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

第一段：人類自由的未來？

本書要探討自由、探討人類社會爭取自由成敗得失的歷程和原因，也要檢討隨之而來的後果，尤其是對繁榮造成的影響。我們遵循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所定義的自由，他主張：

如果人可以十分自在、隨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行動、處分自己的財產和人員．．．．．．不必請准或仰人鼻息，就是擁有自由。

這樣的自由是所有人類的基本渴望，洛克強調：

任何人都不應該傷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

但顯然自由在歷史上很罕見，今天也一樣。每年中東、非洲、亞洲和中美洲都有數百萬人出生入死、逃離家園，不是為了追求更高的所得，或更好的生活，而是為了設法保護自己和家人，免於暴力與恐懼。

哲學家提過的自由定義很多，但洛克承認，最基本水準的自由，起碼必須是人民能夠免於暴力、恐嚇和其他貶損行為之害，人民必須能夠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能夠在不受不合理懲罰或嚴厲社會制裁的威脅下，過著自己選擇的生活。

***

一九八九年，法蘭西斯．福山預測「歷史的終結」，所有國家會趨向美國式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形成他所謂的「經濟與政治自由主義定於一尊」。僅僅五年後，羅伯．柯普蘭（Robert Kaplan）就在論著《無政府狀態山雨欲來》（Coming Anarchy）中，描繪出截然不同的未來景象。

二○一八年，尤瓦爾．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文章〈為什麼科技對暴政有利〉（Why Technology Favors Tyranny）中預測未來時，認定人工智慧的進步，預示「數位獨裁政權」會興起，政府會擁有監視和控制能力，甚至會主導我們的互動、通訊和思考。

因此，歷史仍然可能結束，只是結束的方式和福山所想像的大不相同。但究竟會怎麼樣結束呢？是福山預見的民主制度贏得勝利，還是無政府狀態或數位獨裁政權獲勝？中國國家機器加強控制網際網路、媒體和人民生活，可能顯示我們正朝數位獨裁政權的方向前進；同時，中東和非洲最近的歷史提醒我們，無政府狀態的前景並非遙不可及。

但是，我們需要一個有系統的方法來思考這一切。

我會在本書裡，主張如果自由要勃然興起，國家和社會都必須很強大。強大的國家才能控制暴力、執行法律和提供攸關人民生活的公共服務，以便賦予人民力量，做出希望追求的抉擇。強大的國家需要強大、流動的社會來控制和約束。

在專制國家打造的恐懼和鎮壓，以及暴力橫行、無法無天狀態這兩種情勢傾軋下，出現了一條通往自由的狹窄通道。社會與國家就是在這條走廊上，彼此制衡。這種制衡並不是靠某個革命時刻成就，而是兩者之間日復一日地持續鬥爭。這種鬥爭會帶來好處，國家和社會在這條走廊上，不僅互相競爭，也相互合作，這種合作會提高國家供應社會所需的能力，也會壯大監督這種能力的社會動員力量。

為什麼是一條走廊，而非一扇大門呢？因為達成自由是一種過程：你必須走過廊道上的漫漫長路，才能制服暴力、制定和執行法律，國家機器才能開始為公民提供服務。這種是國家及其菁英必須學習的過程，學會跟社會施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和平共存，社會的不同部門必須學會互相合作、無視彼此之間的歧異。

這條走廊會顯得狹窄，是因為這絕非易事，你要怎麼抑制擁有龐大官僚體系、強大軍隊和可以自由決定法律內容的國家機器？當人民要求國家在複雜的世界上承擔更多責任之際，你怎麼能夠確保國家機器會維持接受控制的馴服態勢？你要怎麼在差異和分歧撕裂社會之際，保持社會一起合作，而不自相對立？你要怎麼防止這一切變成零和競爭？這一切一點都不容易，難怪這條走廊會顯得相當狹窄，難怪不論社會踏進或離開這條通道，都會引發深遠的影響。

