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歌舞伎町：新宿，另一段日本戰後史

序章・一個歌舞伎町，兩種故事

不斷傳頌的歌舞伎町史

二○一五年（平成二七）四月、日本於太平洋戰爭戰敗後的七十年，歌舞伎町再度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因為，這裡突然出現巨大的哥吉拉。

歷經泡沫經濟而失去的二十年，歌舞伎町至今仍飽受不景氣這種病症的侵蝕。穿過電影或電視中經常出現的「歌舞伎町一番街」牌樓，邁步走向過往坐落著「新宿 KOMA 劇場」（下稱 KOMA 劇場）、「新宿 MILANO 座」（下稱 MILANO 座）、「Grand Aodeon 座」等的廣場，現在沿途則充斥著「風俗案內所」。過往的大型商家相繼倒閉後一直閒置的廣場一隅，出現了一座東寶公司持有的複合型影城與旅館，就位於往昔KOMA劇場的舊址上；從這棟「新東寶大廈」八樓俯瞰新宿的哥吉拉，是否能成為這個城鎮的新地標呢？

歌舞伎町是二戰後從廢墟中建立起來的演藝娛樂城。昭和二○年（一九四五）四月，空襲將這區夷為平地，當時出現兩名男子提出要以演藝娛樂城予以重振的偉大構想，他們就是時任角筈一丁目北町（歌舞伎町舊町名）町會長的鈴木喜兵衛，以及東京都計畫局都市計畫課的課長石川榮耀。

在町會長與都市計畫家兩人描繪的重建計畫裡，這個因戰敗而化為殘磚廢瓦的城鎮將以廣場為中心，四周並列著劇場、電影院、夜總會等，組成一個龐大的娛樂中心，再於周圍配置商店街──一個由民間主導、總面積近三萬坪的街區規劃工程就有了雛型。演藝娛樂城的藍圖公布於尚有許多人為糧食不足所苦的昭和二一年（一九四六）春，對當時淪為戰爭廢墟的此地來說，應該算是迅速為重建敲下了一記拍板定案的槌聲。

然而，之後因為建築限制、存款封鎖、物資不足等種種因素，計畫觸礁，原本為建設歌舞伎劇場而於昭和二三年（一九四八）命名的「歌舞伎町」，最終劇場卻未能建成。鈴木喜兵衛在困頓中使出一招，即是斷然於昭和二五年（一九五○）舉辦了「東京產業文化博覽會」，之後將用於博覽會的展場改建為電影院；加上兩年後，西武鐵道把路線從高田馬場延伸至歌舞伎町，此地的發展性終於受到矚目。昭和三一年（一九五六）末，被視為歌舞伎町代名詞的KOMA劇場落成，從重建計畫公布後歷經十年歲月，演藝娛樂城「歌舞伎町」終於完整呈現世人面前。

上述過程在鈴木喜兵衛自著的《歌舞伎町》（大我堂，一九九五年）及非虛構作家木村勝美的《新宿歌舞伎町物語》（潮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中皆有詳盡介紹，特別是木村著作中收錄許多鈴木喜兵衛親近友人的訪談，今日也成為珍貴的史料。只要觸碰到歌舞伎町的歷史，無論何種形式的研究、書籍、演劇等，都受惠於該著作，本書亦不例外。

不過在某個時刻，我們察覺到除了眾所周知的「歌舞伎町史」之外，尚存在著「另一段歌舞伎町史」。接下來將詳細闡明的，便是這「另一段的歌舞伎町史」。

始於花道通某閣樓的故事

事情可以追溯到十年前。二○○三年（平成一五）八月，筆者參加了一場「扛起歌舞伎町的華僑們」街頭導覽行程。當天在歌舞伎町所屬之「新宿區役所」正門玄關集合，參加者約超過二十名，一行人在擔任講解的黃清林（時為自由新聞社社長）、其女黃東生（時任職日華資料中心），與簡憲幸（事業開發顧問）等人的陪同下，於豔陽中繞著歌舞伎町漫步，講解者則皆為台灣人。

