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紅學芷蘭集(2)

 

　　這部文集分為兩部分，上編為紅樓夢研究，下編為戲曲研究，主題又分別討論了名著和戲曲的文化意義和社會意義。原是兩門碩士課程「紅樓夢研究」和「戲曲研究」的學生習作，細細讀來，卻依稀可以見出這些年輕學子的認真思考。
 

　　《紅樓夢》研究汗牛充棟，多位同學卻採用別具一格的角度，比如探討建築與人文之關係，蘅蕪苑的極簡主義風格反映了寶釵對自身慾望和情感的壓抑以及理性旁觀的處世之道。惜春的三處住所隱喻了惜春可憐的一生，她雖然是寧國府的千金大小姐，但出生後母親早逝，被賈母命王夫人抱來撫養，所住「蓼風軒」暗含如風中蓼花，不被珍惜。「藕香榭」四面環水，她最後也是斷絕了和寧國府的一切關係。儘管「暖香塢」溫香沁脾，暖意融融，還是難以溫暖惜春親情缺失的內心清冷。可見《紅樓夢》中的古代園林已經不僅僅是建築裏裏外外的美，更是一種文化觀念，它的文化性比它的藝術性和技術性處在更高的範疇中，能夠反映社會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問題，著重體現人與建築的相互關係以及相互影響。                                                          

 

　　同學們熱烈探討《紅樓夢》的詩詞雅文學，如寶玉〈怡紅快綠〉詩不僅表達了怡紅院中怡人的景觀，還蘊含了寶玉清新優雅的個性，也潛藏了對黛玉的一往情深，並暗寓了寶玉的未來結局。其中的植物生態具有人物性格、命運之文化生態深刻寓意。通過黛玉奪魁之秋菊三詠賞析可知，詠菊在「毫端」，寫菊言、抒菊情，將「問詢秋情眾莫知」的情懷託付在菊中，卻只能「滿紙自憐」。滿心嚮往恬淡渺遠、清靜自然、桃花田園，卻只能如秋菊般「孤標傲世」，終在夢境、恍惚不安，並直白地發出「偕誰隱」的「問菊」呼喚。孤傲的品格在「圃露庭霜」的賈府無法融合，早年喪親的淒涼及無法「鴻歸」的相思醞釀出滿滿的「幽怨」，再次發出「同誰訴」的控訴，最終只能寄託在「衰草寒煙」的「菊夢」之中。

 

　　同學也積極探索《紅樓夢》中的親子關係，賈政的望子成龍無可厚非，賈寶玉的追求個性自由也是年青一代必然要走過的人生歷程。他們其實都沒有錯，錯只錯在這對父子之間，缺少一種必要而有效的溝通方式。父親秦業作為「貧父」，並不僅僅是「無財」，更重要的是教子過程中表現出的「無智」、「無知」和「無能」，導致「嬌兒」秦鍾不學無術，偷混尼姑，年紀輕輕就命喪黃泉。這也啟示書外的讀者，良好的親子關係需要雙方相互理解，包容與溝通。

 

