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度行

導讀︰舒新城和他的《香港六度行》（周佳榮）

香港六度行
說明   039
壹  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二月十九日   041
貳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十一日   067
叄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十七日   081
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九四○年一月八日   109
伍  一九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五月五日   129
陸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四月二十四日   153

導讀

舒新城和他的《香港六度行》
周佳榮

　　一  舒新城的生平和著作

　　中華書局成立於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是現代中國兩個有逾百年歷史的出版機構之一。其創辦人陸費逵（伯鴻，一八八六—一九四一年）是出版界的著名人物，主編《辭海》的舒新城也為人所熟知。二人同時都是教育家，為文化事業作出了貢獻。

　　舒新城（一八九三—一九六○年），原名玉山，又名建勳、維周，字心怡，號暢吾廬。湖南溆浦人。一九一三年就讀於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本科英語部，一九一七年畢業，曾任教於福湘女校、湖南第一師範學校，一九一九年參與創辦《湖南教育》月刊。一九二一年起，任上海中國公學中學部教員、國立東南大學附中研究股主任；一九二四年任國立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教授，講授中學教學法、教育學、心理學等課程。次年夏到南京，從事教育史研究和著述。

　　一九二八年四月，舒新城應上海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編輯所所長陸費逵之聘，繼徐元誥擔任大型工具書《辭海》主編；一九三○年一月，舒新城出任中華書局編輯所所長，兼圖書館館長、函授學校校長。1一九三六年，《辭海》以兩卷本形式出版，收有一萬三千個單字，共達十萬個詞條，深獲好評。舒新城從此幾乎終生與《辭海》結緣，奠定了他在辭書編纂方面的重要地位。

　　其後於關鍵時刻，舒新城一度代中華書局總經理之職；又曾兼任國立暨南大學、復旦大學教授，講授中國近代教育史等課程。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舒新城任中華書局辭書編輯所主任、《辭海》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和《辭海》編輯所分開辦公。舒新城晚年，曾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上海政協副主席。著作甚豐，以《近代中國留學史》和《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為代表，另有《教育通論》、《現代教育方法》等，及主編、譯著多種。2

　　舒新城自幼養成撰寫日記的習慣，一九○八年至一九六○年間，有日記手稿近五百萬字，部分曾經出版。他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出版的《漫遊日記》（上海：中華書局，一九四五年），分為四編：一是《扶桑紀遊》，記一九三○年秋奉公司命赴日本考察出版業及教育的情形；二為《北遊日記》，述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三一年赴北京、天津、河南省和山東省考察教育的經過；三是《江浙漫遊記》，寫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七年於休假期間在江蘇、浙江地區遠足和旅行的情形；四為《香港六度行》，長達八十五頁，逐日記載他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間，一連六次，「困居上海因事不得不去香港的旅途概況」。3

　　舒新城也是一位攝影家，曾編著《攝影初步》、《美術照相．美的西湖》等書。《漫遊日記》中，並將他在各地所拍攝的照片擇要加入，單是《香港六度行》內，就刊登了「香港」、「上山電車」、「兵頭公園」、「匯豐銀行」、「香港仔」、「淺水灣」、「九龍宋王臺」、「山光飯店」八幅。有的已成歷史陳跡，有的面目依稀相似，撫今追昔，令人倍覺珍貴。

　　《香港六度行》寫於抗日戰爭開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舒新城六次往還港滬兩地之間，把他在船上和旅途中的生活情況及所見所聞，按日作了記錄，間中加入一些感想和評論，不妨說是抗日戰爭前期的滬港雙城記。從中既可看到中華書局在戰時的狀況，又可看到香港社會民生的面貌，令人感受到戰時的氣氛，在國家苦難期間，知識人士仍為文化事業不懈奮鬥的情操。細心閱讀，肯定有更多體會和所得。以下介紹的內容，主要集中於戰時中華書局的業務、關於香港的見聞、文教界人士的活動、中外各國民風的比較四方面。

　　二  滬港兩地的中華書局業務

　　中華書局從創辦時起，即以編印教科書作為業務重點。《中華書局宣言書》強調：「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基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也。」並列出書局的四大宗旨：一、養成中華共和國國民；二、並採人道主義、政治主義、軍國民主義；三、注重實際教育；四、融和國粹歐化。4

