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報輕快的日子
能到《明報》任職,是我的榮幸,也可以說是一種緣分。此中緣由從何說起呢?該是讀金庸小說開始。
前緣
八十年代初離開電視編劇崗位後,創作力仍旺盛,計劃寫小說。為了打好基礎,要分析好小說作準備,於是拿最喜愛、最嫻熟的金庸小說來分析。花了半年公餘時間,寫就《金庸筆下世界》十章,還有腹稿十章未動筆。恰好當時創辦的「博益」出版社徵稿,在好友勸說下,周一郵寄投稿,周二便由當時「博益」負責人施祖賢先生致電約見,他說徹夜讀完我的文章,決定替我出版。真是喜出望外。《金庸筆下世界》不久出版,我郵寄一冊給金庸,可惜未見回音。
約半年後,當時台灣最大的出版社遠景出版社社長沈登恩到香港找我,希望我寫續篇。因尚有腹稿未寫,便一口答應下來,誰知過了年半仍未著一字,沈兄表現焦急,於是不斷送贈旗下出版的論金著專集給我讀。我也問心有愧,終於拋開雜務,於三年後寫成續篇。事有湊巧,我到書局買豹毛筆練習書法,巧遇金庸伉儷也在逛書局。想到何不把新作寄給金庸,請求在《明報》逐日刊出?於是選了兩章寄出,並說自己正修讀碩士。約過了一周,竟然接到金庸親自來電,他說要聘請秘書,問我有沒有意當任?這是天大喜訊,簡直是奇迹,當即訂約會面。
與當世大文豪見面,難掩內心興奮和忐忑不安,想不到談話的氣氛很好,後來金庸主動說出薪酬,寫在一張紙上給我看,問我是否同意。我輕鬆地看了一眼,微笑點頭表示同意。能追隨金庸工作是一種榮幸,還能計較薪酬嗎?其實,恐怕至今他仍不知道,這比我上次領薪的數字低了不少。但機構性質不同,也不能比較。金庸問我什麼時候可以上班?我說十五號吧?金庸問我是否忙,我說沒事,方便算薪金嘛。他說:「下星期一吧!」我立即同意。那天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我成了明報的一分子。
與同事融和 相處愉快
當時我的職位是「社長室行政秘書」,與公司各部門類似輻射關係,每個部門都會聯繫,但亦非恆常接觸。初期老闆叫我和社長室新同事到各部門了解一下,大家對我們都很客氣,遇到一些知名已久的文化人,我們都表示仰慕,其中對名記者陳非和紫微楊印象最深刻。原來此前我好些刊於《明報》三千字特稿都是紫微楊選用的,我乘機道謝。陳非則向我們說了一些報界的掌故,非常動聽。
和明報同事共事,多是融洽和暢順愉快的,有些交情維繫至今,不過暗湧還是存在。某部門的頭頭,辦公室和寫字枱亂作一團,知道是社長室來的人則有點誠惶誠恐,好像見到御林軍。聽說此人對別人不賣賬,對下屬妄自尊大。這些聽到而難以碰到,亦恐怕是流言。好像我辭職不久,此人亦離職,在文化界消失。
磨練書信 習以致用
社長室的工作較有彈性。但我恆常的工作是要寫覆函,我撰稿再由社長修繕,滿意後才發出。初期金庸拿着我的信稿對我說:「語氣要謙虛些。」只因我認為金庸是成功人物,語氣便寫得堂皇冠冕,以為得體,原來還是要謙虛些。後來金庸又走來囑咐我:「字體要寫小些,」我隨即問原因,他說字體大,好像出告示給人家,這樣不好。隨即又說,一封信最好一張紙說完,這是他給我最初的指示。
