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我對溫鐵軍教授出版這一重要著作表示熱烈祝賀。該書反映了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以來發展經驗的分析與總結。
過去數十年中，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中國扶貧和改革領域，因與溫教授這樣一位頂級專家緊密合作而感到榮幸之至。近年來，我們的合作領域又擴展到促進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性南南合作，以實現可持續性發展。
自2010 年來到中國後，我對能認識溫教授並與之合作深感榮幸。他的深入分析、追求創新、善待人民尤其是邊緣和弱勢群體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非常欽佩他“用腳做學問”的精神，即政策研究必須基於與基層民眾一起工作得來的實踐經驗。他在開展國際比較研究和學術合作時也採用了這一方法，故此他造訪了數十個國家並與之深入交流。
本書從嶄新的角度傳遞了中國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它分析了中國自1950 年以來經歷的主要危機及其克服的辦法。它總結了中國改革和發展的路徑，展示了中國如何成功實現軟着陸，並利用危機進一步發展。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正在支持本書的翻譯，以擴大其讀者範圍。我相信本書將會為中國發展經驗提供一個更為完整的畫面。在當今世界相互聯繫日益密切、許多國家在面臨類似問題試圖尋找更佳途徑之時，對中國發展經驗的深入了解對我們所有人都將大有裨益。
羅黛琳
聯合國系統駐華協調員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
自序
我們一直在作“不積涓滴，無以成江海”的長期努力，試圖構建立足於“中國經驗解析”的“批判政策學”（Critical Policy Studies），1 這本書，算是這種不懈努力的一個初步結果。
請理解，由於科學研究是一種對前人經驗總結中不可重複檢驗的結論作“不斷證偽”，才能逐漸達到一般理性高度的認識創新過程，因此，我們特意把“批判政策學”研究必須遵循的方法原則放在前面，意在區別於非科學：只有超脫研究者身處其中的利益結構約束，才能做到“在歷史經驗過程的起點上構建與之起點一致的邏輯解釋”，才能做到“去價值判斷”的客觀研究—— 對已經發生的經驗過程作範疇歸納，對各種範疇之間的相關關係作證偽比較，漸進發現其中的本質關係。
一、對三大問題領域的初步清理
我們事先確實沒有這樣的想法，只是在修改書稿的討論之中，在對歷史經濟學的資料研究中自然地形成了對三大現實問題領域的“問題意識”。雖難免粗疏，仍試述如下：
第一是意識形態問題。這，絕對不是我們開展中國的真實經驗系列研究之初衷，但卻在客觀上產生了出乎意料的結果：研讀本書，不僅能還公平於社會主義，還正義於自由主義，同時還能把罪惡還給資本主義。
之所以如此說，是近二十年所搜集的歷史資料和海內外新近的研究，大體上能夠支持我們在1988 年發表“危機論”時就初步討論過的、在1993 年發表“國家資本再分配與民間資本再積累”時，2 就確立過的觀點—— 中國人雖然在1949 年提出的是新民主主義戰略，試圖建立多元經濟體制和人民民主的上層建築，但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起決定作用的規律不可逆。在城市經濟領域中，1949 — 1953 年這前4 年主要搞的是民族資本主義；1953 — 1959 年這後6 年主要搞的是國家資本主義。這第一個十年的實際演變，不在於主觀上確立何種意識形態，而主要取決於客觀上正處在“區域熱戰”和西方全面封鎖壓力下的“內向型資本原始積累”階段—— 為了重新讓“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唯賴國家工業化才能維護主權獨立，而任何工業化都繞不開資本的原始積累；只要在“資本極度稀缺”條件下勢必仰賴外資，遂勢必被要求“親外資”的制度干犯本國流血犧牲才換得的主權獨立—— 這導致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深陷於“發展陷阱”的悖論中。
不過，僅僅點破這一後發國家普遍遭遇“發展主義”、“對外開放”悖論的問題意識，仍然略顯膚淺。我們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既然中國也繞不開工業化原始積累，也勢所必然地在制度取向上內生性地“親資本”，那麼，中國人為此付出了什麼代價？怎樣才能爬出發展陷阱？
對於中國人在這個歷史階段的經驗過程，如果人們願意自覺地摘下有色眼鏡，本來是能夠看清楚的。
