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簷下的交會：當社區關懷訪視員走進精神失序者的家

名人推薦：【一致推薦】按筆畫排列

余安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專長為文化心理學、本土心理學）

吳易澄（精神科醫師、英國杜倫大學人類系博士候選人）

邱　爸（甘草園聯誼會創辦人）

孫德利（同心圓社區復健中心主任）

張子午（《報導者》記者）

張卉君（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陳宗仁、戴雅君（鹿野耕食宿發起人）

陳俐君（職能治療師）

彭榮邦（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程敏淑（《追尋角落的微光》作者）

萬育維（慈濟大學社工系兼任副教授、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前系主任）

廖福源（伊甸精...

若竹跟先生離婚後，這十年來獨力撫養三名子女。她在先生因職業災害傷及大腦後，出現焦慮、憂鬱及恐慌的狀況而開始看精神科。遠從中國來到台灣結婚生活的她，在先生出事後，人生自此跌宕。原本生活就不寬裕，加上情緒起伏不定，生理疾病導致無法久站、久坐，讓謀職益加困難，一家的經濟，僅仰賴低收入戶補助。

貧困的生活，將若竹壓得無法呼吸，每當擔憂、焦燥到爆裂頂點，她最常做的就是吞下一把藥，讓自己在最短的時間，不省人事，暫時忘卻現實的愁煩。醒來時不是在醫院急診室，就是已經由醫院返家，每當看到手上殘留的膠帶黏痕，才覺知又與死神搏鬥過一回。

「妳在吞藥前，通常在想些什麼？」有一次若竹主動提起自己前幾天吞藥，我順勢問了她。

「還不是錢，煩惱錢啊！月底看到那堆帳單就很煩，還有房租要繳，我從來沒欠過房租，一次都沒有喔，孩子學校三不五時也有一堆費用要繳。」若竹講話的神情與口氣，彷彿重現她吞藥前的情緒。但是當她不願坐困愁城到底，仍會起身向前夫親人商借周轉。

遠方的娘家親人十分擔心，幾乎每晚跟她視訊，但不論科技如何地幻構沒有距離，仍不敵相隔千里的真實距離。

這年農曆年前，若竹說好幾年沒回娘家了，她父母也一直叫她回去修養。她覺得前面兩個孩子也都滿大了，可以照顧自己，她只需要帶最小的兒子回去。她跟我說可能會回去至少兩個月，叫我下次不用來。

下一次再見到若竹，真的是兩個月以後的事了。當話題從回家開始聊起，她的眼睛立刻張亮了起來，語調也隨之上揚：「回家真的好輕鬆喔，什麼事都不用擔心，也不用煩惱，晚上睡覺也不用安眠藥，一顆都不用喔。」

「但是……」她托著臉頰，眼神瞬時關暗，聲調跟著下滑：「一回到台灣，不知為什麼……就覺得煩，很煩，不曉得在煩什麼？也不一定全都是錢，大女兒很乖巧，她讀高中綜合班，下班後還去超商打工，每月領的薪水幾乎都給我，當然對家裡經濟的幫助很大，但還是很吃緊。回到台灣的第一天，又不能睡了，又恢復吃安眠藥的日子了。」

她的么兒在一旁，玩著手機遊戲，開心地笑著，純白地反射媽媽的黑色憂愁。

「其實我不是真的想死，我都會想到如果我真的走了，三個孩子要怎麼辦？我吞藥就只是想好好休息，讓時間暫停。有時我吞藥後，還會走到樓下水果行，請老闆幫我叫救護車，我好像也曾打給你，不過大部分都是老大跟老二幫忙處理。我覺得好愧對他們，好像我這個媽媽不盡責，沒有盡到照顧好他們的責任，又常給他們添麻煩。」

若竹在先生失能後，承接了主要照顧者的角色，但除了原本的母職角色，現在又需要擔憂家庭的經濟，可是肉身被無端憂慮、莫名恐慌，以及生理疾病所囿限，無法透過工作削減這個重擔，於是更加被母子關係綑綁，自怨自責於沒能好好照顧子女，反而還要被孩子照顧。