由於當日經驗淺,學養不足。最初撰寫回函時都有欠得當之處,金庸便替我改稿,有時在旁還註明怎樣錯了,該寫什麼。我看到改稿,既汗顏慚愧,又感激,會整日惶恐不安,對自己深責,感到不能勝任。後來要求自己首先不能犯重複錯誤,再找離我日久的尺牘涉獵多讀。漸漸金庸改得少了,後期我感到寫得未必好,但他再沒有修改我的文字了。甚而在一些初稿上附夾寥寥數字「寫得很好。」,這便使我開心幾天。我衷心感謝金庸對我的包容,更感謝他對我的點撥,終身不忘。
當時國內開始接納金庸小說,引致許多讀者來信好奇詢問或表示意見,月中數量不少。記得我在職期間這類提問我都答得的當,記憶中金庸看後都沒有修改,都由他親署後寄出。
籌備報慶與社論專集
入職《明報》翌年剛好是明報三十周年報慶,籌備報慶不免一番工作,慶祝三十周年的標誌便是我設計的。此外籌備大型聚餐慶祝,最有意義的是本報友報的作家將聚首一堂,當為本港文化界的盛事,我亦期望見到許多心儀作家的風采。結果一番忙碌後,報慶當天暴風襲港,取消聚餐,真是大煞風景。
此外,我受命編彙《明報社論專集》為慶祝報慶項目之一,無前題囿限。我想到《詩經》三百篇恆久傳誦,《明報》三十年便來三個社論三百篇,共九百篇。第一輯內容有關香港,第二輯內容關於中國,第三輯論及世界大事、人物、各地風尚、習俗等等時事問題。可惜籌備八八九九,金庸突然取消此一計劃,不知原因,但極為可惜、可惜。
歷來《明報》社論逾萬篇,因工作關係我都要瀏覽,當然有精粗之別,雖然後來取消《社論集》計劃,但在過程中我卻獲益良多,可說一生難遇,猶如得睹武俠小說中武林秘笈。原來金庸的武俠小說是九陰真經,社論是九陽真經。《社論集》是極有價值的社會大學教材,是歷史文獻。從中有社會性常識、啟發性資料、世情得失事故的探討,使我增添學養,智慧大為開啟。其中一篇「自來皇帝,不喜太子」說出道理,至今印象猶深,內文輾轉說出的道理,令人拍案。真多謝金庸先生,給我這樣的機會修煉。
因報社的運作主要是晚上,早上便較清暇,期間每周我都有幾天到太古城健身室健身,再到北角報社上班。我是練氣不練力,非想骨肉橫生。健身後洗洗澡才上班,何等輕快?報社提供午飯,六人一桌,四菜一湯,到時便吃,吃完便走,連點菜也不用費神,何等瀟灑?那時剛好跟永憬法師學靜坐,飯後在房子把燈光關了,一片漆黑,一閉眼,再張開眼,準是過了半小時有多,再重新投入工作。生活這樣有規律,身心健康也。
結緣《明報月刊》
後來金庸差我到《明報月刊》幫忙,不久調職到《明報月刊》,我有點不高興,想到《明報》已非久留之地。在《月刊》認識到古德明,大家談得來。古兄是位較性烈的謙謙君子,外圓內方。他的中英文造詣均深厚,做事認真,曾為一言一語而到圖書館翻查半天。每期《月刊》出版後,他都掏腰包請編輯部同事午飯,大抵這是「古風」,想不到是他和我同一天辭職。
在《明月》工作沒有壓力,對我而言工作輕鬆。但過了不久,舉家批准移民海外,便離開明報。後來再回港,是另一個故事了。離開了《明報》,才體會到金庸為我的安排。因為他不知道我申請移民,而金庸自己也快將離開《明報》,便及早安排我到學術性較濃的《明報月刊》工作。如無事故,我可以安安穩穩輕輕鬆鬆工作至退休,有如給我一張長期飯票。我對金庸為我的費心,未宣於口,內心還是永遠銘謝。得幸金庸的知遇,使我生命中添上輕快、恆久眷念的彩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