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模式：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1998-2018)

導讀之一：印尼民主二十年——期待新政治

戴萬平

台灣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教授﹑《印尼產業的政治經濟學：資源詛咒》作者

首先，非常榮幸能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的戴維信博士（Jamie S.Davidson） 所著作的《印尼模式：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Indonesia: TwentyYears of Democracy） 撰寫導讀。在2019年的今天為這本書撰寫導讀是相當有意義的：其一，是1998年至今，印尼的政治轉型已滿二十年，學術界需要回頭審視這二十年來印尼政治的變化；其二，2019年印尼將透過民主的程序選出第八任總統，新任總統將帶領印尼五年，邁向下一個歷程碑。

1997年發生亞洲金融風暴並導致1998年執政長達三十年的強人總統下台；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印尼充滿動盪與混亂。當時，筆者正在印尼大學短暫進修、撰寫印尼政治的博士論文，面對到這樣的混亂，外界幾乎對這個國家的前景感到悲觀；並對當時進出海關遭到「官員索賄」的現象深惡痛絕。二十年後的今日，筆者依舊頻繁進出雅加達，感受到截然不同的經驗；在嶄新的國際機場內順暢的通過，「過海關」已經不再是所有亞洲遊客的夢魘。在政治上，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最近幾年的調查，印尼政治自由度的評比，都是東南亞地區最好的。2006年至2018年間，印尼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定為「自由」（free），優於其他東南亞國家選舉過程也堪稱公正。在經濟上，金融風暴之後，國際經濟學者以「金磚第五國」形容印尼廣大內需市場背後的經濟潛力；就數據上，印尼也是近年整個亞洲新興國家投資熱潮中，重要性最高，也最被看好的市場之一。2018 舉辦的亞運；2019年申請舉辦2032 年奧運，展現印尼政府的國家自信。

就近代東南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印尼的轉變相當驚人，但是這樣的轉變是不是就意味著印尼已經走向民主鞏固，而不會走向回頭路？就像戴維信博士在書中所提到，印尼的民主依舊面對眾多的挑戰，其中包括；弱化的體制、社會不平等、金錢政治、族群與分離主義、地方主義⋯⋯。由於存有太多對立的緊張關係在印尼出現，所以戴維信博士主張要透過民主的「持續變遷」（change and continuities）作為分析架構進行研究，構成本書在撰寫架構的主軸。學理上，這本著作就是採取「歷史的」與「比較的」脈絡（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context），關注真實世界的經驗問題（real world empirical questions），來解釋制度結構形塑政治行為與結果。

根據這樣「持續變遷」的分析架構，戴維信博士將後蘇哈托印尼民主轉型過程分1998-2004 年威權轉型時期的「革新時期」（Innovation）、2004-2014 年尤多約諾總（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SBY） 執政時的「滯緩時期」（Stagnation）、2014 年至今、佐科威總統（Joko Widodo, Jokowi）執政的「對立時期」（Polarization）。三個時期並以「政治概況」（政黨、選舉、地方政治）、「政治經濟」（國家利益與自然資源的分配）「身份政治」（新、舊的認同動員對於國家政治與地方社會的影響）作為本書對於檢驗二十年印尼民主的三個單元，以下分別討論。

印尼民主「革新」的時代：悲觀與迷惘

這段時期可以說是印尼政治經濟最混亂的年代。在改革面向上，戴維信博士指出，這個時期最被稱道的改革包括：「威權統治瓦解與國家領導人的更替」、「軍隊國家化」、「修憲」、「憲法法院的建置與公正的審判」、「地方自治與去中心化」、經濟上的「私有化與制度化」。不過在改革過程中也並非順遂，因為過去執政的政黨專業集團黨（Golkar） 依舊掌控大量的資源，軍隊也難以放棄過去掌控的政治經濟利益，更嚴重的威脅是來自於東帝汶（East Timorese）、亞齊（Ache）、巴布亞（Papua）的獨立運動，以及包括：安汶（Ambon）、波索（Poso）等地方的種族與宗教衝突。

另一方面，筆者認為在本書對於印尼民主最為關注的部分，就是民主化的過程會牽涉到選舉等「政治動員」；特別是以「以認同為基礎」的政治動員（Identity-Based Mobilization）。若再細分，其中包含「伊斯蘭認同」（宗教）、「印尼華人」（種族）、「外島邊緣化」（地域）三大動員議題。對於印尼政治的研究者而言，「印尼政治就是認同政治」的觀點並非陌生。事實上，自1949年印尼正式脫離荷蘭統治後曾經就是實施民主制度，但最終就是因「族群認同政治」（aliran Party Politics）失敗收場。認同政治帶來的政黨惡鬥，民主機制並沒有發揮整合的功能。1955年舉行首次大選，雖然被西方學界視為是一場公平公正的選舉，但悲哀的是選舉結果因政黨意識型態的差異促使國家內部分歧。根據統計，1950年到1957年「議會民主」時期，印尼政壇共更換了七個內閣。政治競爭弱化國家的統治能力，分歧社會摧毀印尼社會共同的價值，這就是所謂的「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

「認同政治」帶來政治失序，為威權統治提供一個重要的藉口，最終導致1965 年的政變。在「革新年代」的印尼，似乎重蹈過去的陰影：不僅更替三任總統，繼之的社會騷動、種族宗教割裂、恐怖攻擊、以及隨著政權更替引發的政治鬥爭，當時學界也多認為印尼的民主化充滿「不確定」或是「悲觀」。