身為人母所承受的家庭負擔如此沉重，不難理解為何她回到娘家後，整個人輕鬆許多，因為回到原生家庭，她就返回女兒的角色；回到原生家庭，她就暫時卸下照顧者的重任，只要享受父母的照顧就好。

相隔千里的家庭照顧壓力，在這兩個月暫時隔絕，如同吞藥也是為了暫時隔絕身心苦痛，只是一個是在意識清楚的狀態下，身體重新找回放鬆的感覺，一個是在失去意識的狀態下，身體暫時失去感知能力。

***

精神失序者同時為照顧者，除了有夫妻間的照顧，親子間的照顧，其實還有隔代間的照顧。

瑞霞阿嬤時常接到孫女學校老師與社工打來的電話，說冠婷又曠課好幾天了，希望阿嬤能勸勸她，除此之外，她還要看顧次孫冠睿。

阿嬤說：「最近細漢ㄟ（sè hàn，幼小），就是冠睿學校老師在聯絡簿都寫了很多字，可惜我不會寫字，要不然就可以回給老師。他那個撿角老北（lāu pē，失敗老爸）常不在家，要不然他應該加減可以看小孩的功課。不過，就算在家也沒用啦，都在玩網路賭博。」

阿嬤停頓了一下，接著怒氣沖沖地說：「講到他們的老北，就歸腹火（kui-pak-hué，一肚子火），從穩定的7-11送貨司機，到現在做臨時工，都是喝酒跟賭博害的。兩個孩子都不管，放給我這老ㄟ顧。」

若非長時間訪視與陪伴瑞霞阿嬤，可能很難貼近一個年近八十歲，從年少到年老，為了家庭無盡付出，且帶著精神失序症狀，卻仍舊在為這個家擔心、受苦的心理歷程。

某一天，阿嬤請我帶她去醫院，說次子剛被診斷出恐慌症，她想去醫院現場掛號，請醫師安排他住院。於是結束上一個訪視後，我趕到阿嬤家，帶她去醫院。

路上閒聊時，她突然請我幫忙尋覓租屋處，原來是長子抱怨房貸壓力大，次子表示地下錢莊討債追得緊，兩人有意將房屋售出，減輕金錢壓力，所以瑞霞阿嬤必須搬離原本住的地方。

沒想到下次訪視，阿嬤就叫我去她的租屋處，剛好這天她出嫁的女兒，跟孫子女的媽媽也都來到新家走訪，本來想跟她有多一點互動，只見她拿著名片大小的咖啡色電話簿，打了好幾通電話，等告一段落後，她跟我說：「歹勢，剛剛都在跟冠婷學校老師聯絡事情，還是一樣，老師跟社工說她一個禮拜沒去學校了，就叫袂振動（bē tín-tāng，叫不動）啊，我都有叫她去，她就不去。煩惱這兩個孫子都煩惱不完。」

話鋒轉到賣房子的事，瑞霞阿嬤難掩心中失落：「講起這個房子，我實在就毋甘耶（m̄ kam，不甘心），住了三十多年。我先生以前骨力食貧惰做（kut-la̍t tsia̍h pîn-tuānn tsok，好吃懶做），又愛賭博，沒有存到錢買房子，後來生病早早就過世了。我一直希望能有自己的房子，之前的房子是我辛苦工作付頭期款買的，我生病後沒辦法工作，大兒子工作比較穩定，就幫我繳貸款，不過他自己在外租房子，老二不要跟我拿錢就不錯了，不敢肖想（妄想）他會幫忙出。」

因為知道阿嬤總是牽掛這個家，既憂且慮，且煩又悶的症狀表象，僅能作為整體受苦處境的一個註解，所以家訪時，總會從關心阿嬤的近況開始，而她總說：「差不多啦，差不多煩啦，煩惱東、煩惱西，上次有個什麼協會的志工叫我唸佛、唸心經，說唸了就不會煩了。哪有那麼簡單？我跟他說心不清，唸經也不會靜。」

