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景難測疑慮大
歐債首現負孳息
一、
西方經濟在衰退和通縮邊緣掙扎。人工智能、網絡資訊、機械人以至三D印刷等等的高度發展,只是物資文明的進步,不少人,尤其是家有餘資的,由於看不清科技發展的一日千里將如何改變這世界,一份對未知的前景,使他們憂心忡忡,做事投資都有裹足不前的遲疑。在現在這個科技革命的世界,別説很少人清楚了解二十年後人類的處境,就是一年後的事亦測它不準,這種因為前景不明朗所衍生的恐懼,令擔心有所失及憂慮新科技會令他們的後代失去工作能力和機會的人,遂採取最保守(最沒出息)的投資方法,購進「不會倒閉」的政府債券──即使是負孳息亦在所不計。
去週出現負孳息──你要付款給你借錢給它的機構──的有荷蘭、瑞典和奧地利(5年期債券)、德國和丹麥(6年期)、瑞士(13年)以至法國和斯洛伐克(1年期)的政府債券;連藍籌公司雀巢五億歐羅2016年10月到期的公司債券,亦見負孳息零點零零二厘(1月14日尚有正息零點六厘)。自古以來,債券定期定息(在一定年期內付定息給持有人──借錢給發行機構的人),當債券搶手其價上升時,孳息便相應下降;這四五年來,由於歐羅地區不少負債繫繫的政府在債權機構「壓迫」下不得不大削預算、勒緊褲帶,等於財政萎縮,發行債券數量相應減少,那意味債券供應有限,在需求大增(特別是1月歐洲央行決定大規模「量化寬鬆」即印鈔票購債券)之下,其價便無法不節節上揚;價格上升了,定息的比率便下挫。這是自由市場正常運作應有之象。另一方面,有財政盈餘的德國,則有「債務不足」(debt scarce)之病,基於歷史教訓和保守理財心理,不肯胡亂發債(德國政府反對集資在國內進行「大白象」式公共建設或借錢及有違約風險希臘的建議……),遂有負債比率太低之象。窮國富國發債數量倶降造成歐洲多國(歐羅區及非歐羅區如丹麥和瑞士)債券天天漲價孳息日日下行以至打破最低利息不破零(Zero Lower Bound)的規則,出現了從17世紀以降未之見的負孳息奇觀!
二、
去年八九月間,筆者曾在專欄提及負利息根本無法出現,原因是存戶為避免損失會把存款調走。舉個簡單例子,比如存戶在銀行存100元,到期只能收回99元,「蝕本生意無人做」,因此會提存把現金藏進蓆底或保險箱,結果苦了銀行職員(試想存億元的客戶要「提存」)而已;同理,借錢給政府(購進國庫券)沒有利息反要蝕息,對有錢人毫無吸引,無人會和自己的資金過不去,結果無人購進,負孳息債券理應不會出現。
可是,去週歐洲各國債券顛覆了這種斤斤計較蠅頭小利的「傳統智慧」,人們不禁要問,精明的有錢人──在資本主義社會,做合法生意的人財富愈多等於愈精明──為甚麼樂於這樣做?答案其實很簡單,以政府和如雀巢(及曾一度負孳息的蜆殼油公司)般穩健的企業不會破產(?),其發行的債券「極安全」(Super-Safe,不是「絕對安全」),即贖回期屆持有者幾乎肯定可以「如數收回」(加、減孳息)。換句話説,由於當前市況動盪不定(還要考慮烏克蘭與中東地區隨時爆發大規模戰爭引致的震盪),人們對世界政治經濟前景忐忑不安,連銀行的安全性亦受懷疑(爆發戰爭及金融風暴來襲銀行可能倒閉),由於政府的「存款擔保」只限一定數目(大多數歐洲政府的保額只有十萬歐羅),有錢人因此寧願購進「蝕息債券」(Money-losing bond),即使贖回時要蝕一點錢(負孳息意味持有者要付錢給發行機構),便當這點錢是保障資金安然無恙的保險費,而購入丹麥和瑞士負孳息債券的,還有未來〈贖回期屆)克隆及瑞郎可能對歐羅升值的計算,果如是,負孳息的虧損便充份被抵銷;當然,還有不少投資基金規定必須持有一定比率安全度高的債券,它們亦成為負孳息債券的買家……。
三、
與西方國家為通縮在門外徘徊而煩躁不安有別,香港目前的市況和虛擬世界,倶為通貨膨脹陰影所籠罩。家庭主婦街市超市購物,必有物價昂貴的感受;而立法會泛民「拉布」,被建制〈官員和議員)指斥會加重有關項目的財務成本,因為物料及工資都漲個不停,延遲批出合約,意味合約價目持續上升,營造了通脹肆虐泛民拖累香港的氣氛。為了「加罪」泛民議員,建制派不惜扭曲現實,因為事實上,多國各出奇謀卻無法達致通脹目標,日本、歐洲以至美國都如此,作為國際自由經濟體系的成員,香港何能例外?換句話説,泛民「拉布」的後果令成本下降的可能性一樣存在!
