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求穩，再求奇：曾國藩的內功與外功

．序  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 ／柴靜
．自序  從細節中發現的曾國藩
 
第一篇  從「憤青」到「老奸巨猾」
．第一章　曾國藩一生的五次恥辱
．一．秀才考試被考官公開批責 
．二．「畫圖甚陋」遭同事譏笑 
．三．批評皇帝與被「京師權貴唾罵」 
．四．在長沙「打脫牙和血吞」  　
．五．曾國藩的江西之困  　

．第二章  用笨人，做笨事：湘軍的制勝之道
．一．「選士人，領山農」  　
．二．「結硬寨，打呆仗」 

．第三章  「病人」曾國藩
．一．天生身體素質不佳 
．二．勞累過度又添疾病 
．三．尚強力勤與養生克己 
．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第四章  曾國藩是如何「脫胎換骨」的
．一．三十歲前是庸人  　
．二．「脫胎換骨」 
　
．第五章  曾國藩的私人生活
．一．曾國藩是否得過梅毒  　
．二．曾國藩為什麼納妾  　
 
．第二篇  曾國藩的收入和支出
．第六章  京官曾國藩的經濟生活
．一．一中進士，身價百倍
．二．翰林曾國藩的「窘」生活

．第七章  「不要錢」的「大帥」
．一．最清廉的統帥
．二．曾國荃到底賺了多少錢

．第八章  既清又濁的總督生涯
．一．總督的「養廉銀」與「陋規」
．二．大清二百年無此總督衙門
．三．曾國藩的遺產
 
．第三篇  迷信和天命
．第九章　曾國藩的風水、相面、算卦和天命
．一．從信風水到信天命
．二．精通相面，粗通算卦
．三．曾國藩從神祕文化中得到了什麼

．第十章  曾國藩的笨拙與精明
．一．智商不過中等
．二．與眾不同的「笨拙」，成就非同一般的精明
 
．跋　成聖又如何／劉瑜

序

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  

柴靜

　　一

　　我認識宏傑，是他寫《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寫朱元璋，將中國封建專制根源寫得剝皮見骨，看得我心裡悚然。

　　後來他說要寫曾國藩，我曾經問他：「為什麼要寫這人？有多少人多少書都寫過了呀。」
　　宏傑說：「我沒想這麼多，我只是對他感興趣，想透過寫來瞭解他。」

　　當時我正寫顧準，對他這話覺得相當親切。
　　兩個人互相往來稿子，才發現彼此動筆的出發點很有相近處。顧與曾這兩個人都是體制中人，都並非天才，受盡困厄，回到平實，都經歷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痛苦轉變。

　　老曾說，「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知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而顧準說，「我信任人類的不斷進步，我注目現世，不信有什麼地上王國，對於未來的瞻望，必肇始於前，沒有未來會出現的東西，而現在沒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經驗的歸納，不信從經驗方面無根據地對未來的預言。」

　　經驗主義的特點就是虛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斷專制的道路，像顧準所說「專制就是堅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想法」。

　　曾國藩一生思想軌跡多變而複雜，有人譏笑他無一專長，但他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所以，他不講過高之理，只以「實事求是」為宗旨。這其實是一個解縛的過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權主義，兼容並包，這樣的思維方式，用老曾的話說是「內持定見而六轡在手」，用顧準的話說：「能夠繼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東西，能夠雄辯地批判一切不正確的東西。」

　　他倆思想的橫剖面都透過日記與文章記錄下來，可以看到這樣的心靈裡，沒有飛躍，沒有靈光乍現，立地頓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堅韌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直沒刀柄。

　　這個路徑意味著以中人之姿，人人可為。

　　二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禮部侍郎。四十歲了，還是一個憤怒青年，其時官場已經是熟透的昏黃，他聲色俱厲地評論「諸老」：「惡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癢，假顢頇為渾厚，冒鄉愿為中庸，一遇真偽交爭之際，輒先倡為游言，導為邪論，以陰排善類，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連皇帝也罵，上書說咸豐本人對國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飾」，表面說言者無罪卻「疏之萬里之外」，或者「斥為亂道之流」。所以大臣們再不敢就人事、吏制發言，碰到什麼事情，只有「相與袖手，一籌莫展」。

　　句句見血。

　　咸豐帝看完全文，當場大怒，「擲其摺於地」，雖然被人勸住了，怕也是動過殺機。

　　三年後，曾國藩開始操辦水師。還不到一個月，皇帝就催他「著即趕辦船隻炮位」，「自洞庭湖駛入大江，順流東下，直赴安徽江面」。當時，湘軍水師一切條件還不具備，老曾只能扛著不去。

