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下室的第五天,上午,給丈夫寫一封信。寫完了信的最後一個字,他的名字,突然湧上了我的腦海暗角,我及時抓住那幾個字。文。保文。保文陳。已經不知有多少年,我沒想起過丈夫的名字,彷彿他原本就是個沒名字的人。被憶起的名字在我的身體裡貫通了一道暖流,意義不明。
地下室沒有任何可以跟外界聯絡的通訊設備(安裝在牆角的監視器,無法提供雙向溝通),退休教授說,這是為了保留「故事」裡的靈。「現代的資訊科技會干擾甚至輾碎那些靈。」他說。
「你怎麼知道?」我疑惑。他領著我走進這所房子時,重複地說了幾遍,他從不知「故事」是什麼。就像對大多數的人來說,「故事」早已成了一個空蕩蕩的名詞,丟失了內容的空殼。人們既沒有切切實實地感受過任何故事,也沒法抓住、捕捉或保留任何「故事」。不僅如此,能辨別「故事」的人也愈來愈少,少得就像沉迷研究外星人、保護流浪動物,或在深夜遠足的人。如果在街上隨便抓著一個人(或在網絡上隨便呼喊出)問:「『故事』到底是什麼?」那麼,會得到的答案可能是,一個畫面、一道疤痕、空的酒瓶、一個已經碎裂的片段、咒罵、一張照片。如果有人願意給出一個答案的話。
「所謂的『故事』就像瀕危的鳥,牠們必須飛翔,無法被豢養,而這裡本來就是籠子,我們早已適應囚禁,但牠們不可以。」匿名者在網上發出了這樣的言論,被一份報章摘錄,放在本地新聞的側旁。那天的主要新聞,關於一名研究「故事」的學者被問及對於「故事」最近成為熱議的話題,人們關心的是,「故事」是否早已消失?他的說法是,人類的基因裡本來就有創造和編撰「故事」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會無故消失,但有可能局部退化。
有時候,我不禁懷疑,當人們討論「故事」的時候,每一個人所說的,是相同的東西嗎?
如果「故事」確實存在於人類的基因裡,那麼,那很可能是一根已然完全退化的尾巴。
「我當然,不懂得『故事』」。退休教授把我的行李背包放在地下室的長木櫈上。淺灰色的牆壁和深灰色的水泥地面。我第一次走那個地下室,就感到那是個陰涼幽暗之處。退休教授說,地下室是房子的心臟,他的客人全部住在「心臟」。經過一段很長的停頓之後,他說:「不過,這個地下室曾經有多少人待過,你知道嗎?經過半年的隔離,他們的『故事靈』都恢復得非常迅速。」
「他們也是販賣故事的人?」我問。
「不。」他搖著頭說,他們來自各種行業,但沒有一個人擁有『故事』。這種事,甚至不必仔細審視,一嗅就嗅得出來。」
「我研究過的人類樣本,一定比你這輩子所見過的人的總數更多。」他看著我,示意我去注意安裝在冷氣機之旁的一個圓形鏡頭,底下有一顆紅色小燈,確實像一顆無辜的眼球。他告訴我,住在這裡的人都會被拍攝一切生活起居。「我當然也翻看錄影,尤其是在客人離開了這裡之後,翻看那些片段,會一次又一次重新認識他們,即使在現實中,我們或許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不過,我對於窺視一點興趣也沒有,所有資料只會用於研究的用途,這個鏡頭懸在這裡,全是為了確保住在這裡的人的安全。沒有人能確定,一個人獨自活在地下室裡,會不會出現精神異樣的狀況。」
出走旅遊顧問鯨替我安排旅行期間的工作時對我說:「即使你身無分文,仍然可以先出發,到了那邊,找到工作,再把旅費分期攤還給我們。」他說,在我前往當地之前,會替我聯絡目的地的僱主。
「那是怎樣的工作?」我問。
「你可以向客人販賣『故事』。」他說,旅館就是一個熱鬧而方便的交易場所。「許多必要的買賣都在公共的場所私密地進行。」鯨向我保證這種工作絕對安全。「人們無法想像那些獨自公幹或旅遊的人,孤單地住在異地的一個陌生小房間內的人如何渴求『故事』。」那時候,在咖啡室裡,我第一次跟一個人面對面地討論「故事」這東西。
「『故事』?」我有一點不明所以。「但,我身上從沒有這東西,我怎樣賣給他們。」
「你會有。」鯨扶了一下黑邊眼鏡,就像在審視我。「當顧客出現時,你就會發現,你一直擁有他們渴求的東西。很久很久以前,旅館曾經非常流行性和藥品的買賣,但這年代,人們都喪失了做愛所必要的熱情、體力和純粹,與其服用藥物,生病或跑步更容易令他們上癮。但,沒有人能抗拒『故事』,各式各樣的『故事』。」他甚至說,只要手中握有絕對的「故事」,就差不多等於擁有上佳的武器和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