歌舞伎町原本有許多台灣人與在日韓國人、朝鮮人所經營的俱樂部、夜總會和愛情旅館，日本進入泡沫經濟期後，來自大陸的中國人驟增，而俗稱「快活林事件」與馳星周的小說《不夜城》形塑了中國黑道主宰此地的強烈印象。我自然認為本次活動名稱中的「華僑們」也包含出身大陸的中國人。然而，看著講解者的成員，我終於察覺「這裡所謂的華僑指的是台灣人啊……」

行程首先來到位於靖國通九層樓建築裡的高級中華料理店「東京大飯店」，創始者李合珠是客家人，出身台灣桃園，除了經營餐館外也參與多種事業；接著我們來到位於區役所通及花道通轉角的「風林會館」，要說它是但凡舞台劇、電影或小說出現歌舞伎町就必然會登場的代表性建築，可一點也不為過，是棟從上到下包含了夜總會、撞球場、咖啡館等的綜合休閒娛樂大樓；創建者為林再旺。過去附近還有台灣料理店「台南」和「梅園」，特別是「梅園」，據說照顧過不少來自台灣的陪酒女郎。

沿花道通向前，接著出現的「ACB會館」也是出自台灣人之手：位在五、六樓的音樂展演廳被稱為「New ACB」，是為了與過往新宿三丁目風靡一世的「新宿 ACB」作區隔。另外，位於花道通往內的一條街上，還有一處可容納現場樂隊演出的高級俱樂部「CLUB LEE」，所有者也是台灣人。最後來到「KOMA 劇場」。隔著廣場的兩棟建築：「HUMAX Pavilion 歌舞伎町」（舊「新宿JOY PACK大樓」）和「HUMAX Pavilion Annex」（舊「地球會館」），都是此地重要的台灣華僑林以文所建設。林以文因戰後重建期於新宿東口打造「紅磨坊」（Moulin Rouge）劇場而聞名，參與眾多娛樂及不動產事業，與李合珠、林再旺被稱為「歌舞伎町的華僑御三家」。

在導覽活動最後，甚至談及在黑道橫行的歌舞伎町中，台灣人如何能取得商業成功的祕辛。話題非常有趣，不過我作夢也沒想到，不知不覺竟然來到花道通上牆面塗滿紅色，還裝飾有一頭黑猩猩（名字好像叫大金剛〔Donkey Kong〕）的奇妙建築物：台灣同鄉協同組合大樓。

之後過了五年，來到二○○八年秋天，筆者在偶然的機運下與數十年不見的大學學長碰面。聽學長說，他的前岳父是台灣人，在歌舞伎町經營名為「田園」和「Scala座」的「名曲喫茶」。我心中驀地湧起一股好奇心：「什麼？又是台灣人！」開始想要理解歌舞伎町歷史的另一面。

此時，我與年長的友人，同時也是紀錄片導演的青池憲司商量（他曾在阪神大地震後花了五年時間，拍攝當地社區如何重建的紀錄片）──歌舞伎町對他而言，是少不更事時徘徊遊蕩的街區，加上他的紀錄片於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中放映過，因此與台灣電影界人士及民間團體建立起深厚的關係；套用青池導演的話，我們開始找尋「歌舞伎町之前的歌舞伎町」，也就是從戰後廢墟開始、設定為演藝娛樂城的歌舞伎町成立之初，接著跨越昭和三○年代，探尋台灣人是在何種經緯下於歌舞伎町中登場。我們兩人一同踏上了追索此謎團的旅程。

二○○九年十月，在學長的協助下我們終於有機會訪問前述那棟有大金剛裝飾的建築物。進入這地下兩層、地上五層，充斥著酒家、牛郎俱樂部的建築，確實讓我們稍感卻步，不過只有踏入它、上到頂層閣樓才能抵達我們的目的地，台灣同鄉協同組合的辦公室。