印尼民主「停滯」的時代：穩定勝過一切

當尤多約諾總統上任時，作為第一位印尼直接民選的總統，其實是令人期待的。可是當民主開始走向軌道，印尼人民的訴求不僅是要穩定，更需要具有魄力的改革內涵。「革新時期」的第三任總統梅加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可以就任大位，是因為她領導以改革為訴求的政黨，選民給予執政的機會；然而，隨著梅加瓦蒂執政時期種種負面的事證，失去選民所認同的改革形象；對於恐怖份子的軟弱與社會經濟秩序重建的緩慢，使都市為主的中產階級選民對梅加瓦蒂執政感到失望。2004 年，經過近半年的選舉過程，軍方出身、形象清新、改革形象並曾任政治與安全統籌部長的尤多約諾在二輪投票中以60％對40％的得票擊敗尋求連任的梅加瓦蒂。尤多約諾的當選與順利就職，大選平順進行與政權第三次的輪替，是在和平與歡樂中進行；「革新時期」伴隨政權更替出現的社會動盪已不復見，象徵轉型的新進程。

在這樣的環境下，尤多約諾的執政十年（2004-2014），民主應該有很好的走向，但是被戴維信博士認為是「停滯」，並沒有為印尼開創新局面。他指出：「『穩定』是尤多約諾的首要任務」。就政治上來說，尤多約諾雖然靠個人魅力選上總統，但是他所屬的政黨印尼民主黨（DemocracyParty）僅是一個小黨（特別是指尤多約諾的第一任期），按照印尼的政治生態，他的黨必須與其他主要的政黨，例如專業集團黨進行政治利益交換；包括專業集團黨與其他政黨，加入執政聯盟，目前就是要獲取「國家經濟資源的分配」，這樣的妥協使得在尤多約諾執政期間並無法有效解決印尼嚴重的貪腐問題。

在經濟上來說，尤多約諾執政時期可以說是「新興國家成長的年代」， 但是戴維信博士卻認為尤多約諾失去「成長的機會」（missedopportunities）。從兩個角度可以檢視這個現象。其一，在這十年間，印尼基礎建設並沒有進步；缺乏基礎建設阻礙印尼經濟的成長。主要的原因是在基礎建設上，尤多約諾並不想把國家預算投入在基礎建設上，而是希望藉由「公私營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來進行。可是將

公共建設委由私部門進行，更進一步助長貪腐的惡化，讓中上階層受惠。其次，這十年期間，印尼政府的經濟治理的制度改革反而走回頭路。例如，印尼國營石油公司 （Pertanima） 在威權時代本來就經濟的大黑洞；在改革的時代，政府通過法律將其市場化，並設獨立的石油和天然氣監管機構（BP Migas）作為監管單位，但將印尼國營石油公司市場化，既得利益者與政客們就無法上下其手，於是政客就利用印尼憲法有關「天然資源必須交由國家管理」的條文，將獨立的「石油和天然氣監管機構」隸屬於「能源與礦業部」，等於把天然資源的收益重新回歸到政客分贓的手中。這等於是走改革的回頭路。

就歷史的評價，尤多約諾上任之初讓印尼民眾充滿期待，主要就是在「反恐與維持社會穩定」獲有成就。但是當社會更穩定、經濟更開放，人民的需求會更多，民眾對於新一代的領導人會更多的期待。

印尼民主在「極化」的時代：走在鋼索上

2014 年印尼選舉可以說是一場考驗世代交替的選舉，兩位候選人有個截然不通的背景。佐科威，商人與地方市長出身進而擔任雅加達省長；普羅博沃（Prabowo Subianto），新秩序時代鎮壓東帝汶的將軍、蘇哈托女婿。在佐科威參政帶起的旋風：大量的公民組織捐獻參與，不僅當選第七任印尼總統，更象徵印尼的政局已走出「後蘇哈托時代」（post-Suhartoera）。

相較於前任總統將政治權集中在自己，戴維信博士認為佐科威最不同之處是在於，他善於利用國家資源、特別是國營事業的資源進行國家發展計畫。相較尤多約諾以「公私營合作」的方式推動印尼的建設，佐科威認為：藉由國家資本（state-driven）的力量，更能夠降低私部門透過「尋租」（renk-seeking）擷取國家資源的機會由於政治趨於穩定，伴隨著外資的大量進入增加國家儲備，配合政府所規劃的國家發展計畫，印尼基礎建設明顯的改善，搭上「後商品時代的榮景」（post-commodity boom economy）。佐科威也就被譽為「基礎建設總統」（InfrastructurePresident）。

戴維信博士指出：2014的大選對於印尼民主的深化是有重大意義的。在歷經十五年的政治發展，此時期印尼的政治黨政治已經趨於穩定，國會中大致維持三大世俗政黨印尼民主鬥爭黨、專業集團黨大印尼運動黨（PDI-P, Golkar, Gerindra）與若干小黨（世俗政黨與宗教政黨）的格局。在競選過程中，普羅博沃屢次攻擊「民主制度不適合於印尼文化」，讓印尼民眾覺得軍方出身的普羅博沃充滿「威權主義」，最終遭到 選民拒絕。這樣的結果也證明印尼的選民已經完全接受「民主體制已經是印尼民眾的生活方式」。

由於選舉的激烈，普羅博沃在選後在印尼的國會組成「紅白聯盟」（Red and White），在許多方面杯葛佐科威的相關政策。2019 年普羅博沃繼續成為反對黨的候選人，將2014年的競爭延續。在此次（2019年）總統選舉中，如何能獲得國會中更多的席次。將會是佐科威自己本身連任以外更重要的課題。

於是，看來一切都很美好，那為何戴維信博士會認為佐科威執政的五年是一個「民主極化的年代」？這主要是指：「多元主義」（pluralism）與「伊斯蘭信仰」之間的緊張關係。事實上，極端化的信仰其實不僅在印尼，也在周邊的東南亞國家出現，威脅東南亞的穩定。在2014年的選舉過程中，因為選舉的激烈，對手利用耳語將佐科威貼上「華人、基督徒」的標籤。這些耳語當時拉近雙方彼此的距離，迫使佐科威出面消毒，才讓票數低空飛過。