　　咸豐憋了幾年的火，這時一發而洩—「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

　　這話說得挺狠，你不是天天罵這個罵那個，覺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誰都強嗎？行，「辦與朕看」。
　　都能聽到辭章後的冷笑。

　　三

　　我看宏傑寫晚清的軍營，瞠目結舌，可以腐敗枯爛到這樣的程度。幾年在軍中待下來，老曾算是知道了，調兵，撥餉，察吏，選將，全靠應酬人情，完全不問情勢危急，有諭旨也沒用，「苟無人情，百求罔應」。

　　學會應酬交際，算是老曾的成年禮。

　　應酬周到，這四個字看上去庸常，但憤青做起來，是很不容易的，哪個血氣方剛、黑白分明的人，能夠放下身段，與自己痛恨的「軟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復出之後，他說：「志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堅。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辦畢，則遠勝於前。」

　　可以想像「諸老」背後怎麼捻著鬍子冷笑：「小曾吃了虧，現在知道點輕重了。」胡林翼也說他再出之後，「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

　　但這樣的後果必有損失，老曾自己也承認：「儀文彌加檢點，而真意反遜於前。」要維持住表面和平，句句都說得要得體，但本來對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質也必有損傷。

　　曾國藩深知自己已經在懸崖的邊上，再進一步是深淵，但是退？後面是個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覺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經最反對的人。

　　他自己也說，想找條中間道路，可哪有那麼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記裡自己折騰：「今夜醒後，心境不甚恬適，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

　　四
　　
　　這種心態，常被誤解。
　　很多人以為他從此黃老之學，變成實用的犬儒主義，一個團團臉脅肩諂笑處處作揖的人。常看書店架子上大字寫著「面厚心黑曾國藩」。

　　中國人到中年確實常成為道家信徒，曾國藩也一再說老子的話「柔弱勝剛強」，但是什麼是柔弱，什麼是剛強，對這一點到底了悟到什麼程度，往往是人後半生的區分。

　　曾國荃是其中一種，他是叢林法則的信徒，勸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

　　有這樣價值觀的人，強時容易魯莽、操切，弱時便一變而為圓滑、退縮。像宏傑寫的從當初那個闖進瓷器店的公牛，變成一個不思進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問卜，不幹正事。他晚年任兩江總督，以清靜無為為旨，對外自稱「臥治」，人稱「國荃晚任江督，軟滑不治事，誠無足稱」。

　　走上晚清官場常見的「多磕頭，少說話」的路子。
　　老曾對剛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從沒走到「真偽不辨」的鄉愿上去。
　　
　　他終生喜愛雄壯之力。人到中年，雖然磨礪性情，「知自己處處不如人」，換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輕議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極深，勸勉子弟也一直說：「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為之，則從此彌不肯為矣。」

　　不過，人到中年，他對「剛」這個概念也拆碎重組—去忿欲而存倔強，是為剛，「剛非暴戾之謂也，強矯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他在道德經的扉頁寫「至剛無剛，至柔不柔」，是說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斯為泰而不驕」。

　　胡適思想上的一次大變化，也因對柔軟與剛強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時間深信老子說，「至柔可以克萬物」。後來他在美國之後，有次他去大峽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對韋蓮司說，妳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為水在我們中國人心中是特別柔弱的東西。韋蓮司就以典型的美國人精神告訴他，你錯了，水絕對不會因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為有勢能。

　　老曾不會這麼表達，不過，他也並不以為柔弱本身可以制勝，必須飽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書之道時，寫過一句話：「寓深雄於靜穆之中。」

　　雄字須有長劍快戟，龍拿虎踞之象，鋒芒森森，不可逼視者為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愿字，名為含蓄深厚，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

　　五

　　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與曾國藩在同一時期的中國生活，他寫過一本書叫《中國人的弱點》，寫到他對當時中國人的觀察，其中一個強烈的特點是缺乏精確性，中國的「一串錢」永遠不可能是預想的一百文，陝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隸是三十三文。「這給誠實的人帶來無窮的煩惱」；「分布在城市邊的幾個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個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嘆息這背後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問一個中國廚師，麵包裡為什麼不放鹽？」答案就一個，「我們在麵包裡就不放」；問：「你們這個城市有這麼多好的冰製食品，為什麼不留一點過冬？」答案也只有一個：「不，我們這兒冬天從來沒有冰製食品。」
這位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傳教士寫道，「一個拉丁詩人信奉一句格言：一個瞭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國，會把這格言改成「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楣的」。

