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

佛是一枝花／南翔
我讀佛花與《海棠》／湯奇雲

海棠
女船長
姐姐
鳳凰

後記 筆墨之下，千軍萬馬
創作談 眾生皆我

序

我讀佛花與《海棠》

　　張愛玲曾將自己虛構的都市傳奇視作「流言」。「流言」當然就是關於都市男歡女愛的八卦故事。其實，無論是流言的製造者還是傳播者，他們都在虛妄地享受著流言敘述中所展示的見多識廣，以及由這種所謂的知識能力轉化而來的權力慾。因此，杜撰流言就成為張愛玲的寫作姿態，並體現了她的小說觀——從自己營造的「流言」中，呈現都市人家幽暗的人性風景。不過，情義的難求恰恰是她小說嘮叨的母題。

　　儘管讀著張愛玲小說長大的佛花，也在做著當代都市流言的記錄，但她的心態卻遠沒有張愛玲那麼超脫。可能是她沒有張氏的那貴族身份，也許是平民家的孩子早當家，成熟得太早，責任感也太強，故總能體諒到當代人的都市生存之不易。所以，她要麼把都市流言當成了激勵自己的精神砥石，如〈女船長〉和〈鳳凰〉；要麼把它當成了一面透視時代精神底色的鏡子，如〈姐姐〉和〈海棠〉。所以，讀她的小說，我們總感覺到，儘管她的敘述話語張揚凌厲，但絲毫沒有張氏的那種刻薄與殘酷；相反，總能從她的文字中，感受到一份現代人文理性所賦予的厚道與溫情。或許，她所有的小說本來就是為當代都市留住這份厚道與溫情而關注這些流言的，因為她是如此熱烈地愛著這成長於斯也生活於斯的城市。

　　我之所以不自覺地將她與張愛玲扯在一起，實在是她的小說也是從關注都市流言開始的。只是她從來不想讓人們將自己的小說也當成一種流言，而為人們增添道德殺伐的工具。在〈女船長〉中，患小兒麻痹症的殘疾女，自小就生存在母親帶她尋醫問藥的路上，不用抬頭，就能領略到旁人的鄙夷目光，以及廉價的同情。但是，她更是從母親歇斯底里式的母愛與生存姿態中，領略到這繁華都市背後的另一道人性「風景」——自尊、自愛與自強。在母親的「船長精神」指引下，她學會了全面掌控自己的人生。她從不摔倒；她以閱讀碾碎孤獨；她每天花費三小時來打扮自己以維持基本的體面。儘管她的半邊身子是軟塌的，但她以自己的真誠和坦蕩，與哥倫布談過一場夢幻般的愛；她又以超乎常人的艱辛和勤快，保住了那儘管卑微卻能賴以為生的職位。卑微的她，之所以如此，只為實現一個卑微的夢想——不再讓已成棄婦的母親再焦心於自己的未來。

　　母親則傾盡家財，開設了一個名叫「女船長」的書吧，作為女兒未來的寄生之所，希望女兒能夠像一名掌控航船的船長一樣，掌握自己的人生。不久，母親辭世，徹底淪為孤兒的她接過了母親的班，擔任了母親曾經肩負過的「女船長」角色。有意味的是，在書吧裡，這位新的「女船長」不再像從前那樣藏匿自己殘敗的身體，甚至敢於在人前開懷大笑，以至於母親生前的一些好友與學生都覺得，母親似乎沒有離開過這人世。

　　所有在深圳生活過的人都看得出來，這不是一碗勵志的雞湯，甚至不是一個關於當代底層苦難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這座城市的兩代「奮鬥者」的寓言。深二代正在接過他們父輩手中的旗，以一種前所未有的理性精神，重塑著這座繁華都市的精魂與內在風景——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座城市，他們都像一位航海中的船長一樣，在掌控著自己的命運。

　　同樣不認命，並以自己的全部智慧來抗擊流言的，還有〈鳳凰〉中的阿醜姑娘。令人驚異的是，讓她作出傳奇式抗爭的動機，不是出於「女船長」式的生存壓力，而是基於一個基本的現代人倫常識：「一個人再低微、再醜、再簡陋，我還是一個人。」顯然，〈鳳凰〉與〈女船長〉已構成了探討同一主題的姊妹篇。

