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客家研究論文選輯8：客家婦女與性別

編者及作者介紹
張維安  學術研究與客家發展：《臺灣客家研究論文選輯》主題叢書序  
張翰璧 《客家婦女與性別》導論  
邱詩婷、陳枝烈  客家族群性別制度之研究：以屏東縣竹田聚落為例  
簡美玲  性別化敘事裡的祖先與家族：以北臺灣兩個客家菁英家族為例
李文玫、丁興祥  剪斷肚臍帶，要做大人樣：一位客家女性生命處境中的「困」與「尋」  
姜惠文、陳銀螢  臺灣客家父親的父職認知及子女教養信念：已育有學齡子女的父親為例  
鄭惠美  臺灣南北地區客家婦女大襟衫比較研究：以清末民初至光復初期之傳世實物分析為例  
李廣均  為何客家婦女（不再）以「妹」字命名：一些觀察與想法  
呂欣怡  客家微型創業婦女的勞動初探：以橫山鄉為例  
張亭婷、張翰璧  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與客家文化傳承：越南與印尼籍女性的飲食烹調策略  

導論

張翰璧

　　一、客家與客家婦女

　　客家研究作為學術領域上的重要分類，在過去十幾年間有快速的成果累積，許多研究者帶著不同關懷，進入不同領域探究「客家」概念、「客家文化」特質與內涵。這種以「團體」為單位的研究方法，避免不了客家婦女／性別的研究取徑。強調客家婦女／性別研究，有幾個原因，其一是來自客家研究的過去基礎。自19 世紀國外的人種學家、傳教士和文學家，在描述客家文化特徵時，都從「美德」的角度，大量描述客家婦女的勞動特質，這樣的研究主軸一直持續到現在，只是研究的場景從華南逐漸聚焦到臺灣。其二是族群研究在臺灣的發展，客家研究在2003 年於大學成立研究所以前，許多客家的學者與文史工作者已經長期耕耘客家文化的研究，在強調祖譜、臺灣在地歷史、語言等研究。這個階段的客家婦女是「客家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社會科學方法論上的一個「變項」。上述兩種研究取向一直延續到現在，研究產出也從未間斷。

　　本叢書以客家婦女／性別作為主軸，希望在過去研究的基礎上，鼓勵客家文化研究者，除了將客家女性視為族群文化的「載體」外，更進一步思考客家女性作為族群文化「主體」的研究取向。將客家女性作為族群文化「主體」的研究取向，是將「性別」帶入客家研究，一方面以「女性／性別」為研究核心，凸顯完整的族群研究，從女性／性別研究的觀點，建構客家文化的內涵，而不是化約式地將客家女性視為受壓迫的一群人，必須要有更多制度性、結構性的討論。更進一步，將客家研究與現代性的議題關聯起來，分析社會變遷中社會制度如何調整兩性關係、社會經驗、家族制度等文化，從具體的「個人」分析族群文化的變遷。另一方面，希望鼓勵「男性」觀點的族群文化研究，將男性具體地放回到討論的社會脈絡中，而不是族群刻板印象中的「看不見的手」（父權制度、大男人主義的刻板印象）。將整體性別和階級、 族群、時間／空間的交錯關係進行脈絡性的分析，才能具體探討客家文化如何建置性別角色的認同機制與是否有不同於其他族群的結構性差異。

　　二、客家婦女研究的跨學科性與多元面貌

　　（一）制度、敘事與生命史

　　本書所選的九篇文章，大致可分成四類。第一類的三篇文章，分別是邱詩婷、陳枝烈（2010）的〈客家族群性別制度之研究：以屏東縣竹田聚落為例〉、簡美玲（2015）〈性別化敘事裡的祖先與家族：以北臺灣兩個客家菁英家族為例〉、李文玫、丁興祥（2008）〈剪斷肚臍帶，要做大人樣：一位客家女性生命處境中的「困」與「尋」〉，三篇文章大致延續客家婦女以往的研究基調，從家族的角度切入，分析客家文化的性別文化，後面兩篇更強調個人生命史的觀點。