其後，又爆發佐科威的接班人鍾萬學（Basuki Tjahaja Purnama，或Ahok，華人與基督徒的雙重身分）在競選過程中「褻瀆伊斯蘭」的事件，其後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更令印尼社會對於宗教對立的激化感到憂心，擔心認同政治的衝突會摧毀印尼脆弱的民主。佐科威對這些事件幾乎保持沈默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2019年代大選，普羅博沃獲得多數伊斯蘭政黨的認可背書，當中包括走極端路線的繁榮正義黨、與老牌伊斯蘭政黨國民使命黨（PAN）。對手與宗教靠攏，迫使佐科威必須選擇伊斯蘭學者理事會主席馬魯夫（Ma'rufAmin）作為競選連任的副手。這一點，就像戴維信博士與筆者都提及：「印尼政治就是認同政治」。相對於尤多約諾，佐科威維穩的軍方淵源不深，所以他必須要以更高明的政治操作化解這樣的危機。戴維信博士認為，回應伊斯蘭政治，佐科威最好的武器就是透過印尼建國原則（Pancasila）提倡的「多元價值」作為他對宗教議題的回應。

結語：期待新政治

要對整個印尼民主二十年作一整體評價，戴維信博士認為，相對於其他的東南亞國家近年來走向威權化，印尼可以說是一個「有缺失、但仍然是持續（longgue duree）的民主國家」。那麼，還有什麼力量可能會摧毀印尼民主？戴維信博士提出，包括：國家寡頭勢力（oligarchic power，指目前控制印尼政治經濟資源的人）、軍隊。最大的威脅還是來自伊斯蘭民族主義（Islamic Nationalism），戴維信博士認為，未來無論誰當領導者，都必須要面對：「為何一個擁有85% 穆斯林的國家，卻不能建立「伊斯蘭國」的問題。

面對這樣的提問，歷經二十年印尼民主過程，外界如何進一步解讀這一些民主挑戰？ 個人認為最明顯的觀察指標就是2019年印尼大選與結果。在2019年總統大選佐科威與普羅博沃再次競爭，新秩序世代V.S. 網路世代、伊斯蘭V.S. 多元主義、私部門帶動經濟VS 國家引導經濟︙相關議題；這些議題，都是「老結構新把戲」，這次大選的過程中都會被再次受到炒作與檢驗。

台灣最近颳起素人旋風，傳統的、舊世代的政治人物，即使手上持續盤據資源，但是已經不被選民所青睞。同樣的，觀察印尼2019 年印尼大選隨著網路世代的出現，新一代、非典型的政治人物跳脫以往政治格局，已經開始逐漸改變印尼政治生態；印尼發達的「網路經濟」產生新的中產階級，特別是在都市中的菁英份子所展現出新的經濟力量，讓印尼政治經濟結構轉型。在2019 年大選中更有新生代投入印尼政治，縱使沒有傳統政治人物的資源，但是透過網路訊息的傳播依樣受到好評。因此，在新的網路生態作用下，使得政治素人出生的佐科威較獲得優勢；如佐科威能取得連任，代表印尼政治已經「徹底的世代交替」，「正式終結後蘇哈托時代的威權陰影」，印尼的「新政治」更值得期待。









































導讀之二：印尼民主化之難能可貴——台灣人的泗水在地觀察

吳英傑

印尼泗水大學講師﹑《獨立評論＠天下》專欄作家

從1998 到2018年的二十年間，印尼經歷了經濟風暴，強人蘇哈托下台，總統直選和經濟發展成為新金磚國家之後，印尼民主在沒有準備和經驗的狀況不斷前進，這段時間等同於一個世代，也足夠讓一個小孩從出生到念大學準備畢業了。

仔細回想，我感恩自己很幸運。在印尼民主化過去二十年間，我在印尼居住了十二年，親身經驗了印尼民主和經濟的蓬勃發展，尤其和東南亞鄰近國家相比，選出的領導人既沒有涉入貪污，軍方也沒有發生政變，傳統和社群媒體百花齊放，自由度更是鄰近國家中最高的，政治解放帶領的社會各階層的解放，整個演變過程是令人驚艷的生命力十足，讓人不禁對於有幸參與其中而感到榮幸和謙卑，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如我一樣，一生中親眼見到台灣和印尼兩個國家，從獨裁轉型民主，從貧窮邁向富裕，這是一個很獨特的人生經驗。

從新加坡印尼研究回望台灣新南向

此次有榮幸先拜讀《印尼模式：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Indonesia:Twenty Years of Democracy） 的原稿，更是讓人覺得興奮萬分。目前在亞洲最佳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的戴維信博士文字精煉，從著作來看，可以深刻體會到他對印尼問題了解的深入，著墨以及參考資料的廣泛；從他提出的問題和隱憂來看，也同步提出許多參考資料和證據，更令人敬佩的是他思慮的周延。在許多議題上，他已經見到了未來可能的發展以及潛在的問題，不禁讓人為他的學術素養和專業訓練豎起大拇指。新加坡不斷研究和

投資印尼，這本著作幾乎與現在印尼政治社會的脈動同步，讓人也替台灣的東南亞，尤其是全球第四大國的印尼，相關研究和深入了解的匱乏而擔心起來，新加坡人和政府對印尼和東南亞的理解程度，實在令台灣汗顏。

戴維信博士使用了對比法，將正反兩面的證據呈現在讀者眼前，用的正是文明素養和民主方式來說服讀者，讓讀者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到他的見地，即使對他的論述有不同的意見，也可以敞開心胸接納他提出的論點，而我個人最喜歡的是他的論述方式，可以帶領讀者踏出同溫層的思考模式，到一個更廣大公正的層次，這是我個人覺得最大的收益。

從印尼經驗反思民主

誠如書中所言，民主的定義每個人不同。可以投票就能成為民主了嗎？領導人直選就是民主了嗎？政府不干涉你就是民主了嗎？還是能夠和平的替換兩次執政黨就是民主了嗎？內文中對這個觀念有深入的討論，而我自己也才開始深入思考，民主對我的定義為何？也因此讓自己受益，用更廣的角度來看這個觀念。

