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香港的文學氣場與潛能
香港是個小地方,一個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七百多萬人口,她的文學場域同樣狹小,不能同廣大的內陸相比。不過,我卻一直不敢小看這個小島的內在潛能,且常常驚訝於這個文學孤島卧虎藏龍,實非等閒。
這是一個出大師的地方,有大師就有文化,有文學。金庸、饒宗頤,還有剛剛去世的劉以鬯,都是在香港成就了他們的文學人生。這就不能不讓我思考一個問題︰是甚麼「風水」成就了香港,讓她具有那麼大的文學氣場和能量?
香港很小,但又很大,大到你無法一口「吞」下她,相反要花很多時間精力來認識她,看清她的真面目與底蘊。這也就是人們常說香港這本書難讀的緣故吧?確實,香港這本書難讀、難懂,難下定論。自從一個不小心,誤闖進香港文學的研究軌道,我就再也不敢輕視香港的文學。
我不會說香港文學有多麼博大豐厚,但我會說,她自成一格,有多元的生態,豐繁的品種,是一塊文學的綠洲。儘管香港文學同屬華文文學這個大版塊,沿續着中原文化的血脈,特別是五四以後新文學的傳統,卻又有着自己的文學特色,形成了一個融匯古今、貫通中西的文學話語系統,具有包容的氣度,又有多樣的形態,在地的情懷。
在此,我打算從三個方面說說我對香港文學的觀察和認識。
一、文學的自由港
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名副其實。天然的良港,加上天時地利等等地緣與歷史的因素,孕育了這顆東方之珠。從文化的角度看,香港也具有這種港口性,開放,包容,是一個文學的自由港。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香港一直扮演着一個文化避風港的角色。香港是個移民城巿,從幾次大的移民潮,也可以看到一點端倪。滿清覆亡,大批前朝遺老避難香港,如賴際熙(廣東增城人),就是其中佼佼者,他參與創辦港大中文系與學海書樓,是二十世紀初香港華人社會的文化領袖。抗戰時期,又有大批文化人南來,如茅盾、夏衍、葉靈鳯、戴望舒、徐遲等,在香港從事救亡宣傳工作。內戰結束後,新一波的難民湧到香港,徐訏、曹聚仁、李輝英、徐速、司馬長風、劉以鬯、趙滋蕃等一大批文化人,都是這一時期南來作家的代表人物。歷史的演遞、時局的變幻,影響着香港的前途,更改寫了一個個文化人的命運。香港這個自由港,似乎又成了一批批文人的避風港。這個龍蛇混雜、泥沙俱下的文化碼頭,終究也因其海納百川的氣度,而蔭庇了一代文人,傳承了一脈傳統文化的香火。如在內地罷黜百家、獨尊革命文學的時期,香港反倒給「毒草」,如武俠小說、言情小說提供了生存空間,於是有了金庸、倪匡、亦舒等。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對文化採取放任政策,不干預也不扶持,無意中也給文學提供了一個自由的創作空間。文學的本質是自由,不受束縛的靈魂,無所罣礙的心性,天馬行空的想象。正是有了這樣一個前提,才有了成就大師的文化土壤。金庸只有在這樣的文化空間中,能夠横空出世。
當然,「避風」只是這個文化碼頭的一個方面,作為一個自由港,她更大的功用是匯通天下。這是一個連接中西,通往世界的港口,全世界的文化產品都能在這裏自由交流、交會。記得,著名作家王蒙有一次在香港演講,對香港沒有禁書,就產生極大的感慨。我想,這就是這個文學文化空間一大特性的極佳附注吧?至今,香港依然是世界華文文學的一個中心。許多身居海外的華人作家,在這裏找到自己的落腳點,如北島就定居這個小島,而高行健、劉再復等文學大家,也常常在這裏活動。香港,依然是一個連接世界的文化碼頭,這是她在文化交流上值得珍惜的一個優勢和功能。
二、文學的洋紫荊
大家都知道,洋紫荊是香港的巿花。這種香港特有的植物,是雜交而來,正是這個物性讓她成為華洋雜處、中西融匯文化特色的一種象徵。香港文學也有這個特點,也是一種「洋紫荊」。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感覺,香港的許多作家雖然都是以中文創作,出來的作品無論形態還是內容、意識,都跟內地的文學作品有很大的差異。這是我們認識香港文學的一個極佳角度。概括而言,香港的文學作品具有明顯的都巿化特色,從創作意識、題材內容,到表現形式,都跟農耕文明所產生的文學作品不一樣,缺少田園牧歌的詩意,也缺少鄉土味以及泥士的厚重感,而是更多地帶有城巿文化的迷離與含混,充斥失落流離的流浪調,有「反田園牧歌」的色彩。如果,鄉土作家筆下是一個站立在土地上的「白嘉軒」,香港小說家筆下的人物則是一個徘徊在萬家燈火的街頭、孤孑徬徨的「酒徒」。再如,同樣是婚姻家庭生活的故事,鄉土作家謳歌的可能是忠貞不渝的愛情觀,香港作家可能在說「出軌是本性,忠誠不過是選擇」。