1956 年城市裏完成的主要是國家資本對私人資本的改造；同年推進的農村集體化運動也並非農業自身的制度需要—— 代表城市工業的部門向中央提出的“農業現代化”，其實質= 集體化+ 機械化，目的是以鄉為單位建立高級社，實行土地規模經營，以承載城市資本品下鄉、完成“工農兩大部類交換”、提取農業剩餘用於內向型原始積累。而1960 年發生的嚴重經濟危機，其本質也是在外資突然中輟時，這十年資本原始積累的巨大代價的總爆發！
在這樣複雜的政治經濟過程中，客觀地形成了任何原始積累時期都必然會發生的多種利益群體的矛盾和鬥爭。這些現象，被傳統意識形態作了符合制度內涵的資本利益需求的粗糙歸納，延宕為今人在思想理論領域中的瓦釜雷鳴。
接着要問的應該是：為什麼城市資本原始積累的危機卻在“農村餓死人”？那是因為原始積累不僅從農民身上提取農業剩餘，而且城市資本經濟危機代價也向農村轉嫁！
自1960 年那一次危機之後，每當危機在城市爆發，就都會向農村轉嫁；大凡危機能夠順暢轉嫁的，就在城市“軟着陸”。由此可以認為，農民權益、農村穩定和農業安全的“三農問題”，從來就是與整個國家工業化進程相伴生的基本問題。“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的三農承載城市資本危機代價”，客觀上成為中國工業化完成原始積累進入產業擴張的主要“比較優勢”。
至於整個20 世紀60 年代不斷發生的群眾運動，主因是“戰略性”的外部投入的規模資本陡然“歸零”，而使中國隨即墮入發展陷阱！遭遇這種情況，一般缺乏國民動員能力的發展中國家確實不具備中國這種跌倒了還能爬起來、以“大規模勞動投入替代零資本”來維持本國遭受重創的產業資本原始積累進程不中斷的條件！
馬克思、恩格斯在《資本論》中討論在歐洲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勞動L 與資本K 的關係演變時，不可能預見到未來在遙遠的東方，中國竟然在20 世紀60 年代發生了“以L 替代K”的資本原始積累的經驗過程。從這個角度可以說，中國人雖然以其實踐創新了馬克思主義，但卻被中國百年來以邯鄲學步為最高境界的理論家們拒絕提升為理論。
中國在客觀上對外資和外部強權實現了“去依附”的條件下第三世界依附理論是埃及學者阿明提出的。詳見本書正文。唯有“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和採取單位制實現內部公平分配，才能動員起絕大多數勞動者，實現中國最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的“社會化+ 資本化”，由此而規律性地走上前工業化時期“貧窮但相對公平”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時期的中國在維護國家主權獨立不可侵犯條件下的自主發展進程，不僅與亞非拉殖民地國家爭取自由的解放運動交相呼應，也恰和西方社會在自由主義理念指導下爭取民權和民主的群眾運動相得益彰。
歷史告訴人們，東方實現公平的群眾運動與西方爭取自由民主的群眾運動內容形式雖然各有千秋，但在大方向上卻是一致的。只要願意做去意識形態化的研究，就不期然地有了打掃思想理論體系氾濫的糟粕、重建意識形態的效果。
誠然，人類有堅持理念的精神需求。希望普世價值論者和其他相信不同普世精神以及各種宗教信仰的群體都能夠互相尊重。我們只是不敢苟同以西方在中世紀排他性一神教派生的一元論為內涵的“一個主義”、“一種體制”；不敢追隨這種思想體系派生的排他的、派別化的意識形態。我們之所以長期拒絕參與任何派性討論，並非自命清高，而在於生性愚鈍跟不上朋黨“同此涼熱”。何況，任何內涵話語正確的意識形態的否定之否定地滯後於、甚至直接阻礙經濟和社會調整的特徵，本是經典理論揭示的約束性規律。
我們已經在幾十年的國際比較研究中認識到，使本為舶來品的意識形態派性化具有普遍性的機制在於：即使在該意識形態被確立之初，本源於或多或少的經驗理性，但只要局限於某個特定時空條件下的鬥爭需求、服務於特定政治家所運用的動員手段，就難免“被簡單化”，並由此順勢而為地“被庸俗化”載入歷史。此時，無論意識形態對本源客觀經驗之異化是多麼地有利於那個特定時空條件下局部的政治需求，隨之而來的必然是不同利益集團的政治性“搭便車”—— 借助已經異化的意識形態，對人們身處其中的當代社會發展困局作符合本集團利益的刻意扭曲—— 既不受懲罰也不顧後果。而一旦本屬於派生的後者，反客為主地進一步被利益集團訴求的泛政治化需求加強為主流，那麼，作為其載體和工具的政體和媒體，也就不可避免地演化為派性政治和蠱惑性媒體。
第二是政治體制問題。這，也肯定不是我們開展中國當代史八次危機研究的重點，但在整理資料過程中卻客觀上形成了超越國內外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中國並沒有構建西方人所說的“中央化”集權體制的經濟條件，長期以來其實是以“地方化”為主的資源資本化發展過程（除了20 世紀50 年代以蘇聯投資形成城市工業資本為主體的經濟所造成的官僚主義上層建築那短暫的、不足7 年的“全盤蘇化”之外）。
