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電影史》的由來——代序
上世紀七四年下半年，我打東京歸，翌年某日，二、三月間吧，乍雨乍晴，涼意猶存，翁靈文伯伯捎來電話，召我中午去尖沙咀樂宮樓吃填鴨。在座有王冲、佟林、詹森，皆邵氏明星。原來翁伯伯本約了鍾情造像，天陰有雨，小野貓不外出取消。偷得浮生半日閑，主催了電影老友消閒中午茶聚。翁伯伯是中國電影前輩，跟田、夏衍、茅盾等都相熟，談到中國電影，滔滔不絕。王冲插口道：「老翁，你對中國電影那樣熟悉、何妨寫一些文章來說說呢！」翁伯伯拱手謙稱：「我哪有如此能耐，何況也沒有這個精力！」「老翁呀，你不寫誰寫呀！」詹森忙着叫，佟林也來幫腔：「對對對，非老翁莫屬！」八人大轎抬老翁。好個翁伯伯，翁家太極推手出，目光望向我：「有人選呀，關琦來寫！他年輕，有力氣，文筆不賴！」嚇得我入了口的肥鴨幾乎吐出來。那年，我才廿來歲，初出茅廬，哪擔當得起如此重任！王冲說：「對對對，關琦你年輕，好好幫老翁忙！」
四個老頭兒，壓死一個小夥子，乖乖聽命。下了樓，翁伯伯拉我去隔壁地庫東寶咖啡館，咖啡嗽了口，道：「我的朋友程季華寫過一本《中國電影史》，你可以參考，還有，我的老夥伴龔稼農、關文清，也寫過一些，我會拿來給你看！」有了翁伯伯的關顧，我的心定了一半：「好，我寫，可在哪裏發表呢？」立即想到《南北極》。翁伯伯有些猶豫：「南北王脾氣怪，不易搞——」頓了一下，拍腿說：「啊，有了！找沈大成！」沈大成者，《大成》月刊社長沈葦窗是也，香港上海文化界名流，其兄沈吉誠（老吉）乃杜月笙的門生。翁伯伯牽線，搭上沈社長。一聽，喜道：「嘎主意，邪氣好，堪比陳存仁博士的《銀元時代生活史》！」於是一月一篇，每篇五千字，千字五十元正。一聽，大喜過望，一篇稿子、就有二百五十元，足夠襁褓中的女兒奶粉錢。
隔了兩天，翁伯伯又約我出去：「關琦，我想了一想，覺得有點不對頭，中國電影部分，雖有程季華、老龔、關文清，說穿了，都是我們拾人牙慧，對不？」我一聽，有道理呀！那怎麼辦？翁伯伯遲疑地想了一想，沒作聲。我知道他有計較了，連忙奉上他最喜愛的公司三文治。果然奏效，翁伯伯樂孜孜地說：「你不是在日本讀書嗎？應該對日本電影有興趣吧！」咬一口三文治，往下說：「那就不妨寫一些關於日本電影的事跡吧！譬如：日本電影何時發展開來？經過又是啥樣子的？這樣好不好？」仙人指路，大喜過望。那年代，日本電影在香港很為觀眾所喜，三船敏郎、寶田明、石原裕次郎、小林旭、勝新太郎、綠魔子都成為了我的偶像，寢食難忘。翁伯伯見我眉飛色舞，接住說：「關琦，那麼你就來寫日本電影史，好不？」一聽，嚇得靈魂幾乎脫體，我非日本研究家，只是一個讀書不成、進不了大學的渾小子，有啥本事寫日本電影史？「這個還不容易嗎？你在日本找一些資料湊合起來便不是成了？我們既然答應了沈社長，絕不能失信於他啊！」翁伯伯好整以暇。真是看人挑擔不吃力，嘿！
忐忑不安，回到家裏，看着女兒躺在搖籃上哇哇叫，我有責任照顧她，養育她，只好豁出去！可資料哪兒尋？坐在寫字枱前，抽了根煙，靈機一閃：啊，有啦！我在日本遊學時，常去逛神保町，在矢口舊書店曾淘得三冊文庫本的《日本影畫史》，正好拿來一用。搜出一看，足有三四十萬字，正是日本電影史的最佳材料，廢話少說，動手要緊。思索了一下子，決定譯述，採取的並不是魯迅先生那樣的硬譯，也非知堂老人的雅譯，只求文字暢通，不害原意。最後來到編排，如何佈置？分兩部：中國電影史、日本電影史，似乎太刻板呆滯。想來想去，想不通，求諸煙斗，青煙縷縷，天賜靈感：何不相互對比？即是說，二十年代，日本電影開始了，同一時候，中國電影又怎麼了？隨後如此類推，不是趣味更濃嗎？於是攤紙寫，半日，就成了五千字。文章七五年起，一連在《大成》刊登了兩年，內容由一九〇〇年前後到四五年止。嗣後，束諸高閣，不見天日。一路到今年上半年，方由黎漢傑君撿出，予以出版。橫亙四十餘年，當年參與其事者，早已物化。昔日同窗共事忙，笑聲猶在耳邊揚。人歸黃土情猶在，一縷思懷入夢長。時間真快不等人！
沈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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