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文的歷史發展
所謂古文
“古文”兩個字可以有幾種不同的意義。我們現在所說的古文,則是指與現代語體文相對的一切文言文。事實上,在五四以前,幾乎一切正式行用的文章都是用文言寫的,從上古一直到五四前的一個時期,在漫長的年代中,儘管文體經過很大的變化,在今天看來,都算是有別於現代漢語的文體。所以都可加上“古文”的名稱。
當然,用文言寫的不一定都是好文章。但是在舊時代裡,著名作家們所寫的,有不少精湛卓越、不可磨滅的作品,非但可供我們今天的師法、借鑒,而且事實上我們一直受到這些作品的影響,其中有些詞彙、成語、語法以及修辭技巧,都還在日常應用的語文中活生生地繼續使用著,並沒有完全遠離我們,所以值得欣賞、學習,汲取其優點。
作為一個文體來說,古文的名稱起於唐宋。因為當時流行的文體,大部分是追求華靡形式的,語法也不很嚴格。通過幾個先進作家的創導,直接採取了漢以前比較樸素的風格,加以變化,使其條理暢達,簡潔有力,這種文體,名為“古文”。雖然名為古文,實際卻含有革新的意義。由宋到明清,這種古文的影響逐步加深加廣,為文學界所普遍接受,雖然仍舊名為古文,實際已經是比較符合時代要求的文體了。不過當時也還有兩種文體不屬於這個範疇。一是駢體,在美文方面仍然通用,一是制藝,在科舉考試中是必須使用的。所以在那時代,古文別於那兩種而言。
這種從唐宋以後興起的所謂古文,是我們所要學習的主要部分,因而必須有清晰的認識。
上古的文章
不言而喻,上古的文字是非常簡略的。我們所能看到的不過是些記事的文字,只用些實體詞記載事實的概略,動詞形容詞都用得極少,其他介詞連詞都不如後來的多,所以讀起來覺得枯燥質樸,沒有情調。在古器物的銘文上看見的都是這種。從現在的習慣說來,還不能算是文章。然而也已經有了一些特定的表示語氣。例如記事文在開始的時候總是用“惟”字引起下文。又如由此事以至彼事則用“乃”字(古字寫作迺)以表因果關係。又如在頌祝的時候用“其”字表示希望。這些就是文言語法中的助字(虛字)所由來。逐步發展下去,這類的用語多了,於文氣的抑揚轉折,理路的層次脈絡,就大有幫助,因而成為文言文的主要特徵。
上古的用字幾乎全不是我們所習慣的。非但我們今天不習慣,司馬遷在西漢時代已經覺得《書經》的文字難於理解,所以不得不用當時通用的字來代替《書經》上的字,試舉一節《書經》和司馬遷《史記》的譯文對照起來看。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囂訟可乎?”(《書經.堯典》)
信飭百官,眾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史記.五帝本紀》)
從這裡可以看出司馬遷用的字確實距離我們近了一些。然而這不等於說《史記》的文章好過《書經》的文章。相反,《書經》有《書經》的優美風格,司馬遷的翻譯也不免破壞了原有的優點,變得直率無味了。假使司馬遷按照他的自由意志來改寫,必然會好得多。所以知道文章風格是各自獨立的,並不因為時代遠了就貶低價值。
至於用字,誠然各時代的習慣不同,然而也正因為一個意思可以用不同的字表達,才使我們的詞彙日益豐富。例如《書經》上的“庶”字和“咸”字,在今天看來,果然不如“眾”字和“皆”字的熟悉,但是“庶”字和“咸”字也並沒有完全僵死,一直還可以替換著使用。所以,由於悠久歷史的積累,新的不斷產生,舊的也存儲備用,文言就提供了充裕的詞彙資源,足以應付多方面的需要。像《書經》這樣簡括肅穆的文風,仍然是唐宋以後古文所追求效法的對象之一,特別在碑銘一類的文章中,更為適宜。
《詩經》
在助字使用方面,與《書經》表現相反趨向的,就是《詩經》。在《詩經》裡,可以發見大量而且經常使用的助字。這些助字往往也是後人所不熟悉的。然而不難看出:憑藉這些助字,語氣就非常活潑生動,情調也非常宛轉纏綿。因而大不同於《書經》和上古器物上的銘文了。舉下列的句子為例:
于以採蘋,南澗之濱,于以採藻,于彼行潦。(《詩經.召南》)
已矣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詩經.邶風》)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詩經.鄘風》)