　　小說一開頭，就有令阿醜姑娘痛徹肺腑的一段流言轉述：「全天下都知道我醜。有人說我，醜就算了，還要醜得人盡皆知、厚顏無恥，醜得連父母都受萬人唾棄，也算是人中龍鳳了。」只因容貌醜陋，地位低微，阿醜姑娘不僅被任課教師剝奪了佩戴紅頭花的權利，還遭到了班主任的無恥猥褻。她成了人見人欺的主。從此，她只能在文學閱讀和文學創作所營造的虛幻世界中重建自身的尊嚴。

　　工作後，她在野心家于大可的鼓動下，本著「要娼就娼世道，要盜就盜人心」的混世哲學，開始了她在現實世界中的奪回尊嚴之路。由於于大可是這冷酷世界中唯一對她付出了亦真亦假之愛的人，因此，她先是心甘情願為于大可所利用。她奇醜無比，卻「厚顏無恥」地向清華北大的高材生們發出徵婚廣告。這一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的荒唐行為，竟然引來了自稱「正義」的網路世界的「惡搞」。但是，這種現代都市流言不僅沒有傷害到她，相反，讓她成為了網紅人物、新媒體時代的流量中心。阿醜姑娘也因此而收穫了大量的金錢。顯然，于大可在利用阿醜的容貌來發家致富，而他倆卻在精明地利用社會庸眾的獵奇與無聊。

　　但阿醜顯然是不甘被人利用的。她跟〈女船長〉中的殘疾女一樣，不僅要掌控自己的人生，更要獲得自己應有的尊嚴。於是，一場跟庸眾社會的「智鬥」，就在她的主導下登場了。阿醜先是利用于大可給她的分紅，進行了大面積的整容，讓自己出落成一個與其本名相符的「鳳凰」。其後，她又將與于大可的性愛照片，巧妙地「洩漏」在網路上。她自己便再次成為了流量中心，再次成為了網紅，再次收穫了金錢；當然也收穫了野心家于大可對她的敬畏。當人們關注和追問網紅鳳姐身子下人物的身份時，于大可領略到了阿醜的厲害。此時，「脫胎」成鳳姐的阿醜姑娘，已經完成了其「在戰鬥中成長」的精神涅槃。她要正告于大可之流的是，你們可以娼世道，但人要有底線。唯有人間真情不可利用，更不可褻瀆。

　　看得出來，〈鳳凰〉這部有著當下網路時代「本事」的傳奇，已不再是像張愛玲小說一樣，只為呈現流言的無情與現實的齷蹉；而是為了表達作家自己所體悟出的一個樸素的道理：人們在享有現代都市的繁華時，更應認識到，城市不應成為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更不應該成為智力競賽的競技場。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唯有愛與寬容才會有未來。因此，鳳凰與「女船長」一樣，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與現實的和解。她不僅原諒了以愛的名義利用她的于大可，也寬恕了曾經猥褻過她的班主任老師。

　　當然，這流言以愛的名義大行其道的網路時代，也遠非是張愛玲女士在半個世紀前所能想像的。然而，作家們要給一座流言充斥的城市，增添「愛」的程式又談何容易？這顯然不是給一部手機換裝軟體那般簡單。一個醒目的事實是，日益發達的媒體技術，正在流言中製造一種「情感的景觀化」；甚至連街頭的商業廣告都要大打情感牌。但是，情感的景觀化又勢必會構成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不僅支配了人們的世界觀，也使得那些于大可式的虛情假意獲得了某種超越性，從而變成了某種客觀實在。那麼，人的本真自然情感——天賦的自愛心和同情心，不僅會被這些虛假的文明所遮蔽，而且還會遭到它喬裝的正義所傷害。鳳姐所遭遇的網路暴力就是如此。不過，佛花堅信，人們對真情真愛的渴求並未消失，也不可能消失。它必然會通過自身的形式——即個性化，來支撐文學的存在價值。

　　為了不讓自己的文學成為傳播虛情假意的都市流言，佛花繼續將她的筆觸伸向了都市家庭中的倫理領域，甚至伸向了她自己的心底。她力圖通過探討流言對親情與愛情的毀滅，來檢驗這座城市的精神真相。為此，她創作了又一個姊妹篇——〈姐姐〉和〈海棠〉