所有這些事情都是你無法策畫的。當國家及其菁英太強大有力，社會卻溫馴服從的時候，為什麼領導階層要把權利和自由賜予人民？如果他們真的這樣做，你相信他們會信守諾言嗎？

我們可以從吉爾迦美什時代到今天的婦女解放歷史中，看出自由的起源。社會怎麼從這首史詩所說「每個女孩的處女膜……都屬於他」的狀況，進步到擁有女權呢？（噢，無論如何，有些地方確實享有女權。）女權有可能由男性施捨嗎？例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在二○一五年，由大公國副總統兼總理、也是杜拜統治者的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設立性別平衡委員會，每年都以「最支持性別平衡的政府實體」、「最支持性別平衡的聯邦當局」和「最佳性別平衡行動計畫」等名目頒發性別平衡獎。二○一八年，穆罕默德頒發的獎項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全都頒給男性！大公國這種解決之道的問題是，這種做法是由穆罕默德策動，強加在社會上，沒有社會的參與。

相形之下，英國女權運動的歷史就比較成功，英國的女權不是由別人施捨，而是爭取來的。當時的婦女推動「婦女參政」的社會運動，倡議團體是從一九○三年成立、只限女性參加的英國婦女社會政治聯盟中分出來的，成立宗旨是爭取婦女選舉權。她們沒有等待男性頒給她們「最佳性別平衡行動計畫」獎，而是動員起來，從事直接行動，發揮公民不服從精神，炸毀當時擔任財政大臣、後來出任首相的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的避暑別墅，還把自己用鎖鏈綁在英國國會外面的欄杆上。她們拒絕納稅，又在被判決入獄後，發動絕食抗議，遭到獄方強迫餵食。

艾蜜莉．大衛森（Emily Davison）是婦女參政運動的重要成員。一九一三年六月四日，她在著名的葉森賽馬場中，闖進賽道，跑到英國國王喬治五世所擁有的賽馬安默（Anmer）前方。根據若干報導，她手持紫、白、綠三色爭取選舉權的旗子，被安默撞倒，如書中所附相片所示，並被摔倒的馬兒給壓在身上。四天後，她因為傷重不治身亡；五年後，婦女可以在英國國會議員選舉中投票。英國女性不是靠（男性）領袖寬宏大量的施捨，才得到權利，得到權利是她們發揮組織和爭權力量的結果。

婦女解放運動的故事並非獨一無二的特例。自由與否，幾乎總是取決於社會的動員力量，以及社會和國家及其菁英達成權力均衡的能力。

第二段：認識影響自由有無的紅皇后效應

自由和國家的終極能力，不僅取決於信任和合作，也取決於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權力均衡。如果國家和菁英變得太強大，最後就會形成「專制巨靈」的國家；如果國家和菁英落在後面，結果就會變成「巨靈並不存在」的國家。因此，我們需要國家和社會同時並進，彼此都得不到優勢。這種情形就像是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在《愛麗絲鏡中奇遇》（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中描述的紅皇后效應。在這本小說中，愛麗絲遇見紅心皇后後，兩人一起賽跑。「愛麗絲事後回想時，根本不大記得她們是怎麼開始比賽的」，但是她注意到，即使她們似乎都拚命地跑，「她們四周的樹木和其他東西，似乎根本都沒有改變過位置；不管她們跑得多快，她們似乎從來沒有超越過任何東西」。最後，紅皇后叫暫停。

