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導讀
一、《詩》之為「經」
《詩經》又名《詩》《詩三百》《三百篇》,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詩歌集子。最初,《詩經》就稱作《詩》。春秋時期,孔子教訓他的兒子孔鯉時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孔子只稱之為「詩」,而不是「詩經」。那《詩經》的名稱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東漢的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已經明明白白提到,「《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詩經》之名,似乎已經明列其中。但今人如屈萬里先生認為,這裏斷句應該是:「《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並且認為,《詩經》真正作為書名,是晚到宋代的廖剛寫《詩經講義》一書的時候。屈先生的解釋固有其道理,但我們不同意此說。戰國文獻如《禮記.經解》提到 「述六經」,這六經當然也包括《詩經》,《莊子.天運》也提及「六經」,《莊子.天道》言及十二經,《莊子.天下》又云:「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在這些先秦的文獻中,《詩經》之名雖未直接出現,但已經是琵琶在抱,呼之欲出了。
我認為,《詩經》之名,實際上在漢代已經出現。《史記.儒林列傳》記載,申公教授《詩經》,「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其弟子王臧、趙綰,皆由於修習《詩經》而飛黃騰達,王臧做了太子的老師,趙綰官至御史大夫。這裏所說的「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已經明確地提出了《詩經》之名。東漢王充在《論衡.正說》中說:「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詩經》之名在漢代似乎並不少見。最詭異的是晉代干寶在《搜神記》裏面講的一個故事:
漢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為夫婦之言,曰:「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耳!」
這也許是古語「書中自有顏如玉」較早的故事來源。後來,談生不聽這女子之言,未滿一年,就用火燭照她,結果二人終至仳離。這故事情節很像是古本的《白蛇傳》。到唐太宗時,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已經屢屢提到「詩經」一詞。所以,可以說在漢代已經有了《詩經》的名稱。
但是,兩漢時期,對《詩經》最常見的稱名並不是「詩經」,而是「韓詩」、「齊詩」、「魯詩」和「毛詩」。前面三者並稱為「三家詩」,是靠老師對學生面提指授,口耳相傳,在西漢時用當時的流行文字書寫下來的,所以屬於「今文經」。後者是西漢景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搜羅發現的古本,故稱為「古文經」。據《史記.樂書》記載:「至今上(漢武帝)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可見漢武帝時立「五經」博士,《詩經》已在其中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是,齊魯韓三家詩在漢武帝以前已經設博士,立於學官,但最後流傳下來的卻是毛詩,主要是東漢大儒鄭玄為《詩經》作《箋》,就以毛詩為本,參合了多家意見。鄭箋流行之後,三家詩便逐漸失傳。隋唐開始科舉取士,要核定五經的文本,唐太宗時乃令顏師古在祕書省考定五經,令孔穎達作正義,令陸德明作音義。今天所謂的《詩經》就是唐代顏師古所定的文本。年來,又有一些從戰國晚期到漢代的與《詩經》相關的文本出現,如清華大學所藏竹簡中的〈耆夜〉、〈周公之琴舞〉;上海博物館竹簡〈孔子詩論〉、〈緇衣〉;郭店楚簡和上海博物館竹簡〈緇衣〉引詩、阜陽雙古堆漢簡《詩經》、漢代熹平石經魯詩殘石等,可以看到很多詩經的異文和對詩旨的解釋。這些資料又豐富了我們對《詩經》的認識。
二、《詩經》的《國風》部分到底是不是民歌
我們讀文學史的時候,總會看到「詩經是最早的詩歌總集」,其中國風部分大多數是民歌的說法。我記得印象最深的是魯迅的話: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麼,不識字的文盲羣裏,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然而作家卻有的。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擡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麼,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什麼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這作品確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它是《詩經》裏的頭一篇,所以嚇得我們只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到無論什麼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什麼話呢?
