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韌性領導力
林肯、老羅斯福、小羅斯福與詹森──關於這四人的生平與時代,占據我人生超過半個世紀。我每天早晨與他們一同醒來,夜晚入睡時,他們依舊徘徊在我腦中。我整個人沉浸在諸多手稿集、私人日記、信件、口述歷史、自傳、新聞資料庫、期刊雜誌之中,尋找深具啟發性的細節,並將它們整合在一起,希望對這四人有更深入的認識,了解他們的家庭、朋友、同僚,以及他們所存在的世界。
寫過以這幾人為主題的四本著作之後,我一直以為自己對他們的了解已經夠深了──直到近五年前,我展開目前這項針對領導力的研究為止。我透過以領導力為中心的獨特視角觀察,彷彿重新認識了他們一次。隨著「領導力」這個神祕主題躍上舞台中央,我發現自己要學的還很多。
除了歷史和傳記以外,我一頭栽進哲學、文學、商業、政治科學及比較研究等作品裡。然後,我的敘事摻入了自己的個人觀念與情感,開始回顧從大學、研究所以後,就從未再坦然提出的那些最根本、最基礎的問題。
領導者是生來如此,還是後天造就?野心從何而來?逆境對領導力的成長有什麼影響?領導者的誕生,究竟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領導者如何將某種使命感和意義灌輸給人民?力量、頭銜與領導力,三者有何區別?若缺乏超脫於個人野心之上的使命,是否還能具備領導力?
那段回憶多麼美好!我還記得當時針對這些問題,與研究所的好友展開激烈辯論,懷抱超乎我們自身知識程度的熱情,徹夜爭執不下。然而,從本質上來看,這些討論其實深具意義──它讓我們陷入其中難以自拔,激發出我們的理想主義,刺激我們設法釐清自己究竟想要擁有什麼樣的人生。如今我明白,在人生的道路上,正是一場場這樣的辯論,引領我走向我的天職,成為歷史學家。
本書第一部描繪了這四個人剛進入公眾生活的經歷。那是他們二十至三十歲的時候,才剛開始著手建立自己的公共認同(public identity)。這四人原初的形象,與後來出現在文化、貨幣與紀念雕像上的樣貌大相徑庭。他們踏上的道路充滿不確定性,他們的故事處處都是困惑、希望、失敗及恐懼。一路走來,我們循著他們沿途所犯的錯誤而行(缺乏經驗、傲慢、謹慎不足、徹底的誤判、自私),又看見他們為了承認、掩蓋、克服這些錯誤,所做出的努力。他們的掙扎,與我們自身的經歷其實相差無幾。
沒有一條單一、確定的道路,能夠引領他們通往政治領導世界的頂峰。老羅斯福及小羅斯福出生於極度優渥的特權家庭;林肯承受著嚴酷的貧窮境遇;詹森則時不時就遭遇艱辛的考驗。他們在性格、外型、體能等方面截然不同,擁有各種對建立領導力有所幫助的天賦──智慧、活力、同理心、語言和書寫的天賦,還有待人接物的技巧。然而,他們也有共通點:強烈的野心,以及對成功無止盡的追求。憑藉不屈不撓的堅毅努力,他們強化、發展自己天生的特質,最終成為領導者。
早在成為總統之前,這四個人就已被視作領導者了。如同把石頭放進打磨拋光的機器裡,他們在與各種不同的人相互碰撞、激盪的過程中,褪去了粗糙青澀的表面,大放異彩。他們發現了自己在政治中的天職。「我時常想,」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描述了這種奧妙認同的結構:「定義一個人本質最精確的方式,就是尋找某一種心理或道德思維,能夠在浮現的那一剎那,使他觸碰到心底最深層的自我,迸發出強烈的存在感與活力。人在那一刻,心底自然會浮現一道聲音:這才是真正的我!」由於巨大變故,這四人的私人與公眾生活因而被摧毀。這是第二部的主題。他們進入不同的人生階段,被迫面對並處理那些引起自我感覺幻滅、威脅未來前途的事件。他們所遭遇的逆境,性質各有不同:林肯的公眾聲望與他自身的榮譽感都遭受沉重打擊,嚴重憂鬱讓他在自殺邊緣徘徊。老羅斯福在同一天失去他年輕的妻子和他的母親;小羅斯福突發小兒麻痺症,身體腰部以下永久癱瘓;詹森在美國參議院選舉中嘗到失敗的滋味。表面上看來,將選舉失利與其他三人所經歷的悲劇事件相比,似乎頗為荒謬,但詹森將民眾表達的否定,視為對他最深層自我的批判、駁斥及摒棄。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這次落選使他的職業生涯轉往錯誤的方向,直到一場嚴重的心臟病發,他在鬼門關前走了一圈,才重新找到人生的意義。