愛麗絲十分驚訝地看著四周，說：「為什麼我真的覺得我們一直都在這棵樹下！一切都跟原來一模一樣！」

「當然是這樣啦，」紅皇后說：「你們會怎麼說呢？」

「噢，在我們的國家裡，」愛麗絲氣喘吁吁地說：「如果你像我們剛才那樣，跑得很快、很久的話，你通常會看到別的東西。」

「像有點慢吞吞的國家！」皇后說。「噢，在這裡的話，你拚命快跑，目的是為留在原地。」

「紅皇后效應」（Red Queen Effect）是指你為了維持原有的地位，而必須不斷地向前跑；就像國家和社會跑得很快，目的是為了兩者之間的平衡。在卡洛爾的小說中，所有的奔跑全都是白費功夫，但在社會和國家巨靈的鬥爭中並非如此。如果社會鬆懈下來，跑得不夠快，不能跟國家的成長並駕齊驅，受制約的國家可能會快速變成專制國家。我們需要社會的競爭，以便保持國家巨靈受到約束。國家愈強大、愈能幹，社會就必須變得愈強大、愈警覺。我們也需要國家巨靈繼續奔跑，在面對艱難的新挑戰時，壯大自己的能力，同時維持自主性，因為這樣不但攸關解決爭端和公正無私地執法，也攸關打破規範的牢籠。這一切聽來都相當雜亂無章（所有這一切奔跑！），我們會發現，情形經常就是這樣：雖然雜亂無章，我們卻必須依賴紅皇后效應，促進人類的進步和自由。但是，紅皇后本人會在社會與國家的權力均衡中，在其中一方忽而超前、忽而落後之際，製造很多的波動起伏。

梭倫設法激發紅皇后效應的方式，說明了這些範圍比較廣大的問題，他的改革不但為民眾的政治參與，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礎，也協助放寬直接限制自由，又在自由窄廊上防止必要政治參與的規範牢籠。

雅典人的牢籠不像其他很多社會的牢籠──例如本章即將談到的蒂夫族（Tiv）社會牢籠那麼令人窒息，卻仍然沉重到足以阻擋紅皇后的去路。梭倫藉著打破牢籠的這個部分，開啟了社會的根本變化，也建立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政治形態，能夠支持受到制約的新興國家巨靈發展。

***

我們在本書後面會發現，所有與紅皇后賽跑的過程都充滿了危險；但是，這種效應發揮作用時，卻會為雅典人和美國人所享有的那種自由，創造出條件。但話說回來，為什麼很多社會還是處在巨靈並不存在國家的狀況中？為什麼他們不試著創造中央權威，再加以約束？為什麼不讓紅皇后效應釋放出來？

社會學家通常會把無法建立中央權威這件事，跟缺少值得建立國家機器的若干重要條件，如相當高的人口密度、已經成形的農業或貿易等條件，串在一起。也有人認為，有些社會缺少必要的建國知識，根據這種看法，建立國家機構主要是一種「工程」問題，要引進正確的知識技能和制度性藍圖。雖然這些因素在某些情況下，都發揮了影響，另一個因素卻經常要加重要：這個因素就是避免國家巨靈猙獰面目的意願。如果你害怕國家巨靈，你就會阻止別人積聚權力，建立推動國家機器所需的社會與政治階級。

第三段：中國式的國家機器與自由

有個常見論點認為，要建立國家的能力，必須徹底掌控安全與強大的武裝力量。很多人就是根據這種信念，主張中國可能是其他開發中國家（甚至可能是已開發國家）的模範，因為中國的國家機器能力這麼高強，原因之一是沒有人挑戰共產黨的宰制。但是，你更深入觀察時，會發現中國的國家巨靈雖然專制，擁有的能力卻不如美國或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國家，原因是中國沒有強而有力的社會可以逼迫國家、跟國家合作或跟國家的權力競爭。沒有這種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權力均衡時，紅皇后效應不會發揮作用，結果是產生能力比較差的國家巨靈。

要看出中國國家能力的成長性，你不必看得太深入，只需要看看教育體系。教育是很多國家重大施政中的重中之重，不僅因為受過教育的勞動力、會促使國家的發展比較成功，也是因為教育是把正確信念灌輸給公民的有效方法。因此，你會期望擁有強大能力的國家，應該能夠提供容易負擔的優質英才教育，動員公務員致力追求這種目標；但是，實情卻大不相同。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一切都可以出售，包括靠近黑板的前排座位和班長的位置。