　　在〈姐姐〉中，母親是一位失敗的舞蹈家，而父親也是一個失意的公務員。母親由於對父親的失望，轉而將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對自己女兒的培養。她希望女兒能夠繼承她的衣缽，以完成自己的未竟之志。父親則由於母親對他的冷落而尋歡他愛。而「我」——南柯，則是時刻在感受到家庭成員的各懷心志和父母婚姻的淒風苦雨。因此，她既希望在家能得到一位姐姐的百般呵護，更希望得到市委書記的兒子崔健的愛情，以走出這個「無愛」的家庭。於是，一個人見人愛而又善解人意的神仙姐姐「一夢」出現了。姐姐不僅考入了大學舞蹈系，圓了失落母親的夢；還將「我」解放出來，讓「我」投考到了自己最喜歡的美術專業。姐姐則通過做市委書記的情婦，讓父親在莫名奇妙中升了官，又重新回到了夫唱婦隨的美好家庭。甚至，姐姐為了不至於成為「我」與崔健婚戀中的倫理障礙而離開了這個世界。

　　顯然，這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成語「南柯一夢」的隱喻。「姐姐」不僅是「我」的一個夢，也是現實生活中每個人的白日夢。然而，只有「我」在夢醒之後，才會有著內心的愧疚。她一頭撲倒在母親的懷裡痛哭流涕，不斷懺悔著：姐姐的跳河自盡，我是親眼目睹的。由於自己的自私，我沒有去制止。母親則一直在反覆安慰「我」：這只是一個夢，你也從來沒有過什麼姐姐。

　　其實，做父母的，哪一個不夢想有這樣一個女兒出現呢？只是不願意在子女面前道破這份妄想罷了。只有年輕的南柯由於懂得感恩，才擁有了這份自省意識罷了。因此，小說敘述者南柯的自省意識，實際就是一種現代文明所宣導的人的反思意識。它內含的人道主義同情，就不僅是這個城市的文明根芽，更是預言一個新的倫理時代即將到來的春信。

　　如果說南柯的「夢醒」，是在呈現每一個人應有的自我羞愧；那麼，〈海棠〉中的主人公，則是在完成一種更為嚴苛的自我審判。海棠與南柯的姐姐一般，也有著天使般的容顏。當然，她本就是一位白衣天使——眼科大夫，並出生於父母雙雙為文學教授的書香門第。海棠之所以成為大齡剩女，實在是出於對父母婚戀的失望，從而產生了對婚戀的恐懼心理。在海棠父母的婚姻中，一直鍥入了一個第三者的存在——最疼愛自己的小姨。為此，母親曾經在一方是丈夫一方是妹妹的兩難處境中割腕自殺。自殺未果後，母親便信奉了上帝，以求內心平靜。從此，海棠既瞧不起父親，也惱怒於小姨。但宿命的是，海棠也正在成為下一個小姨。她也無可救藥地愛上了名為「西廂記」的有婦之夫。儘管「西廂記」同樣不能為她提供婚姻的名實，甚至於一個虛假的愛的承諾；但他與父親一般的博學、風度與成熟，依然讓海棠難以自拔。

　　在照料父親住院期間，由於偶遇「西廂記」正在護送臨產的妻子上醫院，海棠決心切斷與他的情愛關係，與一名為「電腦」的小夥，開始一場真正屬於自己的婚姻生活。一方面是為了讓「西廂記」即將出生的孩子，將來在心理與情感上不再重蹈自己的困境；另一方面她自己也可以擺脫小姨終生不嫁的宿命。然而，兩件既離奇又似乎順理成章的事件，既掐斷了她的這段姻緣，也碾碎了她的良好願望。在父親臨終前，她站在母親的立場，展開了一場對父親和小姨的道德審判。這當然不僅加速了父親的死亡，而且也粉碎了自己剛剛建立起來的對美好婚戀的幻想。如果她接受了與「電腦」之間的婚戀；那麼父親在情人與配偶之間的情感困境，就有可能是自己明日的境況。而「西廂記」夫婦在都市流言中的相繼自殺，則既讓她發現了自己內心世界中所隱藏的殘忍與自私，也讓她消除了先前對「西廂記」的看似無情實有情的誤解。

　　原來，「西廂記」在殘酷的官場升遷鬥爭中，一直遭到了競爭對手的監視。此時，他與海棠幽會的照片在媒體上暴光，不僅導致正處於臨產期的妻子情緒失控而跳樓自盡；而且，還因他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身份，使得他們之間的情事成為了這個城市最大的桃色事件。這一桃色事件在網路媒體上的發酵，讓他意識到，對自己一無所求的海棠也同樣陷入了流言的漩渦之中。他自己的存在，實際上已經傷害到了這世界上兩個最愛自己的女人，於是毅然選擇了為愛殉命。