當然，這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事，自然也沒有一個國家在前進的過程中是完美的。

印尼人民民主意識的強化、貪污的防治、地方政府的官僚極端教義利用社群媒體興起、貧富差距的縮減、法治觀念的落實教育系統的改善融合三百個種族和七百種語言一萬七千多個島嶼的物理差距，加上後蘇哈托時期的利益團體拉扯，對印尼這個東協最大國，同時也是全球第四大國的領導人來講，任何改革都不是一件一蹴可及的事。不管採取什麼政策或方法，都會傷害到另一邊的利益，困難不可謂不大，挑戰也隨時都在。這也是印尼領導人天天面對的問題。在我們眼中看來理所當然的事，在印尼政府眼中卻可能不見得如此。而令人欣慰的是，即使可能跌跌撞撞，印尼經濟和民主還是在進步，這要歸功於印尼政府和人民的努力，讓印尼成為國際上吸引外資的標的物之一。

和台灣民主化發展的過程很類似，民主從來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2004年，印尼警方才從軍方獨立出來，軍方也才放棄國防和政治的雙重身分，將權力還給印尼人民。在2002 年，印尼也才通過法律，限制總統最多得連任一次，同時開放直選，即使現在執政黨主席梅加瓦蒂當年也拒絕開放直選，可見任何一項民主改革，面對的通常不是助力，而是來自利益團體無窮盡的杯葛和拒絕，而今天不管是印尼或台灣，民主化的結果都令人稱羨，因為都是人民不斷的努力和奮鬥才有的，這一點，不少印尼人和台灣人都感同身受。

為何我會提到這一點呢？

展望印尼未來民主進程

作者在書中提到了民主這個普世價值可能不見得適合印尼，也不見得能夠長久保持下去，因為有證據顯示宗教勢力進入國家層次，同時也提出印尼人民因為教育的落後而容易盲從，讓不少政客結合宗教，想要將印尼伊斯蘭化，變成伊斯蘭律法國。

其實對於生活在爪哇島上的我來講，這不只是我關心，也是我觀察的主要議題之一。

據我個人的觀察，印尼人對於伊斯蘭律法國是不可能接受的。誠如作者說的，穆斯林可以參與民主，但伊斯蘭律法是沒有民主的。在伊斯蘭律法的治理下，女權和民主選舉同步消失，在現今印尼社會上，過慣民主自由生活絕大多數的人是不會同意這件事的。

其實這個議題在中央政府上已經討論多次，佐科威政府甚至將建國原則設立成國定假日，也在公開場合多次宣揚，印尼不可能成為伊斯蘭律法國，除了違反憲法的多元文化和宗教共存之外，印尼人民也不會接受這個方向。目前的確有人鼓吹伊斯蘭律法國，這只是所謂的識別政治，不管是利用宗教，種族或語言，而全球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印尼，自然有人會想到利用宗教來吸引選民，但除了不同宗教的人出來選舉之外，其實這個議題主要是在社群媒體上喧鬧。在一般生活中，目前還屬於貧窮的印尼，一般人民的主要目標還是改善自己生活，只有什麼都沒有的人才是最「虔誠」的伊斯蘭律法鼓吹擁護者，當你改善了物質生活，誰還會想去過清教徒般的刻苦生活？打擊極端言論，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改善生活，這也是印尼政府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作者同時提出，人民因為民主和中央權力下放，讓不少人想念回到蘇哈托的極權時代，不只當時政府有效率，同時地方政府也不敢亂來，更沒有極端團體的生存之地。若要單憑這一點就說印尼民主化無法持續下去，證據力實在有點薄弱。我認為這一點就和台灣剛解嚴和民主化的那段時間一樣，許多人之前習慣的事情突然變得不知所措，於是不少人希望回到極權時代，不喜歡看到國會吵吵鬧鬧，即使到現在還是有人認為民主就是沒效率，但台灣有多少人真正願意回到戒嚴時代？我想這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對比。同樣的，印尼現在也面臨這個問題，除了少數利益團體，任何印尼人都不想回到極權時代的社會環境。

另一個議題是軍人支持的重要性，甚至軍事政變的可能。在我的觀察來講，任何一個團體都應該是政府追求支持的目標，不只是軍人。印尼現在的軍方觀念早已現代化，努力成為專業化的武裝部隊，對國家，宗教，種族等完全維持中立，而且沒有投票權，禁止加入政黨和活動，同時禁止經商等非國防事務。尤其是新一代的軍官，在心態上經歷過蘇哈托的極權時代，升遷不若現在的公平和公開，誰敢冒國際和國家大諱利用軍事政變奪權？在制度上，蘇哈托上台之後就擔心自己被叛變，將許多將軍的防區縮小，並且拉高將軍名額，也沒有一個軍事將領能夠單獨叛變而且奪權。現代印尼軍人也想國家進步，讓自己肩膀上的官階更加有榮耀，怎麼可能政變奪權？

戴維信博士是學術實力非常紮實的學者，在泗水大學任教和從商的我，也可以感受到學者的角度和現實的落差。學者看到的都是隱憂和提出問題，卻並不一定提出解決的方法，而且問題的重要性也不見得和政府看到的一致。而執政者看到的是解決問題的最適切方法和學習妥協，方法不見得完美，最重要的是要能照顧到最大的一群人，除非執政者有私心。印尼的確有許多問題待解決，從打擊貪污、經濟發展、法治觀念、政府效率、人力資源、素質、教育改革、極端宗教問題，這些都是提出來的問題，但印尼政府縱然有再多的資源，也不可能一次能夠將過去累積數十年的問題解決，在施政上總有優先順序，而這也是我看到目前印尼政府正在努力動手做的。

