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的意思 ─ 為「舊夢須記」系列序
我不是開講香港文學,不說高深文學理論,只想繪講多少年來,廣義的香港文學走的一條通俗路線圖。
不必拉上甚麼「集體回憶」大名堂,但,如果你輩份及得上,讀了這些作品,自然掉進前塵往事裹,思潮一發不可收拾,懷舊與否,各自修行。假如你還年輕,讀了這些作品,足夠勾起好奇,相信更會因事前缺乏歷史認知,而〔知道」了一些似曾相識或完全陌生的香港人情世故,令你耳目一新,禁不住沿路追尋下去。香港,是個商化都市,一切人的生計,均依賴市場銷路好壞為主導。不鈴隨意批評人家過於功利,只因生活又需看供求是否如意,供求都看準了市場需要。幾十年來我接觸無數我尊稱為作家的文化人,他們多在報刊上寫作,都出了名,深受讀者歡迎,但不約而同,坦率陳言寫作不過為了 F 謀生〕,十分自覺把寫作視為謀生技倆,不作進入文學殿堂、名列文學史之想。這樣動機就令他們下筆時,必然想到怎樣吸引消費者的注意,投其所好,引起共嗚,是最佳辦法。這倒不是他們獨特的想法。1939年5月,一群關注香港文學發展的文人聚在一起,商討「用甚麼方式爭取香港的讀者大眾」。身在香港大學當教授的許地山提出了這樣的意見:
我想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就是用說書的方式,改良說書的內容。我時常在西營盤說書攤細細地觀察過。人,總是愛聽一些新鮮的材料,很多說書者現在亦時髦起來。 … … 根據我二十五年來教書的經.驗,自動找書念的學生,一百人中怕沒有二十五人,多數的學生,都是聽人說甚麼書好,就去找甚麼書唸。可見書報的宣傳與介紹亦是很要緊的。
可見七十年前閱讀者心態,與今天相差不遠。讀者讀報一為獲得資訊,二來為了消遣娛樂,故報刊可視為商品,爭取消費者是理所當然。歷來香港報刊數量多,最能給靠稿費解決生計的文人有利陣地。明白了報刊生態,寫稿人自然知道該如何滿足讀者的需要,以即時而快速方法應付出版流程。
要天天寫稿,取材應以就手方便為是。要滿足讀者好奇求知,當以社會動態新知為首要。為給與讀者消閒消遣感覺,最宜配以能引共嗚或有趣的情節。因此,報上副刊作家,叉然多以當時社會動態入文,散文隨筆,我見我聞,信手拈來,添加己見,遂成短小精悍之文,給予讀者新知或引起共嗚。如以小說形式出現,則創造具代表性人物,添鹽加醋,務求讀者當下難忘,成茶餘飯後談資。
五六十年代,香港是城市發展的轉折期,不同地域的人流匯集,社會變動大,報刊成為資訊消閒重要載體,故大報小報數目驟增,堪稱空前盛況。報刊編輯為求爭取讀者,紛紛擴大副刊篇幅,增加專欄,豐富版面。作家也因時度勢,力求配合世態人事,寫成湊合一般讀者口味的文章。「湊合讀者口味」,似有貶意,但據當時文壇生態,卻是實話。不如換個較易接受的用語,就是「通俗」。當年許地山口中的「說書人」,就以通俗取勝。為求流通,為適應市場,作為商品來生產的文字作品,寫來通俗,也需具備一定的創意與文藝技巧。求結構嚴謹不過,有時為了及時交稿,難免下筆粗疏,不講求結構嚴謹,甚至情節前後矛盾的毛病。只是作家寫作時大概沒考慮過他日要經文學批評家的法眼,偶有機會以單行本流傳,也不過收多些版稅,未冀求進入文學史家的觀察範圍。正因如此,他們的通俗實存,輕易隨時光流逝,隨舊報刊不受珍視儲存而消失。不過幾十年,他們的作品、他們的名字,一時風流雲散。這種歷史遺忘,是香港常態,很悲哀。
正由於這些作品通俗及流行於當年,我們不能不從新的角度檢視它具有的另一種意思。既然通俗,就表示它有為當年社會所接受的面貌,它反映了一般人的處境與心態。這正是「大歷史外的枝節」,是「貼近讀者的期待視野」,是「一幅四五十年代香港社會浮世繪」。作家用文字即時留形傳聲,把當下衣食住行百般情態盡納其中,這種實況內容騙不了讀者,故真實性甚強,細節比大歷史豐富,我們欲知香港前世今生關係,暫無正史可尋,大可從舊報中眾裹尋它。
舊報散佚,各大圖書館所藏不多,就是實存,一般對前塵往事感興趣的讀者也不容易翻尋。但有心人如能細讀中勾沉索隱,整理出版,對今天讀者,自有吸引力。由於它通俗,讀來輕鬆,容易滿足探隱尋幽趣味。讀後自可勾勒出當年香港社會面貌)比較今昔異同,不求深入研究,也得一個「趣」字。從社會學、民俗學的方向閱讀,價值也大,反正正史過於鄭重,在輕盈枝節切入,大體也可重組一幅社會百態圖像。至於文學史家讀來,心中明白,講香港文學,都懂香港文化生態,純文學多寄生於通俗園地,太講求正統觀念去衛量採摘,往往失諸交臂。
今回這個「舊夢須記」系列,經編選者細意挑篩一些舊報上作品,汰去粗疏,留取可窺當年人事的片段,並添加有助理解的引導文章,以為讀者深入研讀之助,頗能繪畫一個較完整社會圖景。以「雅俗共賞」態度採材,即印成書出版,當作尋根存真也好,當成娛樂趣味也妙。如何解讀,就看讀者與香港的情份了。
盧律鑾
2011 年 5 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