畏懼地按下通往閣樓的電梯按鈕，自認唐突造訪的我們，卻受到事務局長和藹可親的歡迎。令人意外地，事務局長竟然是日本人。除了局長永井喜文，在場的還有常任理事劉吉朗與事務次長林嬡媛。談及來訪的目的後，永井先生對我們說：「寫歌舞伎町的書淨是些流氓與黑道的事情。實際上我也想留下台灣人的一些記錄，因為台灣人自己並沒有打算留下這段歷史，所以如果二位想要整理這個議題，我願意介紹熟知歌舞伎町的人給你們認識。」

之後我們立刻訪問了劉吉朗先生，從他還在台灣時的事情，一直聽到來日本之後的情況。接著他還說要試著幫忙聯繫理事長林再旺的兒子等相關人士，對於這樣的好兆頭我們固然感到高興，數日後還是接到「幫不上忙，對方拒絕了」的回應。即便多少也預料得到，不過我們的嘗試終究在一開始就受挫。說來也理當如此，自稱大學兼任講師與電影導演的兩個日本人突然造訪、說想了解台灣人與歌舞伎町的歷史，任誰都不會輕易信任。所幸永井局長是我畢業大學的老學長，仍掛心我們的計畫，之後又通知我們有熟知歌舞伎町詳情的人，或許可以採訪到一些內容。

初次與黃進生先生見面，已是隔年二○一○年（平成二二）三月的某日過晌。組合事務所為我們介紹了一位身穿西裝，領帶還上了領帶夾，襯衫裝有袖扣，一身筆挺正式西服的小老先生，一臉深刻的皺紋及銳利的眼神，神情乍看之下令人害怕，但他和顏悅色地說「請坐請坐，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立刻露出滿面笑容，禮數周到得甚至讓我們不勝惶恐；對周遭的人們相當關心，身上散發出人生閱歷豐富的氣息。黃先生雖未於歌舞伎町做過生意，但人脈頗豐。我們首先從他由台灣來到日本的經歷問起，拿出並展開我們製作的、貼上住宅地圖的昭和四○年（一九六五）及四五年（一九七○）兩張大地圖，具體詢問歌舞伎町的哪些地方有台灣人店家。

訪談時我們才發現黃先生的記憶力驚人。發生的事情、於昭和幾年發生等等，記憶都相當明晰。拿黃先生的說明與各種歷史資料相對照，幾乎完全吻合；包括這次訪談，日後我們與黃先生共見面了七次，談的雖然是相同內容，但透過細節的補充，每回都為我們釐清了新的事實。

我們也拜託了黃先生以外的人們受訪，但無論見到哪位，他們嘴邊總是掛著:「你們來得太遲了。如果早幾年，還有更熟知詳情的人啊……」這樣的話。即便如此，包含日本人在內，我們總算訪談了近三十人。從最初造訪組合事務所，經過了七年的時光，這段期間林再旺先生過世，曾任日本大學大學院教授的莊光茂樹就任新的理事長。永井先生曾詫異地問我們：「你們還沒放棄，要持續下去嗎？」然而，我們深信記錄這段歲月絕對有其必要，因為這就宛如剝開一層又一層的洋蔥皮後，最終浮現的「另一段的歌舞伎町史」。

序章・一個歌舞伎町，兩種故事

不斷傳頌的歌舞伎町史

二○一五年（平成二七）四月、日本於太平洋戰爭戰敗後的七十年，歌舞伎町再度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因為，這裡突然出現巨大的哥吉拉。

歷經泡沫經濟而失去的二十年，歌舞伎町至今仍飽受不景氣這種病症的侵蝕。穿過電影或電視中經常出現的「歌舞伎町一番街」牌樓，邁步走向過往坐落著「新宿 KOMA 劇場」（下稱 KOMA 劇場）、「新宿 MILANO 座」（下稱 MILANO 座）、「Grand Aodeon 座」等的廣場，現在沿途則充斥著「風俗案內所」。過往的大型商家相繼倒閉後一直閒置的廣場一隅，出...