趙華到北京一所小學替女兒註冊時，碰到區教育委員會的幾位官員，他們手中有一份名單，上面列出每個家庭必須繳交多少錢。這些官員並不經常出現在學校裡，但趙華卻必須在銀行裡存入四千八百美元進去，女兒才可以註冊。中小學教育是免費的，因此這些「費用」是非法的。從二○○五年起，政府已經下令禁止過五次（既然要禁五次，其中代表的意義就很明顯）。在北京的另一所菁英中學裡，家長每捐獻四千八百美元，學生的成績就會額外多得一分。如果你希望把小孩弄進頂尖的學校，例如跟北京著名的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送紅包的金額可能高達十三萬美元。老師也期望收禮—禮物愈多愈好。中國的新聞媒體報導指出，老師現在期望收的禮物包括設計師手錶、昂貴的高級茶葉、禮券，甚至是度假假期；比較積極的老師還歡迎附屬於銀行帳戶、全年可以補錢進去的轉帳卡。北京一位女企業家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說：「如果你不像其他家長那樣送好禮，你怕老師會比較不注意你的小孩。」

公務員怎麼可以這麼貪贓枉法？中國難道不是世界第一個用人唯賢的官僚制國家嗎？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我們在第七章裡會發現，中國擁有歷史悠久的複雜、能幹官僚體系，但是貪腐橫行、用人唯親和買官鬻爵的歷史一樣悠長；這種歷史一直延續到今天。二○一五年內，一項針對三千六百七十一位共黨官員的訪調發現，高達三分之二的官員認為，獲得政府職位最重要的標準，是「政治忠誠」而非才能。一旦你聚攏親信，你就可以開始左右企業人士和公民，也可以藉著賣官創造聽話的下屬。政治學家貝敏新（Minxin Pei）分析二○○一年至二○一三年間，共黨官員涉貪定罪的五十個案例後，發現每一位官員平均賣了四十一個官位。底層賣官者包括安徽省五河縣的領導層張貴義和徐舍新，張貴義賣了十一個官位，平均價格為一萬二千元人民幣，折合美金的話，只有一千五百美元。徐舍新賣了五十八個職位。但是，在食物鏈比較上方，例如縣級單位，賣官所得高得多，有些官員在賣一個官位時，每個官位設法收取六萬美元。在貝敏新的研究裡，貪官靠著賣官，平均賺到十七萬美元。

張貴義和徐舍新只是小角色。鐵道部長劉志軍二○一一年遭到逮捕時，罪名是名下擁有三百五十棟公寓、現金超過一億美元。主因是中國的高鐵系統為貪污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良機，但是中國經濟擴張的其他絕大多數層面也一樣。劉志軍雖然垮臺了，其他人大都安然無恙。二○一二年內，中國一千位最富有的富人中，有一百六十位是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他們的財產淨值為二千二百一十億美元，大約是美國政府三權分立部門中六百六十位頂尖高官財產的二十倍，但是美國的人均所得是中國的七倍左右。所有這一切應該都不完全會令人驚訝，控制貪腐，不論是官僚體系還是教育體系中的貪腐，都需要社會的合作。國家機器需要信任人民會如實舉報，人民對國家機構的信任，必須到達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去舉報的程度；在專制國家巨靈的嚴厲凝視下，這種情形不會出現。

你可能認為，這點主要是貪腐問題，中國會不會是在國家機器能力高超的情況下，容忍貪腐呢？這種解釋不但牴觸中國國家持續打貪（卻只有少少成就）的企圖，也牴觸即使在貪腐之外，中國的國家機器難以勝任國家日常功能。就像我們討論黎巴嫩時說的那樣，讓社會瞭解國家機器似乎是任何自尊自重國家的首要任務，讓社會瞭解經濟狀況更是首要中的首要。的確如此，如果共產黨要證明自己宰制中國具有十足的理由，那麼，利用經濟成長來證明應該是其中關鍵。因此，對共黨而言，瞭解和精確衡量經濟活動一定是重點目標。但是，這種瞭解就像控制貪腐一樣，需要社會的合作；社會不合作時，問題就油然而生：企業會不會躲在非正式、沒有登記的部門中，尋求自保呢？個人會不會對自己不信任的國家隱匿消息呢？官僚會不會編造數據，以求升官發財呢？所有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在中國尤其如此。這點似乎是大家不相信中國國民所得統計的原因，連現任總理李克強在二○○七年升任總理前不久，都還形容中國的國民所得數字是「編造出來、不能相信」的東西，他建議避開官方的統計資料，注意電力消耗量、鐵路貨運量和銀行放款，說這些資料更能衡量經濟狀況。既然如此，中國國家機器要說明經濟狀況的能力就不堪聞問了。