　　邱詩婷、陳枝烈的文章，主要還是在現有的客家（漢人）家族制度（文章標題用「性別制度」）中的性別文化（繼承制度、婚姻制度）與家務分工。本文採用Connell 性別關係體系中的四個結構：權力關係、生產關係、情感關係、符號關係，分析客家族群不同世代如何形塑性別文化、如何看待性別制度的規範。分析的資料是立基於深度訪談資料，全文的討論與分析緊扣「性別制度與變遷」兩個主軸線，結論大致與既有的客家婦女研究類似，不同的是累積了一些六堆的訪談資料，讓讀者可以讀到日常生活中，不同世代對於繼承、婚姻與家務分工的不同看法。邱詩婷與陳枝烈的訪談中，受訪者在回答相關問題，不論是財產繼承權或是婚姻制度，在態度上均有所鬆動，不若老一輩人的理所當然。可惜的是，年輕一輩在面對行為抉擇時，是否會採取與態度一致的決定，則是未知。而這種態度下的行為決策過程，才是世代間族群文化變遷的重要轉折。在分析婚姻制度和性別分工，作者也觀察到世代差異所產生的改變。

　　基本上，本文處理的是一個長久以來客家研究假設的文化框架：性別文化（尤其是建立在漢人家族制度上的性別文化）以及自19 世紀以來客家婦女研究的基調（勞動即美德），從制度架構和外部研究觀點而言，上述論述主軸有其文化性和經驗性的基礎。但是，如果放在個人層次上，思考漢人文化制度下對於客家女性的規訓以及現代化過程中客家女性在啟蒙過程中的轉變，客家婦女的圖像會呈現多元的差異性。

　　簡美玲（2015）〈性別化敘事裡的祖先與家族：以北臺灣兩個客家菁英家族為例〉一文，即是以性別、口說與日常三條軸線，嘗試由此對以男性為主所可能形成的客家社會與文化的論述或知識體系，進行反省與對話。簡美玲書寫的策略，仍是將家族作為一個想像共同體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呈現女性角度的客家社會（家族）。運用的資料包括文獻（史料及文字資料）、物（如家族的收藏物或家族照片），與民族誌口述訪談（尤其是年長女性的生命史）三類，主要的受訪對象來自於頭份陳春龍家族（9 位）、新埔陳朝綱家族（13 位）。

　　主要的訪談內容集中在女性結婚後與娘家／夫家的日常生活互動與實踐。第一個提問是媳婦如何進入家族的場域？也就是媳婦如何以一個外來的女性身分，進入家族的內裡，甚至拉扯家族想像的方式。第二個提問是女兒在家族是什麼位置？在傳統父系為主的漢人家族結構中，嫁出去的女兒被視為非家族的人，但是這並不能代表女兒的角色就這樣被排除，這部分的探討以族譜的具體實踐作為訪談的重點。

　　「家族」作為一種傳承與教育的互動空間，同時具有想像和實踐的在生產過程，不同性別與身分也產生不同的家族想像。「家族」想像與再現，是透過不同層次的實質經驗、行動網絡與精神意涵的空間媒介，並從各式日常生活的人際交流與家戶教育來持續傳承與變遷。相對於男性的「家族」想像，兩個客家家族的女性對於祖先與家族之想像的敘事內容，大多聚焦在日常生活、人際交流、婆媳互動與小孩教養的實際經驗，這和男性對於家族想像有所差異：男性多從文字資料或概念性的家族故事，述說「我們是什麼樣的家族」，而女性則從日常經驗與記憶裡構築對於祖先與家族的想像與觀點。

　　本文最主要的貢獻在於開創了性別化的家族史研究。透過客家女性民族誌訪談資料的收集與分析，我們看到她們如何透過家戶內日常生活的敘事與實踐，展現其身為北臺灣兩個地方社會的客家菁英家族成員，及對於家族的想像。同時也通過口語敘事，口語與書寫互相角力的敘事（女性與男性的敘事），提供對於這套知識體系開展一個對話或解構的可能。文中值得關注的是，作者似乎將男性等同於書寫敘事、女性等同於口語敘事。這樣的知識系統建構的預設，放在本文受訪者生活的年代與社會位置是合理的假設，卻可能無法標示為不同階層、時代的客家家族／家庭的知識體系建構，或是應該更進一步說明「客家家族知識體系」的內涵。時間、客家或是女性群體本身的多元性，不斷重新建構與結構化「何為客家？」、「何謂家族？」、「何謂客家女性？」，並考驗著「客家文化」的實際意義。

　　客家婦女在「出」娘家與「進」婆家所帶來的生命經驗轉變，與客家男性成為「家族／家庭文化的維持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各自因為婚姻關係所擔負起的集體期待，促使家庭／家族文化在社會變遷中相對穩定的存在。族群認同要他者，族群文化則不必然需要他者的存在，而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實踐和日常的口語敘事。客家族群除了是一種「系譜書寫」或「共享歷史」的男性觀點與架構外，更有日常生活中女性觀點的文化再生產，從飲食、語言、祭祀、及生活態度等細節，填充客家族群文化的內容，並用日常口述累積客家文化。換言之，男性在「建構」客家的同時，女性在「製作」客家（張翰璧 2007：13）。