印尼政府目前對內大興土木，興建基礎建設，為物流和人流打下基礎，同時改善人力資源，為2030 年以及工業4.0 做準備；對外則是努力招商，而且成果顯著。當這些努力開花結果的時候，我相信書中提到的許多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不會如書中所說的這般嚴重，甚至嚴重到影響國家完整。其他如窮人健保，教育和就業的問題，佐科威在前不久的政見發表會上也提出了解決方法，可能因為時間差的關係，書中還是將這三個問題列為隱憂，但實際上印尼政府看到了，也動手做了。

為何需要了解印尼？

印尼民主化二十年，帶給印尼的究竟是甚麼？我們為何要了解印尼？為什麼這是一本值得閱讀的著作？和台灣有甚麼關係？這些您都可以在書中找到解答。

當您閱讀完了這本書之後，請您記得，目前極有可能連任到2024 年的總統佐科威，他帶給印尼人民的就是正面的希望。「希望」可以激勵人心，可以振衰起敝，可以讓人面對挑戰，繼而克服挑戰。書中的許多問題都非常真實，當您把這些問題和希望放在一起的時候，我相信您會看到問題一個一個被解決，印尼一天比一天進步。

我關上電腦，閉上眼睛，不少書中所提的彷彿是昨天的事。心中想著參與歷史和創造歷史的而感到悸動，期望您也會因為本書而一樣會受到感動。

導讀之一：印尼民主二十年——期待新政治

戴萬平

台灣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教授﹑《印尼產業的政治經濟學：資源詛咒》作者

首先，非常榮幸能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的戴維信博士（Jamie S.Davidson） 所著作的《印尼模式：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Indonesia: TwentyYears of Democracy） 撰寫導讀。在2019年的今天為這本書撰寫導讀是相當有意義的：其一，是1998年至今，印尼的政治轉型已滿二十年，學術界需要回頭審視這二十年來印尼政治的變化；其二，2019年印尼將透過民主的程序選出第八任總統，新任總統將帶領印尼五年，邁向下一個歷...

中文版作者新序：關於全球第三大民主國的政治實驗——印尼與台灣民主進程比較

新加坡國立大學 戴維信（Jamie S. Davidson）

《印尼模式：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Indonesia: Twenty Years ofDemocracy） 這本小書主要是寫給一般大眾，以及對印尼有基本認識想更深入了解印尼的讀者，多於熟識印尼歷史與發展的專家。可以說，這本小書適合對區域乃至世界政治有興趣的人仕從政與公共政策決策者大學本科生與研究生閱讀。本書要旨，是分析自二十年前長期執政威權政治強人蘇哈托的統治被推翻之後，印尼民主路有何成敗得失。更具體地說，本書將會嘗試解答以下問題：印尼仍在發展的民主政體有何優勝之處、有何弱點？為何對印尼民主進程的評價毀譽參半？印尼未來民主路有何前景？印尼民主發展能否迎接下一個二十年？還是印尼民主路已近盡頭？

對於這些問題，不同人也許會有不同答案。本書會指出，我們其實能以不同標準評斷印尼民主發展二十年經驗之優劣。例如，印尼政治觀察者可樂觀地說，印尼即使面對種種挑戰，國家民主發展仍然令人感到意外地充滿韌性與活力。這裡所指的挑戰來源，包括國家歷經威權管治洗禮數十年後的殘餘影響、國家發展程度不高、國家歷來對確立法治與尊重人權之輕視等。

關於2019 年印尼總統大選

在2019 年4月，印尼將會舉行第四次總統直選。從政治學角度看，這其實意味印尼民主體制已變得穩固、倒退重回至威權政治模式的機會甚微。2019 年的總統選舉看似在重演2014年總統大選戲碼，競選對壘的，同樣是佐科威（Joko“Jokowi”Widodo） 與普羅博沃（Prabowo Subianto）。佐科威最終在2014年總統大選勝選，普羅博沃則是蘇哈托治下「新秩序」時代的前軍方將領，且也是蘇哈托的前女婿。但今年四月的印尼總統大選確與往屆不同。首先，今年總統與立法機構選舉首次在同日舉行，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兩場選舉在不同日子舉行的成本甚鉅。如今兩場選舉於同日舉行，意味總統大選會對立法機構選舉選情影響深遠，這與以往情況大不相同。

第二個不同之處，在於佐科威與普羅博沃的政治立場分野，已不及2014年大選時清晰。在2014年，佐科威以前梭羅市（位於爪哇島的中小型城市，Solo）市長、首都雅加達省省長身份參選，以捍衛國家世俗發展路線、民主、人權、自上以下發展模式姿態示人。五年前的普羅博沃，則有銳意恢復過去暴烈威權統治、支持力圖成為主流的激進伊斯蘭國族主義的形象。但在四年總統任期內，佐科威似乎對人權議題興趣不大，他的國家發展計劃著重由技術官僚自上而下操作，他在今屆總統大選的競選副手是伊斯蘭神職人員、與普羅博沃一樣同樣支持相對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與此同時，普羅博沃在2019年的競選立場變得相對溫和。有別於2014年競選策略，普羅博沃不再強調印尼國家文化與他所指的「西式民主」不相容。在此形勢下，除為爭取權力與財富外，這屆大選的競爭意義其實並不清晰。儘管按民調結果，佐科威民望仍然領先，但可以預見，這會是一場戰況激烈的總統大選，與2014年並無大分別。

關於印尼民主進程表現的正反解讀

觀察印尼民主進程，不能只聚焦於國家層面政治、但忽略地方政治。將於4 月17 日舉行的的印尼總統與立法機構選舉，固然會決定印尼未來民主路的走向，但那只屬國家層面政治。我們不應忘記，印尼至今已舉行過千場地方選舉。印尼是一個島國，擁有住民的島嶼達八千個，島嶼延綿近三千公里，於當中，省長、縣長、市長等地方行政職位都由選舉產生，大部份印尼地方選舉都能以自由與公平方式進行。成立於2003年的印尼憲法法院有助解決選舉爭議，選舉衝突因而無需再以社會與政治暴力事件告終。有些印尼政治觀察者形容，印尼在過去二十年猶如在歡度民主嘉年華（pesta demokrasi）。可以說，從制度角度看，印尼民主政體的表現理應得到肯定。