　　抗日戰爭前，中華書局先後設立分局四十餘處，業務穩步發展，成為當時中國第二大出版機構。但一九三七年秋，上海燃起抗日戰火，中華書局的編輯出版和營業均受到嚴重影響；同年十一月，設香港辦事處，陸費逵駐港主持總辦事處的遷移與香港分廠及南方各分局的業務。因內地不少交通受阻，上海之書均陸續運港轉達；香港分廠亦積極印製教科書，連同文儀等貨品，輾轉運往內地各省，供中小學各年級使用。

　　到了一九三八年，因戰事持續及蔓延，中華書局被迫裁員減薪，引起工潮。上海總公司及印刷所、編輯所職工組織同人會，部分職工轉赴大後方及香港復工。舒新城第一次到香港，就是為了與陸費逵討論此事。二月九日，他在其昌碼頭上加拿大皇后號大船，赴港之人甚多，船開行後，舒新城「以連日處理工潮過勞，在室靜臥」。船於十一日下午到香港，但見入口「兩岸均紅石小山，水口甚狹，不過百數十丈；左為香港，右為九龍，岸上房屋均為平頂式。三時三刻抵九龍之尖沙咀碼頭」，隨即與到來接船的周開甲「乘七路公共汽車（此間少人力車），循彌敦道直趨伯鴻寓所」。當晚入住彌敦大酒店。翌日乘十一路（號）公共汽車至馬頭角中華書局分廠參觀，二月十二日的日記有以下清楚的記載：

　　分廠三層，鋼骨水泥，佔地四畝餘。分印書、印鈔兩部。印書部有輪轉機一全部，密力機八部，工友二百餘人。印刷部大電機四部（現開三部），四色機一部（尚未裝畢），小電機數十部，工友近千人。

　　早於一九三一年底，陸費逵已赴港籌辦購地建廠等事；次年二月至三月間，曾兩次到香港。一九三四年一月，位於九龍的香港印刷分廠建成投產。此舉實受當時中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被炸及其後一連串措施的影響，陸費逵亦需要為中華書局的前景作一番盤算。事緣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一．二八」事變發生，日軍進犯淞滬，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總廠及編譯所、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被炸毀，損失巨大，被迫停業。總經理王雲五提出「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的口號，重整旗鼓，承諾半年後即八月一日復業。該館的排版和印刷工作，決定交由北平（今北京）和香港分廠負擔；同年三月，派李伯嘉赴港主持香港印刷局本版書事。一九三四年四月，位於當時香港筲箕灣道（後改稱英皇道）的商務印書館香港分廠新建房屋落成，該館辦事處及印製工場、書紙樓房等陸續遷入。

　　一九三六年五月，中華書局香港分廠開始承印中央銀行鈔券；此前，曾承印粵桂兩省地方銀行輔幣券。舒新城說分廠設印書和印鈔兩部，就是為了應付不同的需要。他第一次訪港期間，曾於二月十五日到港島，乘電車赴商務印書館訪王雲五、李伯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第二次到港，與陸費逵同到王雲五寓所，「泛談時局營業諸事。」5從《香港六度行》所見，中華、商務兩店的主管人員往來是頗頻密的。作為當時華人社會最大的兩家出版機構，既有同業競爭的時刻，也有合作協調的關係，先說競爭。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華書局香港分局開幕，店址在港島皇后大道中六十九號，成為商務印書館在香港的競爭對手。在這年和以後的《華字日報》上，經常出現中華書局的廣告，且與商務印書館的廣告並列，競爭激烈的情況可以想見。《工商日報》常有關於兩家書店的報道，遲至一九四○年，《大公報》上也出現類似的情況，可見同行競爭是持續性的。

　　不過，也有兩家書店合作的例子：一九三六年間，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中華書局香港分局為劃一圖書售價辦法聯合發表公告。6一九四○年五月三十日，舒新城第五次來港期間，就曾與王雲南、李伯嘉、沈百英等「商議小學教科書小本減圖及港之書業公會攻擊商〔務〕中〔華〕書價諸事。所有決議辦法及致分局通告均詳議案，由伯鴻、雲五簽字帶滬」。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於一九四一年二月遷往皇后大道中五十號剛落成的陸佑行，舒新城第六次到香港期間，於四月一日去看過，並有以下詳細的記載：

