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 卷三國家從來不請問

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序
寫在《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出版前

胡淑雯　編序　倒退著走入未來
童偉格　編序　空白及其景深

卷三導讀 國家從來不請問 童偉格
舞鶴 逃兵二哥
施明正 渴死者、喝尿者
李喬 告密者
林央敏 男女關係正常化
瓦歷斯•諾幹 城市殘酷［節選］
林雙不 臺灣人五誡
苦苓 黑衣先生傳
吳錦發 消失的男性
楊青矗 李秋乾覆C.T.情書
平路 玉米田之死
劉大任 浮游群落［節選］

編輯說明與誌謝
作品清單
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大事記

導讀

國家從來不請問

　　初夜，在蚊蟲叮咬中，我想到，徹底的叛逆是自我救贖唯一、根本的形式，只怨自己忘了帶蚊香上來。第二夜搔著腫癢，尤其是大腿內側和腋窩的痛癢，我感到，兵役制度是一個大王八，必要強姦每一個處男，在每一個男人身上留下污辱的痕跡，幾乎空了的胃翻絞著渴求早餐的大饅頭，嚥著口水我凝望海茫茫的星，為什麼人一出生便要隸屬某個國家，為什麼國家從來不必請問一聲你願不願意當它的國民？－舞鶴，〈逃兵二哥〉

　　《讓過去成為此刻》卷三共收錄十一位小說家的作品，這些作品的共同主題之一，是探究國家體制對人的形塑能力。這種形塑力，有其顯在的時延性，意思是：即便是在體制已經開始鬆動、或已明確走向瓦解的情況下，體制對人所造成的創傷癥候，依舊可能更長更久地，留存在個人記憶，與集體文化中。意思亦是：暴力體制相對容易終結，然而，對見歷者而言，暴力所導致的創傷，會浸潤群體生活條理，且內塑了倖存之人的餘生體感，而難能簡單祛除。這也是為什麼，在小說家們的文學敘事中，猶然可見的癥候，更具體表徵了暴力未滅的實態。小說話語的留挽，幫助我們察明：一個平寧年代將不可能真正到臨，除非，是當最後一縷事關體制暴力的記憶，都業經傾訴、聆聽與知解之後。

　　在當代，當我們討論「體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作用時，哲學家傅柯的權力理論，應是我們必備的基礎工具。如《規訓與懲罰》等書所示，因傅柯的啟迪，我們得知國家體制，施加在每位國民身上的，是全生命時程的治理：從個人存有權，直到死亡權的合法性頒告；從國民教育內建的言行模造，直到每一階段、每道考選關卡的合格化選汰；從生殖管理，直到每日營生的經控與稅徵；我們一生所有細節，無一，不體現國家體制的必要參與構作。國家的另類情深，顯示它將國民視作「虞犯」（有犯罪之虞的人）的絕對意志。國家的絕對意志，展現在它永遠否定自己國民，竟可能具備成熟的自我治理能力。

　　由此，國家「從不請問」、也不容質疑地，布防國民於種種質同形異的權力場所之內：對不同個體而言，國家，可能形同徒刑無期的校園、獄所或營舍。若循此分析，則更簡單說來，戰後臺灣戒嚴體制的特殊性之一，是在它以世上罕見的漫長時間，將上述「無期」假說，給一天一天落實為集體日常了：一方面，「動員戡亂」的臨場設定，悖論地，賦體制之臨時治理權力，以恆久的法據；另一方面，體制治下的全體國民，則被規訓為永在習戰，永遠，被封印在準備熱血獻身的不成熟狀態中。絕對摯愛國家的深情，是我們被允許的唯一一種「正常」精神癥狀。我們，集體經驗了一個長達近半世紀的法定青春期。

　　做為本卷開篇，舞鶴的〈逃兵二哥〉，直指戒嚴體制中，最具全景象徵性的一個權力場所：軍營。除了全景喻說體制，〈逃兵二哥〉的獨特之處，還因舞鶴書寫，將岸然強調聖潔而無私慾的體制訓導，與最形下、最私密的身體在場痛癢，做了極矛盾、卻也極融洽的締結：當被禁之慾肉身可感、舉步隨行時，逃兵一員，驗證了國家牢籠，本質上無可脫出的事實。當這般肉感漫漶監獄，這另一權力場所時，我們看見施明正的〈喝尿者〉與〈渴死者〉，這一組對照篇章。在此，卑猥肉身就地神聖，因那是人之自由意志的僅剩自經區：渴生者日日自體循環、自灌尿溺；求死之人則兀自屁股懸空寸許，「執著而堅毅地把自己吊死」。