　　基本上，個人生命史、家庭私領域、家族公領域、族群文化、社會規範、國家法律架構起我們對於「社會的想像」和「生命實踐」。生活中的行動者會在不同的實踐層次，找到生命的出口，甚至作為反轉生命的支點。相對於簡美玲對於菁英家族女性長者的口述分析，李文玫、丁興祥（2008）〈剪斷肚臍帶，要做大人樣：一位客家女性生命處境中的「困」與「尋」〉一文中的主角，呈現的是另一種客家女性的敘事與自我轉化的經驗。單一且深入的生命史訪談是本文的資料基礎，故事主角的社會位置是「弱勢中的弱勢：既是客家、又是女性、又是農村勞動階層」，加上婚姻中「媳婦角色」的雙重文化規訓。雙重文化規訓，指的是他者（娘家、婆家、丈夫等）的角色期待，一方面是女性在社會化過程中內化的行為標準，一種作者形容的「文化氛圍」，「隨著婚姻制度而來的『媳婦角色』的文化規訓，卻讓我有被束縛與不自在之感，那是一種無形且無法清楚言說的約束感，無關乎婆婆或妯娌的好相處與否，在於那種文化氛圍中對女性的規訓」。

　　作為弱勢中的弱勢，過去的年輕客家女性只能經由工作取得短暫的自主性，經由經濟上的獨立並資助家庭開支，換取某種程度的主體性。只是這種自主性稍縱即逝，婚姻成為下一個生命轉折的賭注，弱勢者幾乎很難透過「婚姻」向上流動，反而因為「媳婦」的身分，走進對於娘家和夫家而言，都是「他者」的中間位置（in-between），而恰恰是這種中間位置所產生的無歸屬感，促使受訪者反思、建構自己的主體性。

　　基本上，上述三篇文章反映出過去客家婦女研究的主軸，將婦女放在家族制度的脈絡中分析。邱詩婷、陳枝烈企圖從變遷的角度，分析客家文化中性別文化的改變，只是改變似乎只在「態度」上，如何由態度轉變成行為，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支撐。簡美玲的文章則是則是指出祖先與家族之敘事與想像上的性別差異，提出「女性的日常口述知識」如何與男性知識系統對話的問題。這類的研究可以開啟女性對於家族的想像與其身分認同等的研究，進一步說明是否影響到女性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方式。第三篇李文玫、丁興祥的文章，從微觀的個人生命史，分析弱勢女性的生命轉折，弱勢來自於階級和性別的交織，也來自性別文化和婚姻制度產生的規範強制性。三篇文章著墨較多的是「女性」，而非「客家」。

　　（二）客家與男性

　　第四篇文章從客家男性的觀點切入，探討年輕一代的客家男性，如何在客家傳統影響下扮演父親的角色，又如何參與學齡期子女教養。在分析客家父母的教育態度時，姜惠文、陳銀螢引用曾逸昌（2005）的觀點上，指出多數客家父母從務實的觀點出發，希望子女學有一技之長，或是能夠當老師、公務或在公營機構上班，勤奮讀書成為重要的途徑。作者在「瞭解了客家的民族特性與傳統精神後，我們便可以去探究客家父親如何在這樣的潛移默化中，透過教養子女去延續或者轉化了這些客家特性。」

　　相對與以往親子關係的嚴肅性，文中受訪的三位年輕父親希望可以建立較活潑的親子互動關係。「我們可以發現年輕一代客家父親從過往成長經驗中都感受到，自己和原生家庭的父親，彼此在溝通、聊心情這個部分是不足夠的，甚至有遺憾，傳統的客家父親，很少會當面鼓勵孩子，或是很少在子女面前給予稱讚，大多以表情式行為來表達，在家人互動中感情是壓抑且內斂的。而年輕一代的客家父親則認為對子女言語的鼓勵是重要的，而且也是自己希望有改變的地方。」在建立父親的形象或是教養態度時，年輕一代的客家男性會不自覺地融合自己父親的形象以及成長過程的經驗。與上面三篇討論客家女性相同，本篇文章在研究客家男性的家庭觀和親子教養態度時，對於「客家文化」的內涵多是存而不論，並且沿襲著「宗族制度」、「大男人主義」、「硬頸刻苦」等特質，女性則是和「勞動」劃上等號。

