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舞鶴有部作品叫《餘生》,循莫那魯道遺族的視角與話語,重塑並拆解霧社事件歷史,並細緻梳理倖存者那失語的哀傷。餘生,自是立在現在清流部落的紀念碑名字,但這兩個字,清晰地傳達了在歷史中遭踐踏殺戮後,唯一具體存留的意象。
大災難,或是破壞性事件,會直接衝撞某些人的人生,他的生命就在那一刻出現斷裂,生活會跌落谷底。但只要他沒有死去,就仍得天天睜眼,日日呼吸,繼續過活,將日子過下去,過得平常。只是這種日常,對那些人來說,已不像過往,而是夾帶著複雜的情緒和記憶,面對不同的處境與未來。
因此,「餘生」不只賽德克族獨有,台灣這塊土地在不同時期,承受不同殖民者的暴力對待,族群相殘,尤其是二二八乃至其後的白色恐怖,更是台灣幾個世代都無以迴避的歷史創傷,這傷仍未癒合,整個社會卻馴服黨國與歲月的碾壓,彷若失憶。只留倖存者度過餘生。但人生已經脫離尋常軌道的他們,又怎麼在這世道裡如常生活?
包含《餘生》在內的若干台灣版「傷痕文學」的書寫或創作,大抵都是這樣的方向。我一直認為,文學或是文化創作,是一種封存時代樣貌的媒介,透過具創造力的方式,製造某種斷代史。它並不只是要將歷史傳遞下去而已,還必須讓人瞭解、同理,甚至反思且警惕。錯誤不能重複,傷害不可再來。
從這角度看來,《1947 之後:二二八(非)日常備忘錄》從書名到內容,也都有這樣的企圖,作者不只重現二二八(或白恐)那段歷史背景,刻劃經歷者的思想與行動,甚至描述他們(後代)如何活下來,或是如何面對生活。例如施儒珍的孩子與他們那躲在牆裡大半生的父親,例如張七郎那再嫁媳婦生下的女兒,如何發現上一代的悲劇。透過非虛構書寫形式,這本書能讓讀者進入主角經歷的情境,跟隨著他們走過那個時代,一起思考、行動,並感覺他們的掙扎與疼痛。這樣的書寫策略,超越了過去單一當事人的口述故事,可以給予更廣闊的視角,給予更深刻的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