田大使所持見解異於部分外務省官員及學術界人士，他不認為文革是「青少年的教育運動」，也提到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是「當時蒐集中國情報的日本政府的最前線」，雖然日本「當時是非常關注中國大陸....但是....還是有極限(瓶頸)的」。A good decision is based on knowledge... (柏拉圖語)，故獲取有關外交議題之知識及環繞該議題之現地氛圍("knowledge and a feel for the local scene"，擷自Robert D. Kaplan 著The Ends of the Earth) 係外交人員核心職責之一，但此事在資訊閉鎖之國境固是困難，在開放公開之社會裡亦是不易，訊息匱乏或泛濫都會造成局勢研判及政策採擇之錯亂。外交人員對資訊及氛圍之蒐集瞭解宜抱持「最前線主義」,並注意將適切之資訊適時送達適當之資訊使用者。

本書有相當篇幅提及池田大使對台灣政情及社會發展之觀察。台灣與日本地理隣近，經貿聯结密切，觀光及學術文化交流頻繁，民衆相互好感程度高；但是雙方關係有光亦有影，歷史及海域問題依舊在，彼此意見及立場大有不同，如何增進瞭解、就事論事、妥善處理誠為挑戰。近年來全球及亞洲局勢多變，台日關係未來發展之機遇及障壁究竟如何宜時時關注。

放眼展望未來國際局勢，保護主義上揚，民粹主義喧狂，主要國家實力對比發生變化，國際合作體制效能衰退，事關和平與戰爭之外交工作角色將益發重要。若期外交政策能夠有效制定及執行，則「度之往事，驗之來事, 參之平素」(鬼谷子/決篇)之工作不可或缺，外交實務經驗之沈澱積累因之極其重要，期待這方面的訪談、寫作、出版及交流持續不斷，成效日顯。

推薦序1

⊙陳唐山（遠景基金會董事長）

池田大使於2005年到2008年出任駐台代表，當時我歷任外交部長、總統府秘書長和國安會秘書長等職務，彼此經常接觸。2007年底，大使緊急來訪，說要傳達政府訓令，但見他神情肅然，緩緩從西裝口袋拿出一紙文件，逐字唸出日本政府對台灣舉行「入聯公投」的立場；猶記大使語氣平緩，不卑不亢，充分展現出多年外交歷練的沉穩與內斂。

大使和台灣特別有緣，他的外交生涯起點就是日本駐中華民國大使館；數十年後，從外務省退休的他又被派赴台灣，出任日本交流協會代表。再度出使台灣，兩國雖已沒有外交關係...

⊙池田 維

有關本書以訪談的形式付梓問世，首先我想簡單介紹一下其中的經過。我在結束四十二年任職於外務省（外交部）的職務後，轉任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二○一七年起更名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約有三年半的時間在台灣工作。在無邦交的日本與台灣之間，交流協會是代替大使館的窗口機關，屬半官方半民間的機構。

卸任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一職返國後，我受友人之邀在立命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系）擔任客座教授，有幾年的時間，我教學的主題是「日本外交與東亞」。在結束密集的講課之後，系上的石原直紀教授希望我能以「口述歷史」的形式接受採訪，這也成了我將內容彙整並推出此書的契機。

石原教授在九○年代初期曾任聯合國職員而派駐到柬埔寨工作，擔任UNTAC（聯合國柬埔寨過渡時期權力機構）的新聞負責人。我當時是駐泰國大使館公使兼柬埔寨臨時代理大使，之後我擔任外務省亞洲局長時期，也曾有處理柬埔寨紛爭的經驗，所以我最初接受「口述歷史」採訪時，想到的主題便與柬埔寨有關，於是本書首先就從「柬埔寨的和平」這個主題開始談起。

結果，我接受了十幾次的專訪，本書的主題就從柬埔寨的和平問題擴及中日關係、日本與荷蘭戰爭受害者的和解，以及台灣問題。進行專訪的人除了石原教授外，還有研究中國及華人社會的專家小木裕文教授（立命館大學前副校長）、日本外交史的研究學者村上友章准教授（目前在三重大學，編註：日文的准教授，相當於中文所稱的副教授）。

回顧我在外務省任職的四十二年及在交流協會任職的三年半，我大致算了一下我從事亞洲外交關係的期間究竟有多長。當然，我派駐外館的工作與在東京外務省的工作不能相提並論，概略一算，四十五年之間約有二十幾年的歲月，我從事與亞洲有關的外交工作， 這也是我將本書的主題設定為「亞洲的外交」的緣故。

協助解決長達十幾年的柬埔寨紛爭，是戰後日本外交首度積極參與建立亞洲區域紛爭的和平。日本當時究竟扮演了何種仲介的角色，而對和平的建立做出貢獻呢？本書將針對日本所扮演的主導性角色一一說明，包括柬埔寨各對立派系所參與的東京會議之舉行、與波布派（Pol Pot）之間就解除武裝問題進行數次對話與交涉、為了柬埔寨重建所做的經濟支援活動等。