自空襲之中浴火重生，綻放歌舞昇平的風華年代──歌舞伎町的前世與今生

被周圍人潮夾擠出電車，擁擠的月台上魚貫向前，自頭頂打下的日光燈，與灰階的水泥地板、乳白色的牆面，形塑出車站通道內才有的「空間感」，趁著列車進站爾後又離站的間隙，如被養鴨人家驅趕的鴨群一般，由低窪處以短、快而碎亂的步伐，循著多色的指標方向疾行趨走，然後在一片亮光之中， 拚命地尋找、蒐集著綠色的「新宿」字樣，這過程簡直就像食品製造工廠的生產線，不容許輸送時有片刻的遲疑或停滯。

步出JR新宿車站的東口，從站前廣場稍微往東，紀伊國書店的本店與大型電器行BIC CAMERA就在兩旁，越往新宿三丁目的車站靠近，伊勢丹新宿店和OIOI百貨迎面而來，彷彿兩頭時尚巨獸，各自屹立在十字路口，伺機向等待穿越馬路的人群投以飢渴的視線，隨時準備藉現代風的「產品」入侵並占據人們的日常。三菱UFJ銀行新宿分店前，一到週末搖身一變成為一處得以稍作休憩、等候的領地，避開人潮車流，這裡的視野或許最好。若再稍微走入靖國通兩側的巷子內，異國料理的餐廳、日式居酒屋，卡拉連鎖店羅列成行，「方向感」於此輕易地就能失能、失效。

這裡究竟是廉價的商務旅店，還是帶點禁忌氣息的愛情旅館？兼職派遣員穿上特色服裝，使出魅惑的話術本領，與往來過客攀談、搭訕，手上還緊抱厚重的傳單及店卡，甚至還有可以參考指名的資料夾──今晚想點的是哪一道？伸手一抽，抽到的是與國王、皇后的一夜溫存，還是鬼牌等級的帳單？或許就連台灣人自己可能都不會相信，與繁華夜生活幾乎劃上等號的「歌舞伎町」之所以能拔地而起，並發展至今日規模，其幕後的推手，其實是那些我們既陌生卻又熟悉的在日台灣人。

事件，亦是記憶一座城市樣貌的方法之一
二○一七年年底左右，日本驚爆一起駭人聽聞的「座間九屍命案」，就連英、美、韓等國外媒體都競相報導，經過警方的追查，當時二十七歲的嫌犯白石隆浩在案發之前，曾經是在新宿車站往歌舞伎町──那條被稱為「星探大道」──上負責勾搭遊說並仲介女性從事色情行業、所謂人力仲介公司的「星探」。與他交往過的女性們表示，他是一個待人溫柔又可以信任的人，但也有人認為他其實是話術高超、工作散漫。而該事件自從被媒體報導以來，似乎又讓那個藏匿在朦朧月色與霓虹燈光之後，被稱為是日本第一紅燈區的「歌舞伎町」，再次以異色的姿態被帶到世人面前。

即使在日本的Live House酒吧、酒店等營業場所，其實並非都能隨意「跳舞」，營業的店家得先申請到特定許可才行，且營業時間的規定也十分嚴格，這些都與戰後（一九四八年）所制定的「風營法」有很大的關聯。夜幕低垂後的糜爛頹廢、享樂放縱，連帶也是許多包含毒品交易、暴力犯罪的最佳溫床。過去，在石原慎太郎擔任東京知事期間，曾經實施大規模的「歌舞伎町淨化作戰」，目的是為取締違法的色情店家、管制非法滯留的外國人，以及驅離暴力黑道分子，從那之後，歌舞伎町的街頭陸續開始裝上監視用的攝影機，並禁止「星探」在街上拉客的行為，這也促使違法的不肖業者轉往更為地下的運作模式。然而，歌舞伎町的街道卻從未因此變得更加安全或平靜。