第一例的語氣多麼從容美妙;第二例又多麼沉痛;第三例又多麼憤激!為甚麼能有這樣細膩的表情,使我們讀起來恰和聽見作者親口念出來一樣呢?完全是由於助字的大量使用。這些助字多半屬於“聲態詞”的性質,在當時本來就是按口語寫出的,口中發出怎樣的聲音,筆底下就寫出怎樣的字,這樣自然活潑而宛轉了。到了後來,口語的語法上起了些變化,習慣就愈離愈遠,有些助字的用法就完全不同了,譬如在第一例中,句子開始用“于”字,這在現代國語中簡直沒有相當的字可以代替,因而很難體會其語氣。至於第二第三例中的“矣”、“哉”、“也”等字,用法還和現代國語中的某些字相當,所以我們讀起來還親切有味。
唐宋以後古文的特點就是適當運用這些助字,把它們容納在語法規範之中。其結果就能使文言與口語保持著不太遠的距離。
《論語》
文言文中的助字,到了孔子時代記錄下來的議論和記事文章,才充分發揮了作用,現從傳誦最廣的《論語》,舉下列一段為例: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歟)?”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避)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慨然曰:“鳥獸不可以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吾不與易也。”(《微子》)
這段的原意大略如下:長沮、桀溺兩人合夥耕田,孔子走過這裡,派子路向他們探聽一下過河的渡口。長沮說:那位趕著車的是誰啊?子路說:是孔丘。長沮說: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說:是。長沮說:那他一定知道渡口在甚麼地方了。子路又去問桀溺,桀溺說:你是甚麼人?子路說:我名叫仲由。桀溺說:是魯國的孔丘的門徒嗎?子路說:是的。桀溺說:天下滔滔都是一樣的,換來換去還不是這樣?並且與其跟那避人之人在一起,何不跟避世的人在一起呢?說罷還是不停地鋤地。子路把這話走去回報孔子,夫子甚為感動說:鳥獸是沒有法子合夥的,不同這班人一起,又同誰一起呢?即使天下太平了,還是要讓他們獨行其是的。
試看這段敘事,層次分明,交代清楚,固不必說。在問津之下用一個“焉”字,在執輿之上用一個“夫”字,這都本不是必須用的字,但用了以後,就使人感覺前者顯出停頓的語氣,而後者顯出提起的語氣,在行文之中發揮著修飾的作用。孔子答話的時候,用慨然二字形容被感動的神情,這又是文言中的特點,善於使用簡練的語言表達複雜的情感。
再看一段孔子的議論文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季氏》)
這樣文義顯露,娓娓動聽的文章,只在《論語》中初次遇見,在以前是不會有的。《論語》的文章所以不同於以前的文章,主要是廣泛使用的句首的助字,如“今”、“夫”、“今夫”,以及句尾的助字,如“與”、“矣”、“也”。一篇之中,反覆數次地出現。這樣一來,表達講道理、論是非的語氣就更為有說服力了。比前面所舉的一例,又進了一步了。
孔子在聽到將伐顓臾的消息時,就說:“求啊!這件事只怕做得不對吧!講到顓臾,當初的天子原是叫他坐鎮蒙山地區的,而且已經畫在我國領土之內的了。它就是忠於我們國家的臣子啊!為甚麼要去伐他呢?”冉有自己辯解說:“他老先生要這樣辦,其實我們兩個在他手下本不贊成的。”於是孔子說:“求啊!上古周任有句話說:‘各人按照各人的能力走上自己的崗位,如果沒有能力就應當退下來。’假使看到危險不能去支持,倒下地來不能去扶起,那又何必要甚麼輔佐的人呢。而且你這話也說錯了,如果養的野獸跑出籠子來,貴重的寶物在匣子裡受到損壞,試問是誰的過失呢?”冉有又說,“論起顓臾這個地方,是個險要所在,而又離費邑太近,不把它拿過來,必然會替後世子孫留下禍害的。”孔子說:“求啊!君子所恨的,就是不說自己想這樣罷了,偏要找出理由來強辯。按照我的意見,無論當國當家,所怕的並不是缺乏而是不均勻,並不是貧窮而是不安定。因為均勻就無所謂貧窮,和諧就不至於缺乏,安定就不至於危險。既然是這樣,那末,遠方的人有不服的,可以採用和平的方法,引導他們來,來了就要使他們安定。現在呢,由與求,你們兩人輔佐他老先生,遠方的人不服,並不能夠把他們引導來,國內分裂破散,也不能夠保持完整。倒要打算在自己國內使用武力,我恐怕季孫擔憂的不是顓臾的事,而是自己家門內的事啊!”