魯迅本是雜文家,這一段話收在他的〈門外文談〉中。其實本是一時興到之言,未必經意。但孰不知隨着他老人家身後地位陡升,他這些不經意的話竟也成了金科玉律。從四十年代以後,但凡討論詩歌的起源、《詩經》和古代民歌,大家都喜歡從魯迅的這段話說起。說:「詩歌起源於勞動號子」,「《詩經.國風》大都是民歌」,「《詩經》裏面愛情詩主要在〈國風〉裏面,其中多是民歌」。即如魯迅所舉的《詩經》的第一篇〈關雎〉,很多現代的注詩家都說是「民歌」。其實魯迅本人都說了這詩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兩句的意思是「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詩裏面,一會兒說「琴瑟友之」,一會兒說「鐘鼓樂之」,鐘鼓、琴瑟無論是在周代還是後代,都是十分貴重的物品,顯然不是平民所能擁有的。但現在還是有不少學者認為「這是歌頌農村青年男女自由戀愛結合的賀婚詩」。如果一個農村男青年一心想着要用鐘鼓、琴瑟來取悅農村女青年,恐怕不是「心懷異志」,便是精神恍惚了。
宋代出現了疑經的風氣,鄭樵、朱熹等因而提出了有別於古的〈風〉詩來源於民間的學說。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疑古之風復興,魏建功和聞一多在三四十年代是支持這流行學說的代表人物。從二十世紀早期開始,《詩經》中〈國風〉起源於民歌的說法,便得到知識界的廣泛認同。西方漢學界中,〈國風〉出自民歌,也是大家普遍接受的看法。法國漢學家Marcel Granet(葛蘭言)一方面受西方詩經學中流行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其師社會學大師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研究方法的影響,從一開始即試圖從初民的宗教、節日、習俗入手,為《詩經》定位。葛氏仔細研究《詩經》中的〈風〉詩,且翻譯了當中的六十八首,具體標明哪一句是男聲唱的,哪一句是女聲唱的,從而得出結論,認為〈風〉詩的語言特徵,如詩句的對稱、詞彙的重複、詩行的並列,凡此等皆表明這些詩本是農業節日期間,農民在進行節奏性活動時,即興唱出的歌曲和表演的舞蹈,《詩經》中的詩篇很多都保留了當時初民於節慶時唱和的語言形式特點。
西方學者和日本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與多數中國學者是一致的。他們大都認為《詩經》特別是〈國風〉中大部分的詩,其最初均為低下階層的歌曲,如鄉村的農夫、獵人、牧人、下層士人和年青的戀人。但是,如果我們對《詩經》中的十五〈國風〉作一仔細的觀察,便會見到與上述不同的狀況。我曾經仔細考察《詩經.國風》的詩篇,從詩中所出現的「貴族稱謂和被稱的貴族」、「居處」、「公事與其他貴族事務」、「僕從」、「服飾車馬武器」、「貴重禮器」、「商周銘文與文獻之慣用語」等多方面來判斷,發現〈國風〉中絕大多數詩仍是貴族作品,所反映的也是貴族生活,其中愛情詩也多與貴族有關。
〈國風〉中「貴族稱謂和被稱的貴族」的詞語如「師氏」「公侯」「公孫」「公子」「公族」「君子」「淑女」「吉士」「騶虞」「先君」「寡人」「諸姬」「邦之媛」「大夫」「庶姜」「司直」「良士」「齊之姜」「宋之子」,都在在顯示這些詩出於貴族文人之手,其他還有包括一些具體人物如:「郇伯」「周公」「有齊季女」「召伯」「王姬」「平王」「齊侯」「仲氏任」「孫子仲」「孟姜」「衛侯」「東宮」「邢侯」「譚公」「留子」「大叔」「齊子」「穆公」「夏南」等等,也在詩中有提到。