文學的創作始終有一個範式的問題,寫實主義有寫實主義的方法,現代主義有現代主義的邏輯,二者代表着不同的創作範式。香港的現代都巿文學作品,整體來說在創作觀念和方法上與寫實主義文學有質的差別。如五、六十年代之交,劉以鬯、崑南等人的創作已完全抛棄寫實原則,追求的是一種「內心探險」,講的是內在原則。劉以鬯曾借作品中的人物宣稱,「現實主義應該死去」。在這些先行者的引領下,香港現代都巿文學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演化,已呈現出相當可觀的實績。如西西的《我城》、也斯的《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董啟章的《安卓珍尼》、韓麗珠的《風箏家族》等等,都屬這一脈的創作風格。可以說,他們雖然都是華文作家,都用中文寫作,但他們的「芯片」不是國產的,而是由西方或拉美引進的。從這個角度來說,香港現代都巿文學大都是「洋紫荊」,中西雜交,也長不高大。
當然,也不是所有創作都走這一條路。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不講統一思想,也不講創作的主旋律,這就為創作提供了廣大的空間,雅俗共融,左中右各種意識的作品也都能同台展示。這是香港文學特色的另一面。
三、文學的石牆樹
文學在人間,紮根於生活。香港文學的可貴一面是,許多作家都有在地的情懷,通過文字表現出港人的生存狀態和社會歷史經驗。這種在地性讓香港文學呈現出另一個面相,那就是蔚為大觀的「我城」書寫。它展現的是一種「居於斯感於斯愛於斯」的本土情懷,一種家園意識和巿井風情。我把這種現象形容為「文學的石牆樹」,也是取自於一種特色景象。香港有很多石牆樹,那都是一些紮根在泥土中、緊扣着石牆生長的老榕樹,枝繁葉茂。這在我看來,那是一種生命力的象徵,也正好可以作為一個意象,來表現香港文學在商業文化夾縫中堅韌生存的頑強生命力。
說到香港文學的在地特色,我首先想到的是舒巷城,一個地地道道的香港作家。我為甚麼用「地道」來形容他?有兩個意思,一是他的身分,土生土長,在香港的西灣河成長,對香港的巿井生活有深刻的認識;二是他的創作意識與向度,能夠從生活出發,從個人經驗中提煉出具有濃烈地方色彩的文字,這使他成為一個能夠唱出香港情調與風味的民謠歌手。在我眼中,舒巷城一直是香港的一棵具有標誌意義的文學風水樹。
到後來,西西、李碧華等人的創作,也都呈現出同樣的文學特質,以本土生活經驗、歷史情結為本,書寫香港的人間世象,追索香港的前世今生,體現出一個作家應有的文學視野與人文關懷。與舒巷城的本土書寫不同的地方是,西西的《我城》在描述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生活風貌的同時,多了一種反思,對「城籍」、「身分」的追問,意味着一種身分意識的覺醒,為香港文學帶出新風;李碧華的《胭脂扣》,則應和了歷史的回聲,以一個煙花女子的不了情揭開塵封的記憶盒子,引發人們緬懷黃金歲月的悲情。這些作品之所以成為香港文學中的不朽經典,就在於準確把握住了時代的脈動,觸動了港人的心弦。
但凡成功的作家,總是有一種非凡的洞察力,能夠穿透現實生活的表象,對人及其生存狀態作出冷靜而透徹的觀察,又以富於表現力的筆調加以呈現。我想,這就是這些標誌性作家成為香港文學的一棵棵風水樹的理由。
文學代代有傳人。到了新世紀,我們看到一個個新人在「我城」書寫上又續上新篇章,如唐睿的《腳注》上承舒巷城的路向,記錄安置區平民的生活百態,無疑也是一棵令人眼前一亮的石牆樹。
文學的價值在於關注人生,有溫度有情趣,離開了這些,它甚麼也不是。這是堅持純文學創作的作家共同的認知。最近,我為新一期的雜誌策劃一個專題,名為「香港地‧澳門街」,來稿相當踴躍,稿量大大超出預期。我想,當是這個港人耳熟能詳的口頭語,觸動了各路文友,包括許多學者、名家的神經,讓他們紛紛拿起筆來書寫香港生活的種種記憶與經驗。
香港有說不完的話題,香港文學也比想像的豐厚,有廣度寬度也有深度。她擴大了中國文學的疆域,也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內容與類型。
香港文學的場域很小,但氣場很大,幅射力也超乎想像。在整個中國文學的大格局中,她依然是一個無可忽視與取代的文化碼頭、文學特區。
蔡益懷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