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隱憂
歷史上可謂家喻戶曉的諸葛亮,在蜀漢政權建興十二年(234年)於五丈原(今陝西省岐山縣五丈原鎮)病逝。回顧諸葛亮從章武三年(223年)「劉備託孤」開始總攬大權,直至十一年過後的這段期間,始終心心念念著穩定內部的權力結構。避免當初劉備、諸葛亮等人進入四川時帶領的政治集團(外來族群),與原本劉璋治理下的政治集團(本土族群)發生動搖國本的矛盾、衝突,一面將對方的力量納入自身政治結構底下,一面保持自身政治集團的相對優勢。
諸葛亮既然是第一流的政治家,困擾他多年的難題本身就是值得關注的,尤其是這種內部問題,並不似討伐曹魏政權、和戰孫吳政權可以公開朝議,重點是暗濤洶湧,是應對進退的拿捏,考驗著群臣的智慧。
雖說古今異勢,三國時期的天下也與今日國際化的世界存在根本性的巨大差異,然而歷史總會出現足堪類比的地方,倘若明確警惕著牽扯附會的弊病,不妨從中整理出一些令今人玩味的教訓。對於近代(1945年至今)臺灣政局發展有著約略理解的民眾,應當很快就可以發現與蜀漢政權存在著類似的政治角力狀況。一來,有著接近於外省人/本省人所謂「省籍情結」的地方;二來,諸葛亮這一邊偏向主戰,政敵相對偏向主和─好像又與近十幾年(尤其2005年時前副總統連戰前往北京之後)的「外省人」之主流試圖談和的聲音相似。這些類比是否成立?依然還要回顧歷史為先。
檢視一下「劉備託孤」至諸葛亮病逝之間蜀漢政權的一些歷史事件,至少劉備的身後安排(223年)、斬馬謖(228年)、諸葛亮回應李嚴「加九錫」一事、李嚴遭廢黜等事值得說明。
章武二年(222年),劉備讓李嚴官拜尚書令,輔助諸葛亮處理政務。李嚴雖然是荊州南陽郡(今河南省南陽市)人,可是早期當曹操進入荊州之時,李嚴已流亡入蜀為劉璋賞識並任用,直至建安十八年(213年)才投降給入蜀的劉備,算是劉璋舊部。並非當初劉備、諸葛亮帶入蜀地的統治集團。之後,劉備臨終讓諸葛亮、李嚴輔佐少主,除了期待李嚴的表現,亦是穩定當時政治結構的方式。這樣就頗類似於臺灣的總統大選,常常出現外省、本省搭配的狀況(泛藍陣營尤其明顯),目的就是爭取最多支持,避免被其中一方落入話柄。
這種政治結構的平衡,本身是相當脆弱的,畢竟涉及到權力分配的事情,不乏明爭暗奪。李嚴曾經寫信勸諫諸葛亮,應當接受九錫並且進爵稱王,諸葛亮則回覆,倘若可以完成北伐一統的大業,「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一些談論三國的好事之徒,竟然強調著諸葛亮覺得「九錫」不足以彰顯功德,顯然有當皇帝的野心(包含王莽、曹操在內都曾經接受「九錫」的冊封,已經可以視為篡逆的前兆)。諸葛亮當然不是亂臣賊子,他還是位明白人,一眼就看穿,這是李嚴要給他「穿小鞋」,讓位極人臣的諸葛亮蒙上一份野心勃勃的色彩。所以諸葛亮就間接回答,再高的封賞都要北伐成功才有意義,婉拒李嚴的勸請,至於「十命」一詞不過只是跟李嚴講些「幹話」罷了。李嚴與諸葛亮的這次交手,就這樣很趣味性的結束了。
但是諸葛亮需要警惕的絕對不只是李嚴一人,而是李嚴身後代表的整個集團,隨時存在顛覆現有政治結構的疑慮,著名的「斬馬謖」就多少可以讀到這樣的隱憂。馬謖是馬良的弟弟,荊州襄陽人,「馬氏五常」之一,與劉備等人一同入川,至於馬良則曾經寫信給諸葛亮,以「尊兄」稱之,可見及諸葛亮跟馬氏一家頗有交情,不只是同鄉情誼(諸葛亮是以「寓賢」的身份),這種情況下,馬謖如果出現任何重大閃失,絕對被當代人仔細檢視,甚至大做文章,用途是擊垮諸葛亮。