***

人們當然可以希望中國最後會變成對成長和秩序的焦慮比較少、比較自由、比較安全的社會。社會科學中有個叫做「現代化理論」的著名說法，認為國家富起來以後，會變得比較自由民主。我們是否能夠寄望中國出現這種轉變呢？答案是不大可能。將近二千五百年來，中國走在專制之路上，遠離自由窄廊，表示任何方向改變，都不可能一帆風順。寄望中國快速走到「歷史終結的盡頭」，也可能仍為虛無飄渺的幻想。

自由在專制政體中不容易萌芽，今天的中國也不例外。和中國極為貼近的臺灣和香港，雖然跟中國承襲相同的文化，卻創造出強力要求自由的社會，中國則走向不同的方向。

本書寫作之際，中國政府已經開始推動「社會信用制度」計畫，每一個中國人都會受到監視，獲得一個社會信用分數，政府會監視所有的線上活動，但是也要在全國各地，架設二億臺人臉辨識照相機，就像喬治．歐威爾在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中說的那樣：「老大哥正在監視你。」《一九八四》這本名著一九四九年出版時，上述做法在科技上是一種夢想，現在卻再也不是夢想了。擁有最高社會信用分數的人，在旅館和機場裡會得到優遇，優先進入菁英大學、找到最好的工作。如同這個計畫的宣傳文件所言：

守信者暢行天下，失信者寸步難行。

但是，究竟有多順暢自由呢？到超級市場買瓶烈酒是餿主意，你會失去幾分。如果親戚朋友做了當局不喜歡的事情，你也要扣分。你跟誰約會或結婚，也會影響你的分數。如果你做了共產黨不喜歡的決定，你會被排除在社會之外，不能旅行、租車或租屋，甚至找不到工作，這種事情聽來全都像牢籠，不是由社會規範創造的牢籠，而是由國家機器的監視器創造的牢籠。

社會信用心態及其對自由的意義，鮮明地表現在中國西部數百萬維吾爾族穆斯林家鄉的新疆省中。維吾爾族一直面對持續不斷的歧視、鎮壓、大規模囚禁，以及最嚴密的國家機器監偵技術的監視。現在他們必須忍受裝在自己家裡、監視自己一言一行的「老大哥和老大姐」們。

第一波這種社會監視器在二○一四年出現，當時中共大約派出二十萬共產黨員，前往新疆，「探視訪問人民、造福人民、收攬民心」，連他們也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下放到鄉下的都市居民一樣，受到維吾爾族的歡迎。到了二○一六年，第二波的十一萬臺監視器送到，作為「民族團結一家親」運動的先鋒，架設在家人遭到警察監禁或殺害的維吾爾族人家裡。第三波一百萬名共黨幹部於二○一七年抵達。這些大哥哥、大姐姐早上在地區中共黨部前面唱歌，勤奮地參加探討習主席「新中國」美夢的學習會。

維吾爾族不斷地遭到監視，為的是查驗他們忠誠與否，國語說得好不好？有沒有任何伊斯蘭拜墊或朝麥加跪拜的跡象？我是否聽到他們用阿拉伯語「祝你平安」（Assalamu alaikum）等伊斯蘭式問候語，跟別人打招呼？他們是否擁有一本《古蘭經》？齋月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對大部分人而言，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其實毫無自由。

第一段：人類自由的未來？

本書要探討自由、探討人類社會爭取自由成敗得失的歷程和原因，也要檢討隨之而來的後果，尤其是對繁榮造成的影響。我們遵循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所定義的自由，他主張：

如果人可以十分自在、隨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行動、處分自己的財產和人員．．．．．．不必請准或仰人鼻息，就是擁有自由。

這樣的自由是所有人類的基本渴望，洛克強調：

任何人都不應該傷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

但顯然自由在歷史上很罕見，今天也一樣。每年中東、非洲、亞洲和中美洲都有數百萬人出生入死、逃離家...