戰後的日本，首度派出自衛隊與文民警察，參與駐柬埔寨的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

（PKO），遺憾的是，有兩名日本人罹難，但我深感日本人既參與了PKO，就有必要進行符合國際標準的行動。歷經逾二十年後的今天，加強使用武器的權限、承認「馳援警護」的必要性等集體自衛權的有限行使，終於變得有可能了。柬埔寨和平的過程當中所被言及的各種課題，對日本外交而言，現在還不失新意。

我任職於外務省時，花最多時間在處理的事務是與中國、台灣的關係。本書將轉變中的中日關係的軌跡，焦點鎖定於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備忘錄貿易事務所時代、中日關係正常化（建交）前後的北京、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與「反霸權條款」、釣魚台主權問題、對中國實施經濟合作的開始、天安門事件的意義、天皇陛下訪問中國等，我以自身的經驗大致做一番回顧、綜覽。我認為，重新省視在那些事情發生的時期，日中雙方究竟有何主張、之後又有何變化，是今後日中關係要健全發展所不可或缺的。

「如果將來，中國變得霸權主義的話，日本反對中國即可；如果日本走向霸權主義的路，中國反對日本即可。」說這番話的人就是當時在協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一九七八年）時的最高權力者鄧小平。從現在看來，在經濟上、軍事上都變強大的中國，其對外姿態已偏離了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的方針，漸漸走向「中國優先」的領土擴張主義。

中國在習近平體制下，把東海、南海、台灣海峽視為「內海」的姿態相當明顯。聽到「南海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土」這類中國近來的主張，若說中國未立足於國際法或國際規則，而是回歸到過去的「中華思想」（華夷秩序），這一點也不為過。

與這樣的中國之間，是否能維持和平且安定的關係，對日本外交而言，今後仍是非常重要，且是相當困難的課題。

回顧我在荷蘭任職的五年間的工作，乍看之下或許與亞洲無關。但是，二次大戰後，從印尼返回的荷蘭人戰爭受害者當中，包括被稱為「慰安婦」的人在內，一直懷有很強的反日情結。在法律上，這問題已解決，但與這些人之間的關係如何修復，是日本處理戰後問題之一環，不容置之不理。

與戰爭受害者團體的接觸、對話、交流，是如何進行的？慰安婦認定作業是如何進展的？這與「亞洲女性基金」的醫療福祉支援是否有關？書中將舉出具體例子說明。

二○○○年五月，適逢日本與荷蘭交流四百週年，天皇與皇后陛下到荷蘭進行國是訪問，這象徵與戰爭受害者之間達成了基本的和解，將載於歷史中吧。荷蘭的例子與韓國的例子有很明顯的差異，現在這漸漸廣受矚目。

這件事與荷蘭統治印尼有關，而且也與處理日本和亞洲鄰國「過去的問題」有關，所以本書將此視為亞洲外交之一環做說明。

本書最後要談的主題是今後的台灣的走向。

我在台灣（中華民國）任職共兩次，一次是剛進外務省後，身為大使館人員的研修時代，另一次是在交流協會任職的時代。前者是蔣介石政權戒嚴體制下的時期，後者是自由及民主主義已根深蒂固的時期，有很大的不同。

現在綜觀台灣的民調，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比例逾六○％，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不到五％，尤其是年輕人超過七○％人具有「台灣認同」。若問「選擇獨立、與中國統一、維持現狀」的問題，約八五％至九○％的台灣人回答「維持現狀」，這意味著什麼呢？

如果台灣人目前選擇「獨立」的話，堅持「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並制訂「反分裂國家法」的中國一定會動武吧。更者，過去八年國民黨執政下，採取對中國傾斜（親中）政策的結果，在貿易、投資、人員往來等，台灣對中國的依賴度日益增大。再加上，台灣人很清楚美國和日本都希望台海問題能和平解決，不支持單方面改變現狀。

若考慮到這些現實，台灣人的選項自然而然就受限了，因此目前只能選擇「維持現狀」。

有些台灣人認為台灣目前已是實質主權獨立的國家，不需再主張台灣獨立去挑釁中國。

此外，也有很多台灣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危機意識漸漸增強，認為長此下去，會像瓜熟落地般，台灣有一天會被中國併吞。台灣人將此稱為「溫水煮青蛙」理論，青蛙在溫水中毫無警覺，等到察覺卻為時已晚，已被煮熟了。

台灣位於東海、南海幾乎中間的地帶，對於西太平洋的安全保障而言，台灣位居攸關生死的要衝。台灣藉由一部《台灣關係法》仰賴美國的支持，與軍力崛起的中國之間取得軍事平衡，今後仍是維持台海和平與安定的要素。

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民主主義體制下」的二千三百萬台灣人今後會做什麼樣的抉擇，對日本來說，絕非事不關己。