因為，無論海內外的政治家主觀上如何判斷，人們應該知道的起碼常識是：決定政府以何種體制運作的核心是財政稅收—— 中國自1957 年蘇聯中輟對“二五”計劃整體投資以來，中央財稅佔比就長期在30% 以下，根本不可能形成對地方政府利益的有效約束！而且，越是在導致很大代價的時段，如大煉鋼鐵、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央財稅佔比就越低，甚至低到不足20%；往往是地方自戰爭年代客觀形成的“土圍子”們自行其是，而造成的代價和責任卻由中央來承擔！
這個內在於中央地方基本利益關係的矛盾對於後續制度演變形成的路徑依賴，在20 世紀80 年代以來放權讓利的改革之中表現得風生水起：財稅、金融、外匯等，都是放了的再也不能收，沒放的也在競相突破！搞得中央政策圈裏的人都知道“政不出紅牆”（中南海），地方政府則“見了紅燈繞着走”；各地提拔的那些“改革開放好典型”的幹部無一例外都是利用有限的資源加速資本化，而將成本直接向民生和環境轉嫁，於是搞得GDP 越高，民怨越甚！其中的真問題，乃各地競相“招商引資”、“大幹快上”造成的綜合性制度成本直接威脅國家穩定；但作為“最終責任人”的中央政府的治理措施和宏觀調控礙難貫徹，若無“雙規”，則幾乎沒有什麼手段可以管住地方大員！這，也許有助於理解兩個政治局委員的雙規案例—— 1995 年陳希同、2006 年陳良宇—— 此“二陳”的案例，都有帶頭抵制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背景。
不幸之中的大幸，或稱“大亂中的大治”，是1994 年在遭遇史無前例的放權讓利成本總爆發的大危機壓力下，中央那位被稱為“鐵腕”的領導人推出了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分稅制改革；這才把地方財稅佔比從70% 以上調低到50% 左右，中央手裏才多少有了點調控之“米”！不過，當時有政策人士稱其在“單一政治體制”下構建了“聯邦制的財稅基礎”。若然，則分稅制改革為中央地方政治經濟關係的後續演變，埋下了很大伏筆。
只要從實際出發就會看到，“條塊分割尾大不掉”是自1958 年放權地方以來，中國這種“政府公司化”政治體制中延續至今的最大難題！既然主要矛盾是中共所內含的利益集團紛爭愈演愈烈，除非黨內利益集團公開化、政治派別及其代言方式制度化，否則就無法靠一般的政治建設和紀律約束來化解。
第三是城鄉二元結構體制。這雖然是我們的長期研究領域，但卻不是本書開展經濟危機研究之前預設的理論重點，只是在以“去價值判斷”的方式把握國際比較研究資料之後，才形成了具有一定理性高度的創新：中國的所謂“比較優勢”，既非勞動力資源豐富到所謂“無限供給”，也不是主流輿論所說的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改革紅利”。因為這兩個條件，一般發展中人口大國都有。真正的比較優勢在於中國的基本制度—— 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和“土地均分制”的基本財產關係制約下，鄉村中內在形成的“農戶理性”和“村社理性”，得以內部化處置外部性風險，使數以億計的農民打工者以聚落於村社的家庭為單位，既以非市場化平均分配得到的無風險資產土地來承擔“非農就業”風險，又無形之中拱手把風險收益讓渡給了企業家和發達地區的政府。
而中國在新世紀遭遇的勞動力綜合成本快速上升、中小企業紛紛倒閉之新困局，恰在於這些“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強勢利益集團缺乏對本土經驗的基本知識總結，卻反過來激進地照搬西方意識形態化的話語體系，自毀中國農村基本制度。頒佈“新增人口永不分地”的法律，意味着直接侵犯憲法賦予的土地所有者的權利，引致中國隨後發生了一般發展中國家都經歷過的、被“推出來”的新生代打工者們不可能低工資地維持的“邊緣化生存”狀態—— 既難以融入城市，又為“一切向錢看”的城市低俗商業文化和“去鄉土知識”的反智的農村制式教育等制度文化所全方位地排斥—— 這也許就是20 多年打工潮潮起潮落，而近年來終於演化成“十三連跳”3 悲劇的大背景。
在城市資本化過程以加速度攫取愈發有限的生態資源，造成環境災難不可逆轉的新時期，相對於環境更值得研究者關注的，是被激進的制度變遷推出來的新生代打工者們的生存狀況。他們當中約93% 為初中以上學歷，約佔上網青年的54%；他們不可能接受“邊緣化”處境，他們已經被“加工貿易”所需要的“生產線+ 集中食宿”的高度組織化企業聚集的開發區孵化器催生為國際工人運動史上規模最大、階級自覺性鮮明且善於鬥爭的“新工人階級”。廣東南海的新生代工人“自覺組織”的“廣本大罷工”之完勝，是中國3 億勞工成為自覺階級走上歷史舞台的里程碑。西方19 世紀的階級政治歷史所派生的經典理論——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經歷不能落地的百年漂泊後，被新時期工人階級的對立面—— 那些尚處於自發狀態、只會邯鄲學步的人們徹底地改變了。這，才是約70% 的中國新生中產階級意欲挾帶資產移民海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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