阿嬤的操煩，不只是寫在臉上的情緒，以及無力處理孫子女的學校事務而已，從她那本電話簿也可見一斑。

有一次我向她詢問某位社工的電話，她拿出電話簿，翻到其中兩頁，寫滿了所有網絡工作人員的電話，區公所社會課承辦人員、社福中心社工、家暴社工、家防官、學校老師與社工、還有數個民間社福單位社工的電話。此外，我還曾在區公所遇過她，正要將數斤重的白米、麵條等物資拖上公車帶回家。

精神失序且為主要照顧者的苦，似乎連「苦」這個字都只能緊緊咬在唇間。瑞霞阿嬤雖然症狀大致穩定，且三個月才須返診一次，但偶爾還是會出現緊急狀況，像是有一次跟孫女發生口角後，孫女大力推她一把而撞到頭部，出現瘀血。事後，阿嬤氣血攻心，差點跳樓輕生。

身為一個關懷阿嬤的工作者，每次見到她為這個家，讓自己起伏不已的身心遊走在失控邊緣，都相當不捨。好想跟她說：「妳可以不要管兒子跟孫子的事了嗎？那不是妳的責任，照顧孫子女不是他們爸爸的事情嗎？妳自己的狀況也不好，操煩那麼多，只會讓自己更不好。」

但我知道說這些話，效用不大，只好暫放心裡，而我現場的話語撫慰也只能舒緩片刻，因此每當她壓力漸增，便鼓勵她住院，即便是暫離那個煩心的情境也好。

不過阿嬤都會回我：「我不是沒想過要住院，上次醫生也建議我住院，但我要是去住院，他們放學回來，誰煮飯給他們吃？」

阿嬤也非堅決不住院，她都是忍著，忍到家裡的事情處理到一個段落，才會安心地去住院，因此她的住院頻率不高，一、兩年至多一次。

瑞霞阿嬤之所以必須扛起照顧孫子女、張羅家庭經濟之責，顯然是本來在這個位置上的兒子缺席了。兒子不是消失無蹤，也不是毫無收入，而是就算去賺錢，他的收入也沒有挹注到家裡，回到家還會對母親惡言相向，甚至偷拿她手邊僅有的一、兩千元去賭博。

面對失去父職功能的兒子，身為阿嬤的瑞霞，看到孫子這麼黏她，確實難以放著不管，對於總是惹事生非的孫女，也很難完全不理，於是就形成了多方責怪她溺愛孫子女的情況。

冠婷學校的輔導老師就曾打電話跟我討論，能否請阿嬤不要每天拿錢給冠婷，以免她把錢拿去買毒品。還有那天他們媽媽來到阿嬤家，說阿嬤都把孩子寵壞了，像冠睿穿褲子都還要人幫忙才會穿。

但大家或許不懂阿嬤的為難。

「我也都只是給一百塊而已，總是怕她會餓，要給多，我也沒辦法。」

若竹跟先生離婚後，這十年來獨力撫養三名子女。她在先生因職業災害傷及大腦後，出現焦慮、憂鬱及恐慌的狀況而開始看精神科。遠從中國來到台灣結婚生活的她，在先生出事後，人生自此跌宕。原本生活就不寬裕，加上情緒起伏不定，生理疾病導致無法久站、久坐，讓謀職益加困難，一家的經濟，僅仰賴低收入戶補助。

貧困的生活，將若竹壓得無法呼吸，每當擔憂、焦燥到爆裂頂點，她最常做的就是吞下一把藥，讓自己在最短的時間，不省人事，暫時忘卻現實的愁煩。醒來時不是在醫院急診室，就是已經由醫院返家，每當看到手上殘留的膠帶黏痕，才覺知...