　　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文化滲透在整個老大帝國，士大夫階層一樣陳腐混沌。胡適批評他們：「宋儒雖然說『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們的目的並不在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們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貫通』的絕對的智慧，這是科學的反面，科學所求的知識正是這物那物的道理，並不妄想那最後的無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動，華洋衝突不斷。越是這樣的朝廷中，說性理者鋒頭越足，好空談，好講華夷之辨，好講血性，好以道德和口號救中國。一被動就激進，一保守就頑固。倭仁是當時著名的理學家，他說：「孔門大路……惟有斂心遜志，亦趨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務。」

　　蔡元培評論過這些掌握著大權的腐儒：「自漢以後，雖亦思想家輩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範圍，惟用哲學以推測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懸想獨斷……我國的哲學，沒有科學作前提，永遠以『聖言量』為標準，而不能出繁瑣哲學的範圍……整整四千年的中國教育，除了有過科學的萌芽以及玄學曾成功地站住腳以外，可以說，在實際上絲毫沒有受到外來影響，它僅僅發生了由簡單到複雜的變化。」

　　一直到老曾與李鴻章這一代，閉著眼睛過不去了，他們身在一線，戰爭是真刀實槍，割地是真金白銀，切膚之痛，知道靠「聖言」救不了世。李鴻章的一句話，足以把儒學從底部掀翻：「孔子不會打洋槍。」

　　打槍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詳盡「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實一念，人才會從道德制高點上下來，腳踏實地，不激不隨。

　　咸豐皇帝即位之初，曾讓大家就「用人行政」發表意見，倭仁與曾國藩都上書。倭仁大談「君子小人之辨」，咸豐倒也不糊塗，批了一個「名雖甚善，而實有難行」。

　　老曾比較實，寫得很具體，認為用人之事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咸豐批「剴切明辯，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學之徒，理學好以道德分善惡，但他說他看人並不以君子、小人為分，強調他的標準是「曉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愿固謬，狂狷亦謬。」

　　他這話說得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們做記者的，幾年下來，有個變化，以前採訪時總覺得對面是好人壞人，現在覺得只有好事壞事，像老曾說的「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則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晻曖，則為小人」。

　　有這樣的立場，才能以事實與證據為準繩，不輕取人，不輕毀人，獨立無懼，確乎不拔。

　　他說：「故群譽群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評「儒緩」，同時期任職的英國人赫德認為他虛得大名，「優柔寡斷」，他也自承「愚」。其實他的本來性情並非如此，是一個「好下斷語」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結果。雖然愚也有弱點，左思量，右考慮，甚至有時錯過決斷的最好時機，但自認「愚」也就意味著知道認識事物並不容易，不會對自己不全然瞭解的事輕易判斷。他看書常常有疑義，寫在卷首頁邊，日久甚至成書。加上他帶兵治事，他看兵書與歷史時，常與現實對應質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加上年事漸長，挺身入局之後，漸漸看到事物本身的複雜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風氣，強分善惡。但此時就像王小波嘲諷「明是非」者一樣諷刺自己身上的文人習氣，「強分黑白、遇事激揚者，文人輕薄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

　　七

　　曾國藩在舊有體系中成長，但他能夠讚賞西方文明優異之處，「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處心積慮，不達目的絕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學為三恥之一，不過他有樸素而近科學的「曉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簡要，三是綜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來，先須剖成兩片，由兩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懸絕，愈剖愈細密，如紀昌之視虱如輪，如庖丁之批隙導窾，總不使有一處之顢頇，一絲之含混。

　　這就是他「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線索，事物的認識越細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確就是除邪，這也是科學精神的源頭。

　　這種精神本來就是一種不安的精神，它並不確信現有的答案，不服從於表面的統一，在同質的體系中，一旦遇到障礙，就會迅速提出問題，並且試圖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沒有推翻舊有體系的願望，只是從內部硬硬地另生一支，讓新的力量盡快生長起來。他在義理、考據、辭章的孔學三門之外，又加上了「經濟」一門：「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

　　這些多是現實政治的治理科學。

　　可以看到，這個深嵌在體制核心中的職業官員，要以一種窮根究底的笨拙憨態，紮硬寨，打死仗，從皇家文化中解放出來，從道德誡命中解放出來，開始鬆綁掙脫，使這一階層開始擁有自己的獨立身分。

　　曾國藩能成為曾國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氣，而是精神上不斷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

　　八

　　宏傑寫曾國藩的笨，他確實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這樣的心志，往往難以耐住瑣屑，做事不能精細如髮。

　　他轉學朱子，「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功夫，則下梢全無把握」。

　　對朱子，胡適有過一個評價，說朱子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十五、六歲時就研究禪學，中年以後才改邪歸正。他說的改邪歸正，是從追求靈光乍現的絕對智慧，轉向「寧詳毋略，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的世俗學問。

