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忍細看-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9869843539

圖書名稱：歷史不忍細看

歷史的真實細微之處往往令人震驚。然而魯迅先生曾經指出，歷史往往是不可靠的，同時代人所寫的歷史尤其不可靠。胡適先生也曾有過一個精彩的比喻，歷史就是一位任人梳妝打扮的小姑娘。不要說在專制的封建社會裡，文網恢恢，動輒得咎，書寫歷史成了一個極其危險的職業，因秉筆直書而遭遇血光之災甚至禍及九族者不知凡幾；就是到了近代乃至現代，歷史仍然充滿了數不清的謎團。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史料的發現，有些謎團才陸續地得以解開。

因此可以說，史家的任務就在於區別真實的和虛構的、確定的和不確定的，以及可疑的和不能接受的。這就要求，史家須摒棄功利，獨立思考，嚴肅認真，不斷地對歷史進行追問。把那些或者是因為利誘和威脅，或者是出於某種政治需要，或者是因為偏見，或者是因為個人的感情和愛憎，或者是我們所無法知道的原因，而背離了真實的歷史，一點一滴、持之以恆地去偽存真，恢復其本來面目，從而使歷史成為時代的見證、真理的火炬、記憶的生命、生活的老師和前人的使者。

說到底，歷史就是對細節真相的探究。然而，說出真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魯迅先生說過，謊言和假話越來越多，中國的文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瞞」和「騙」的文化。它已經成了民族的心理痼疾，因此，說出真相就具有挑戰某種民族思維的性質。真相的獲得，需要歷史學家的勇氣和責任感，需要探索，需要發現。值得慶倖的是，近些年來，一些史家和歷史事件的知情者、親歷者，孜孜以求，以史實為依據，按跡尋蹤，見微知著，決不妄加穿鑿，挖掘史料中的深層內涵，探尋歷史的本相、本質和發展規律，實事求是地評價人物的是非功過和歷史作用，體現了歷史學家的史膽、史識和史德。筆者有感於此，把近年來發表的有新意且有價值的文章，略作分類，編就此書。這些文章，有些是歷史事件知情者、親歷者的回憶，把僵硬的歷史還原為一個活生生的生命，變得有血有肉，呼之欲出；有些是把被有意回避或語焉不詳的歷史，經過作者的調查和探索，使其重見天日並予以合適的評價；有些是根據逐漸解密的檔案或史料，把塵封多年因而被長期誤讀的歷史賦予嶄新的生命和意義；有些是對歷史上某些事件、人物的說法、評價甚至是「定論」，根據作者的研究和發現，建構起迥異以往的命題和意蘊；有些則是將被歪曲、篡改甚至顛倒的歷史，還其本來面目或重新顛倒過來。

本書所收入的文章思想開放，無論是觀點還是材料，都有很多新鮮感，那種陳陳相因的陳詞濫調，在這裡無處安身。閱讀本書猶如走進一個陌生的國度，新穎的景觀層出不窮，身心會陶醉在一種受到新知刺激才會產生的精神愉悅。

學人和專家們閱讀本書會受到領悟、啟發甚至震動，但本書主要還是以大眾為閱讀對象。對那些「純學術」的鴻篇巨制，敬謝不敏。眼睛向下，拒絕枯燥，注重文采，把平民化、生動性、可讀性和趣味性作為遴選文章的取向。學術只是一種精神，一種風骨，而鮮活豐滿的血肉和生命，才是我們的追求。
應說明的是，本書分類完全是為閱讀方便，多數文章因意蘊的多元，是難以強作劃分的。人物事件的順序基本上按時代先後編排，個別長文做了一些刪節。書中所收文章大都是「一家之言」，不能完全代表編者出版者的觀點，敬請讀者明鑑。