研究過領導者發展進化的學者認為,「韌性」──即使面對挫折,依然堅持抱負與志向的能力──是潛在領導力成長的關鍵特質。與他們經歷過的遭遇相比,更重要的是他們面對困境的反應,如何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重新振作起來,這些轉捩點最初如何成為他們面前的阻礙,後來又是如何深化並最終徹底形塑他們的領導方法。
第三部將敘事地點拉到白宮。在那裡,受到道德感驅使,他們得以施展抱負、發揮才幹,竭盡全力為拓展他人的機會和生命而奮鬥。他們的領導故事,將揭開這個問題的謎底:「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
老羅斯福沉思道:「若沒有戰爭,就沒有偉大的將軍;沒有偉大的時機,就沒有偉大的政治家;若林肯生在和平的年代,他的名與姓將永遠不為人所知。」他這段頗具爭議性的見解,代表的是從建國之初就已存在的看法。「偉大的人格特質,不在於平靜的生活,或無風的太平洋港裡形成。」美國革命期間,亞當斯夫人(Abigail Adams)在寫給兒子約翰.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的信件中說:「強大的心智,是經過面對與克服諸般困境而成形。愈是存亡危急的關頭,愈能喚起偉大的美德。」
本書中的四位領導者,都面臨了「存亡危急之秋」。他們都在充滿不確定性與混亂的絕境裡就職。林肯在美國史上最嚴峻的國家分裂時刻上任。小羅斯福當上總統時,恰逢人民對國家經濟存亡,乃至於民主本身是否能夠存續,產生了巨大的信任危機。而雖然老羅斯福和詹森都未面臨全國性的危機(沒有南方州大規模脫離聯邦,也沒有毀滅性的經濟大蕭條),但他們卻都是在前任總統遇刺身亡後倉促接任。這是對民主式繼承制度的暴力破壞,在那個時刻,巨變和震盪使得社會秩序開始搖搖欲墜。
雖然,領導者遭遇的時代特性,將深切地影響他們得到的領導機會,但當機會來臨時,領導者必須已經做好迎接的準備。有些領導者的才能、力量以及行事風格,恰適用於他所處的時代,但有些人卻並不適合。布坎南總統的性格,難以應付後來林肯所遭遇的黑奴危機。麥金利總統面臨與老羅斯福相同的動盪時代,卻掌握不住隨著工業革命而來的潛在危險。胡佛總統的定性思維,他面對經濟大蕭條時束手無策,缺乏小羅斯福那般創意奔放、天馬行空的實驗精神。甘迺迪總統則少了詹森在處理民權運動議題時展現出的強大法律能耐及專注力。
當思想家愛默生在麻薩諸塞州康科特的第一教區教堂裡,讚頌林肯的時候,他是這樣評述的:「很少有人能夠如此恰如其分地『合於時宜』。」很難找到另一位領袖,能以更好的方式引領我們度過南北戰爭黑暗時期,他既慈悲又無情、既自信又謙虛,充滿耐心,不屈不撓──可以調解派系內訌之爭、維繫我們的意志、將困局背後的意義轉化為語言,充滿無與倫比的力量、明晰與美。然而,類似的描述也能套用在老羅斯福身上。他擁有熱血沸騰的好戰精神,完美肩負起動員全國民眾與媒體的任務,共同應對工業革命時代貪婪的壟斷企業與社會不公。小羅斯福也是一樣。他的信心與深具感染力的樂觀主義,在經濟大蕭條與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功恢復美國人民的希望,贏得大眾的信任。還有詹森也不例外。他的南方出身與極其傑出的法律才幹,使他成為最適合的人選,克服民權運動的困境,徹底改變國家制度。