開展一段互為主體的疾病書寫

吳易澄（精神科醫師、英國杜倫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段無法逆轉的航行，通過一條漫長的隧道；我無法看見出口，但我知道一定有一個出口存在。我無法回頭，只有持續向前進，一步接著一步，直到終點。

—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寶拉》

這段強忍著無助卻又不放棄希望的自白，是古巴裔美國人類學家露思．貝哈（Ruth Behar）在她書中《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引用智利作家阿言德書寫她罹患紫質症而長期昏迷女兒的一段話。藉由書寫者對自我脆弱性的理解，反而能將自我反身性帶入民族誌的書寫當中。本書作者任依島的精神疾病書寫，便是這般揉雜著凝視他者之痛苦，卻又不吝承認自己微弱的誠實之作。身為「社區關懷訪視員」的作者，由於「位處精神醫療與公共衛生最偏遠的角落」，歷經被漠視的制度性歧視，反而摸索出他實踐在社區精神照護場域中，足以具備的洞見。

近年來，台灣接連出現的社會事件，使得精神疾病的議題逐漸受到大眾重視。公共電視在二○一九年春天，播出《我們與惡的距離》社會寫實劇，刻劃思覺失調症病人的生活面貌，及其周遭家屬人等的道德世界，引起熱議。精神醫學界也罕見地打鐵趁熱，發表大眾書寫，期待國人能進一步正確認識精神疾病。電視劇的腳本，其實都發想於這幾年來台灣的真實事件，包括二○一六年內湖的隨機殺人事件，由於受害女童年僅四歲，事發後，舉國譁然，三日後，台北市政府則將一名時常出沒於政治大學的精神障礙者強制送醫。隨後，二○一七年底，曾收容精神病患的高雄龍發堂，爆發阿米巴痢疾的群聚感染，也招致其非人道收容的質疑。這一連串事件開啟了國人對精神疾病的重視。

事實上，與精神疾病相關的社會事件，並非近年才有。早在一九八四年三月三十日，螢橋國小遭疑似精神病患闖入，對學童潑灑硫酸，造成嚴重的傷害事件，也驚動全國。該事件促使政府啟動精神疾病防治計畫，積極研擬《精神衛生法》；該法於一九九○年公告實施。在這之後，《精神衛生法》也因應保障病患人權的要求，在二○○七年修正，以審查會的制度，來確保強制住院流程的細膩與公正。細數這些事件，是想闡明，精神疾病並非單純的器官變化與行為異常，在治療端也不只有藥到病除那樣單純。精神疾病所捲動的是一個家庭、一個社區的集體勞動，也考驗著一個國家在資源與制度面上能夠支持病患與家屬的能耐。

《屋簷下的交會》一書，透過一個個精神障礙者的個案訪查，帶出了一段段生命沉思。從這些故事裡，讀者能夠藉由深度的凝視，理解一個人在罹患精神疾病後，如何經歷生命軸線的斷裂。書中的每一段故事，讀來都不輕鬆。作者一開始，仍然不乏說教式的諄諄訴說，提醒讀者精神病人並不可怕，也不如大眾媒體渲染的那樣暴力。精神病人所期待的，不只是一帖治病良方，在病人的周遭生態世界中，不但需要緊密的、能夠互相信任的依存關係，同時，更需要縝密的社會安全網絡與照護體系。

當然，疾病不盡然只是單向式進行的災難，作者在社區訪視過程中，走進每一個經歷疾病的家庭，感受疾病對生活、工作、乃至於親屬關係的衝擊；但這也絕非意味著罹病必然招致人生的崩塌。本書難能可貴之處，在於捕捉病者或病家，乃至於一個社區或部落，在面對疾病時所展現出的韌性（resilience）與能動性（agency）。即使在每一個故事中，我們感受到病人面對症狀的痛苦，以及制度上的歧視，但也看到病者己身與周遭人等，如何發揮支持的能耐。例如書中提到的，部落裡發揮照顧的老闆娘，或是移工因著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而經驗了文化照顧的力量。甚至，曾經身為被照顧者的病人，有一天也成為經驗豐富的照顧者。透過這些觀察，作者實際經驗了賦權（empowerment），而保有持續作為的能量。同時，他也對社區照顧提出方案，指出照顧體系必須「考量多元族群的文化差異，參照原住民文化照顧的概念與實作，並鼓勵民間創立多元、創新的中繼站」。