但對一眾民主支持者來說，民主治理的精髓理應不只限於制度規程，歸根究底，他們支持的，並非有形無實的民主。若然人民被賦予的權利與自由最終淪為空言、學童因窮困而無法得到具質素的學校教育、國內某些族群或宗教信徒遭受種種壓迫，那麼，就算民主選舉能順利舉行，這終究意義不大。從這點看，論者其實可以嚴加批判後蘇哈托時代的印尼民主進程。後蘇哈托時代始自1998年5月。面對國家經濟崩潰、學生示威、軍方與政治精英內部分裂、美國支持不再等壓力，當時在位已久的印尼政治強人蘇哈托被迫辭任總統一職繼而下台。

論者可從幾點批評印尼的民主進程。第一點，是在民主化時期，威權時代留下的政治精英仍能按自身利益影響選舉規則之制訂從而主導選舉政治。當然，少數大政黨的支持者會說，這種對印尼選舉系統的操控其實有助印尼民主發展，理由是政黨數目愈少，民主體制運作與立法工作便會變得更有效率。再者，政黨數目減少，也意味政治競爭程度降底、政黨對國家裙帶關係的需索會隨之而降。第二點，是印尼法治環境仍然不成熟。在印尼大城市之外，暴力與威迫仍然是解決紛爭的主要方式。大多數印尼民眾理應能夠享有的權利都不受保障。例如，司法機關往往不能扮演中立第三方仲裁者角色、充份保障印尼民眾的政治權利與產權。產權保障問題往往牽涉地方掌權人士的利益。印尼警方與司法機關同樣欠缺威望。警方被視為最不受公眾信任的國家政府部門之一。

即使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不俗，政府的扶貧工作進度仍然甚微。這其實也是說，印尼貧富差距問題在變得嚴重，其政治影響之一，是身份政治冒起、且愈演愈烈，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環，是保守穆斯林的政治能量日漸增強。儘管認為民主體制有違神的旨意的信徒仍佔少數，但人數在增加。此外，印尼商界、官僚部門、政黨之間的貪腐問題同樣令人擔心，因為貪腐問題已在危害國家經濟與民主發展。儘管有別於泰國或菲律賓，印尼軍方仍未策動政變，但自印尼民主初期轉居幕後低調行事之後，印尼軍方的政治影響力有增無減。說到底，與普羅博沃一樣，印尼首位民選總統、在2004年成功連任的尤多約諾（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SBY），同樣是前軍方將領。軍方會否透過民主方式重新得到政治力量，是值得注意之事。

比較印尼與台灣的民主進程

除了上述樂觀與悲觀兩種觀點之外，要評斷印尼相當雜亂無章的民主進程，其實還有其他分析進路。例如，《印尼模式》就是嘗試從比較角度書寫印尼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不過，《印尼模式》所參照的案例，主要是包括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在內的東南亞國家情況。現在《印尼模式》中文版於台灣推出，我一方面感謝台灣季風帶文化翻譯拙作，另一方面也會在這篇新序的餘下部份，嘗試從台灣視角回顧印尼民主化歷程之經驗。

我們可先從台灣與印尼相當明顯的差異說起。最為突出的台印差異，是兩地發展程度不一，台灣遠比印尼富裕，前者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六倍高於印尼數字。事實上，在1980年代末、台灣開始民主化之時，當時的台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已兩倍高於印尼。這些數字意味甚麼？解讀之一，是當時相對富裕的台灣，其實或可更早開始啟動民主進程。不能否認的一點，是當時台灣相當理想的經濟表現，實際上是受惠於國民政府對出口導向工業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EOI）策略的重視。台灣的本土市場相對細小、缺乏天然資源、官僚系統強有力、政府之中有影響力的技術官僚都曾在美國受訓等，都是令當時台灣步向出口導向工業化經濟發展模式的推因。當時台灣頗為接受美國發展觀，故此重視本土與國際間的貿易網絡聯繫。

台灣發展故事不能被忽略的另一部份，是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為台灣具創新力的中小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相較而言，印尼往出口導向工業化經濟發展模式之路更為顛簸，背後原因包括印尼擁有龐大本土市場與豐富天然資源、政府相對軟弱無力、官僚國族意識更強與更重保護主義等，印尼國家經濟增長因而受壓抑。但印尼民主化案例卻說明了一點：即使地方發展程度較低，民主進程仍能被啟動。這一點對台灣乃至世界上各處仍在力爭民主、抗拒暴政與不公義之地都應有啟示。

台灣與印尼民主發展的另一明顯差異，是台印的人口族群結構不同，台灣族群結構的複雜程度不如印尼。儘管台灣不如外界錯誤印象般由單一族群組成，但印尼的族群多元程度遠高於台灣。印尼族群多元為其民主進程製造了不少難題——不同族群向政府提出要求，令政府難以從整體利益角度思考管治、繼而有偏袒於某些族群之嫌，政策制訂最終變得混亂與隨意。對此問題，印尼的解決方法之一，是規定政黨在全國設置黨部、以全國型政黨為定位，同時嚴格限制地方政黨的發展（ 曾出現政治動盪的亞齊省除外），目的是為避免出現政治分裂與分離主義問題。印尼另一個對應方法，是向各區域與地方政府下放重要的行政與財政權力。後蘇哈托時代的分權進程，令很多族群組織得以有機會分享地方權力，這些族群組織因而能夠透過各種政治裙帶關係與國家合約分沾國家龐大資源。這種分權安排也許會令貪腐問題變得嚴重、妨礙國家經濟增長，但卻為各族群組織擁護民主政制提供了重要誘因。對民主支持者來說，這是值得付出的成本；對經濟學者而言，這並非令人樂見的事。

