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舒伯特長大
最早對舒伯特的認識和印象是父親書房牆上所掛的一幅他的肖像。父親也是一位作曲家,他最崇拜的西方作曲家就是舒伯特,甚至把自己的形象和舒伯特相比,彷彿還揣摩出幾分相像之處。當然,父親在鋼琴前埋首作曲的時候,更認同舒伯特了,甚至口中唸唸有「調」,把舒伯特的某段曲子先彈出來,然後大讚其作曲法之玄妙:怎麼用這一個奇妙的和弦作結,真是意料不到!有時他甚至會走出書房,向我的母親—另一位音樂家—大談舒伯特的妙處,但母親往往微笑不語,不置可否。父親最激賞的是舒伯特的藝術歌曲,真是佳品無數,曲曲動人,譬如《小夜曲》(Serenade)、《菩提樹》(Der Lindenbaum),當然還有那首驚天動地的《魔王》(Der Erlkönig)。
父親當年在新竹師範教音樂,我在竹師附小讀小學。記得新來的校長高梓女士是位舞蹈家,而且在美國留過學,所以她上任後風格一新,要全校師生都學跳舞,男生也不能例外。所以她特別為我們男生編了一個集體舞,名叫「干戈舞」。我們每一個人赤膊上陣,每人還拿了一支竹竿,互相敲敲打打,並作各種隊型的變幻。練習時,彈鋼琴伴奏的那位助手似乎技巧不足,彈得非常生硬,奏出的音樂也僅為了符合拍子,聽來一無是處。最後,當表演綵排時,我們的音樂老師親自彈奏,音調完全不同了,原來那位助手把不少音符彈錯了,該升的(例如升F)不升,該降的(例如降C)不降,所以才那麼生硬。經過我們的音樂老師照譜還原後,音樂突然顯得生動活潑起來,我們遂聞歌起舞,其樂融融,表演得十分出色。原來高校長為我們選的這首鋼琴曲,就是舒伯特所作的《軍隊進行曲》(Marche Militaire)。
從小學進入中學,我以最低分考上以音樂教育享譽全省的新竹中學。中午休息時間,每間教室和走廊上的擴音器都會播放古典音樂。記得聽得最多的就是莫札特和舒伯特。據說聽莫札特的音樂連母牛都會多奶,不知對我們這群乳臭未乾的小伙子有何滋育的作用。聽來聽去,就是那幾首歌劇序曲:《費加羅的婚禮》(Le Nozze di Figaro)、《魔笛》(Die Zauberflöte)、《女人皆如此》(Così fan tutte, ossia La scuola degli amanti)等。而播出的舒伯特的唱片多是藝術歌曲,特別是那首《魔王》,幾乎每天中午都要聽一次,起先不知所云,後來才知道是一人扮演兩個角色──一個是小孩,另一個是魔王,小孩被魔王的甜言蜜語所騙,最後驚恐萬分,大叫媽媽。但我還是聽不出鬼氣來,只覺得這首曲子頗為動聽,和《聖母頌》(Ave Maria)、《小夜曲》等較流行的曲子不同,但也說不出其所以然來。
中學時代最熟悉的一首舒伯特的曲子,當然是《菩提樹》,幾乎每一個人都能哼唱。據說台灣在日據時代就有聽古典音樂的傳統,而這首曲子也可能有日文版,當然在《一百零一首世界名曲》等教材中也名列前茅,歌詞變成了中文,至今已忘,但曲調仍然深藏腦際,恐怕要伴我終身了。
舒伯特英年早逝,而且死於梅毒,真是令人難以置信,因為在我的心目中,特別是在幼年時代,他是一位最令我感到親切的作曲家。他的音樂世界中沒有半點污垢,更沒有任何人性的瑕疵,我聽他的歌曲時感受到一種心靈上的恬靜,似乎所有的雜念都隨着優雅的琴聲離我而去。我聽不懂德文的曲詞,卻往往被伴奏的鋼琴聲所吸引,所以我聽舒伯特的歌,勿寧說是他筆下的琴音──那種難以形容的節奏,如行雲流水,又那麼溫柔敦厚;像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詩中的那位「高地女郎」那麼天真,但又流露一股看破紅塵的世故;它從不拖泥帶水,但又較潺潺的水聲更有風韻。如果舒伯特的歌曲像一個在溪畔自憐的少女,那麼我寧願潛伏在小溪的流水中偷看她的微笑面容。總而言之,我自幼從聆聽舒伯特的歌曲中得到一種異樣的領悟:它的靈魂不在歌詞,而在鋼琴伴奏的旋律。這種說法,當然大逆不道,更顯露出我對德國古典文學的無知。(然而又不盡然,當我聆聽理查德.施特勞斯〔Richard Georg Strauss〕的《最後四首歌曲》〔Vier Letzte Lieder〕時,特別是那首《九月》〔September〕,歌詞的大意我幾乎背得出來,雖然仍然不懂德文!)