我很喜歡作者「抵家」的說法，他以中文書寫來仿擬台語「在這裡（佇這，tī tsia）」的發音，然後也帶出對「家」的想像。所謂「佇這」，便是「此地」與「此刻」（here and now）。事實上，對於遭逢生命意義突然斷裂而無所適從的病患來說，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個能夠接納自己的地方。在實作上，我們往往躊躇在是否強制送醫、住院，或是回歸社區的掙扎，然而若是緊扣「抵家」的概念，我們就會知道許多作法並不抵觸。我們能做的，必然是在此地此刻的條件下，尋找最多的資源與最多的包容。

本書的書寫策略，採取的是將一個助人者的反身性思考辯證，灌注在他所關切的每一個生命環節之中。作者身為社區關懷員，其實是政府公部門的代言者，然而也因為對病人主體性的關切，他所代言的，同時也是病人對於加諸於其身的精神治理的各種抵抗與反思。這樣的書寫，我想與作者本身的生命與學思經歷有關。我與作者相識於中央研究院舉辦的人類學營，共同走過歷經災難的部落，也有一些心理專業領域的省思對話。我們皆深知，即使擁抱己身助人專業的角色，若不了解服務對象的文化脈絡，那麼再如何高舉善意的人道工作，都有可能招致另一場災難。

醫療人類學家安瑪麗．摩爾（Annmarrie Mol）曾在《照護的邏輯》一書中，提出她理想中的照護概念。她認為好的照護不應該只是給出更多「選擇」給病患而已；更重要的是，醫病之間持續合作，並且針對生病的身體與複雜的生命經驗，持續地調和知識與技術。作者因為自身社關員的身分，從其專業分工上的不確定性，反而能繞過資源掌握者由上而下的介入，從而思索病者或病家所需，這與摩爾所謂「照護的邏輯」，可說不謀而合。

在本書中，作者也以簡短精要的歷史，考察日治時期到今日，相關政策的演變，道出社區關懷員這類「非典型專業工作者」的歷史由來與職業特色。或許不光是作者自述「邊界混種雜生」的身分，而是這類帶有殖民性格，向國家靠攏的社區照護，讓作者感受到相當程度的不自在。然而也因為如此，使得作者得以成為一介「易受傷的觀察者」，在以圍繞「受苦」為主題的場域中，開展出與案主互為主體的書寫，成為本書的特殊風格，從而能帶領讀者以更貼近主體經驗的角度來認識精神疾病。

開展一段互為主體的疾病書寫

吳易澄（精神科醫師、英國杜倫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段無法逆轉的航行，通過一條漫長的隧道；我無法看見出口，但我知道一定有一個出口存在。我無法回頭，只有持續向前進，一步接著一步，直到終點。

—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寶拉》

這段強忍著無助卻又不放棄希望的自白，是古巴裔美國人類學家露思．貝哈（Ruth Behar）在她書中《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引用智利作家阿言德書寫她罹患紫質症而長期昏迷女兒的一段話。藉由書寫者對自我脆弱性的理解，反而能將自我反身性帶入民族誌...

開展一段互為主體的疾病書寫

吳易澄（精神科醫師、英國杜倫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段無法逆轉的航行，通過一條漫長的隧道；我無法看見出口，但我知道一定有一個出口存在。我無法回頭，只有持續向前進，一步接著一步，直到終點。

—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寶拉》

這段強忍著無助卻又不放棄希望的自白，是古巴裔美國人類學家露思．貝哈（Ruth Behar）在她書中《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引用智利作家阿言德書寫她罹患紫質症而長期昏迷女兒的一段話。藉由書寫者對自我脆弱性的理解，反而能將自我反身性帶入民族誌的書寫當中。本書作者任依島的精神疾病書寫，便是這般揉雜著凝視他者之痛苦，卻又不吝承認自己微弱的誠實之作。身為「社區關懷訪視員」的作者，由於「位處精神醫療與公共衛生最偏遠的角落」，歷經被漠視的制度性歧視，反而摸索出他實踐在社區精神照護場域中，足以具備的洞見。