　　門面闊十九呎，因底層高近二丈，故間七十呎為閣樓。閣樓分為臨時棧房、會計室、經理室、會客室。進門之左鄰為電梯間，其臨街之前段約二十呎深、十六尺〔呎〕寬之閣樓亦屬我有，設臨時圖書室兼客室可兼作會議室。設備頗精。房租每月一千八百元港幣，加棧房及宿舍二幢二百八十元，連薪工伙食電燈等每月開銷約三千餘元，每年須有三十萬營業方可過去。就近兩月計算，門市不過每月萬元，尚不敷開銷也。不過地段好，店面堂皇，在廣告上或有效用耳。

　　當時中華書局還有九龍支局，設於彌敦道六○○號，舒新城在第二天到過，略謂「計門面兩間、同事七人，主任為余錫恩；房租百八十元，日收數十元，可勉敷支」。同日他還去分廠參觀新購的橡皮機，日記寫道：

　　該機每小時可印五千至七千張，較舊機速三分之二，大電機亦開工。此兩部工人不到百人。所謂機器與人爭生活也。四色大電機現雖開工，但只印兩色。

　　此外還有一事，就是一九三六年中華書局在上海創辦保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抗戰爆發後，該公司遷到香港。《香港六度行》中也有關於這方面的記載，例如一九三九年舒新城第三次來港，於四月五日在陸費逵寓所出席保安公司董事會；一九四○年第五次到港，曾至該公司在勝利道的宿舍巡視。但日記內對於保安公司的事務，着墨並不多。

　　一九四一年四月三日，舒新城第六次來港期間，感懷自己鬚髮盡白，恐仍不能不為生活忙，而不能安心於所要做的工作，「至於國難廠憂更時時縈擾於心。想念及此，真是憂心如焚，慄慄危懼。」他說：「公司現在在經濟上雖可過去，但太平洋發生戰事即將不了，即無戰事而人才之缺乏，戰後復興亦大難事。」四月二十二日離港，第二天的日記寫道：「六度赴港均未能學習粵語，此次購得《粵語舉要》歸，擬從無線電中習次。」然而，陸費逵於七月九日病逝。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對香港發動攻擊，英軍節節敗退；二十五日，港督向日軍統帥投降；日軍即於翌日舉行佔領香港的入城式，自此香港在日軍侵佔下，度過「三年零八個月」黑暗日子，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戰爭結束為止。

　　三  太平洋戰爭前夕的香港社會

　　《香港六度行》中，有很多關於香港物價、租金之類的記載。舒新城初次抵港翌日（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即到德輔道中的先施、永安兩間百貨公司購物，謂「各物並不大廉於滬，德法貨反昂，惟英貨較廉耳」，藥品則較上海貴二成。第二天「與伯鴻談及香港為自由港，各物無稅，何以外國貨反高於上海？彼謂近數月上海富庶來者太多，各貨定價抬高三成，故本地人可得八折至少八五折之益利。他國貨較英貨昂者，政府有種種限制也」。

　　較有趣的是飲食方面，「食物較貴，肉八角一斤，雞七角。」他給五元請人代購水果，「但價昂於滬」。曾與二人赴金龍茶室（按：即金龍酒家，在德輔道中一七○號）吃點心，「據謂係香港最大之點心店。各種點心十餘類均嘗之，排骨飯亦如點心。據云粵人午餐均吃點心，下午吃飯，故點心如此講究。共費二元四角餘，連小費三元。」（二月十五日）次日赴理髮店理髮，「洗頭之設備甚好，只要在椅上躺下即可：蓋另有一管接水流入盆中也。」通常理髮只一角五或三角，他是到外人出入之所，連洗頭費七角，比他處昂貴。