日本與台灣之間沒有邦交，但目前雙方的關係整體來說相當良好且緊密。二○一一年三一一東日本大震災之際，台灣人民所捐的善款冠於全球，感動了日本人心，此事讓人記憶猶新。最近幾年的台灣民調顯示，問到「世界上你最喜歡哪一國」時，台灣人以回答「日本」者居最多。

二○一六年一月，台灣舉行總統大選，在野的民進黨籍候選人蔡英文，大勝執政的國民黨的候選人。同步舉行的立法委員選舉的結果，民進黨拿到逾半的席次。這是台灣第三度政權輪替，也顯示民主主義已根深蒂固。這場選舉結果可解讀為台灣人民對於執政八年的馬英九政府的親中政策，懷有強烈的危機感。

蔡英文不提「獨立」，另一方面，對於「一個中國的原則」（所謂的九二共識）也不接受，持續推動「維持現狀」的政策。她曾表示，深知美國、日本反對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一事。對於新上任的民進黨政府而言，與中國之間如何保持適當的距離，應該是今後最重要的課題。

另一方面，中國將台灣問題視為「核心利益」、最重要事項，在軍事、外交、經濟上將採取何種政策？台灣海峽的新的動向與東海、南海的情勢，對今後日本的和平與安定具有極大的重要性。

⊙池田 維

有關本書以訪談的形式付梓問世，首先我想簡單介紹一下其中的經過。我在結束四十二年任職於外務省（外交部）的職務後，轉任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二○一七年起更名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約有三年半的時間在台灣工作。在無邦交的日本與台灣之間，交流協會是代替大使館的窗口機關，屬半官方半民間的機構。

卸任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一職返國後，我受友人之邀在立命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系）擔任客座教授，有幾年的時間，我教學的主題是「日本外交與東亞」。在結束密集的講課之後，系上的石原直紀教授希望我能以...

推薦序1／陳唐山
推薦序2／沈斯淳

自序／池田維

第1章　台灣的走向
一、解嚴前後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
戒嚴令下的台灣
蔣經國訪日
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前後
「台灣意識」的變化
李登輝時代的動向

二、交流協會的性質與工作
何謂交流協會
兩個釣魚台問題的處理
台灣人最喜歡的國家是日本
李登輝訪日
台灣人維持現狀的志向
陳水扁總統與馬英九總統的兩岸政策差異
台灣的法的地位與美、日的立場
二○一六年一月總統大選的意義

第2章　從事日中關係的工作
一、初出茅廬
進入外務省時
在香港總領事館任職的時期
亞洲局中國課事務官的時期
被借調到日、中備忘錄貿易事務所
設立大使館

二、外交工作的多方歷練
任職駐法國大使館書記官的時期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與「霸權條款」
有關釣魚台主權的對立
擔任事務次官秘書官的時期
附錄：釣魚台主權是否有「擱置」？

三、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日中關係的發展
「改革開放政策」與對中援助的開始
中國政府與謝意的表達
日、美關係與中國
趙紫陽總理訪日

四、日中關係的演變與「歷史問題」的影響
歷史教科書問題
沖之鳥島的處理
天安門事件與法國新凱旋門G7高峰會
準備天皇陛下的訪中事宜
PKO法案與「歷史問題」

第3章　柬埔寨和平與日本的角色
一、暗潮洶湧的中南半島情勢
與柬埔寨的關係
「國際合作構想」與柬埔寨
駐泰國的日本大使館公使兼柬埔寨臨時代理大使
施亞努國王與三派
查差政府的「從戰場轉為市場」
東京會議的召開
波布派與中國

二、柬埔寨和平的幕後推手
雙邊會談或四邊會談
波布派在東京會議缺席
有關解除武裝的P5方案與日本方案
與波布派對話
日本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PKO）
施亞努與選舉
日本的角色

第4章　與荷蘭的戰爭受害者和解
一、日荷關係的陰影與長期交流
荷蘭戰爭受害者的反日情感
與戰爭受害者的交流
日、荷間的長期交流
亞洲女性基金與荷蘭
日、荷交流四百週年紀念活動

二、天皇與皇后陛下的破冰之旅
兩陛下訪問荷蘭與畢翠克絲女王
過去的問題與日、荷關係
和解與新的信賴關係

結語

推薦序1／陳唐山
推薦序2／沈斯淳

自序／池田維

第1章　台灣的走向
一、解嚴前後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
戒嚴令下的台灣
蔣經國訪日
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前後
「台灣意識」的變化
李登輝時代的動向

二、交流協會的性質與工作
何謂交流協會
兩個釣魚台問題的處理
台灣人最喜歡的國家是日本
李登輝訪日
台灣人維持現狀的志向
陳水扁總統與馬英九總統的兩岸政策差異
台灣的法的地位與美、日的立場
二○一六年一月總統大選的意義

第2章　從事日中關係的工作
一、初出茅廬
進入外務省時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