　　當監禁感訓隨行感戴恩威的獲赦之人，形同其後的固著體感時，我們讀到楊青矗的〈李秋乾覆C.T.情書〉。小說裡的「我」，終身在激昂的理想陳說，與冷冽恐懼裡反復煎熬，彷彿從前那場刑訊，才是未滅的戀人絮語。

　　關於權力場所，學校，實是小說家們書寫的主要對象，如本卷所錄之林央敏〈男女關係正常化〉，與林雙不的〈臺灣人五誡〉。前者以師院生為主角，描述在中美斷交前夕的惘惘氛圍中，主角如何諧擬官方修辭，以衝撞保守而倒退的校園。後者則演繹高中教師，對校內黨國意識形態的獨力抵抗。兩者，皆呈現不懈地追求進步價值的樂朗精神。瓦歷斯．諾幹的〈都是銅像惹的禍〉，亦以詼諧筆調，直笞黨國教育對校園的滲透實況。相對於前述樂朗追索，作者的〈遺失的拼圖〉及〈櫻花鉤吻鮭〉，則與〈都是銅像惹的禍〉，集結為針對原住民存在狀況的懷憂洞視：當國家君臨原民生活領域，這整個體制，持恆是一處毫不寬容的教育場，不及格者，成為原鄉流徙的亡魂；倖存者亦只能懷愧自錮，如族裔裡的異類。

　　本卷最後所錄，劉大任《浮游群落》三章節選，則將上述校園書寫系譜，前推至一九六○年代的歷史現場。小說裡的大學生，猶誠摯而自苦地思辨著對社會改革而言，「民族」與「階級」論題孰為重；而相對於繁複思辨，他們行動能力的貧弱，亦具現了時代青年的如實躊躇。

　　潛伏於知識圈，在《浮游群落》中，最果決無惑的情治密探這一原型角色，我們則可藉助李喬的〈告密者〉，與苦苓的〈黑衣先生傳〉，來相對複雜地，探索體制協作之人的中介狀態。〈告密者〉以主角的全生命懺情錄，展示受體制輾壓之人，如何擬仿體制，從而獲得擺布他者生命的特權，並因逼真擬仿而錯亂。〈黑衣先生傳〉則以「我」的旁觀側錄，見證「我」所痛恨的告密者，原來，僅是一抹「因我存在而存在」的身影。這是說：浸染同一體制，人人無法全然自清與自由；某種意義，那「卑鄙」的他者必然即為「我」。

　　由此，若以上述中介狀態為依據，重探本卷所錄作品，則我們可知：小說家們各自調度的角色敘事，引領我們觸及的實況，毋寧即是「體制化」作用，深入人心內裡的廣袤強效。事實上，從明白的反烏托邦小說，如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到繁難的紀實論述，如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我們都能在其中，讀到反復出現的分析：極致化的體制，是一場以恐懼、仇恨和絕對信仰來驅動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在此，沒有純粹無涉體制的他者。如《一九八四》的主角溫斯頓：當父親突然失蹤，母親立刻木然地接受，「並沒有表現出驚訝或深沉的哀悼」，而他亦因此而不多追問伊刻，他一併明白，做為平靜自保的旁觀者，他已然默許了體制凌駕於身的事實。

　　在此，渴望消失，成為人之想豁免於體制的，一種絕不可能的純粹悲願。本卷收錄的吳錦發〈消失的男性〉，和平路的〈玉米田之死〉，均循此悲願，成全主角的形變：前者任「李欲奔」孤自羽化，哀鳴拜別，飛奔向再毋須應付監審的異境；後者讓「陳溪山」，最初陳躺於索引故土的異地，最終隱匿己身，成為無從稽查的謎團。兩者，皆逆寫舞鶴〈逃兵二哥〉中，逃生者的挫敗，且也將本卷各篇章，合幅為一種主要在「凝望海茫茫」，以不可見的自死，直證暴力之不可見性的內省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