談及印尼族群政治，不能不提印尼華人社會的處境，台灣與其他華人社會應會對此課題感興趣。印尼華人數量只佔全國人口2-3%（這個數字其實也不乏爭議），但其影響力遠超於此。不少人會認為，印尼華人在過去與現在不合比例的影響力，源於他們的經濟力量。的確，印尼不少首屈一指的大集團都由華人擁有，這與印尼國家歷史有關。於荷殖時代、特別是在十九世紀初，荷蘭殖民政府扶植華人、方便他們積累財富，以此作為殖民管治的權宜之計。殖民管治者的盤算是，協助華人少數族群致富，既可增加政府稅收，亦可預防華人成為殖民管治之患。一旦印尼土著變得富有，情況卻會大不相同——他們將有別於華人，會動員危及荷蘭殖民管治。事實上，增強荷蘭殖民控制力度、令華人變得富有、令印尼土著處於貧困狀態，是荷蘭人維持殖民管治超過一世紀的成功方程式。

荷蘭人分而治之的殖民遺害至今仍未被消除，印尼族群之間的互信與團結因而受削弱。印尼華人仍然需要面對印尼社會不乏種族主義色彩的敵意，他們被視為主導國家經濟、控制非由國家管理的重要經濟環節（ 例如石油與天然氣）的一群。煽動反華人情緒的印尼人其實忘記了印尼華人對印尼建國進程的貢獻。事實上，在二十世紀初，華人作家都以仍在萌芽的新興國族語言印尼語（Bahasa Indonesia）書寫。這些華人的印尼語書寫，令印尼語的應用變得成熟。換句話說，在華人的書寫協助下，印尼語始能演化成為現代語言、令人動容的國族意識與革命語言的載體，今天印尼語更是國民與同意識的重要支柱。在二戰之後的反荷殖革命，華人也有犧牲奉獻。很多從事貿易的華人從外地走私包括糧食、醫護用品、武器在內的必需品以協助印尼人對抗由荷蘭人領導的軍事行動。若然沒有華人的協助，印尼人便將難以戰勝荷蘭人、他們往後與荷蘭人談判時便難有優勢，印尼獨立或會因而無從談起。印尼獨立之後，一群華人律師奮力爭取印尼公民權利受國家憲法保障。儘管憲法主義與法治並非印尼政治傳統，但這些華人的維權努力都不應被抹殺、至今仍有影響。這些印尼華人律師更甚至曾代表華人之外的少數族群捍衛權益、力阻政府濫權與反對族群歧視，葉添興（Yap Thiam Hien）是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不過，印尼的政治現實是，道理往往取決於權力與力量。發生於1998 年5月、被稱為「黑色五月暴動」、令蘇哈托在同月下台的印尼排華潮便是絕佳例子。在這段混亂時期，雅加達的印尼華人被襲、他們的財產被破壞。暴動之後，印尼華人地位曾有改善，但至近年，情況再次逆轉。在2016年年底與2017年年初，激進伊斯蘭組織在繁囂的國家首都與政經中心雅加達舉行大型示威，反對華人鍾萬學（Ahok） 成為雅加達省長。 其中一場示威為印尼歷史上規模最大，參與者超過一百萬人。這些示威最終令鍾萬學在雅加達省省長選舉落敗（他在首輪選舉得票最多，但所得票數不足以令他免除第二輪選舉競爭）。

上文提到，我們可從樂觀與悲觀角度評斷印尼民主進程。樂觀論者仍然可以說，印尼華人鍾萬學幾乎當選成為雅加達省省長，證明印尼華人社會已獲得更多尊重，印尼民主進程已向前邁進重要一步，原因是在蘇哈托治下、「新秩序」時代數十年間，印尼華人曾被嚴重歧視，華人甚少能夠得到政府官職 ，況且在2016年年底與2017年年初大型示威爆發期間，印尼華人也沒有遭受群眾襲擊，這同樣與威權時代狀況有別。與此同時，也有愈來愈多華人以主流政黨成員身份被選為地方議會代議士，在華人人口集中的西加里曼丹省（West Kalimantan）、北蘇門答臘省（NorthSumatra）、廖內群島（Riau Archipelago）的主要城市與雅加達，情況更是如此。

但是，悲觀論者也會說，反鍾萬學的示威重新令人意識到，即使在當下印尼民主社會之中，華人仍受歧視。鍾萬學的政治崛起也許是來得太快。現任總統佐科威以雅加達省省長之位作為政治仕途跳板，這自然會令鍾萬學的政敵懷疑他會否以同一路徑成為印尼的新國家領袖。無論如何，可以說，反鍾萬學示威、鍾萬學因褻瀆宗教控罪而被判入獄兩年（鍾萬學已被提早數月釋放）之事件，已令印尼族群關係開倒車。事件反映，在印尼民主政治中，公眾仍可公開高調反對印尼華人，從政者可藉此嬴取勝利。這種趨勢令人不安。鍾萬學事件既容許激進穆斯林展示他們的動員能力，亦令他們相信，未來他們同樣可以種族主義與不民主手段應對他們眼中的政治威脅。事實上，這些激進穆斯林對民主政治的支持度引人懷疑。說到底，壞先例一開，印尼民主前景不免堪虞。

至此，我們或會認為，相較台灣，印尼的民主發展足跡看似更令人印象深刻，原因是在發展路途之中，印尼需要克服的經濟發展與族群結構挑戰比台灣多。不過，當我們討論台灣與印尼民主進程的第三個分別時，便會發現，台灣的民主路其實不如想像般平平無奇。這裡所指的第三個分別，在於台灣內政與外交受中國因素影響，印尼不曾需要面對類似的外部壓力。事實上，在印尼歷史中、荷蘭人於十七世紀到來之前，印尼（需要補充的是，直到二十世紀，「印尼」稱號才開始流行）未曾長期遭受外來侵略。這多少解釋了何以蘇丹與其他君主各自擁有領地、領地內族群相對單一（爪哇人勢力圈便是例子）。由於外部壓力欠奉，各地民眾自然缺乏團結意識，要構建共同體自然不易。直到荷殖時代，印尼共同體才開始成形，但成形過程也相當漫長。