【推薦序】

朱敬一（中央研究院院士、特聘研究員）

自從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一書之後，坊間有不少人嘗試撰寫「大歷史」的類似分析。當年，賈德．戴蒙觀察幾億年來的地理環境，加上他的演化生物學知識，推論出物種遷徙、病菌傳播、圈養畜牧、移民分佈的可預期模式，驗之於最近五百年的人類歷史，頗有說服力。由於他的分析涵蓋範圍極廣且時間極長，所以稱之為「大歷史」。

另外，英國籍的歷史學家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二○○一一年寫了《西方憑什麼》（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一書，也算是另一種大歷史。摩里士比較幾千年來東、西方文化與社會制度的發展，據此推論為什麼航海發現新大陸與工業革命都發生在歐洲，又為什麼西方能在最近五百年主宰世界秩序；這也是一種「分析幾百年大問題」的大歷史著作。哈佛大學語言學教授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最近寫了《當下的啟蒙》（Enlightenment Now）一書，記述中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的種種人類成就，從民主法治到抗生素與量子力學，儼然也涵括了幾世紀一整箱的人類文明；這也是一個文明演進的大歷史。

《自由的窄廊》（The Narrow Corridor）一書是另外一種大歷史。此書想要解釋「民主自由」是如何產生的？孕育民主自由的土壤環境是什麼？民主自由為什麼在某些國家能生根、在其他國家又不行？這種跨文化的政治體制發展史，時間縱向數千年，地理橫向跨越北美、南美、非洲、西歐、中國、北歐、中東等地，當然也是不折不扣的大歷史分析。

然而大歷史分析畢竟是不容易的。也因為不容易，過去數十年也就只有《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本廣受好評的作品，得到普立茲獎；其他幾本書即使有些正面書評，但都稱不上是鉅作，頂多是力作（tour de force）。我自己也寫過《西方憑什麼》以及《當下的啟蒙》的書評，欽佩之餘還是有些保留。

所謂大歷史，當然就是要在時間軸線或地理軸線或是跨領域理論軸線廣闊延伸。賈德．戴蒙的書與其說是大歷史，不如說是「大地理」、「大生物演化學」；他把地表特徵、動物遷徙、馴養畜牧、寄生蟲、傳染病等，對照地理特徵研究得清清楚楚，細緻串連。然後，他才能發驚人之論，寫下具有絕對說服力的作品。但是，生物演化或地理變遷是冷冰冰的事實，少有前因後果的隱密、也沒有人云亦云的猜測、更沒有眾說紛紜的莫衷一是。是以大地理學好寫、大生物演化論也早就由達爾文一鎚定音，但是關於民主演變的大制度論、關於文明演進的大啟蒙論、關於現代史的大環境決定論，還真不容易形成一套令大家服氣的論述。

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都是赫赫有名的經濟學者、政治學者，著作等身，論述質量絕佳。由他們共同撰寫關於「民主自由」的大歷史論，恐怕是地表上能夠找到的最佳人選了。如果他們處理不了這個議題，我懷疑當今學界還有誰能處理。此外，民主自由涉及政治，而政治又涉及最醜陋最會勾心鬥角的政客，實在是詭譎多變又細緻陰柔的課題，幾乎需要有相當的文化社會背景，才可能進入狀況。作者之一的羅賓森長年研究拉丁美洲、非洲，已經是極為博學廣泛了。艾塞默魯則是經濟成長理論的權威，對於過去數十年各國政經多所涉獵。這樣的黃金組合，他們的論述是什麼呢？