英國的一家唱片公司Hyperion,一口氣出了三十多張唱片,將舒伯特的全部歌曲錄製齊全,演唱的聲樂家不少,但鋼琴家伴奏只有一位──Grant Johnson。多年前德國名男中音迪斯考(D. Fischer-Dicskau),以演唱舒伯特歌曲著稱(我最喜歡的是《冬之旅》〔Winterreise〕,可能與年歲日增有關),但伴奏的鋼琴家傑拉爾德.穆爾(Gerald Moore)幾乎與他齊名,更遑論另外一張樂壇知名的《冬之旅》的唱片。主唱者並不太重要,樂迷趨之若鶩的反而是鋼琴怪傑里赫特(Sviatoslav Teofilovich Richter)舉世無匹的伴奏。我的這個怪論可能也不無道理,如果舒伯特的歌曲是魚(他作了一首著名的鋼琴五重奏,就叫作《鱒魚》〔Forellenquintett〕),那麼必須有相得益彰的行雲流水似的鋼琴伴奏,才能夠「如魚得水」。
中學時代所聽的舒伯特音樂,除了歌曲外,似乎只有那首《未完成交響樂》(Unfinished),也是我當年最嗜聽的曲子之一,而且覺得此曲較莫札特的序曲更有深度。特別是第一樂章開始,大提琴奏出來的旋律,真是娓娓動人,帶我進入另一個恬適的境界。此曲沒有完成,可能是這一個樂章太美了,已臻化境(和布魯克納的第九交響曲一樣),不能再續,正像舒伯特這位音樂家一樣,雖前有古人,但絕對後無來者。沒有任何一位後來的作曲家可以和他相比。
也許就因為如此,我長大成人,從來不知道舒伯特還作過任何其他的交響曲。後來旅美留學,在波士頓聽到他的第九—所謂「大」(The Great)──交響樂,初聽毫無興趣,覺得完全不像舒伯特的作品,甚至大而無當,不斷重複的「重」旋律把我壓得喘不過氣來(記得當時初聽的指揮家是卡爾.伯姆〔Karl Bohn〕,典型的德國派),全曲長幾近一小時,我聽來甚不耐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重返芝加哥任教,有一年夏天,偶然又聽到這首曲子,是在芝加哥交響樂團(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暑期的常駐地拉文尼亞公園。仲夏夜有不少樂迷在此流連忘返,記得我陪着幾個朋友來湊熱鬧,節目單上列出的客座指揮也名不見經傳,最後的壓軸戲就是舒伯特的第九交響曲。我十分勉強地耐着性子聽下去,不料幾分鐘後突覺雲散月出,音樂又回到我腦海中舒伯特的「音像」,淡淡的哀愁,後面似是時隱時現的陰影,好像表現出他為生命所作的最後衝刺。妙的是芝加哥交響樂團的一貫沉重音色(有人說是德奧式的傳統)竟然也輕了許多,而促之產生這種不尋常變化的是一位俄羅斯年輕指揮──瓦列里.格吉耶夫(Valery Gergiev)。十多年後,此公一手擎天,把聖彼得堡的馬林斯基劇院(舊稱基洛夫歌劇院)訓練成世界第一流的音樂團體,以演奏俄羅斯歌劇和交響樂而舉世聞名。然而在我的心目中,他永遠是一位舒伯特的詮釋者,可惜據我所知他從未灌過此曲的唱片。詮釋風格與之接近的是阿巴多指揮歐洲室內樂團(Chamber Orchestra of Europe)演奏的版本(DG公司一九八八年版)。
人過中年以後,我對舒伯特的興趣也逐漸從他的歌曲和交響樂轉向室內樂。舒伯特生前最喜歡和幾位好友一起「玩音樂」,這一類型的室內音樂遊戲,就叫做「舒伯特沙龍」。我無緣躬逢其盛,只能偶爾在夜深人靜時,從唱片中幻想他在這「音樂沙龍」中的風姿。他的鋼琴三重奏和弦樂四重奏中,時有喜氣洋洋的樂章,但我最喜歡的還是他拿手的弦樂五重奏──弦樂四重奏外加一把大提琴,但毫無沉重的感覺,第二樂章迴腸蕩氣,聽來更令人肝腸寸斷。我往往故意把這首曲子當作他的另一首四重奏《死與少女》(Der Tod und das Madchen)來聽,如果後者描寫的是少女多於死亡,那麼前者則可視為舒伯特為死亡寫的前奏曲。我聽了無數張此曲的唱片,但最喜歡的還是最先購得的維也納愛樂四重奏樂團(加上一位大提琴手)演出的版本(Decca出品),奏得不熅不火,因此也更加動人。據說,名鋼琴家魯賓斯坦(Arthur Rubinstein)就指定此曲作為他葬禮的音樂。
二○○二年三月母親過世,我和家妹、妹夫把她的骨灰葬在台北近郊的金寶山墓園,和父親在一起,小山下面就可以看到鄧麗君的墓。安葬完畢後回到香港,似乎覺得悵然若失,我從來沒有問過母親是否喜歡舒伯特,也沒有聽過她彈奏任何舒伯特的鋼琴曲(或教她的學生彈),也許他的鋼琴奏鳴曲太難了,不如讓她聽一兩首舒伯特的《即興曲》(Impromptus)。此曲共有兩組,各四首,我擁有兩個版本,一個是默里.佩拉西亞(Murray Perahia)演奏的,頗為華麗瀟灑;另一個是在香港買的,演奏者是原籍羅馬尼亞的拉杜.魯普(Rudu Ludu),表情似更深刻,還帶有一點淡淡的哀愁。謹以此曲獻給母親以慰其在天之靈,也許她可以和父親共同聆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