近年來，台灣接連出現的社會事件，使得精神疾病的議題逐漸受到大眾重視。公共電視在二○一九年春天，播出《我們與惡的距離》社會寫實劇，刻劃思覺失調症病人的生活面貌，及其周遭家屬人等的道德世界，引起熱議。精神醫學界也罕見地打鐵趁熱，發表大眾書寫，期待國人能進一步正確認識精神疾病。電視劇的腳本，其實都發想於這幾年來台灣的真實事件，包括二○一六年內湖的隨機殺人事件，由於受害女童年僅四歲，事發後，舉國譁然，三日後，台北市政府則將一名時常出沒於政治大學的精神障礙者強制送醫。隨後，二○一七年底，曾收容精神病患的高雄龍發堂，爆發阿米巴痢疾的群聚感染，也招致其非人道收容的質疑。這一連串事件開啟了國人對精神疾病的重視。

事實上，與精神疾病相關的社會事件，並非近年才有。早在一九八四年三月三十日，螢橋國小遭疑似精神病患闖入，對學童潑灑硫酸，造成嚴重的傷害事件，也驚動全國。該事件促使政府啟動精神疾病防治計畫，積極研擬《精神衛生法》；該法於一九九○年公告實施。在這之後，《精神衛生法》也因應保障病患人權的要求，在二○○七年修正，以審查會的制度，來確保強制住院流程的細膩與公正。細數這些事件，是想闡明，精神疾病並非單純的器官變化與行為異常，在治療端也不只有藥到病除那樣單純。精神疾病所捲動的是一個家庭、一個社區的集體勞動，也考驗著一個國家在資源與制度面上能夠支持病患與家屬的能耐。

《屋簷下的交會》一書，透過一個個精神障礙者的個案訪查，帶出了一段段生命沉思。從這些故事裡，讀者能夠藉由深度的凝視，理解一個人在罹患精神疾病後，如何經歷生命軸線的斷裂。書中的每一段故事，讀來都不輕鬆。作者一開始，仍然不乏說教式的諄諄訴說，提醒讀者精神病人並不可怕，也不如大眾媒體渲染的那樣暴力。精神病人所期待的，不只是一帖治病良方，在病人的周遭生態世界中，不但需要緊密的、能夠互相信任的依存關係，同時，更需要縝密的社會安全網絡與照護體系。

當然，疾病不盡然只是單向式進行的災難，作者在社區訪視過程中，走進每一個經歷疾病的家庭，感受疾病對生活、工作、乃至於親屬關係的衝擊；但這也絕非意味著罹病必然招致人生的崩塌。本書難能可貴之處，在於捕捉病者或病家，乃至於一個社區或部落，在面對疾病時所展現出的韌性（resilience）與能動性（agency）。即使在每一個故事中，我們感受到病人面對症狀的痛苦，以及制度上的歧視，但也看到病者己身與周遭人等，如何發揮支持的能耐。例如書中提到的，部落裡發揮照顧的老闆娘，或是移工因著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而經驗了文化照顧的力量。甚至，曾經身為被照顧者的病人，有一天也成為經驗豐富的照顧者。透過這些觀察，作者實際經驗了賦權（empowerment），而保有持續作為的能量。同時，他也對社區照顧提出方案，指出照顧體系必須「考量多元族群的文化差異，參照原住民文化照顧的概念與實作，並鼓勵民間創立多元、創新的中繼站」。

我很喜歡作者「抵家」的說法，他以中文書寫來仿擬台語「在這裡（佇這，tī tsia）」的發音，然後也帶出對「家」的想像。所謂「佇這」，便是「此地」與「此刻」（here and now）。事實上，對於遭逢生命意義突然斷裂而無所適從的病患來說，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個能夠接納自己的地方。在實作上，我們往往躊躇在是否強制送醫、住院，或是回歸社區的掙扎，然而若是緊扣「抵家」的概念，我們就會知道許多作法並不抵觸。我們能做的，必然是在此地此刻的條件下，尋找最多的資源與最多的包容。