　　宴會場面是另一番景象。二月十二日，舒新城到大同酒家（德輔道中二百三十四號）五樓，「入內，只聞麻雀聲：據云自滬戰發生而後，香港、九龍驟增七八十萬人，多江浙籍，遊戲場與旅館酒店之生意特好。叫菜六樣、一湯，費十餘元；每層女招待三人，均着短旗袍，年少有姿色；彼等收入據謂月有五百餘元。臨行時，伯鴻夫人予以一元，我亦予以一元，其進益當可知也。」

　　日記中提到，「港律不許為人口買賣，但蓄婢之風仍熾。婢女稱妹仔，妹仔依律須向政府登記，並須給十五歲以下者月薪一元，以上者元半，並不許作其他不正當之事；但實際上以婢為妾者甚多。」香港禁止蓄婢運動，事緣於一九二二年孫中山任「非常大總統」時所下的禁令，反對蓄婢會在中環必列者士街的青年會舉行成立大會，香港政府旋即下令嚴禁蓄婢，翌年港府經定例局（即後來的立法局）三讀通過頒行禁婢新例。但一些養妹仔的人家，將妹仔改為「養女」（又稱育女）；因一時之間取消各戶養妹仔，會危及許多妹仔的生路，港府遂頒令於一九三○年起進行育女註冊。反對蓄婢會為將這項工作拓展至中國內地，呈文中國內政部，請願令全國禁婢；並去函內地各大書局，請於教科書中增編反蓄婢教材，俾廣收宣傳之效。7舒新城可能是想趁來港的機會，了解一下禁止蓄婢的實際情況，日記中述及此事，似非出於偶然的見聞。

　　二月十五日「至植物公園一遊，攝電影若干呎。港總督府即在園下，但甚小」。其後在船上總結此次行程，詳細寫道：

　　至香港見其交通及其他設施，可見英人之眼光遠大。香港四週均係荒島，但軍事之設施甚固，外表且無從看出。在香港，淡水是生活上之極大問題，平時全賴雨水為水源，而儲水之地，其重要不亞於軍火，故植物公園（俗稱兵頭公園，港俗稱總督為兵頭，該園有某總督銅像故云）之下為大水池，上面則為草場乃蒔花處，使他人無從知之。

　　按：兵頭花園是因鄰近總督府而得名，園內有英皇銅像，日記誤為某總督銅像。舒新城接着又說：

　　匯豐銀行之建築，高達二十餘層，材料均為極堅之鋼骨水泥，上為圓頂，以小轟炸之目標；頂下為水池以儲淡水，底下有容數千人之室，據云凡英國來之英人，有事時均可集居該室，淡水無虞，食料易儲，即有千數磅之炸彈或至大之砲彈，亦不能將該行毀盡，而使居其中者罹難。而總督府之外表，不過一較大之居室，但依山建築，據云地下頗有設施，惟外人不之知耳。

　　對於政治社會狀況，日記中也有扼要記述，謂「香港初時，對於國人政治事務，設撫華司，現改為華民政務司。其他如郵政局，俗仍稱書信館，警察局稱綠衣館或差館，警察稱綠衣等。對華人不言維新，如陰曆節氣港政府多放假，教科書多用民十〔一九二一年〕以前者；《工商日報》等之船期均以陰曆計算，中文報紙均陰陽曆並用。而鴉片、土娼，亦所在多有」。上述各項記事，或出於實際觀察，或由友人處得知，以初次到港的外地人士來說，算是頗為精闢的，當然不免一些未盡真確的傳聞，在今日是要加以考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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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周佳榮主編：《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香港：中華書局，二○一二年），〈百年中華大事紀要〉，頁三五八。

　　2.周川主編：《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人物辭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二○一二年），〈舒新城〉條，頁六一○—六一一。

　　3.舒新城：《漫遊日記》（上海：中華書局，一九四五年），〈序〉，頁一—三。

　　4.周佳榮主編：《百年傳承—中華書局百年紀念》，〈文獻摘編〉，頁二七。

　　5.舒新城第二次啟程來港，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但十二月三日之後，忽載十一月四日至六日事宜。「十一月」應為「十二月」之誤，陸費逵、舒新城同訪王雲五應該是在十二月四日。

　　6.《工商日報》，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7.《工商日報》，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