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版序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於2015年7月舉辦的「香港書展」期間出版，我感到十分開心，好像心裏積聚的一堆說話，突然間有機會傾訴出來。本書出版後，有買了來讀的朋友問我︰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寫這樣題材的書？是否有感於現在不少年輕人只說自己是「香港人」，不願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我構思一部以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為題材的書，其實早於我在2014年出版的《真實的貧窮面貌—— 綜觀香港社會60年》一書以前；不過，2013年秋，我接受扶貧委員會的委託進行退休保障的研究，當時手頭上有不少與貧窮相關的資料，所以先完成《真實的貧窮面貌》一書。我要寫一部以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為題材的書，因近年常有一個問題在我腦裏縈繞不去，這個問題是︰為什麼香港市民近年在意見上常有分歧，近乎凡事爭吵不休？我講的分歧，並不單指市民對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而是背後所持的理念和價值，也常有很大的差異，根本無法透過對話和溝通加以彌補或收窄。更令人憂慮的是：雙方都認為自己的看法是對的，所以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對話只會令大家更加堅持己見，分歧只會加深、不會化解。
我深一層的去問︰為什麼市民對事情的看法會有這樣南轅北轍的立場和價值觀？我想了很久，並且把市民的意見分歧和近年一連串有關香港的爭議事件連在一起，包括：東北發展計劃、港珠澳大橋和連接九龍與深圳的高速鐵路的興建等。我發覺在回歸前，類似因發展而引起的衝突和紛爭也是數之不盡，例如興建地鐵時涉及的收回土地和居民安置等，但問題大多可以順利解決，關鍵離不開賠償金額的多少，簡單來說就是一個「錢」字。近年來的爭議，我發覺「錢」不再是萬能，例如東北發展計劃，反對者要求的並不是合理的賠償，而是政府為什麼要毀人家園，更且認為政府與其消滅香港的農耕活動，為什麼不收回只限少數有錢人玩的粉嶺高爾夫球場？這種賦有濃厚價值取向的看法，是回歸前沒有的，我想這種價值觀念的分歧，正是現在眾多爭議事件無法解決的因由。
這樣，不同的立場和價值觀與身份認同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我也想了很久，而觸發我把兩者扯上關係的，是一次聽到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美國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時用上「美國夢」（American dream）一詞。「美國夢」並不新鮮，美國政界領袖常用上「美國夢」來激勵人心，但對於這個「美國夢」，我不會有任何感受，也從來不會有這個夢，原因十分簡單：我不是美國人，所以我從來不會發「美國夢」。這個夢可以挑起美國人的感情，全因他們是美國人，而一旦有了這個美國人的身份，他們就有權去追求這個夢答應他們所要得到的東西，以及這個夢給予他們的願景和理想。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2014年）提出「中國夢」，在香港並沒有引起迴響。我看原因之一，是大部分香港市民並不着意自己中國人的身份，特別是自己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份子；所以什麼「中國夢」，就好像離自己很遠，並不是生活在香港的居民所要追求的。
從「美國夢」和「中國夢」的例子，可見住在同一地方的居民，他們對自己身份的感受，會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看待這地方事物的立場和看法。就是因為身份與價值觀念的密切關係，我覺得有需要就着自己過去七十年在香港生活的經驗，回顧一下我是以怎樣的身份在香港居住，這樣我才能明白，香港居民在戰後這段時間內，他們對事物所持的立場和價值。