西方國家通脹似有若無,導因在科技進步及普遍使用,令百業對工人需求下降(美國去年11月新增工作崗位41萬4千多〔十七年來新高〕、12月增32萬9千餘,「形勢大好」,令人對美國經濟有「不可測」之感),工人供過於求,工資自然萎縮,如今大家常見西方國家受薪者薪金水平與二十年相比毫無寸進(lackluster)的報道,正好説明失業率居高不下受薪者處境維艱的局面。
面對這種遠離樂觀的情況,以統計比較具體、快捷的美國為例,受薪者為了自保,在失業威脅揮之不去、入息呆滯不前、家庭財政捉襟見肘之下,尚須慳儉撙節並提高儲蓄以備不時之需,1月29日,皮尤仁愛信託基金(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pewtrusts.org)發佈一項調查(梳理各相關政府部門的統計),指出「雖然經濟復甦但(美國)家庭為設法應付財政突變而不得不節衣縮食」,顯示在2008年之前二十二年,美國家庭的平均開支累增16%,但從2007年迄今,平均開支比1990年僅增2%。美國人省吃儉用,主要是入息不前,「典型工人」的收入,在1979年至99年累增22%,但1999年至2009年只增2%。美國家庭在「先使未來錢」哲學影響下(這是凱恩斯學説的消極後遺症),以沒有儲蓄舉債消費舉世知名,皮尤的報吿指出只有55%家庭「有點儲蓄」,而當中大部份只有「兩週之資」(兩週的入息);中產家庭的平均儲蓄僅足應付四個月失業之用。由於前景極不明朗,美國人只有全力儲蓄,去年12月平均儲蓄率4.9%,比11月的4.3%,增幅達百分之十二強。在收入增幅幾不可見的情形下致力儲蓄,消費倒退,令「大街」市情黯淡,經濟活力與增長倶無足觀!
西方國家的經濟困頓,還在於中央銀行可用的「財技」都用上了,但經濟前景仍使人民忐忑不安,因為別説衰退,只要經濟呆滯不前,政府已缺乏有效的貨幣政策工具刺激經濟復甦!
2015年2月10日
摸透老左無出其右
李光耀身後説新憂
一、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於週一凌晨謝世(16.9.1923-23.3.2015),密集報道其病情的新加坡總理公署隨即公吿3月23日至29日為「全國哀悼日」、29日於國大文化中心舉行「國葬」並於萬禮火化場舉行私人葬禮。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稱其父「建國總理李光耀地位無可替代……(他)把一生奉獻給新加坡……讓新加坡成為一個讓人民引以為豪的國家」。確是的評。李光耀這種成就為他赢得全球聲譽,即使被他玩弄於股掌間的老共(這是世人無法仿效的絕技!),亦對他讚譽有加!李光耀確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
評論新加坡崛興和李光耀功業的書,車載斗量,數不勝數;李光耀於1990年以67歲之年邁出「傳位」第一步,辭去當了31年的總理職位「半下崗」(當內閣資政在政壇舉足輕重但不必「視事」)後,著作不輟,品評世界大事、剖析新加坡成功之道及回憶錄,少説亦出版了近10部;至於他的傳記,亦有不少版本,「有趣」的是,沒有一本由新加坡人執筆。
在數以百計談論李光耀「奮鬥史」的著作中,筆者讀過並在《信報》為文評介的,約莫有五六種,其中令筆者印象最深的是於50年代創設於新加坡的「馬來大學」歷史系萊佛士(S. Raffles,英國殖民地官員,新加坡海港創建者)講座教授柏金遜(「柏金遜定律」的柏金遜)那本有關初露頭角的新、馬青年精英素描集〈70年代初曾介紹,偶忘書名,結集時補上),在柏金遜筆下,李光耀是非分明,絕不和稀泥,即使在討論中處於下風亦不會放棄原則;這種擇善固執的性格,在其後漫長的從政生涯中,表露無遺。
