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論
從時序的角度講，歷史進程的順序是不斷變化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現在的人們往往依據過去定義歷史發展的順序，因此，當今世代居住雪域高原（華語界稱「西藏」，中共稱「藏區」，臺灣稱「圖伯特」，都指的是英文TIBET）的西藏人民歷史已步入被殖民時期，又在藏人不停地反抗中共殖民統治的歷史進程步伐中邁向未來。那麼，藏人是如何步入被殖民時期？現今殖民時期對西藏人民產生了什麼影響？西藏人被殖民和這種模式對人類有何啟發？西藏人民不停地反抗被中共殖民統治的前景如何？這些無疑是人們感興趣的話題和需要慎重探討的領域，筆者將大家帶領進入這條封鎖很久，又崎嶇坎坷的路程，且共同探討和尋找歷史真相，並力所能及地去展望未來發展的方向。
西藏人民被殖民時期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全面入侵雪域高原，其標誌性的事件為武力佔領藏東重城昌都迫使西藏政府於1951年5月23日簽署了所謂《十七條協定》，但是，歷經與中共同床異夢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的自治」之後，於1959年3月10日發生藏人反抗殖民起義，很顯然面對這場不對稱的戰爭，藏人起義遭到失敗。當時中共做為戰勝者，採取全面鎮壓藏人的同時，於同月28日單方面宣布時任中共總理周恩來簽署的《國務院關於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的命令》1。這個舉措明顯地違反了所謂「十七條協議」精神，因為，至今中共政府無法證明藏人起義是西藏政府直接發動的，甚至當時藏人起義正在進行的時候，毛澤東親自指揮的時任所謂「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和西藏政教王（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之間仍有書信往來2。達賴喇嘛還在信件上痛批藏人起義發動者，由此可見西藏政府當時保持著中立態度，所以，任何一方先破壞遊戲規則本身屬於人類社會相處的大忌。這裡有兩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方面，使因禍得福──無意中西藏問題國際化打開了方便之門；另一方面，不得不說此舉徹底暴露了「中共政府無誠信」的本來面目。
據《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達賴喇嘛自傳），十四世達賴喇嘛帶領僧俗官員流亡印度的路上聽到中共政府宣布解散西藏政府（噶廈）而採取了一些回應措施，在離藏印邊界較近的魯澤宗（Lhunrtse-rdsoh/Lhuntse Dzong）設立了「中央政府」（Centre Of Government）3，並在十四世達賴喇嘛正式簽署設立「中央政府聲明」之後，該文書送回西藏各地，但是，當時那裡沒有媒體，而外人很少知道這段歷史。只是後來經過十四世達賴喇嘛撰寫的第一本自傳《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英譯版）一書中才瞭解到這一歷史片段，也時任達賴喇嘛警衛團團長達拉彭措紮西的藏文自傳稱西藏政府暫時轉移之魯澤宗4。另外，部分人所稱的「建立臨時政府」（temporaryy government）有誤之慮。事實上，這個「中央政府」，就是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印度建立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前身，直至於2011年達蘭薩拉正式把「西藏流亡政府」（Tibet Government in Exile）改名為「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為止。即使當初在印度註冊的英文名稱仍然是「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卻在國際上以往一直沿用「西藏流亡政府」。
真如「名不正，言不順」，很多藏人批評說達蘭薩拉就準備從法理角度自動放棄正在繼承治權的「西藏（Tibet）合法代表資格」，因為，美國對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政策是很明確的，從藏人流亡到至今美國一直沒有改變過對待達賴喇嘛，即「自治國家的政治領袖和宗教領袖」5 承認。當然，美國也不會袖手旁觀，比如，於2020年11月20日，現任藏人行政中央領政治導人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因川普政府（Trump administration）邀請訪問白宮會晤新任命的美國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羅伯特‧德斯特羅（ Robert Destro）以及總統辦公室和副總統辦公室相關人士。這是過去60年來流亡藏人政治領導人（身分）首次訪問白宮。無論如何，按著聯合國憲章和國際人權公約明文規定以及中共政府簽署國際人權公約的義務，使「西藏問題」的最終決定權仍然在全體藏人之手。對藏人而言，這也是一種不幸中的萬幸，否則，藏人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都將來有可能會成為無謂爭辯的焦點。