當我構思這本書的內容時，有一個問題在我心裏停留不去：香港居民是否有國家觀念？香港居民的難民心態，無疑在七十年代逐漸淡去，但時至今日，我覺得香港居民的難民心態並沒有完全消失。所謂難民心態，講的是我們一般十分短視，一切以眼前的利益為依歸。為什麼這種心態沒有消失？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香港人從來沒有國家觀念，即使從七十年代開始自稱為「香港市民」，但市民的身份及其連在一起的價值觀，總給人一種「有所限制」的感覺，尤其香港這麼細小的地方，能夠給居住在這裏的人什麼願景和理想？但香港居民今天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又有多少香港人以自己「中國公民」的身份而感到自豪？
就是這一連串有關香港人的身份和價值觀的問題，促使我於2014年秋開始提筆寫現在這本書。那時候，正值「佔領行動」鬧得如火如荼，我聽到有些年輕人十分強調自己是「香港人」，甚至不願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當我聽到這些說話時，心裏實在感到迷惘。我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自己是中國人，卻要加以否定？香港居民有「香港人」的身份感受，正如其他大城市，如倫敦、紐約、上海的居民一樣，但「香港人」的感受，就表示我們不是「中國人」嗎？有些人把「香港人」與「中國人」對立起來，甚至互相排斥，這樣會有什麼結果？本書未必能對這個關乎香港未來的問題提供答案，但本書敘述的，應可幫助讀者把問題弄得清楚一點，討論時也知焦點所在。
本書今年7月初版之後，僅兩三個月就收到中華書局因售罄要重印的消息，感恩之餘，也因應出版後各方的回響及建議，借此次增訂再印的機緣，添了此文作「補序」，另在附錄後，加上一篇一萬多字的簡要敘述。原因是幾位任教中學的老師讀完本書後，認為本書應有助同學對香港社會發展的認識，但要求他們對逾半個世紀發生的事感到興趣，實在有點勉強，提議我把內容化繁為簡，幫助年輕一代對身份認同和價值觀的認識。我覺得這個提議很有意思，遂在本書末加上「全書簡要」，把本書要旨扼要簡述，對提意見的老師也有所交代。
周永新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引言
寫作的緣由
去年書展，中華書局給我出版了《真實的貧窮面貌——綜觀香港社會60年》一書，負責與我聯繫的黎彩玉女士，曾建議我多加結語一章，她覺得我還有未說完的話。我解釋，其實我想敘述的過去，並不止於香港的貧窮面貌，還有其他方面的轉變，我也想就自己所經歷和看見的，一一的記錄下來。因此，我要求書名方面，除了點出內容是關於香港的貧窮狀況外，另加解說，這是作者六十年來對香港社會的觀察所得；這樣，便可以為自己留有後着，我還要就香港的其他面貌寫下去。
《真實的貧窮面貌》一書出版後，我開始構思下一部書的內容。首先，我仍然不想單憑理論和數字來反映香港的狀況，這類書籍和文章坊間有的是；我想寫的東西，必須是自己的親身經歷，或從觀察得來的感受，這樣才可有力的帶出面貌背後的意義。我一個人的經歷和觀察十分有限，也很容易失於片面，有時需要依賴文獻的記錄和傳媒的報道來補充，但我堅持的原則是：記述都是真實的，必須有根有據，不是憑空想當然。
既是從自己的角度看事物，記述難免有偏差，況且年少時沒有寫日記，記憶自然與真實情況有距離，對於這樣的缺陷，我只能安慰自己：人如滄海一粟，不要說社會的整體現象，就是在自己周圍發生的事，自己看到的也不過如盲人摸象。
這樣，本書要記述的是香港哪方面的面貌？我的選擇其實不多。個人的所見所聞十分有限，我的生活圈子從小到大也離不開教育，只有幾年時間從事社會福利工作，接觸的並不是什麼傳奇人物，多是一些中下階層市民。唯一讓我可以憑藉的優勢，是過去六十多年的人生歲月裏，除了一年半的時間在英國求學，其餘皆在香港渡過；短暫的旅遊或出外進修是有的，但沒有超過一年的時間。所以，從戰後到現在，我呼吸的是香港的空氣，香港過去六十年來的起伏，大體上也是我的人生經歷，塑造我的命運和遭遇。
想到我的人生經歷和香港社會的變化，我發現一個很重要的題材，就是我所認同的身份和價值觀。香港是我的居住地，當到了外國時，別人問我來自哪個地方，我自然的反應是說來自香港；若要填寫自己的國籍，1997年前我會寫英國，1997年後因拿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我寫的是中國。不過，無論說自己來自什麼地方，或持有哪個國家的護照，在我的意識裏，只知自己是中國人，從來不會說自己是香港的中國人，或中國的香港人。
