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的話
這本書像是文選，又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選。它的前一部分主要是梁先生的古建調查報告、解放前後關於建築的一些文章，包括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被迫所作的檢討；後一部分則是書信，主要是寫給我的書信；其時段起自1962年，終至先生去世前夕，幾乎全部第一次公開面世。梁先生文章中穿插的文字，是為便於讀者閱讀，我所作的說明。從這本書中，讀者可以把捉到梁思成一生思考和關注問題的大體脈絡。它的特點也在於此，故而名之“心靈之旅”。
解放前，梁思成主要是一個學者。他熱愛祖國，關心國事；但他留給後人的文字，更多地集中在他所研究的建築領域，集中在學術的範疇。
近來，一個朋友常常與我談及梁思成的事業與生活。他沒有像其他學者那樣討論古建築本身，而是更關注於先生當時的工作環境與社會狀況。
梁思成曾在他的古建調研報告中說：“旅行的詳記因時代情況之變遷，在現代科學性實地調查報告中，是個必要部分。”這些“行程”、“記遊”生動翔實地記下了當時古建存在的狀態、那個年代的社會環境，更浸含著主人公所經歷的歡欣與挫折，留下了那個年代對這些古代建築描述的文字記錄。
梁思成開展古建調查的年代，整個國家民族都處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威脅之下。他深刻地認識到，古代建築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結晶，一旦戰爭爆發，我國的這些珍貴文化遺產將可能毀於一旦。他是一位建築學家，更是一位愛國主義者。他帶著緊迫感，與學社同仁們不畏艱苦，馬不停蹄地在華北地區尋找和勘查。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他們找到了唐代的佛光寺以及華北地區大批宋、遼、金時代的古建。梁思成將其完整地記錄下來，作為財富留給了子孫後代。以後的歲月裡，只要條件允許，他都不放棄調查古建的機會。直到1961年，他依然不辭年邁，對廣西容縣真武閣進行勘查研究。可以說，他是盡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來完成歷史交給他的使命。
讀者通過先生的這些文字，能夠更為感性地體味中國古代建築的魅力與梁思成的建築思想。
為了培養新一代建築學的人才，抗戰勝利後，他就著手設立清華大學營建學系。新中國成立之初，他更是以百倍的熱情投入到新生中國的建設中。他主持設計了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與陳占祥一同向黨提出了新的北京城的規劃方案。也正是在此期間，他開始感到各方的壓力，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進入上世紀六十年代，由於社會政治大環境的影響，先生在學術領域所做的文章漸少（當然，他還一直在進行著《營造法式》的註釋工作）；但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他依舊關注著社會的發展，依舊以一顆赤子般的心懷熱愛著自己的祖國，相信著黨。
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與林徽因是很勤於寫信的人，同時也有保留朋友們信件的習慣。遺憾的是，“文革”期間，面對瘋狂野蠻的抄家批判浪潮，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梁先生在我幫助下，燒毀了費正清夫婦的書信以及沈從文先生寫給林徽因的書信。他只保留了新中國成立後自己寫給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信件底稿。在梁思成存信中，我從未見過梁林二人的往返信件，它們對思成來說應該是至為珍貴的。在與思成相處的日子裡，我也從未聽他提起過這些信件。也許它們已經被銷毀，也許，它們還藏在某一個尚未被人發現的角落！
幸運的是，梁思成與我的這批通信得以留存至今。其間，自然不乏纏綿思戀之語，但更多涉及的是對祖國發展的關注、對社會時事的看法，以及對個人進步的渴求。到了1966年，即使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嚴峻形勢下，他還是努力要跟上形勢，在對吳晗、翦伯贊等人的批判中，他一方面檢查自己，一方面聽從黨的安排。然而，極具戲劇性的是，正當他認為自己緊跟黨走的時候，當時的清華大學黨委卻正在準備批判梁思成和錢偉長的材料。
這批書信，本是我們夫妻間的私房話，是否適宜發表，我有很大的顧慮。然而，接觸到這批書信的朋友們卻有著不同的看法。他們都說，信中透露出了梁思成對祖國的忠誠、對生活的熱愛以及對家庭的責任感。與我結婚時，他已年逾六旬，但對待妻子，他依然充滿了激情和真誠。他在對待我的情感中包含著他的同齡人所少有的青春的活力。同時，他還關懷老人，愛護子女。當時，在健康日益惡化的情況下，他仍心懷著對民族文化的高度責任感，拚盡心力完成了宋代《營造法式》的註釋研究工作。
這批書信，比較生動真實地反映了先生晚年的生活和思想面貌，也反映了他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局限。它們對讀者研究梁思成的生平思想，了解特定歷史階段中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一定會有助益。梁思成不是家屬的私有，他屬於他的祖國和人民。因此，我決心將這部分資料曝光，讓世人評說。
讀罷此書，你將看到這樣一個梁思成 ── 他堅忍而又困惑，高尚卻有缺點，豐厚而又純真！
林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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