從「居處」來看,如「王室」「宗室」「公宮」「我畿」「中冓」「上宮」「楚宮」「公所」,所反映的也是上層貴族的生活。詩中還不斷提到一些「公事與其他貴族事務」如「万舞」「錫爵」「王事」「執簧」「執翿」「射侯」「鼓瑟」「從公于狩」「于田」「興師」「每食四簋」「值其鷺羽」「駕我乘馬」「狐裘以朝」「何戈與祋」「其弁伊騏」「躋彼公堂」「朋酒斯饗」等等。還有很多「服飾車馬僕從武器」等都不是平民所能擁有的,如「我馬」「百兩」「狐裘」「袞衣繡裳」「赤芾」「副笄六珈」「象服」「騋牝三千」「良馬四之」「充耳琇瑩」「會弁」「四牡」「佩玉」「瓊琚」「我僕」「毳衣」「緇衣」「衣錦褧衣」「瓊華」「簟茀朱鞹」「象揥」「朱襮」「羔裘豹袪」「錦衾」「駟驖」「輶車鸞鑣」「騏馵」「虎韔鏤膺」「騏駠」「騧驪」「龍盾」「文茵」「黻衣繡裳」「瓊瑰玉佩」「素韠」「皇駁其馬」「兩驂」「兩服」「駟介」「赤」;此外還有一些「貴重禮器」,如「金罍」「兕觥」「鐘鼓」「琴瑟」「路車乘黃」。另外,還有可以持以參證的是,〈國風〉中也使用了一些「商周銘文」中常見的與祭祀有關的套語,如「公侯腹心」「福履綏之」「夙夜在公」「威儀棣棣」「德音莫違」「壽考不忘」「君子至止」「萬壽無疆」「以介眉壽」等等,不能一一列舉。當然,不是說只要詩中一出現這一類的詞語,就說明這首詩是貴族的,平民也完全可以說一些這一類的詞語。我想這是一個綜合的判斷。比如〈鄭風.緇衣〉第一章說:「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緇衣是一種黑色的衣服,周代貴族用為朝服,《禮記.緇衣》是明證。由此判斷,這首詩應該是貴族文人的作品。但是,《韓非子.說林下》中提到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這裏的「緇衣」指一般的黑色衣服,或者有人會說僅憑「緇衣」一詞,不能斷定這首詩出於貴族之手。但是如果結合下文的「授子之館」等語,再聯繫前後的詩章,我們認為此詩就不太可能與民歌有什麼關係。
綜合這些因素來看,〈國風〉中的詩歌可以斷定大多與周代的貴族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除了一些不能確定的以外,絕大部分屬於貴族文人作品。以我的觀察,在一百六十一首〈風〉詩中,其所佔的比重大約是百分之七十。其餘少數則無法判定性質,但也未必就是民歌。
自宋代以來,學者就注意到〈國風〉中的〈鄭風〉和〈衛風〉保存了大量的以情愛為主題的詩歌,朱熹每每從道學家的立場說:「此淫奔之詩也。」其實情愛不能說明其民歌的性質。不管有錢沒錢,身份高低,男女情愛都是生命中一個永恆的主題。魏文侯曾經問孔子的學生子夏:「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春秋時期的所謂新樂,主要指的一是鄭衛之音,一是四夷之樂。而我認為所謂「新樂」並不全新,而「鄭衛之音」中恰恰蘊含了不少鄭衛地區,也就是殷商故地的古樂。無怪乎宋玉在〈招魂〉中稱其為「鄭衛妖翫」,這種綺麗侈靡的音樂,豈是鄉間平民玩得起的?
《韓非子十過》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衛靈公其樂官師涓去晉國,行至濮水之上,半夜聽到樂聲覺得非常好聽,於是讓師涓「聽而寫之」,也就是記錄下來。到了晉國以後,衛靈公向晉平公和晉國樂官師曠誇耀「有新聲,願請以示」。於是師涓用琴演奏,但演奏到一半的時候被師曠制止。師曠說這是商末的樂官師延為紂所作的「靡靡之樂」,武王滅商之後,師延自投於濮水,所以這是亡國之音。如果剔除其中的傳說成份,這個故事也許透露了殷商舊樂在其故地鄭衛之間部分地流傳下來。《釋名.釋樂器》中明確地記載﹕「箜篌,此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後出於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存也。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謂之『淫樂』也。」
那麼這些桑間濮上的音樂和詩歌能否算是民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