過去寫文章時，我經常用到「港人」一詞，指的是生活在香港這個地方的居民，以地域作為區別，猶如生活在上海的居民，他們也常稱呼自己是「上海人」。「港人」無疑是一種身份，但這身份只顯示他們居住的地域，未必有深層的意義。例如，香港有三十多萬外地傭工，他們領有香港居民身份證，廣義上說，他們也是「港人」；我在大學指導的研究生，不少來自內地，他們在內地著名大學畢業，來了香港唸書，也領有香港居民身份證，不能說他們不是「港人」。其實，如果只有在香港出生的才是「港人」，我也不在「港人」之列；我在廣州出生，兩歲時由父母帶來香港。所以，「港人」只是一種通稱，未必與身份認同有關係。
我不想就「港人」的意思爭拗下去。本書寫作的目的，並非如法院一般，必須給「港人」清晰的定義；我寫本書的目的，是要記述住在這個地方的人，即一般稱的「港人」，是怎樣看自己的身份，以及他們所持的信念和價值。「港人」既是根據地域來定義，所以我要記述的，就是在過去六十多年裏，即從二次大戰結束到現在，凡曾住在香港這個地方的人，他們是怎樣看自己的身份，及他們怎樣衡量事物的價值；這些稱為「港人」的人，或許只曾在五、六十年代時在香港居住，後來移居外國，或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才移民來港定居，但他們都是我要記述的「港人」。
港人的身份認同又是怎麼一回事？我講的身份認同，並不等同個別人士的國籍。以上提了，我出外旅遊時，1997年前填寫的是英國籍，1997年後是中國籍，用意是在外國一旦出了事，當地政府可以知道把我送回香港，因護照上寫明我在香港擁有居留權，或情況危急時，他們可以找當地的領事館為我提供協助。在此補充一句，旅遊證明文件理論上屬簽發國家或地區的物品，持有人拿來作旅遊用途，所以不得修改護照上的內容。
國籍不是本書要討論的，我要記述的是港人的身份認同，即他們是以哪一個群體或組織作為自己身份的表示？先舉家庭為例：首先，我要確定自己屬於哪一個家庭：我是誰的兒子？誰是我的兄弟姊妹？知道了這些關係，我就明白如何與家人相處；家庭給了我一個明確的身份。同樣，我們在香港生活，有共同的感受，同屬這個地方，彼此也知道各自的權利和責任，這就是我們的「港人」身份認同。以上解說仍有點兒抽象，要留待以後說明。作為本書的引言，我還想講的是：港人對自己的身份有了共同的看法，他們會曉得如何與別人建立關係，對政府有什麼期望，政府對自己又有什麼要求。
再以家庭的關係為例，六、七十年代期間，那時做父母的，都希望子女畢業後能考入政府當公務員，職位不用計較，總之當了公務員，飯碗就有保證；當時的用語是「鐵飯碗」，公務員年老時還可領取退休金，不愁「臨老唔得過世」。為什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父母希望子女當公務員？這就得首先明白，當時港人是怎樣看自己的身份。戰後港人多是從中國大陸逃難來港，香港給了他們立錐之地，但難民的生活十分艱苦，工作時有時無；他們不想子女重複自己的經歷，希望子女找到穩定的工作，生活不致朝不保夕；任職公務員雖不會飛黃騰達，但生活安定，子女就能按部就班、一級一級的往上爬，前途便有保證。當時父母盼望子女入職公務員，是盡了他們做父母的責任，是他們給子女最好的忠告；今天看來，這種想法十分迂腐，可能妨礙子女自由發展的機會，但我們要明白，戰後港人以難民的身份在香港居住，他們對子女的忠告，是他們從難民的角度看子女的前途。
二次大戰結束到現在，六十多年來，世界大環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身處在這洪流之中的香港，本身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也隨時代不斷的改變。港人生活在這千變萬化的香港，他們的身份怎可一成不變？當戰後來港的難民逐漸成為過去，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新一代接踵而來，他們對事物的看法自然與父母不一樣，對自己的身份也會有不同的體會。我們得承認，過去六十多年來，港人的身份不時改變，不只一次，是多次的改變，連帶他們對事物的價值觀也不斷改變：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六十多年來，港人的價值判斷就這樣前後出現差異：往日是尊卑有序，今天講的是平等、自由。或許有人慨嘆：今不如古、世風日下，但改變了的身份和觀念是無法挽回的，我們就算不能欣然接受，也必須明白箇中變化的原因。
這就是我寫作本書的目的，是要把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念的變化記錄下來。我經歷的事物和觀察的範圍都十分有限，但我願意以自己所知道的，說出我的感受：或許是喜樂，或許是悲哀。
周永新
二〇一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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