章節試閱

人物新考
司馬遷之惑
向熹
2000多年前，當中國最偉大的史家司馬遷開始撰寫列傳第一篇《伯夷列傳》時，他陷入了矛盾――孔子說，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其何怨乎」，但司馬遷在一篇以伯夷、叔齊口吻寫的詩中看到怨憤之氣，於是他只能懷疑――是不是自己對這首詩理解錯了。接著司馬遷又借他人之口進一步闡述自己的困惑――如果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為何像伯夷、叔齊這樣一生「積仁」的人卻終於餓死？為何像孔子最推崇的弟子顏淵也常常食不果腹？而盜跖無惡不作卻壽終正寢？司馬遷比照當時的現實，這並不是個別，而是普遍的現象！他終於忍不住將疑惑說了出來：「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司馬遷面對的困惑是循環的：如果天道酬善，那伯夷、叔齊的死就證明他們不是善人；如果他們是善人，那他們的死又在證明天道不是鼓勵從善的。解決不了這樣的困惑，司馬遷只好到他最尊崇的孔子那裡找答案，找來找去，只找到三條不無勉強的根據：一條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各人按自己的志向做人，不必考慮結局；一條是「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從商風險太大，太不確定，於是孔子也被迫選擇跟著志趣走；一條是「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正是因為大多數人都做不到，所以行善的人才顯出偉大，這也就是他們的價值。很顯然，寫史重在史觀，「個體選擇」、「被迫為之」、「難能可貴」三個理由用於道德說理可以，但如果用來建構史觀、指導歷史敘述卻極其困難。「司馬遷之惑」所針對的價值與得失的衝突、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其背後是人類進程的一種必然規律。對這個規律的認識，有助於理解中國目前轉型進程的關鍵任務。人的管理，實質就是欲望的管理，通過管理實現欲望的釋放與管束。釋放欲望，可以激發人無窮的創造力；欲望的滿足可以帶來幸福感，欲望的不滿會帶來痛苦。於個體而言，欲望滿足往往是暫時的，而痛苦卻是經常的；於群體而言，欲望的創造力與破壞力並存。因此，欲望這把雙刃劍需要約束。
事實上人類一直在尋找管束欲望的方法，以保證社會運作的正常，保證人們痛苦的減輕與幸福感的增進。在這個找尋過程中，各民族的智者都貢獻了智慧，其中一些幸運的智者的思想成了宗教，並成為約束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時至今日，凡有生命力的宗教無不在約束人的欲望。在釋放與約束消長往復的漫漫歷史進程中，每個人心中都有了神龕，不同的是龕中的「神」不同。在中國長期居於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宗教，因而中國人心中的神龕中沒有一個具體的神，但神龕卻不是空的，仁、義、禮、智、信居於其中，它們是中國人心中的「理神」。與其他民族的神一樣，起著約束欲望的作用。當約束欲望的價值觀成為個人與社會的普遍價值時，約束自己的欲望的人可以由此獲得內心的自我犒賞和社會的精神犒賞，於是產生極大的幸福感。久而久之，這種精神需要變成另一種欲望，宗教或道德也獲得不依存於物質得失的發展動力，對人的征服更加有力，人類也漸漸成了有普遍宗教性的動物。但是，當現實得失與精神價值有巨大落差時，就會出現對價值的懷疑，這就是「司馬遷之惑」。人類總是在釋放欲望與管束欲望之間找到一個平衡，如果完全用精神的標準，想建立一個價值理想國，社會將喪失活力，走向衰亡。如果完全用實用主義的標準，以絕對的利益得失比較，社會即使在短期內獲得發展，也將陷入物欲橫流，「形勢大好，人心大壞」的境地，最終走向破產。
今天讀《史記》，我們可以推斷，面對困惑的司馬遷做了兩個決定：其一，為《伯夷列傳》做總結時，完全不糾纏於天道存否，伯夷、叔齊賢否，而是絕對實用主義地總結出，伯夷、叔齊、顏淵如果不是孔子稱道他們，他們將寂寂無名，所以結論是，凡夫俗子「非附青雲之士」，名不能留於後世；其二，司馬遷在修史中所持的觀念，雖在輪廓上是儒家的，但其價值觀更多實用主義的成分，例如他對人的私欲的認識。
當然，這些年過去了，我們也應看到，「神」被換了幾輪的中國人心中的神龕，目前多是空的，從歷史規律來看，這樣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中國人呼喚幸福的聲音越來越強烈，折射出的，正是認識人生目的的渴望、對欲望制衡的渴望。這時，傳統文化的熱潮就顯得那麼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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