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

　　我們該如何詮釋中國共產黨出人意料的革命軌跡？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會走上與俄國模式大相逕庭的道路？裴宜理教授認為，箇中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從革命起義到奪取政權及之後的各階段中創新地發展和部署文化資源。毛澤東、他的同志們以及其繼任者通過精巧地運用「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建立其獨有的政治形態，使人們逐漸接受那曾經陌生的共產主義體系，成為熟悉的「中國特點」。在革命初期，毛澤東和黨的早期領導人曾在安源煤礦發動過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裴宜理教授以此地為案例進行分析。

　　安源曾被認為是「中國的小莫斯科」，其所象徵的獨特的中國革命傳統逐漸成為中國語境下「政治正確」的試金石。在當代中國學界為尋求嶄新的政治前景而就其過往的革命歷史進行爭論時，裴宜理教授對充滿爭議的中國革命傳統之意涵進行了深入分析。

作者簡介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哈佛大學亨利•羅佐夫斯基政治學講席教授、哈佛燕京學社社長。

譯者簡介

閻小駿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譯序 vii
致讀者 xi
致謝 xv
 
緒論 1
1.革命預演 15
2.教導革命：1922年罷工 41
3.中國的小莫斯科 69
4.從動員群眾到軍事武裝鬥爭 109
5.築造革命傳統 135
6.毛澤東最後的征戰：淨化革命傳統 181
7.革命傳統發生變革 217
結論 249
 
注釋 263

致讀者

　　何為中國革命傳統？這一傳統在當代中國政治中又扮演何等角色？這些問題均難以簡單回答。但僅就頗為重要的一點而言，相較諸多曾經歷革命鬥爭而誕生的國家，中國革命之歷史顯得更為複雜，且充滿劇烈震盪。

　　數年前當我初次遊歷古巴時，隨處可見紀念古巴革命傳統的海報與布吿牌，其數目之眾多實在令我感到震撼。不論普通民眾抑或政府官吏，凡我所遇，談話間皆屢屢提及「古巴革命」。在古巴政治文化及話語中，革命傳統竟具如此突出之耀眼地位，令我好奇不已。於是我詢問普通古巴民眾，希望了解革命傳統對於他們而言究竟意義如何。十分有趣的是，幾乎所有被問到的古巴人都給予我幾乎一致的答案，即他們認為，古巴革命意味着全體古巴人民能夠享有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

　　對於如此近乎眾口一辭的回答，我實在驚嘆。所以在返回美國後，我也向自己的美國同胞提出同樣的問題。無獨有偶，當被問及何為美國革命傳統時，美國人亦給出了全然一致的答覆，這個答覆與我在古巴聽到的答覆內容迥然相異。美國人民所談及的不是諸如教育或醫療等社會權利，而是民權。我們將自己的革命傳統與諸種自由權利緊密相聯——例如，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以及新聞自由等等。

　　隨後，我在訪問中國時，也向許多中國人詢問中國革命傳統究竟對於他們具有何等意義。然而大部分中國人面露尷尬，遲疑作答——他們真的不甚明瞭。而為數不多作出明確答覆的中國人對於革命傳統的評論幾乎全屬負面之語。他們認為，中國的革命傳統即等同於暴力、混亂和階級鬥爭。

　　一方面，這些中國民眾如此回答並不令人意外。革命之所以為革命，其定義即是暴力、混亂和殘酷。而中國革命比世界歷史上大多數革命尤顯血腥。然而，另一方面，這些回答令人唏噓，寓含徵兆，使我觸動。這些回答之所以令人唏噓，是因為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民為革命事業犧牲了生命。難道那數百萬人的生命不過是無謂的犧牲，毫無可資紀念或激勵的意義？這些回答之所以寓含徵兆，原因在於若人們就中國革命對當代政治價值和理念所具之積極作用無一定的共識，則革命尚未結束，故而還可能重又上演。斯如中國，從太平天國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具顛覆與毀滅性的革命反覆發生；另一場流血的反叛動亂重臨中國之可能與麻煩不可低估。

　　本書以安源煤礦為窗口探究中國革命之傳統。中國共產黨創立後不久，許多中共早期的重要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劉少奇以及李立三等人）在安源煤礦積極動員困境中的工人參與革命。彼時中國共產黨缺乏軍事力量，在動員工作中亦運用理想主義，而非暴力手段。毛澤東和他的革命同仁以希望改變勞動階層做牛做馬的處境，以及爭取勞工作為人的存在，來鼓舞激發安源礦工；正如李立三為1922年安源工人大罷工制定的口號「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便是表達如此的訊息。正是強調做人的尊嚴——而非階級鬥爭——最終激發一萬三千名安源工人發動一場非暴力的、有秩序的罷工運動。此次罷工成為早期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在後來的歲月裡，對安源革命傳統的重新解讀或誇大或歪曲真實的歷史事實，以迎合各類不同的個人或政治目的。在安源案例的研究中，我在充滿矛盾且政治化的文獻資料中認真甄別，以尋找可能更具教育意義和更激勵人心的革命遺產寶藏，而非僅僅是暴力、混亂和階級鬥爭。通過本書的寫作，我希望引發人們對中國革命歷史的諸種意義重新進行一番思考。中國革命構成現代世界史的一個主要篇章，所含意義會令世界各地人民感興趣，並認識到其重要性。但是畢竟中國革命的政治重要性，首先要由中國人民自己做結論。故而，本研究一儘管尚有諸多不足和瑕疵——能夠呈現於中文讀者面前，我尤為高興。我非常期待各種批評和指教。

　　本書的中譯工作是在香港大學政治系閻小駿教授熱情而專業的領導與統籌下才得以完成。我衷心感謝閻教授及其優秀的學生團隊，不辭辛勞地將我的英文著作譯成清楚明白的中文。閻教授在他職業生涯中最為緊要繁忙的階段，於百忙之中將許多寶貴時間和精力用於本書的翻譯工作，令我其為感動。此外，我亦要感謝前香港大學出版社社長Michael Duckworth以及出版社編輯人員對於本書出版所作的許多貢獻。即使有如此協助，我擔心本書仍不免存有錯漏之處。所有這些失誤由本人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