現在大家回過頭來看，「1959年4月15日毛澤東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說：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又發表了他的三封信。這次人民代表大會，周總理的報告裡頭要講這件事。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他是個年輕人，現在還只有二十五歲。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會怎麼樣呀？要變的。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五十九年不回來，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那時候世界都變了。這裡是他的父母之邦，生於斯，長於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我們採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6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的講話自相矛盾，到底達賴喇嘛被劫持，還是幾根槍都繳了，由此說明中共取代西藏政府是非法行為，比如，心虛的人愛聲明，毛澤東預言達賴喇嘛回歸的時間定於2019年。
雖然如此，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從2008年開始，十四世達賴喇嘛主張的「中間道路」從所謂「反對兩個極端」（即反對中共統治西藏的現況，也反對藏人爭取恢復獨立或復國」）轉變為「只反對藏人爭取復國，卻不挑戰中共統治西藏的現況」（即「爭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真正自治」，不再爭取自由民主）等極左舉措看，達蘭薩拉正在有意或無意中往毛澤東預測的方向努力，甚至十四世達賴喇嘛還公開宣揚：「與毛澤東有過父子般的友情」7，而且，自己是一個「半個馬克思主義信徒和半個佛教徒」8。
殊不知十五億中國人對此有何感想？筆者曾接到過來自部分中國學者的信件和電話，他們向筆者埋怨──「達賴喇嘛在說毛澤東的好話和重提『馬克思主義』，就等於他在刺激中國人不堪回首的深層記憶，即全面鎮壓中國知識分子（反右）和發生『人相食』的『大饑荒』9中死去的幾千萬餓鬼以及無數人在牢獄和批鬥中去世的冤魂等所勾勒出來的重大事件是一個時代的大傷口，元兇是毛澤東和他所實施的馬克思主義制度設計，因此，一名佛學大師不應該站在歷史罪惡的一邊，藏人知識分子有責任和義務去向達賴喇嘛稟報真相⋯⋯」10，但是，又有誰知道藏人知識分子的苦衷呢？任何人沒有把握達賴喇嘛會虛心地聆聽藏人的講解，更糟的是不小心就被人扣上不尊敬達賴喇嘛的帽子就難以擺脫輿論攻擊的厄運，因為，部分見利忘義的政客很會利用多半流亡藏人把十四世達賴喇嘛被視為「真理中心和權力中心合為一體」的心態。同時，毋庸置疑，2011年3月10日，十四世達賴喇嘛向全世界鄭重宣布政治權力將移交流亡藏人民選領導人之後，第14屆西藏人民（流亡）議會隨即於5月26至28日召開臨時會議，修改流亡藏人憲章，通過將原屬達賴喇嘛的行政與政治權力移交給民選行政首長（法廣，2011）11。顯而易見，從此十四世達賴喇嘛正式成為一名具有「各方調解」能力的精神領袖，他的所有言行屬於個人的慈悲行為，而非西藏政治領袖行為，包括2013年12月25日「致習近平的未遂信件」12，比如，於2020年9月20日，達賴喇嘛私人辦公室（噶丹頗章）趁機為澄清2020年流亡藏人選舉中不支持任何一方而發布的聲明中再次明確表示從2011年之後，達賴喇嘛不再干預藏人政治。
話回當初，1959年4月18日，已經順利流亡抵達印度的末代藏王十四世達賴喇嘛以及西藏政府官員們在因西藏全面淪陷以及失蹤國王而世界各地前來採訪「西藏政教王」的記者會上向國際社會以《達賴喇嘛聲明》來回應中共政府。該聲明中全面否定了《十七條協議》，明確指出「 ⋯⋯ 一九五一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壓力下，達成了中共和西藏之間的十七條協定。在那項協議中，接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宗主權，因為西藏人別無其他辦法。但是甚至在這項協議中也規定，西藏享有充分的自治。雖然對外事務要由中共政府掌管，但是據商定，中共政府將不干涉西藏的宗教和風俗習慣以及其他的內部行政。事實上，在中共軍隊佔領西藏以後，西藏政府沒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在內部問題上也是這樣，而中共政府對西藏的事務行使全權……」13 請注意，當時西藏流亡政府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擁有主權（sovereignty）。
同年同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所謂《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14，該決議其決定對西藏（西藏東部安多和康區已經實施）徹底進行所謂「民主改革」，即強制實施「種族性文化滅絕政策」和鎮壓「西藏復國主張者」。平心而論，這是「西藏問題國際化」的開端，又是一起「主權換取治權導致徹底殖民同化」的典型案例。現今回過頭來看，對人類社會具有警示意義和很高的參考價值。其實，古今例外，失敗案例是避免重蹈覆轍和邁向成功臺階的關鍵一環，因此，誰想避免發生類似西藏的命運，先該搞清楚如何西藏現今淪為這種地步的來龍去脈。
同年6月，達賴喇嘛再次召開記者會強調「我們西藏人並不敵視或仇恨偉大的中國人民，我們必須共同找出必要的努力，為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至於『十七條協議』是被迫簽訂的。」15 但是，歷史的車輪駛入中共全面控制整個西藏的時期，從此藏史上第一次開始記錄徹底亡國和流亡藏人所稱為的「抗暴救國」時期。