艾塞默魯與羅賓森認為，民主是在一條「窄廊」中孕育出來的。既為「窄廊」，表示進入廊道不容易、進去之後也有極大的機率震盪溢出，因此民主自由多少有「路徑依循」（path-dependent）的偶然性與不可測性，甚至也不穩定。艾塞默魯與羅賓森指出，廊道之所以窄，是因為一邊有基於私慾亟思擴權的政治菁英，而另一邊則是抑挫政治巨靈的社會力量，但是這股力量卻又始也疏、動也緩，未必是政治巨靈的對手。更嚴重的是，就算社會力量發動了、抑制菁英了，也要抑制得恰到好處，稍有不慎又會落入另一種政府效能不彰的困境。要提升人民生活水準，我們既需要有效能政府的服務，也需要抑制其政治脫軌的社會機制。兩者之間過猶不及，所以廊道極為狹窄。

前述「理論」有沒有道理呢？我認為很有道理。但是要成為大歷史論述，就要把這一套理論拿到現實世界做檢驗。歐洲、亞洲、非洲、美洲；中國、印度、菲律賓、美國；古代、近代、現代……這樣的檢驗工程何其困難！以我這樣一個熟讀中國歷史、臺灣歷史的人來說，若要我爬梳這些地方的巨靈政治勢力與社會約制，我都會覺得力有未逮。我也做過三年駐外大使，與各國外交官討論聊天上百次，對世界各地有些瞭解。但是即使如此，要討論古今中外政治制度的大歷史，大部分時間我也只能瞠目結舌，插不上話。兩位作者學識遠勝於我，但是除非他們智商是我智商的平方，否則這樣的研究工作也是極為艱鉅的。

至少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的分析，我認為艾塞默魯與羅賓森的分析還有補充的空間。兩位作者認為，中國歷史幾千年來在法家與儒家之間擺盪，我覺得太過簡化了。儒家，誰說不是一種「以禮義束框架，協助君主控制臣民」的法家？儒家、法家，有分得那麼清楚嗎？法家也許像是霍布斯所說的巨靈，但是若說儒家是約制巨靈的社會力，我認為還需要輔助論述。許多人都說，政治菁英其實是儒、法交互為用的，沒有誰制約誰的問題。

此外，書中也提到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分析這兩個地方為什麼無法產生民主自由體制。我自己的想法是：共產黨與共產主義是最近一個世紀的「異形」怪獸。它是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怪獸所反彈出來的變種，既有集中財產的強制，又加上變種孕育時期法西斯主義的污染，遂形成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以集體主義為名的集權控制體系。時至今日，全世界控制思想最嚴重、封鎖網路最嚴重、濫用暴力最嚴重、洗腦民眾最嚴重的政府，一是中國二是北韓。如果硬要用「窄廊」框架分析中國與北韓，就像分析「狂犬病為什麼會咬人」一樣，我總覺得辛苦了一點。

如前所述，我基本上是同意兩位作者的「窄廊說」的，也認他們的理論是坊間「民主起源論」最精彩的一說。但是大歷史不容易研究，制度大歷史更是涉及複雜的文化社會背景。我們讀這本書，既要欣賞其大框架，也要仔細觀照其與現實現象的對比；既要學習也要思考。這樣，你才能體會「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道理。讀書求知能否使自己成長，恐怕也是在一條「窄廊」中掙扎的過程。

【推薦序】

朱敬一（中央研究院院士、特聘研究員）

自從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一書之後，坊間有不少人嘗試撰寫「大歷史」的類似分析。當年，賈德．戴蒙觀察幾億年來的地理環境，加上他的演化生物學知識，推論出物種遷徙、病菌傳播、圈養畜牧、移民分佈的可預期模式，驗之於最近五百年的人類歷史，頗有說服力。由於他的分析涵蓋範圍極廣且時間極長，所以稱之為「大歷史」。

另外，英國籍的歷史學家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二○○一一年寫了《西方憑什麼》（Why the West Rules ...

