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全書

前言/
墨學之根本觀念—兼愛（代序）（梁啟超）/
親 士/
修 身/
所 染/
法 儀/
七 患/
三 辯/
尚賢上/
尚賢中/
尚賢下/
尚同上/
尚同中/
兼愛上/
兼愛中/
兼愛下/
非攻上/
非攻中/
非攻下/
節用上/
節用中/
節葬下/
天志上/
明鬼下/
非樂上/
非命上/
非儒下/
耕 柱/
貴 義/
魯 問/
公 輸/
 

序言

　　墨學所標綱領，雖有十條，其實只從一個根本觀念出來，就是兼愛。孟子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這兩句話實可以包括全部墨子。「非攻」是從兼愛衍出來，最易明白，不用多說了。「節用」「節葬」「非樂」，也出於兼愛。因為墨子所謂愛是以實利為標準；他以為有一部分人奢侈快樂，便損了別部分人的利了；所以反對他。「天志」「明鬼」，是借宗教的迷信來推行兼愛主義。「非命」，因為人人信有命便不肯做事不肯愛人了，所以反對他。

　　墨子講兼愛，常用「兼相愛交相利」六字連講，必合起來，他的意思才明。兼相愛是理論，交相利是實行這理論的方法。兼相愛是托爾斯泰的利他主義，交相利是科爾璞特金的互助主義。試先述墨子兼愛的理論：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通嘗）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皆起不相愛……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兼愛上》）

　　此言人類種種罪惡，都起於自私自利。但把自私自利的心去掉，則一切罪惡，自然消滅。然則用什麼方法去掉這自利心呢？墨子說：

　　「凡天下禍篡怨恨……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兼愛中》）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持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兼愛下》）

　　墨子最要緊一句話，是「兼以易別」。他替當時的君主起一個綽號，叫做「別君」，替當時士大夫起一個綽號，叫做「別士」。他們的「墨者」，自己就號做「兼士」。兼和別的不同在哪裡呢？老實說一句：承認私有權的叫做「別」，不承認私有權的叫做「兼」。向來普通的教義，都是以自己為中心，一層一層的推出去。所以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講的社會倫理，都以此為立腳點。所以最要緊是一個「恕」字，專以己度人。既已愛自己，便連自己同類的人也要愛他；愛自己的家，也愛別人的家；愛自己的國，也愛別人的國。孔子講的泛愛，就是從這種論式演繹出來。但孔子和墨子有根本不同之處。孔子是有「己身」「己家」「己國」的觀念，既已有個「己」，自然有個「他」相對待；「己」與「他」之間，總不能不生出差別。所以有「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在舊社會組織之下，自然不能不如此。墨子卻以為這種差別觀念，就是社會罪惡的總根源，一切乖忤，詐欺，盜竊，篡奪，戰爭，都由此起。（《兼愛中》篇云：「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因為既有個己身以示「別」於他身，到了彼我利害衝突時候，那就損害他身以利己身，也顧不得了。既有個己家己國以示「別」於他家他國，到了彼我利害衝突時候，那就損害他家他國以利己家己國，也顧不得了。在這種組織之下講泛愛，墨子以為是極矛盾，極不徹底。他說：

　　「愛人，待周愛人然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為不愛人矣。」（《小取》）

　　他的意思以為：不必等到什麼人都不愛才算不愛人，只要愛得不周遍，（有愛有不愛）便算不愛人了。差別主義，結果一定落到有愛有不愛，墨子以為這就是「兼相愛」的反面，成了個「別相惡」了。所以說：「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

　　然則兼相愛的社會便怎麼樣呢？

　　墨子說：「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兼愛上》）

　　簡單說：把一切含著「私有」性質的團體都破除了，成為一個「共有共用」的團體，就是墨子的兼愛社會。

　　這種理論，固然是好，但往古來今許多人，都疑他斷斷不能實現。當時就有人詰難墨子，說道：「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墨子答道：「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愛下》）墨子是一位實行家，從不肯說一句偏於理想的話。他論事物的善惡，專拿有用無用做標準。他以為「善」的範圍和有用的範圍，一定適相吻合。若不能適用的事，一定算不得「善」。他的根本觀念既已如此，所以他自然是確信兼愛社會可以實現，才肯如此主張。墨子何以證明他必能實現呢？墨子以為從人類的利己心，也可以得著反證。他說：

　　「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同則）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同則）吾惡（同何）先從事即（同乃）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同則）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仇，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兼愛下》）

　　墨子還引許多古代聖王兼愛的例證，如成湯為民求雨以身為犧牲之類，說明兼愛並不是不能實行。古代社會，是否有這種理想的組織，我們雖不敢輕下判斷；但現在俄國勞農政府治下的人民，的確是實行墨子「兼以易別」的理想之一部分。他們是否出於道德的動機，姑且不論；已足證明墨子的學說，並非「善而不可用」了。

　　墨子的兼愛主義，和孔子的大同主義，理論方法，完全相同。但孔子的大同，並不希望立刻實行；以為須漸漸進化，到了「太平世」才能辦到。在進化過渡期內，還拿「小康」來做個階段。墨子卻簡單明瞭，除了實行兼愛，不容有別的主張。孔、墨異同之點在此。

　　非攻主義，是由兼愛主義直接衍出。既已主張兼愛，則「攻」之當「非」，自然不成問題，為什麼還要特標出來做一種主義呢？因為當時軍國主義，已日見發達；多數人以為國際上道德和個人道德不同，覺得為國家利益起見，無論出什麼惡辣手段都可以。墨子根本反對此說。他說：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義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牛馬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牛馬。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辨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辨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義與不義之亂也。」（《非攻上》）
墨子這段話，用極嚴密的論法，辯斥那些「褊狹的愛國論」，可謂痛快淋漓。不獨是發明「非攻」真理，而且教人將所得的觀念來實地應用。讀此並可以知道墨子做學問的方法了。

　　反對戰爭的議論，春秋末年已經萌芽。宋向戌倡晉、楚弭兵，就是一種趨時之論。但這是政治家的策略，彼此並無誠意，正與前俄皇亞力山大提倡海牙平和會相同，在思想界可謂毫無勢力。孟子的「春秋無義戰」，算是有力的學說，可惜措詞太隱約了。認真標立宗旨，大聲疾呼，墨子算是頭一個。後來尹文、宋鈃，都是受墨子學說的影響，繼續鼓吹。但墨子還有格外切實可行的地方，和普通之「寢兵說」不同。墨子所「非」的，是「攻」，不是「戰」。質言之，侵略主義，極端反對；自衛主義，卻認為必要。墨子門下，人人都研究兵法。本書《備城門》以下十一篇所講都是。墨子聽見有某國要攻人的國，就跑去勸止他。若勸他不聽，他便帶起一群門生去替那被攻的國辦防守。有這一著，然後非攻主義才能貫徹。墨子所以異於空談弭兵者在此。

　　粱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政治活動家、教育家、學術大師。早年參加維新變法運動，失敗後致力於介紹西方先進思想。在學術研究特別是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一生著作宏富，成為一代宗師。上文錄自《墨子學案》第二章（《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3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