二、
1982年12月6日,筆者在這裏寫了一篇短評:〈李光耀可學和不能學的地方〉,以其時對「選個李光耀式人物治港」之説此起彼落,而筆者認為根本不可能,但李氏有些「小動作」,則值得有志於「治港」者參考。當時筆者這樣寫道:「李光耀所以獲得(新加坡)國人支持和好感,在於放棄使用英文名(Harry Lee),他從政後廢棄不用,改用一個非常『土』的中文名,同時努力學説華語。」從生活習慣上割斷與英國人的關係,李光耀出身劍橋,滿口英語固不用説,有一個時期還是一位「啣煙斗打高爾夫球喝下午茶」的英國派頭十足的紳士;從政後這些「壞習慣」完全戒掉,當了總理後,竟然連屬員亦不准吸煙,其轉變之徹底,概可想見。「堅拒英國皇室的封賜,英國人在獨立後的(大英)聯邦國家玩弄『電兔』政策〖按英國皇室每年頒贈的『勳銜』,作用如跑狗場上誘使狗隻拚命奔跑的『電兔』),但李氏不為所動,以示他具『民族尊嚴』和對英國人的鄙視;但他對英國的貢獻實在太大了(獨立後新加坡與英國貿易長期大幅增長),英國政府千方百計要給他一點『榮譽』,他今年初終於接受『倫敦榮譽市民』的名銜,儀式顯然較被封為爵士更隆重,但這並非甚麼貴族,(新加坡)國人仍可接受。」要有與殖民者公開鬧翻的紀錄,這表示他絕非『奴才』、『順民』,而是『民族主義者』;鬧翻情況必須公開,是因為大家都有默契,暗中仍是好朋友!」(收遠景《前程未卜》及《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
上述這些引不起政論家垂注的「小節」,在筆者看來,正是李光耀當了二十多年總理(他於1959年6月3日第一次當選)仍被視為與人民同呼吸因而長期受國人尊敬的竅妙!有人會説,李光耀治下新加坡經濟欣欣向榮、人民物質生活大幅提高,是他能夠當選多屆的原因,但如果選民沒有當「他是我們中間一分子」,他便不可能長期受人民的擁戴!事隔三十多年,筆者仍然相信那些能夠在這類細枝末節小事上向李光耀看齊的政客,受知於北京的機會遠遠大於那些於刻意或無意間保持與英國有這樣那樣關係的香港人,因為在外人尤其是戴上政治眼鏡的人看來,這正是對「舊主」不離不棄的表現,也許有人以為那體現了「念舊」、「感恩」的溫情,但肯定是「政治不正確」的做法。
作為一位熟悉亞洲事務的政治家,李光耀多次「毫無保留」地批評香港事務,有時甚且不惜提出「如何管治香港」的想法,但筆者數度指出他雖然言多中肯,卻沒有把管治新加坡的「秘訣」吿諸港人(現在回想,這也許是李氏出於一片善心!),此「秘訣」非常簡單,便是把共產黨人及其同路人捉個一乾二淨!眾所周知,李光耀從政初期(1949年學成回國,1954年成為「社會主義的」人民行動黨發起人之一)是踏在共黨(馬共新共及左派工會)肩膀「上位」的,惟「小」權在握之後,便把這些土共一一捉將官裏,並要他們上電視向全新加坡人認罪、懺悔。李光耀對老共如此「忘恩負義」,完全是為了替新加坡人謀幸福,因為別説老共會顛覆民主政府,行不仁慈(以鬥爭為綱)的獨裁統治,還要貫徹「免費全餐」(卻不去想錢從何來)的社會主義式福利,結果受苦的當然是人民。文前説李氏把老共玩弄於股掌間,是因為他把土共一個不留地送進牢房後,又因應形勢需要,與北京打成一片甚且擦出火花……!如今北京視他為老朋友好朋友,你説李老先生是否世上無出其右、把共產黨玩得「圑團轉」的第一人!