　　這就是胡說的「有絕頂聰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老曾對「笨」字有種言若有憾、實則喜之的看法：「吾輩讀書人大約失之笨拙，即當自安於拙，而以勤補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賣智，而所誤更甚。」

　　他一輩子強調勤與恆。說天下事，無論什麼，要做成樣子，必須有兩樣，一是規模，一是精熟，兩樣都從勤與恆中來。

　　這兩個字我小時候一聽就要打瞌睡，上學後天天都得抄類似的格言交作業，到後來很多年都討厭別人的道德教訓，覺得頭巾氣重。

　　因為在我當時的理解裡，勤與恆無非是一種外界加之於身的教訓，要磨掉一個人所有趣味的規範。
　　後來才理解沒有什麼靈心一動、當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藝術上，也是費里尼所說，「為了逾越常規，才需要嚴格的秩序。」

　　這個秩序都從勤與恆中來。

　　但我一開始看老曾給的通道，實在是覺得沒勁。他說，過高的道理都近於矯或偽。所以要想勤與恆，就從兩點做起，「不譏笑人，不晚起」，這兩點真是平實近於迂。

　　他說，一輩子從這兩句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驕慢虛妄。這話誰都懂，覺得也不怎麼高明，後來才覺得，他的厲害之處在於踐行終身。

　　學英文時，老師說過一句話，什麼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斷地忍耐。當時大家笑。看老曾談他運筆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須這樣如磋如磨，像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往年苦思力索，幾於困心橫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歲在軍，不甚思索，但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事外，尚寫字一張，不甚間斷，專從間架上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之腕下。

　　我和宏傑兩年間也常常以「恆」相勉，一起學這個學那個，想著能像老曾說的，朋友之間互相箴規彼此挾持，甚至開個專門的學習博客相互監督，一上來都很興奮，恨不得大步往前，到現在相當一部分都放棄了，這個字是真難。難怪老曾說：「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此事萬非疲軟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

　　沒有這個，靠強烈的目的性，靠一時興起，很快就放棄了。
　　慚愧中理解老曾說的，決定成敗的，不在高處，在平處，不在隆處，在汙處。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處，耐得住煩。
　　除此無他途。

　　九

　　看完宏傑的書稿，我問他：「你想過嗎？為什麼你從朱元璋寫到了曾國藩？」

　　他想想說：「沒有。」
　　我說：「也許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

　　一旦走上這條道路，路就永遠沒有盡頭。在這條路上，種下的每一棵樹，也許深深植下，卻被連根拔起，但是也沒有別的辦法。就像老曾一直說人想要有所樹立，必須從不妄求人知開始，「但問耕耘，莫問收穫。」至於結果如何，他寫信給好友郭嵩燾，說：我曾經把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運氣」這一囊之中，久而彌信。

　　這也算是命吧，以至於他半玩笑半認真地讓人在他死後，在墓前刻上「不信書，信運氣」。

　　這話裡有無限心酸。

　　老曾當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譽放在性命之上，愛惜至極，後來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毀而無譽，有恩而無怨」。
　　
　　體制內的改良者，大都經歷過這樣的處境，像蔡元培說的鍋裡的小魚，「兩邊煎」。政府覺得你不忠誠，老百姓覺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覺得你動搖根基，激進者覺得你遲滯迂緩。總是兩邊都罵你，什麼好也落不著。

　　臨終前兩年，處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為榮的湖南同鄉，視他為奇恥大辱。在北京的湖南會館，不僅他的「官爵匾額……悉被擊毀」，就連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個舉子寫了一副對聯：「殺賊功高，百戰餘生真福將；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老曾只能橫下一條心：「但令大局不致從此決裂，即為厚幸；一身叢毀，實由智淺不能兩全，亦遂不復置辯。」
　　百年來，對他的毀譽都很極端。他被認為是完人，也被認為是賣國賊，被認為是聖徒，也被認為是劊子手。
　　真與偽是大敵，真卻永遠兩拳空空，無所依恃。

　　但這個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蠻之氣而為之，「吾輩自信之道，則當與彼賭乾坤於俄頃，較殿最於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

　　老頭兒長相樸拙如農夫，一輩子儉苦無已，隨手一只青藤箱子，身上的長袍上有油漬，沒有任何精英面目，視之甚至讓時人輕賤。但就靠一根窮骨頭，養活的這一點春意思，卻能在中國大地上漸流漸廣，代代都有中國人，如梁啟超那樣，從他身上得到建設之力，「為之不已，將有可時，若其不為，則天下事固無一可也。」

　　曾國藩形容過這種力量，「風之為物」，試圖把握它時，像是空無一物，試圖箝制它時，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