是以從印尼角度看，台灣民主歷程其實同樣不平凡。 國家安全往往能成為阻礙民主化的因素。民主支持者或會為民主衍生分歧感到悔疚，因為選舉造成的分裂，確會削弱處於外來威脅之下必要的本土共同體意識、團結度與堅定意志。相對而言，印尼鄰國所能帶來的威脅，明顯不及台灣鄰國。亦因此，更具生存壓力的台灣的政府較印尼強而有力。當然，這不足以解釋為何台灣能夠擁有相當穩固的民主政體，這一點只能說明何以台灣民 主進程沒有更早展開。

最後，我想分享更多有關台灣與印尼民主進程常見特徵的觀察，以此為這篇新序作結。台灣與印尼兩地顯然都享有相當程度的媒體自由，兩地自由公民社會得以被孕育，兩地亦曾產生女總統，這些都是民主體制健康發展應有的徵兆。但我特別想指出的是，兩地的民主發展，其實都具有混戰式（rough and tumble） 民主政體的特徵，這點甚少受注意。台灣與印尼的選舉其實並不太能夠反映真正民意，執政黨也不完全能夠控制政府。

民主體制操作可被概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選舉制度對執政黨相對有利，反對黨較難從中取得優勢，新加坡、南韓、馬來西亞（至少在2018年馬來西亞歷史性地出現首次政黨輪替之前皆是如此）都是例子。另一種情況，則是地方領袖利用人脈關係賄選的現象盛行，群眾往往被動員支持某些特定候選人，例子見於菲律賓與日本（至少在1990年代選舉制度改革之前情況如此）。菲律賓甚至有極為嚴重的選舉暴力問題，競選之中往往會有支持者或反對黨候選人被殺。

台灣與印尼的民主發展介乎於兩種情況之間。過去兩地選舉都曾受操控。在印尼後蘇哈托時代，政治精英已曾多次修改有關選舉的法例，這些修改令有改革之志的候選人處於劣勢。於台灣，政權亦曾長期著重經營政治裙帶關係，更為學術的說法，是長期奉行侍從主義（clientelism）。隨時間推演，政府改以包括政黨相關法規等法律方式規管選舉。但在鄉郊地區，以個人人脈動員仍然是常見的競選方式。

總而言之，台灣與印尼充滿活力但不完美的民主進程，值得研究更多。我們需要對威權主義與執政黨的後遺影響、國家向民眾施展的暴力行為、社會各種不公義有更深刻的認識，亦需了解各種補助與法律能如何有助實現自下而上運作的民主體制。印尼與台灣的公民社會運動份子、勞工權利保障組織、政黨成員、媒體若能更頻繁地交流，相互分享兩地建設更平等與公義民主政體所遇到的障礙，這對印尼與台灣民主進程定有助益。如果這本著作能對此有所貢獻，我將深感慶幸

中文版作者新序：關於全球第三大民主國的政治實驗——印尼與台灣民主進程比較

新加坡國立大學 戴維信（Jamie S. Davidson）

《印尼模式：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Indonesia: Twenty Years ofDemocracy） 這本小書主要是寫給一般大眾，以及對印尼有基本認識想更深入了解印尼的讀者，多於熟識印尼歷史與發展的專家。可以說，這本小書適合對區域乃至世界政治有興趣的人仕從政與公共政策決策者大學本科生與研究生閱讀。本書要旨，是分析自二十年前長期執政威權政治強人蘇哈托的統治被推翻之後，印尼民主路有何成敗得失。更具體地說，本書將會...

導讀之一：印尼民主二十年 —— 期待新政治
導讀之二：印尼民主化之難能可貴 —— 台灣人的泗水在地觀察
中文版作者新序：
關於全球第三大民主國的政治實驗 —— 印尼與台灣民主進程比較
背景：印尼國情
印尼國家歷史年表
印尼三十四省圖
印尼國家政治體制圖
印尼經濟發展數據
印尼2019 年選舉前瞻
序章
第二章 革新時期：印尼民主政治之萌芽（1998-2004）
2.1. 政治概況：國家政治結構與生態的蛻變
2.2. 政治經濟：具印尼特色的國家經濟自由化
2.3. 身份政治：民主化時期被釋放的邊緣族群政治力量
2.3.1. 激進伊斯蘭教信徒
2.3.2. 印尼華人
2.3.3. 復興傳統的外島族群 　
第三章　滯緩時期：印尼民主改革夢想幻滅？（2004-2014）
3.1. 政治概況：首位民選總統尤多約諾上任前後的印尼政治力量分佈
3.2. 政治經濟：尤多約諾時代無為的國家經濟發展模式
3.3. 身份政治：宗教與文化少數族群的處境
第四章　對立時期：印尼民主進程處於十字路口？（2014-）
4.1. 政治概況：當政治素人佐科威成為印尼總統
4.2. 政治經濟：佐科威時代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
4.3. 身份政治：保守伊斯蘭力量之下的印尼民主發展
第五章　結論
參考書目

導讀之一：印尼民主二十年 —— 期待新政治
導讀之二：印尼民主化之難能可貴 —— 台灣人的泗水在地觀察
中文版作者新序：
關於全球第三大民主國的政治實驗 —— 印尼與台灣民主進程比較
背景：印尼國情
印尼國家歷史年表
印尼三十四省圖
印尼國家政治體制圖
印尼經濟發展數據
印尼2019 年選舉前瞻
序章
第二章 革新時期：印尼民主政治之萌芽（1998-2004）
2.1. 政治概況：國家政治結構與生態的蛻變
2.2. 政治經濟：具印尼特色的國家經濟自由化
2.3. 身份政治：民主化時期被釋放的邊緣族群政治力量
2.3.1. 激進伊斯蘭教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