兩下對照,就知道句首的助字幫助“起、承、轉、合”而句尾的助字幫助語氣的抑揚頓挫,這就是文言的特徵。在《論語》中表現得最為顯著,也最為明確。
《孟子》
到了孟子的時代,繼承了《論語》的文法,又進一步增加了一些推論的詞句,由簡而趨向於繁。剛好有一段也是討論冉求的議論文章,可以聯繫起來看: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闢)草菜任土地者次之。(《離婁》)
按照孟子的口氣,就是:冉求這人作季氏的家臣,一點也沒有改善季氏的行為,只是把賦稅增加得超出以前一倍。孔子說過:“冉求不是我們的同道,你們這些後生小子簡直不妨大張旗鼓攻擊他。”照這樣看來,為君的不行仁政,倒替他想法子弄錢,這種人都是孔子所要唾棄的。何況還要替他進行橫蠻的戰爭呢?為了爭奪一塊地方而戰爭,就會殺死遍地的人,為了爭奪一處城池而戰爭,就會殺死滿城的人。就是這樣為了追求領土而吃人肉,雖死也抵不了所犯的這種大罪。所以會打仗的,應該處以最嚴厲的刑罰,聯合各國結盟的,次一等,開闢土地(為了備戰)的,又次一等。
孟子這篇文章用了“由此觀之”、“況於”、“此所謂”等等推論語氣的短語或字句,表達了更加複雜細緻的意思,因而增加了文章的矯健。
孟子又特別善於變換使用句尾的助字來增加文章的生動活潑,例如: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萬章》)
按照現代語的口氣就是:萬章問:“有人說:百里奚以五張羊皮的代價把自己賣給秦國養牲口的人作奴隸,為的是藉著餵牛向秦穆公謀求錄用,真有這事嗎?”孟子說:“沒有,不對。這是喜歡造謠的人造出來的。百里奚原是虞國人。晉國拿出寶玉和名馬向虞國請求通過虞國的國境出攻虢國。宮之奇勸阻虞君不要答應晉國的請求,百里奚卻不去勸阻。他是知道虞君不聽勸說的,因而離開虞國去到秦國,年紀已經七十歲了。難道連用餵牛來干求秦穆公是件卑污的事都不懂得,這能算得明智嗎?明知無法勸就不去勸,這能不說他是明智嗎?知道虞君要亡國,先就離開到秦國去,這不能不說他明智啊!到了適當的時機,在秦國活躍起來,知道秦穆公是個可以合作而能成功的人,就去輔佐他,這能不說他是明智嗎?輔佐他以後果然使他的君主顯名天下,傳於後世,不是個賢人,能夠這樣嗎?若是為了成就他的君主而出賣自己作奴隸,鄉里中但知潔身自好的人都不肯這樣幹,你說一個賢人肯幹嗎?”
凡是遇到反覆深入分析問題的時候,這種文法是非常合適的。
同時還要注意:現代語有必須加字方能清楚的地方,文言是可以簡省些的。然而是文法上的簡省,不是修辭上的簡省。在整個結構上只要發揮透徹,話雖多並不嫌多。這也是孟子文章風格的特點。當時的人就說孟子好辯,果然他是辯論的好手。
孟子本來是戰國時代諸子之一,戰國時代的諸子各有獨特的文風,其中如莊子,尤其對後世的文學,有著深切的影響。但是還遠不如孟子影響之大。因為他是儒家的正統派,直接繼承孔子,很久以來就把他當作經書讀,所以《孟子》和《論語》的文法已經成為一般文言文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