　　「西廂記」與父親的相繼死亡，也讓海棠重新認識到，「西廂記」與父親其實是同一類人。他們都是重情重義的人。他們也都是在遵循自己的內心，珍惜每一份彌足珍貴的人間真情。所以，自己和小姨才願意以一輩子的光陰去依戀，去追尋。因此，先前對父親的臨終審判，純屬錯位誤判；而真正要接受嚴厲審判的，正是她自己。

　　其實，作為女兒，海棠並非不能對她父親的婚戀進行道德審判，而是她自認為實在沒有資格做這一審判。因為她發現，自己與父親其實也是屬於同一類人。父親一直在以自己的真愛傷害著母親，也毀掉了小姨。而她自己也正在以自己的真誠與摯愛，將父親與「西廂記」送上絕路。面對這種似乎無法擺脫的命運輪迴，她也常常困惑不已，百思不得其解。最後，她只能無奈地將答案籠統地歸之於遺傳了父親的基因。

　　但是，文學評論者是不應該對一個小說人物來作什麼道德評判的。儘管道德評判與審美判斷都是建立在人的情感判斷力之上；然而，兩者卻有著根本的不同。道德評判只負責對某一事件作出對錯判斷；而審美判斷則是要求人們對自我的認同負責，完成的是基於自我體驗所作出的感性判斷。顯然，只有當作家呈現了自身的這種審美意識，文學才擁有真正的藝術魅力；而揭示作家獨特的審美意識及其與藝術創造之間的隱秘關係，則實在是文學批評的責任。

　　正如席勒在《論激情》中所指出的，人的情感永遠是文學藝術的表現物件；但它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原因在於，並不是人世間所有的情感都能感動人。所以，文學藝術的真正目的在於，通過呈現人物的自愛心與同情心之間的交鋒與糾結，從而營構出高度個人化的藝術情感（如海棠痛苦的糾結），以呈現審美情感之於道德情感的超越性（即人物的情感不止於那種道德情感）。顯然，只有在這種具有超越性的審美情感中，才能呈現出人自身的理性與良知。因為承受痛苦本身就是一種自我懲罰；所以，只有表現出人物在良知覺醒後的痛苦，才能表明他尚有一定的道義擔當。作家也只有在文學藝術中，創造一種勇於「自我懲罰」的情感景觀，人們才能在情境式的感同身受中體會到理性的光芒。這種敢於直面人生也勇於自我審判的精神，本身就是崇高美的情感源泉。故而尼采明言：唯有悲劇才是最高的抒情詩。

　　在〈海棠〉這部關於當代言情悲劇作品中，佛花顯然對現代悲劇藝術的內在審美原理深得三味。從海棠婚戀的可能性來看，在「西廂記」夫婦相繼離世後，實際上流言的風潮已過，她完全可以與「電腦」步入婚姻的殿堂，不一定會受到道德的譴責。顯然，是她自己不放過自己；她不能丟掉人之為人的良知而沒心沒肺地活。因此，她帶著巨大的傷痛、絕望與負罪感，來到了醫院，打掉了與「電腦」的骨血，關閉了自己婚戀的大門。最後在母親的指引下，她投入了上帝的懷抱，以尋求心靈的寧靜和靈魂的救贖。因此，海棠的痛苦與〈姐姐〉中妹妹的痛苦一樣，不僅僅是她們精神成人的表現，更是一種理性文明在人們心頭生長的隱喻。

　　儘管康德也有過如此隱喻式的斷言：「人性這根曲木，決然造不出什麼筆直的東西」，對人的理性精神不無猶疑；但是他又說，只有那聰明的木匠能將這些曲木製作出一流的地板來。佛花顯然是這樣一位聰明的木匠。她義無反顧地鍾情於其在理性軌道上前行的姿態，並投入了她的全部熱情，熱烈地讚美著人們對真情真義的渴求。因此，她一反前一個姊妹篇中的人設，賦予了她們風姿綽約的外貌。只是在尊嚴的追求和良知的恪守上，一直是她小說中用心鐫刻的兩大主題。事實上，佛花正是通過對這些形形色色的都市兒女內心風景的讚賞與書寫，使得她的都市傳奇從尋常的流言中超脫出來，成就了這座城市「春暖花開」式的人文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