中共政府一直宣傳的所謂「和平解放西藏」實際上指的是「藏西」，即雪域高原（青藏高原）的西部地區，也就是當時西藏（拉薩）政府的實際行政管轄範圍，但是，不包括「藏東」，即曾中華民國先後入侵西藏東部地區設有所謂「青海省」（1929）和「西康省」（1939）等地。當時青海等地牧區處於「自立」（保持世襲制）和農業區處於「半個自立」（接受任命頭人），大部分西康處於半個自立（接受任命頭人）的狀態，實際上「藏東處於半獨立和半殖民地」狀態，但是，藏東（康區和安多）人民反抗侵略者的鬥爭一直沒有中斷過，只是當時敵不過軍事勢力懸殊而已。實際上，藏東（康和安多）地位一直處於未決狀態。比如，一九三六年前往康區甘孜首府（打箭爐）調研過「土司」（藏語稱「甲布」，即王）制度的楊公素先生（中共特務）在《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一書中說：「川軍主要是劉文輝部隊在各地沿趙爾豐改流時設立的縣駐紮，於是有兩層政權的情況，劉文輝的軍隊存在時，縣政府權力可以實施，否則土司可不理漢人政權。」16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之間（確切地說毛澤東借用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較量的有利時機而和蔣介石爭奪統治中國的「皇位」）爭奪中國的主導權而打響了慘烈的第二次「國共內戰」17，並戰爭波及西藏東部的遼闊土地。當時中共不僅奪取了中國大陸，首當其衝的就是藏東邊區，即主要是當時藏中（漢）雜居區，或叫藏中交界處，比如，今日青海的西寧；甘南藏族自治州邊區，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邊區，即黃龍及臥龍，四姑娘山等熊貓出產地；甘孜藏族自治州邊區；德欽藏族自治州邊區以及現今的所謂「藏族自治縣和若干個藏族鄉」，還有其他藏、漢雜居的地方。與此同時，中共奉蘇聯的命令全面展開了入侵西藏的行動，實際上迫使與西藏政府簽署所謂「十七條協議」之後，中共立即就採用偷樑換柱之舉速步侵佔了整個藏東──即現今的所謂「十個藏族自治州，兩個藏族自治縣以及若干個藏族鄉」18等地區。
經過分析看，當時中共武力佔領藏東採取了「兩手措施」，比如，於1949年8月份，毛澤東依據史達林旨意以國際共產主義戰略（佔領世界屋脊）需要而為保護十世班禪致彭德懷的電報中，「⋯⋯解決西北地方除用戰鬥方式解決外，尚須兼取政治方式，以為戰鬥方式的輔助。現在我軍佔優勢，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19 這也是中共入侵藏西（今西藏自治區）時史達林所設計的手段，即「西南局」扮演紅臉，就用武力入侵，則「西北局」扮演白臉，主攻統戰。中共侵佔藏東時也一樣，採取了以下措施。
一方面，依靠武力強行進入遼闊無邊的藏東邊區；另一方面，積極地接觸有名望的宗教人士和部落頭人，甚至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高舉「入藏僅僅是為了幫助發展經濟、文化。完成使命後，會返回中國」的旗幟下駐紮藏東安多的甘肅和青海等的邊地。同時，中共以幫助消滅「國民黨反動派的殖民統治或經常騷擾」等冠名堂皇的理由入住藏東康區邊地。又成功迫使與西藏政府簽署所謂「十七條協議」之前，不敢進入藏東縱深地帶，明顯在等待時機來臨。
於1949年9月份，根據史達林對中共政權的本土設計，名義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實際上該《共同綱領》取代了以往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20（1931）和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1945）。這意味著該「憲法大綱」和《論聯合政府》明文規定承認「自決權」的條款被取消，新的《共同綱領》主張所謂「民族區域自治」，並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實際上，巧妙地「民族區域自治」取代「民族自治」。同時也強調「公敵」，即各民族中抗衡中共的勢力（包括國民黨在中國的殘餘勢力）。
雖然如此，但從二十世紀中期開始，全球割據的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陣營任何一方都不願意承認自己為壓迫者，更不可能承認統治的人民為被壓迫的群體，因此，兩方制定了共同所遵循的遊戲規則，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前一個公約出自自由主義陣營，後一個公約卻出自共產主義陣營。毋庸置疑，這是兩種不同價值觀合二為一的傑作，也是目前人類共同遵循的遊戲規則，因此，這兩份公約的第一條規定就是──自決權。這也體現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蘇聯和中共簽署的秘密協定之中，比如，於1950年2月12日秘密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特別協定》第十七條：「締約國雙方同意，內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國，由雙方共同負責扶助其獨立」21。特別是於2020年11月份美國政府國務卿辦公室政策規劃所頒布的《中國挑戰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the China Challenge）報告中明確表示「中共嚴重違反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中提出的原則，從1950年代伊始保持對西藏軍事佔領」22，而且，於2020年12月27日，美國總統川普正式簽署了國會兩院一致通過的《2020西藏政策與支持法案》。該法案是自2002年美國頒布《西藏政策法案》以來，又一項針對西藏問題最全面的法案。這是美國政府從以往對中共的綏靖政策轉向明確支持藏人實現決定自己命運權的最新表態和繼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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