　　文中許多關於客家傳統精神中「節儉」、「祭祀祖先」、「孝順」、「講究倫理、輩分」及「禮貌與規矩的建立」等特質的訪談稿內容分析，更像是臺灣社會中的父親所分享的價值，而非客家族群所獨有。因此，作者也在文後說明：「客家父親包含於臺灣父親中」。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是，客家文化特質在父職或是男性的教養態度上和其他族群有何不同？差異性的基礎是因為族群性（客／閩／原、客／閩、客／原）的不同，還是受到世代影響？比較研究和以「兩性」作為分析架構的文化社會研究還有待更多的累積。

　　（三）婦女作為客家文化的載體

　　第五篇和第六篇文章，討論的是客家婦女在服飾和命名上所呈現出的「客家」。博物館中有關族群文化的展示，大多圍繞在服飾、舞蹈、飲食等生活面向，而這些文化的載體多為女性。鄭惠美（2007）〈臺灣南北地區客家婦女大襟衫比較研究：以清末民初至光復初期之傳世實物分析為例〉一文，從材質、色彩、釦子造型與裁剪結構，比較臺灣早期（從清末民初至光復初期）之南、北客家婦女大襟衫之形式。鄭惠美發現，臺灣南、北客家婦女大襟衫的形式在外型輪廓上雖然類同，但是其中存在許多細部的差異。

　　服飾文化作為族群文化物質表徵，其風格容易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客家婦女大襟衫服飾製作細節的南北差異，主要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移出地的不同，南部客家的祖籍的多來自廣東嘉應州（鎮平、平遠、興寧、長樂）等縣，北部地區客家原鄉祖居地除了部分來自嘉應州之外，有許多來自沿海的惠、潮兩州，客家族群內部的多元性增加。第二個因素似乎和在臺灣的居住地及其周邊的族群互動有關，南部客家在清代初期，經歷嚴重的閩、粵械鬥，族群關係呈緊張對立的狀態，不易產生服飾文化交流。北部客家族的文化受到閩籍人士的影響，在裝飾風格上則趨近以於閩籍婦女的裝飾形式，而有較多花俏的鑲緄或牙子紋飾。

　　根據資料與訪談內容，鄭惠美指出臺灣南、北客家婦女服飾，「從以前祖先傳留下來就是這樣，並沒有改變！」不同的是六堆客家婦女將傳統的「中長大襟衫」傳承為客家標誌的「藍衫」，而北部客家婦女以原始的短大襟衫原型，納入鄰近族群的裝飾形式，而產生單純與繁複並存的大襟衫裝飾風貌。衣飾文化的差別反映祖籍地來源、族群接觸的不同，但都還是維持客家文化的原型，亦即勤勞節儉、物盡其用的精簡樸實精神，作者認為這樣的精神是蘊藏在衣襟、袖口裡面，就像客家婦女堅毅勤勉、刻苦沉靜的性格歷久不變。「大襟衫」的原型之於客家服飾，一如「堅毅勤勉、刻苦沈靜」的原型之於客家婦女的特質，在這篇文章中有了極致的等同性。

　　李廣均（2007）的〈為何客家婦女，不再以「妹」字命名：一些觀察與想法〉，是最早對於客家女性名字的社會學思考，這樣的社會學思考的靈感是來自於楊國鑫的一篇短文（1988：22），從母親的名字可以判斷自己的族群身分，「假如你要判斷一個人他是否為客家人，可以問他的母親叫什麼名字，或看他的身分證母親欄，其母親的名字為XX 妹，你問他是否為客家人，他會告訴你他是客家人沒有錯。」名字的決定和使用，具有高度的文化意涵和社會意義，過去以「妹」字命名，不僅是客家人的命名習慣， 也是客家婦女的命名特徵。

　　本文希望從社會學的角度，觀察客家文化在面對社會變遷過程中，顯現在命名上的轉變，這種轉變可能是受到文化接觸的影響，也或是社會融合的指標。命名文化的改變是否可以視為族群文化變遷的指標？如果可以，是甚麼因素促使族群文化變遷？

　　本文雖然並沒有針對「不再以『妹』字命名」的現象提出強而有力的分析，但是卻提出新的研究取徑，希望解答下列問題：現代化過程與族群接觸對客家「傳統文化」的影響為何？前者指的是女性角色的改變，後者與族群通婚有密切的關係。當世俗化和都市化促使傳統族群文化逐漸式微的同時，族群團體要如何再現族群的生活經驗和文化？這個問題不但是客家女性在命名時家長的決定，也是當代所有文化團體所面對的挑戰。（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