另一起對此區發展帶來重大影響的事件，是發生在二○○一年的「歌舞伎町大樓火災」──一棟出入十分複雜、住商混合的大樓「明星五十六」──事發當天的凌晨，位在三樓的麻將館「一休」，在員工打開大門後突然發生爆炸，火勢隨即沿著樓梯通道向上蔓延，大樓內雖裝有火災的自動警報器，但由於常常故障已關閉了電源；二、三樓沒有裝設逃生避難設備，四樓雖有安裝卻早已不堪使用。少數人跳樓逃生，但其餘四十四人因吸入過多濃煙、一氧化碳中毒而亡。這場發生在日本戰後的嚴重火災，也是東京建築物火災事件中死傷人數最多的案例。事發之後，當時的首相小泉純一郎下令徹查，也因此修改消防法規，除加重法律責任外，更要求加強消防意識。

曾是迷宮般的慾望天堂，卻因事件而被貼上標籤
在迎來泡沫經濟之前，歌舞伎町一帶曾是正值年少輕狂的世代們徹夜狂歡、如迷宮般的慾望天堂，這對於經歷過七○、八○年代的日本人來說，當時的歌舞伎町至今依舊在他們記憶中留有相當鮮明的印記，那是與現在我們所熟悉的、另一片截然不同的喧囂光景：各種流行的元素與潮流文化匯集於此，不管是從廣播、電視或報紙雜誌等傳統媒體所接收到的，包含音樂風格上的轉變，再到電影、電視節目的內容，或是前衛的藝術表現，同時亦與文學交相輝映，激盪出許多燦亮如剔透晶瑩的代表作品。

那些年，宛如不夜之城的傳說，是在「歌舞伎町迪斯可獵豔殺人事件」（一九八二年）發生之前：翹家的國中少女與同性好友，徹夜流連、在歌舞伎町的數間迪斯可舞町和喫茶店之間放縱自己，途中被一名自稱名校的大學男子搭訕，說是要開車帶她們去附近兜風。隔天接近中午時分，只有其中一名少女逃過一劫，另一名則是被發現倒臥在自行車道旁的竹林矮叢裡，雙腳的阿基里斯腱還被切斷，明顯地限制其行動，兇器與作案的工具都遺留在現場，加上相關的證詞與口供，拼湊出來的是一份極為清晰的犯人側寫檔案，卻始終找不到他的蹤影，就這樣過了法律追訴期限。自此之後，「風營法」便將這些聲色場所的營業時間限制在午夜十二點之前，迪斯可舞廳的熱潮與文化一度衰退。

五光十色的不光只是那些飲酒作樂，當然也有男歡女愛的快活之事，這也是歌舞伎町之所以成為歌舞伎町，且讓不同世代的人願意為之沉淪的誘因之一。但在光鮮亮麗的背後總有更陰翳幽暗的一面。讓歌舞伎町與「恐怖」劃上等號、更被世俗大眾貼上標籤的理由，還得加上另一件發生在一九八一年的「愛情旅館連續殺人事件」──短短數月之間，陸續有數名女子遭人殺害，並陳屍在歌舞伎町的愛情旅館房間中，當時因旅館內並未裝設監視攝影機，即使嫌犯的畫像公布在電視上，事件也同樣過了法律追訴期，成為另一件未解的懸案。後來不只在廣播節目上，就連兒童文學作家也在散文作品中提到，「歌舞伎町」是一處不知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危險之地」。

在歌舞伎町成為她自己以前
在「歌舞伎町」成為她自己之前：二戰時，這一帶因為東京大空襲，瞬間陷入火海，一切變得荒蕪而面目全非，明治以前這裡還只是一處低窪的溼地，曾作為養鴨場，後整地改建為女子學校。自空襲中她浴火重生，並在災難後迅速復興重建，甚至被稱為「全首都復興的月桂冠」幕後的大功臣，而這一切都必須歸功於一群在日台灣人的落地生根，他們的存在也間接孕育出歌舞伎町的樣貌。