　　戲曲部分粵劇名作《帝女花》是學子們關注的焦點。《帝女花》是演繹明朝末年崇禎皇帝之女長平公主淒美愛情故事的經典歷史劇，浙江海鹽籍作家黃燮清首次以「長平公主之死」的視角創作了傳奇《帝女花》，巧妙地把歷史、詩文與戲曲結合為一個整體，把一般的明末遺恨劇碼從「演史」推向「詠史」，成為了《帝女花》題材的開山之作。但將其發揚光大的則是由唐滌生編劇、任劍輝、白雪仙主演的同名粵劇，自一九五七年問世以來歷演不衰，不斷被改編為京劇、評劇、昆曲、潮劇以及電影、電視劇等藝術表現形式，成為當今《帝女花》題材劇碼改編的源頭，堪稱此類題材創作的巔峰之作。學子們或是從歷史維度俯視長平公主的「生與死」，從倫理維度平視長平公主的「情與憂」，從哲學維度仰視長平公主的「家與國」；或是比較愛子之父與殉國之君，認為崇禎君王死社稷、以身殉國的氣節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個人的生死，在社稷，在黎民百姓的生死存亡面前，就是「小義」。一死了之雖然壯烈，卻是最容易的事情，難的是負重而行，崇禎為「小義」而捨「大義」的做法值得商榷。或是將《明史》、〈思陵長公主挽詩〉、〈長平公主誄〉中的駙馬痕跡與黃燮清版、唐滌生版相比較，發現唐版周世顯被塑造成一個有勇有謀、愛國愛妻的駙馬，突出人物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自主選擇，及其背後的道德和情感因素。將黃燮清《帝女花》中的抑鬱無奈之死，改為有計劃的、自願的、主動的以死警世，從而突出了長平夫婦的民族氣節，使現實的悲劇昇華為文學的悲劇，具備了「卡塔西斯」（katharsis）的審美效果。甚至連小配角六歲的昭仁公主都發掘出與眾不同的含義，昭仁公主本來也以為父皇是愛著自己的，卻在父皇的劍下發出靈魂拷問：「枉父王是一代明君，竟以手刃其女」。他以愛女的名義去斬殺女兒，這是不是現在社會裏我們經常提及的情感綁架？作為父親，他理所當然認為即使他不殺女兒，她也會遭遇更悲慘的命運。可是生命權在現代社會裏，是唯一的，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生或死至少需要自己的選擇，而不是打著愛（為你好）的名義，替你選擇「死亡」的命運。即便不得不死，那也應該是自己的選擇，父母應該與孩子站在平等的地位，探討生死的意義，並認為這是建構和諧社會與和諧家庭的前提。另外四位同學探討了「三皇一王」的帝王形象。《帝女花》中的明思宗崇禎皇帝大廈將傾，無奈賜周後及袁妃三尺紅羅，並命令長平公主上殿殉國，甚至手刃眾皇女。而《打金枝》中的唐代宗，雖然得知郭子儀之子、駙馬郭曖因公主不肯給公公拜夀怒打金枝，還口出狂言：「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為」。唐代宗不僅不生氣，還坦白承認：「父王的江山，是他郭家父子南征北戰而來的」。他巧妙的將這樁可以定性為謀反的事情處理為日常家事，體現了他既是一個模範丈人，更是一個開明皇帝。唐代宗對郭子儀的恭敬和公主、駙馬矛盾的恰當處理，令郭子儀一家對唐代宗更加忠誠。明武宗正德皇帝一段時間以來一直是被作為「反面教材」的「獵豔昏君」，隨著時間的推移，文人筆下的明武宗到清代慢慢開始出現正面積極的「瀟灑皇帝」形象。尤其是《梅龍鎮》之「遊龍戲鳳」大熱，正德皇帝不是以帝王之尊「霸佔」民女，而是變得癡情與憨傻，似乎也在享受著做一個平民的清閒時光，向觀者傳達著「皇帝也是人」的觀念，可見從歷史、到文學、至戲劇，明武宗的形象也經歷了蛻變與重生。《對花槍》中瓦崗寨之主「混世魔王」程咬金粗中有細，手下羅藝拋妻棄子四十年後原配前來認親，正在慶功宴上的羅藝礙於面子羞於相認避入後堂，程咬金先是用「喜上加喜、雙喜臨門」將尷尬事自然地轉化成好事，幫其圓場。但又堅持原則親自下山，並通過斥夫勸妻的一系列舉動促成了夫妻重歸於好的大團圓結局。從《隋唐演義》、《唐書志傳通俗演義》、《說唐全傳》到《對花槍》中，程咬金的形象開始從扁平化走向多元化，在為人處世中表現出高超幽默的智慧與涵養。

 

　　可見從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來賞析名篇名作，不僅能透視出經典的文化魅力所在，更能對現代社會處理人際關係產生有益的啟示。文集中這些年輕學子的文章，不少已經發表在學術期刊《紅樓》、香港《文匯報》，以及互聯網新媒體平臺上，北宋詞人周邦彥曾寫道，「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恰可表達我對這些年輕學子所寫小文的閱讀感受，他們不是做高頭講章，而是認認真真地坐下來讀經典看藝術，所發議論雖然稚拙，卻自有一派清新美麗。目前不論文化還是藝術，都面臨「傳承」的問題，如何贏得年輕人，是我們文化藝術代不乏人的關鍵所在，他們不僅自己愛上傳統經典與藝術，文章也和時下一般年輕人更有「共同語言」，應可吸引更多的年輕人產生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認同和情感認同，讓經典和藝術的魅力超越時代，賡續傳承。

 

張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