尤其諸葛亮的北伐事業存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透過軍事、外交,緩和內部的矛盾、衝突,因而北伐過程不免過於謹慎而少有大獲。再根據陳壽《三國志‧蜀書‧董劉馬陳董呂傳》的記載,「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諸葛)亮違眾拔(馬)謖,統大眾在前」,顯然為了拔擢馬謖,諸葛亮已經承擔一些政治風險。戰敗之後,根據《三國志‧蜀書‧霍王向張楊費傳》:「(向)朗素與馬謖善,(馬)謖逃亡,朗知情不舉,(諸葛)亮恨之,免官還成都。」馬謖甚至還有著逃亡的舉動,迫使諸葛亮必須直接處理掉他,否則難以平息群眾的質疑,尤其還要考量國內另一派政治勢力可能興風作浪。
諸葛亮執政期間,至少蜀漢政權政治清明,國力保存得相當妥善。可是隨著後續接班人的能力、威望不及諸葛亮,國家逐漸混亂,兼且姜維北伐事業雖有武侯遺風卻不免勞民傷財。一個東漢後期從蜀地根深蒂固的概念逐漸又浮出歷史的舞臺,那就是今人暫稱「巴蜀學派」的「保境安民」概念,這個學派包含了寫出〈仇國論〉、反對北伐戰爭、主降派的譙周。這個人跟諸葛亮的關係並不差,諸葛亮擔任益州牧的時候就任命譙周擔任勸學從事,諸葛亮病逝之後,譙周立刻前去奔喪,即使朝廷隨後下令禁止臣民做出如此行為。可是諸葛亮對於當時蜀地來說始終是外來族群,譙周是本土族群,即使大家平日和和氣氣,由於與蜀地關係的連結性強弱不同,面對北伐這件要事的觀點方面就存在巨大的差異。
最終,當鄧艾率領的司馬氏大軍兵臨成都城下,譙周就大力勸服後主應當投降(譙周事後拒絕司馬氏的封賞,大有表明一己志向之意),以「保境安民」為主。
如果從外來/本土二元對立的觀點比附,臺灣今日主降的一方,信然已經不再如同蜀漢政權當時是本土族群的主流。可是從權力結構之優位檢視,現今臺灣的外省族群也逐漸將優位讓步給本土族群,這情況與蜀漢政權一直都是外來族群佔據政治優位的情況不同。行文至此,不難發現蜀漢政權的狀況雖然與現今臺灣政局表面類似,但是本質的差異性還是太大,任何簡單的類比都顯得不倫不類。檢視諸葛亮的隱憂,或許今人不用過度比附古今,不必隨便亂套版型、亂套模式,反倒遮蔽歷史,甚至給予今人錯誤的教訓,這樣才能廓清糾結,重新認識過去、現在、未來。現今台、澎、金、馬命運共同體面臨的是前所未有的難題,無論政治立場如何,想要從歷史中直逕尋找樣板,那是不可能的。至於試圖規劃出一個完美的政治藍圖、未來藍圖,那同樣是不可能的,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人類本身就是才力不足,人類本身就是缺陷滿滿,只能一步一步來。
時代越是往後,越是飛躍的變化。複雜的社會結構、如是複雜的國際政局,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沒有人能將箇中頭緒梳理清楚。一般平民大眾,固然可以高唱自己的政治理念,享受言論自由的快感。可是身為政治、社會領袖,甚至自詡為意見領袖的人物們,應當時時警惕著自己老早是在烏漆墨黑的夜晚裡,還必須爬過陡峭嚴峻的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