被喻為是「歌舞伎町華僑御三家」的林以文、林再生、李合珠等人，組織同胞買地購房，再加上其他陸續從台灣返回內地的台灣人，人脈與資源慢慢匯流成河，像是為這塊已經貧瘠了許久的土地，重新注入一股活水。交通建設隨著市鎮街區的發展依序到位，道路的劃分也對應到地面上的大樓建設逐漸微調，轉眼之間人潮開始聚集回流，從一無所有到萬丈高樓林立的景象，這一路走來並不容易，金錢、人脈的疏通往來，與政治或政府所規劃的都市發展計畫之間的拔河與妥協，包含劇場、餐廳到電影院，到旅館、酒吧夜總會，以及聚集許多文人藝術家的名曲喫茶店，自此以後，歌舞伎町終於有了屬於她自己的黑夜與白天。

曾幾何時，娛樂和生活在這可被視為是同義詞，穿梭在商店街不同店家裡的，不只有當地的居民，更有遠道而來的觀光客們，而那些戰後第一代的台灣人與當地的日本人們共同協作經營，一步步將她打造成為歌舞昇平的象徵，百媚千嬌的風華年代，即使非法之事仍在發生，暴力集團無處不在，也從未令人卻步，反倒成為近似妝容的陰影線條，讓歌舞伎町的樣貌更為立體動人。或許這也正如椎名林檎在九年代出道時所推出的單曲〈歌舞伎町女王〉中的歌詞描述：「走出JR新宿車站東口，那裡才是屬於我的庭院、如大型遊樂場般的歌舞伎町。今晚開始，那個身為女兒的我，將會在這街區成為女王。」

館長（私人圖書館「櫞椛文庫」館長、文藝月刊《圈外》總編，文章散見各藝文媒體平台）

自空襲之中浴火重生，綻放歌舞昇平的風華年代──歌舞伎町的前世與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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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左右的新宿地圖
1970年左右的歌舞伎町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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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一個歌舞伎町，兩種故事
不斷被傳頌的歌舞伎町史／始於花道通某閣樓的故事

第1章　〈倫巴〉的青春：一九四五－四九•從乏力到甦醒
前往日本內地留學的「任性少爺」／從黑市開始的戰後重建／「倫巴」咖啡館時代／新宿西口市場的「中華街」

第2章　從「地球座」開始的歌舞伎町：一九四五－四九•理想與停滯
鈴木喜兵衛描繪的理想社造／林以文與「地球座」的相逢／仍未見雛型的城鎮／從「芙蓉館」到愛情旅館街

第3章　「歌舞伎町」的前夜：一九五○－五四•從焦躁到光明
「博覽會」盛宴之後／站前「黑市」離去，「青線」進入歌舞伎町／承繼紅風車的「新宿劇場」／靠柏青哥與雞肉串燒大發利市的新宿西口市場

第4章　「宿文化」中的台灣華僑：一九五五－六四•從前兆到興隆
源自名曲喫茶的「宿文化」／娛樂之城與生活之城／新宿西口市場的消失

第5章　台灣人鍾愛的「歌舞伎町」：一九六五－七四•成熟與轉變
成為華僑街的花道通／歌舞伎町的「那些台灣華僑」／逝去的戰後

終章　持續開發的歌舞伎町

後記
參考文獻
譯名對照表

1960年左右的新宿地圖
1970年左右的歌舞伎町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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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日本內地留學的「任性少爺」／從黑市開始的戰後重建／「倫巴」咖啡館時代／新宿西口市場的「中華街」

第2章　從「地球座」開始的歌舞伎町：一九四五－四九•理想與停滯
鈴木喜兵衛描繪的理想社造／林以文與「地球座」的相逢／仍未見雛型的城鎮／從「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