本書的書寫策略，採取的是將一個助人者的反身性思考辯證，灌注在他所關切的每一個生命環節之中。作者身為社區關懷員，其實是政府公部門的代言者，然而也因為對病人主體性的關切，他所代言的，同時也是病人對於加諸於其身的精神治理的各種抵抗與反思。這樣的書寫，我想與作者本身的生命與學思經歷有關。我與作者相識於中央研究院舉辦的人類學營，共同走過歷經災難的部落，也有一些心理專業領域的省思對話。我們皆深知，即使擁抱己身助人專業的角色，若不了解服務對象的文化脈絡，那麼再如何高舉善意的人道工作，都有可能招致另一場災難。

醫療人類學家安瑪麗．摩爾（Annmarrie Mol）曾在《照護的邏輯》一書中，提出她理想中的照護概念。她認為好的照護不應該只是給出更多「選擇」給病患而已；更重要的是，醫病之間持續合作，並且針對生病的身體與複雜的生命經驗，持續地調和知識與技術。作者因為自身社關員的身分，從其專業分工上的不確定性，反而能繞過資源掌握者由上而下的介入，從而思索病者或病家所需，這與摩爾所謂「照護的邏輯」，可說不謀而合。

在本書中，作者也以簡短精要的歷史，考察日治時期到今日，相關政策的演變，道出社區關懷員這類「非典型專業工作者」的歷史由來與職業特色。或許不光是作者自述「邊界混種雜生」的身分，而是這類帶有殖民性格，向國家靠攏的社區照護，讓作者感受到相當程度的不自在。然而也因為如此，使得作者得以成為一介「易受傷的觀察者」，在以圍繞「受苦」為主題的場域中，開展出與案主互為主體的書寫，成為本書的特殊風格，從而能帶領讀者以更貼近主體經驗的角度來認識精神疾病。

開展一段互為主體的疾病書寫

吳易澄（精神科醫師、英國杜倫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段無法逆轉的航行，通過一條漫長的隧道；我無法看見出口，但我知道一定有一個出口存在。我無法回頭，只有持續向前進，一步接著一步，直到終點。

—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寶拉》

這段強忍著無助卻又不放棄希望的自白，是古巴裔美國人類學家露思．貝哈（Ruth Behar）在她書中《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引用智利作家阿言德書寫她罹患紫質症而長期昏迷女兒的一段話。藉由書寫者對自我脆弱性的理解，反而能將自我反身性帶入民族誌...

開展一段互為主體的疾病書寫／吳易澄
感同身受病人及家屬的痛／邱爸
推薦序／潘正德
推薦序／萬育維
作者序
生命的意外之旅——拓印一段助人工作的足跡

第一篇　精神失序者的日常
流行音樂、廟宇供桌上的准考證、孩子的操場
一家之主
以少成音 以缺合奏
家鎖與「開」「關」
好手好腳
失速男（人）生

第二篇　家屬的陪病生活
未完（成）的問號
家的模樣
欲走無路
護送就醫×強制住院邊緣記事
複數家庭
抵家
你的心情，我的天氣

第三篇　社關員與他們，還有自己
幻化為光
詐騙集團
33908
可以當朋友嗎？
邊界混生
關懷之始
迷惘天平

附錄 台灣的社區精神復健資源

開展一段互為主體的疾病書寫／吳易澄
感同身受病人及家屬的痛／邱爸
推薦序／潘正德
推薦序／萬育維
作者序
生命的意外之旅——拓印一段助人工作的足跡

第一篇　精神失序者的日常
流行音樂、廟宇供桌上的准考證、孩子的操場
一家之主
以少成音 以缺合奏
家鎖與「開」「關」
好手好腳
失速男（人）生

第二篇　家屬的陪病生活
未完（成）的問號
家的模樣
欲走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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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家庭
抵家
你的心情，我的天氣

第三篇　社關員與他們，還有自己
幻化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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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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