推薦序　朱敬一／中央研究院院士、特聘研究員
導讀一　林明仁／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導讀二　陳嘉銘／中研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序言
什麼是自由？群起反抗政府的敘利亞人為何爭取失敗？古代《吉爾迦美什史詩》與現代女權運動的故事，如何讓我們更瞭解自由的起源？

第一章　歷史如何終結？
生活在奈及利亞與剛果，納粹德國與共產中國的人，要面對怎樣不同的國家機器？人類如何約束國家機器，避免落入社會規範與專制獨裁的陷阱？

第二章　紅皇后
歷史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如何演變？古雅典城邦如何成功打造國家與社會的動態平衡，踏入自由的窄廊？

第三章　權力意志
為什麼會出現國家機器？國家機器如何改變社會？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祖魯戰士、夏威夷王國與喬治亞共和國的啟示。

第四章　走廊外的經濟學
國家機器讓人發大財？國家機器的有無如何影響經濟誘因？延續前章的四個例子，探討專制獨裁國家經濟成長的特色。

第五章　善政的譬喻
義大利城邦與墨西哥古文明如何制約國家機器，透過商業股票、產權保障與專業化貿易，創造與專制國家不同的經濟誘因？

第六章　歐洲剪刀
歐洲憑什麼？西北歐社會如何在雅典、義大利與墨西哥沒落後，重新穩住國家機器，重回自由的窄廊，締造近代史上前所未見的繁榮？

第七章　受命於天
從春秋戰國到現代中國，回顧「中央之國」的歷史，解析官僚科舉與商會之優劣，解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機器、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

第八章　紅皇后毀壞
有著民主傳統的印度，為何抹煞自由、創造貧窮的種性制度還是根深柢固？印度國家機器為何長期失靈？

第九章　魔鬼藏在細節裡
解釋歧異：戰爭、蘇聯解體與全球化，結構性因素如何與社會互動，創造不同的國家？比較普魯士、瑞士與蒙特內哥羅；波蘭、俄羅斯與塔吉克，以及瓜地馬拉與哥斯大黎加。

第十章　佛格森出了什麼問題？
美國國家機器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以立憲精神與嚮往自由聞名的美國，為何會有著貧富不均、歧視黑人、犯罪猖獗的缺陷制度？

第十一章　紙老虎國家巨靈
為何拉丁美洲、非洲與亞洲許多後殖民國家，明明具備現代國家雛形，國家機器的能力卻被酬庸與貪腐侵蝕，既無法提供公共服務，也無能保障自由？

第十二章　瓦哈比的子女
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國家如何透過專制國家機器，維持社會規範的窠臼，種下自由喪失、暴力與不穩定的因子？

第十三章　紅皇后失控
德國威瑪共和與一九六○年代的智利為何走向兩極化，導致強人與納粹崛起，最終掉出窄廊、喪失原本享有的自由？這對當代民粹政治又有何啟示？

第十四章　踏進窄廊
哪些條件才能幫助國家更順利轉型到自由的窄廊？南非、日本與土耳其等國的案例顯示，不同類型的國家在轉型時，會碰上截然不同的挑戰。

第十五章　和國家巨靈和平共存
當今世界的全球化與自動化，對政治經濟制度施加哪些危機與挑戰？迥異於美國的瑞典經驗，又有什麼地方值得學習，打造出更平衡、更能保障自由的國家與社會？

致謝
資料來源
引用書目

推薦序　朱敬一／中央研究院院士、特聘研究員
導讀一　林明仁／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導讀二　陳嘉銘／中研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序言
什麼是自由？群起反抗政府的敘利亞人為何爭取失敗？古代《吉爾迦美什史詩》與現代女權運動的故事，如何讓我們更瞭解自由的起源？

第一章　歷史如何終結？
生活在奈及利亞與剛果，納粹德國與共產中國的人，要面對怎樣不同的國家機器？人類如何約束國家機器，避免落入社會規範與專制獨裁的陷阱？

第二章　紅皇后
歷史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如何演變？古雅典城邦如何成功打造國家與社會的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