人民行動黨創立時雖然加上「社會主義者」一字,但當政後李光耀知道「免費午餐(遑論全餐)」成本昂貴,遂不彈此調;然而,他深切理解「有樓斯有社會穩定」,因此於1959年當選後馬上通過「建屋發展法令」,在新加坡大興土木,建設「居者有其屋」的廉價「組屋」,此中且有可容一家三代的「六房公寓式組屋」,老幼濟濟一堂,小輩上街生事固然在老人家「看管」下少之又少,血氣方剛者上街抗爭的更未之見。以廉價組屋代替多種福利,既節省了大量行政費用,復解決了人民的居住問題(英國殖民者無法解決此問題:1947年英國國會的報吿指出「新加坡有一個世界上最差最劣的貧民窟,是文明社會的恥辱」),又不會蒙上令工商界聞風喪膽的福利國之名!由於多達85%人民住在「自置」(1968年開始人民被允許用養老保險基金和中央公積金購組屋)的組屋,社會和諧固然不難求,物業發展商的暴利時代亦宣告終結──物業發展商當然可覓地發展高級豪宅,但市場有局限,他們之中不少人只有向外發展──新加坡地產商在香港有大成者不乏其人,那可説與該國以組屋「盡庇天下寒士」的政策有關。
以興建廉價組屋代替「免費午餐」,是李光耀在創造和諧社會上及不致加深貧富鴻溝的重大貢獻!
三、
和北京打交道二十多年(中、新於1990年10月3日正式建交),特別是吸取了蘇州工業園區不愉快的經驗,李光耀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對中國人的品性更有透徹了解,他在回憶錄(見2011年8月「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系列,收《政客嬉春》〉中殷殷吿誡國人別往中國內地開設公司,他這樣寫道:「一旦在內地開分支,你便成為他們一分子,他們對你便有呼之則來揮之便去的期待,結果可能不歡而散。」又説:「你在中國有辦事處,你的中國顧客會一視同仁地當你是內地人,會吩咐你『馬上做,快點』(他以普通話Ma Shang Zuo, Kuai Dian出之)。」一句話,李光耀看穿國人未富先驕時已暴露(遑論財大氣粗)高高在上的傲慢態度(Condescension),這種意識形態不同、思維方式有異令「對手」尊嚴盡失的處世態度,有辦法的人當然要避之則吉了。李光耀也許視經濟崛興的中國為「財神」,但他力求他的政府和人民與之保持適度距離,以惟有如此,新加坡的獨立才有保障!
在李光耀直接和間接管治下,新加坡在經濟上大有所成,比如人均收入62,400(美元‧下同),2012年世界排名第七(香港52,700,2012年排名第十五)、人均壽命84.38歲(全球排名第四;香港82.78歲,排名第八)……但由於「李氏皇朝」管得頗為具體的統治,加上「有樓萬事足」的心理發酵,新加坡人早已失去憑己力奮發衝刺的鬥志,日後新加坡經濟若乏起色,底因不在沒有李光耀而在人民向上爬的動力「死火」……。李光耀父子(中間有個對李光耀唯命是從對李顯龍則頗有微詞的吳作棟〔2004至2011年在位〕)把新加坡打造成世界經濟典範國(城邦),但人民已馴若羔羊、安居樂業,而這與不思進取同義。
以當前的情勢,雖然上屆大選時執政黨得票率跌至「歷史新低」,但李顯龍再度當選的可能性不低,這是該國反對黨人才不濟不成氣候而李氏父子的確做得不錯之故。不過,此中並非沒有變數,以新加坡年輕一代對網絡資訊以至媒體言論受當局「高度關注」而自由不足之象,頗為不滿,加上曾與李光耀「打官司」的媒介如《經濟學人》、《新聞週刊》、《時代週刊》、《華爾街日報》以至路透社等可能「大做文章」,鼓吹鼓動「後李光耀時代」開放新聞自由,令飽暖思自由的新加坡年輕一輩滋生反政府情緒,這是新加坡後李光耀時代的最大隱患!
2015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