這些個案研究將揭露這幾位截然不同的人物,在其所處的時代和總統任期內,面對關鍵事件所展開的行動。透過四個詳細的例子,呈現出他們的領導方式與當初的歷史性時刻有多麼契合,就像鎖與鑰匙那般嚴絲合縫。沒有任何鑰匙是一模一樣的,每一把刻槽都有獨特的凹凸起伏。絕對沒有一種領導方式,可以成為處處通行的「萬用鑰匙」。同樣地,也不存在放諸四海皆準的鎖,能將所有歷史情境套用進去──但儘管如此,當我們沿著歷史的脈絡,探索領導能力間的聯繫時,仍能夠從中察覺到:某些領導特質具有一脈相承的相似性。
若將本書選擇研究的前三位領導者(林肯、老羅斯福、小羅斯福),都列入「美國史上最偉大總統」排行前幾名,多半不會引起太多爭議。儘管做過一些不完美的決策和錯誤判斷,但在公眾的記憶裡,他們依舊占據了難以動搖的地位,深受敬重。
詹森的情況,就比較具有爭議性了。打從我以一名二十四歲的「白宮學者」身分進入白宮、與他共事開始,對於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我就一直難以評判。那次我的白宮學者計畫,差一點在尚未正式展開之前,就胎死腹中。當時,我與同世代的許多年輕人一樣,活躍於反越戰運動。在入選前幾個月,我和另一位研究所同學共同撰寫了一篇文章,投稿到《新共和雜誌》,呼籲第三黨派候選人挺身而出,在一九六八年大選挑戰詹森。在消息公布、我獲選成為白宮學者後多日,《新共和雜誌》才刊登了那篇文章。我還以為自己肯定會被踢出計畫,但出乎意料之外,詹森總統說:「噢,就讓她過來待一年吧!如果到時我還是無法爭取到她的認同,大概就沒有人辦得到了。」學者計畫結束以後,我留了下來;等到他的總統任期期滿,我依然跟在他身邊,隨他回到德州的牧場,協助他撰寫回憶錄。
誠然,詹森在戰爭期間的表現,會持續地貶低他在歷史上留下的名聲。然而在流逝的這些歲月裡,他在面對民權運動時發揮出的領導能力,以及提出偉大社會計畫(Great Society)時對於國內發展所展現的眼光,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林登.詹森是以小羅斯福門生的身分進入國會的。在白宮橢圓辦公室裡,詹森坐在桌前,直直地望向他「政治上的父親」的畫像。他下定決心要以自己制定的偉大社會計畫,超越對方的羅斯福新政。小羅斯福年輕時,曾以老羅斯福的政治生涯為藍本,在白日夢裡,一步一步地描摹、形塑出自己平步青雲的政治之路。老羅斯福則打從童年開始,就把林肯視作偶像。林肯的堅定與耐心、豁達大度的心胸,為老羅斯福照耀出一條前路,使他立志終生跟隨。而對於林肯來說,最當得起「理想中的領袖」稱號者莫過於華盛頓。當林肯在一八六一年告別故鄉時,便是以華盛頓為心中寄託,從這位美國首任總統身上汲取力量,離開了伊利諾州,前去接下「比華盛頓所肩負的擔子更加沉重」的任務。若華盛頓是美國的國父,那麼無論從他們之間的關連性抑或相似度來看,林肯都可被視為他強大的兒子。這四人構建出一棵家譜樹,其一脈相承的領導力,貫穿了這個國家的整體歷史。
我深深期望,這些出現在分裂、恐慌時代中,關於領導力的故事,最終確實展現出啟發性的意義,能夠撫慰人心。這些人物為我們全體設下了標準與障礙。正如他們彼此相互學習,我們也能從他們身上學到許多,得以用更好的洞察力與思維,來看待我們這個時代缺乏共識的現況。領導絕對無法憑空存在,它是一種雙向的關係。「我只是一件工具,」林肯強調,言詞精確又極為謙虛:「辦到這一切的,其實是全國反奴隸制的人民與軍隊。」進步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替老羅斯福的「公平交易」(Square Deal)政策鋪路;民權運動點燃了正義與務實行動主義的火種,進而促成了偉大社會計畫。至於聆聽人民的聲音、與大眾溝通,小羅斯福的表現可說是無人能出其右,他接納所有的故事,仔細傾聽,在自己的時代裡,從不間斷地與民眾保持對話交流。
林肯說:「得民心者,無事不成。失民心者,一事無成。」這樣的領袖,必然與人民緊密相連;這樣的領導特質就像一面鏡子,反映出的是人民的集體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